［作者簡介］鐘金燕，助理研究員，中共中央編譯局戰略部，100032。
*本文是中共中央編譯局2013年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國家與社會合作視野下的當代中國綜合治理研究》（13C15）的階段性成果。［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法律委員會是設立在政務院內部，指導與聯系政法機關、承擔特定歷史任務的過渡性機構。從1949年成立到1954年被撤銷，政治法律委員會在新中國國家法制與政權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鞏固新生政權、保證土地改革和經濟恢復工作的順利進行提供了有力保障。政治法律委員會對當代中國政法傳統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推動、樹立的政法工作邏輯與理念至今仍發揮著重要影響。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大區、?。ㄗ灾螀^、直轄市）、地區（市）人民政府普遍設立了政治法律委員會，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以下簡稱政治法律委員會）即告結束。政治法律委員會的存在雖然短暫，但是對新中國政法傳統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目前，學界尚無學術論文對這個機構進行梳理和研究。政治法律委員會演化的歷史脈絡、組織結構是什么？職能有哪些？它是如何運行的？有何歷史作用與影響？本文擬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旨在推進學術界對政治法律委員會的認知和評析。
一、政治法律委員會的成立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該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為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政務院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負責并報告工作。政務院設立四個聯系與指導性的委員會，分別為：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和人民監察委員會。［1］10月21日，董必武主持召開政治法律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宣告委員會成立。［2］
1951年5月31日，《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關于省以上政府建立政法委員會的指示》規定，“所有?。ㄊ校┖托惺鹨陨系娜嗣裾袟l件時均有迅速建立政法委員會的必要”。［3］11月4日，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董必武指出，“大行政區及省的政法委員會，應即按照政務院關于省以上成立政法委員會的指示，迅速成立”，［4］此后，華北行政委員會、華東軍政委員會、中南軍政委員會、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北軍政委員會均先后設立了政治法律委員會。［5］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將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原屬于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的政治法律分委員會仍然保留，改為行政委員會的政治法律委員會。［6］
縣級基層政權是否設立政治法律委員會，董必武指出：“關于在大區和省一級建立政治法律委員會，到一九五二年司法改革運動期間，省級以上都已經建立了，縣一級設立政法聯合辦公室的工作沒有做（已經請示過周總理，可以不做）?！保?/span>4］（pp.301～302）這意味著基層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靈活設置。1953年9月，江西省人民政府政法委員會“鑒于目前各專、市、縣政法部門工作，大部分地區不但在統一領導上無專門人員負責，而且在工作上彼此聯系和配合亦存在一種不正常的現象，使工作受到不少影響”，特向政務院請示：“在專、市、縣由民政、公安、法院、檢察部門組織政法辦公室，由副專員、副市長、副縣長（或公安處長、公安局長）擔任辦公室主任，在黨委和行政首長的統一領導下，指導政法部門的工作”。［7］政務院批準了該請示，認為符合“專署級及縣級人民政府有必要并有條件時，經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可設立政法聯合辦公室”［3］的規定，并建議各基層政權建立類似的機構，實現對政法工作的統一領導。
二、政治法律委員會的職能與組織結構
新中國成立初期，各地政法工作任務繁重，特別是鎮壓反革命、清理積案和組織勞動改造等工作需要各部門協力進行。董必武指出，“現在除公安、民政部門稍有基礎外，其他政法部門基礎都很差，因此工作上還必須更多采取通力合作、機動用人的辦法，否則工作就更無法開展。”［8］政治法律委員成立的初衷正是為了解決政法部門之間的銜接與配合問題，其職能是：“1.指導、布置、監督和檢查民政、公安、司法、法院、檢署等部門的工作。2.負責各部門的互通聲氣，互相幫助的工作。3.在統一領導下，政法各部門能通力合作。4.政法各部門的力量不一致，應相互照顧，相互靠攏一點?！保?/span>4］
1949年10月21日，政治法律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明確政治法律委員會隸屬政務院，“負責指導內務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工作”，［2］由于政務院有權“廢除或修改各委、部、會、院、署、行和各級政府與國家的法律、法令和政務院的決議、命令相抵觸的決議和命令”；“聯系、統一并指導各委、部、會、院、署、行及所屬其他機關的相互關系、內部組織和一般工作”，［5］（p.38）因此，內務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員會和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一方面受政務院的領導，另一方面又受政治法律委員會的指導，政治法律委員會“可以對這些部門和它的下級機關頒發決議和命令，并審查其執行”。［5］（p.76）從政治法律委員會在國家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來看，盡管其地位低于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署，但仍承擔著“指導與聯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和人民監察委員會”的職責。［2］
《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關于省以上政府建立政法委員會的指示》規定，“省級以上人民政府內設立政治法律委員會，負責指導與聯系民政、公安、司法、人民檢察署、人民法院、人民監察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等部門的工作”，“政治法律委員會對各該級人民政府委員會（軍政委員會）或行署負責，協助政府首長主管政法各部門業務方針政策的研究、擬議、執行及其相互關系和內部組織的調整、聯系、統一”。［3］例如北京市政治法律委員會系“市府內部領導的分工，在組織上不成為一級，對本系統各單位的關系為工作上的指導關系”，“對市人民政府委員會負責，協助市長指導和聯系民政局、公安局、人事局、民族事務委員會、勞動局、外事處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署、人民監察委員會等部門的工作，并主管各該部門業務方針政策及工作計劃的研究，擬議、執行及其相互關系和內部組織的調整、聯系、統一。為進行工作并在不抵觸市人民政府和政法各部門上級機關的業務方針政策的領導下，得隨時頒發指示，并審查其執行”。［9］
政治法律委員會的職能僅限于“指導與聯系”，故其內設機構較少，成立初期只有三個下設機構，即辦公廳、參事室和人事處。1950年人事處并入人事部。［5］（p.76）政治法律委員會的組織機構以精簡為原則，董必武擔任首屆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為彭真、張奚若、陳紹禹（王明）、彭澤民、羅榮桓、吳溉之、張志讓、李六如、藍公武和羅瑞卿。［5］（p.38）
政治法律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有三個顯著特點：
一是包括黨內黨外人士，在政治上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第一屆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有20名，即：張志讓、李六如、藍公武、謝覺哉、武新宇、陳其瑗、羅瑞卿、楊奇清、史良、李木菴、張曙時，許德珩、陳瑾昆、烏蘭夫、劉格平、賽福鼎、吳玉章、廖承志、章士釗和陶希晉。［10］其中不僅包括中共黨員，還有民主黨派人士，充分體現了組成的廣泛性。1951年《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關于省以上政府建立政法委員會的指示》更是明確指出，“委員除吸收政法各部門負責人員參加外，應適當吸收有關的人民團體負責人和地方人士參加”。［3］1953年，北京市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有14人，除了中共黨員外，還有委員來自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1］
二是強調政治素質，廣泛吸收工農積極分子。政治法律委員會一般工作人員的來源是“從政法各部門及各級人民政府編制預備名額內調劑編配”。［3］1951年11月，董必武指出，“政務院政法委員會，開設辦公室，就歡迎各大學的政法教授參加工作。專署同縣設政法聯合辦公室，是否要民主人士參加，則看具體情況。”［4］各地政治法律委員會一般工作人員的錄用以政治清白為前提，參加過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及“三反”、“五反”的積極分子（工人、店員、青年、婦女、農民），只要“歷史清白，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體健康，而且有志于政法工作的”都可錄用，“農民文化低一些亦可”。［4］（p.229）
三是政治法律委員會內設機構較少，工作人員人數相應較少，這在地方體現得尤為明顯，如1954年據北京市統計，機關干部總數為2319名，其中政府及首長辦公室992名、民政部門373人、司法部門628人、監察部門37人、人事部門120人、檢察院81人、行政干校71人、防空指揮部9人、政法委員會僅8人。［12］
三、政治法律委員會的運行
政治法律委員會實行定期會議制度和請示報告制度，并通過組織視察組深入各地了解、檢查等方式指導各地法制與建政工作。
為加強對政法部門的統一指導，政治法律委員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委務會議，涉及的議題主要有：討論政治法律委員會最近工作情況；所屬各部、會組織條例（修正草案）；擬定工作上必要的條例、通則草案；討論通過全國民政、司法、公安會議的綜合報告；等等。［2］（pp.351，353，360，372）地方政治法律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召開的時間間隔較長，如北京市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召集，副主任、委員參加，必要時得提前或延期召集。［9］地方政治法律委員會主要領導及內設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參加的辦公會議成為處理日常工作的重要方式。如北京市政治法律委員會室務會議一般兩周召開一次，會議內容為研究每個時期的工作重點；傳達行政會議、政務會議的有關情況和有關決議；組織業務學習；檢查和督促政法系統各單位對各項決議、計劃、指示的執行情況，將存在的問題向領導反映，并協助有關單位研究解決；等等。［13］
報告制度分為兩方面，一是政法機關各部門就執行政策情況以及部門重要問題、業務情況定期匯報政治法律委員會。如1950年6月6日，董必武主持政治法律委員會第十次委務會議。會議聽取了司法部部長史良關于赴東北視察司法工作情形的報告、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劉格平關于籌備組織西南訪問團的報告等。［2］（p.369）二是就政法領域的重大問題向政府請示，或將政策執行情況及時向政府負責人匯報。如1949年10月28日，董必武出席政務院第三次政務會議，在會上報告緊急防疫會議情形。［2］（p.349）北京市政治法律委員會的組織規程規定：“（一）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承正副市長之命進行工作，凡涉及全市性的重大問題，應請示市長決定。（二）政治法律委員會對中央各委函詢查覆的公文，得直接函覆，但有關政策性的問題，須先送呈市長核閱”。［9］
在具體的工作領導方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來行使其職權：
一是以政治法律委員會的名義頒布決議、指示，推行或落實中共關于政法工作的各項政策。如1950年1月20日，政治法律委員會第五次委務會議討論了《人民法庭組織通則（草案）》；2月7日，第六次委務會議對該草案作文字修改后，報政務院核定實行。［2］（pp.361，363）再如，北京市政治法律委員會于1954年1月6日下發了《關于區法院不得受理涉及外僑及機關團體之民刑事案件的通知》。［14］從其頒布的決議、指示中，不僅可以了解政治法律委員會完成各項任務的具體措施，還可以比較直觀地了解它的職權范圍和工作重心。如1951年，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彭真在政務院第84次會議上做了《關于政法工作的情況和目前任務》的報告，總結了在救災賑災，政權建設，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民族事務，制定與審查重要的法規、條例、通則等方面的工作。［15］在秩序基本建立、局勢逐步穩定下來后，指導政法工作如何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服務則成為政治法律委員會的工作重心。
二是組織視察組了解、檢查各地法制與建政工作情況。新中國成立之初，淮河流域水災嚴重，1950年1月，政治法律委員會及內務部、農業部等部門組成視察組，前往平原省、蘇北地區了解災情及救災工作。［2］（p.361）1953年，中南行政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組織八個基層選舉調查組，分別前往江西省革命老根據地、湖南省等地進行調查，主要任務是了解所轄區域內各省基層選舉工作的準備情況和有關人口調查、選民登記等工作中所存在的和可能發生的問題。［16］
四、政治法律委員會的作用和影響
（一）政治法律委員會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治法律委員會在政權與法制建設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為鞏固新生政權、保證土地改革和經濟恢復工作的順利進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制定與審查重要法規、條例、通則，為社會改造提供法律支持
新中國成立伊始，舊法悉數被廢除，立法機構尚未建立，無法可循的現象比較突出。針對法律匱乏的現狀，1949～1950年間，政治法律委員會“除審訂中央各部門和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條例外，已制定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和工會法等重要法典”，［4］（p.155）1951～1952年間，政治法律委員會草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草案》［15］（p.17）、討論了“《關于刑罰原則統一適用的指示》草案和《全國犯人勞動改造條例》等”，［2］（p.390）使當時正在進行的鎮壓反革命及“三反”運動有法可依。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1953年以后政治法律委員會開始著手起草或研究有關經濟建設的法規，如保障基本建設的法規、違反勞動保護和技術保安規程的制裁條例以及保護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法規等；［8］（p.173）北京政治法律委員會擬“著手總結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檢察署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違法案件的檢察，審判經驗，對法令尚無明文規定的，擬定量刑標準或創造判例，以指導工作”。［17］這些工作的開展為國民經濟的恢復提供了有力保障。
2.指導人民代表會議建設，為人民代表會議向人民代表大會過渡創造條件
新中國成立之初，召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還不具備，召開協商性質的、主要對群眾起聯系作用并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代表會議，成為各地建政的主要任務之一。1949年10月，董必武指示政治法律委員會秘書長陶希晉和辦公廳，會同法律委員會、內務部等部門，著手分組起草《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草案）》、《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草案）》、《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草案）》，并迅速上報中央。三個組織通則于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正式通過。［10］（p.723）地方政治法律委員會則就各地代表名額、候選人提名、劃分選區以及關于剝奪選舉權、人品查記中的若干問題等具體工作加以指導，如1954年6月4日，北京市政治法律委員會起草了《市人民代表大會候選人提名辦法（草稿）》。［18］在各級政治法律委員會牽頭下，建政工作成績斐然，“到1952年底，人民代表會議已經形成一項經常的制度，在全國各地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來”。［19］通過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人民群眾學習了如何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為人民代表大會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3.健全政法機關職權配置及相互關系，構建司法制度的基本框架
新中國剛剛成立之時，除公安機關比較健全外，檢察、法院、司法行政都極為薄弱，不少地方尚未建立人民法院。1950年11月3日，周恩來簽署了《政務院關于加強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指出各級人民政府必須切實地采取必要方法，使人民司法制度在全國范圍內有系統地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來。［20］此后，作為政府的重要部門——政治法律委員會承擔了指導司法機關建設、規范政法機關相互關系的重要任務。
關于法院的建設。1949～1950年間，政治法律委員會指導并擬定了刑法大綱、人民訴訟程序、人民法院組織法大綱等，［4］（pp.155～156）1951～1952年間，起草了《人民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通則（草案）》。從1952年開始，政治法律委員會開展了歷時九個月的司法改革運動，整頓了審判隊伍，清除了舊司法人員，從工、農、青、婦等群眾團體及轉業軍人中挑選出一批優秀分子（包括群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充實法院，提高了審判人員的政治素質。
關于檢察署的建設。檢察署的設置是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董必武在擬訂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綱要基本問題時提出的，后經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和中國人民政協全體會議通過，才在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設立。［10］（p.738）1951年6月2日，董必武和政法分黨組干事會副書記彭真、羅瑞卿向毛澤東及書記處諸同志呈送《最高人民檢察署試行組織條例》，報請審核，并說明該條例的修訂情況。［2］（p.388）城市、工礦區的檢察署以及鐵路、水運沿線的專門檢察署亦在各級政治法律委員會協助下成立。如北京市檢察署組織機構與業務的建設方案由北京市政法委員會聯合辦公會議研究決定。［21］
關于公、檢、法等政法機關關系的建設。針對公檢法機關由于缺乏監督與制約引發的錯捕、錯押、錯判等問題，1951年7月18日，政治法律委員會政法分黨組干事會第12次會議討論了《關于各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署、人民法院的分工及其相互聯系暫行規定》草案。［2］（p.390）1953年11月，政治法律委員會分黨組干事會在給中共中央的書面報告中正式建議：公安、檢察、法院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實行分工負責、互相制約的原則。1954年3月，中共中央批準了該建議并轉發縣以上各級黨委。6月，中共中央指示各級黨委，要領導政法部門進行典型試驗，研究和制定公、檢、法三機關之間的工作關系和工作制度。［10］（p.869）
4.督促積案、錯案的查處，樹立公正、高效的執法、司法形象
新政權誕生伊始即處在社會改造中，政法機關錯捕、錯審、錯判、超時羈押的現象時有發生，“根據司法改革運動中廣大群眾對判錯和冤枉的案件提的意見，和我們自己抽查的一些案子來看，在這六百萬件案子中，判錯的估計大概是百分之十……有少數縣則超過了百分之十；個別的縣超過的還很遠?！保?/span>4］（p.273）董必武指出，“處理錯判、錯殺案件是關系人民生命財產和黨與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政治影響的問題，我們應當認真地、嚴肅地、仔細地去處理”。［4］（p.281）1952年底，政治法律委員會派出調查組檢查地方法院的積案和錯案，1953年3月中旬，政法分黨組干事會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長篇報告，對處理當時存在的積案和錯案問題提出了有力的解決措施。［10］（p.797）“一是法院應該簡化自己的辦事手續，打破陳規，改變作風。二是提高辦案人的能力。三是繼續提高司法人員的思想?！保?/span>4］（p.282）副主任彭真要求各地政法委員會“圍繞中心任務協助建立與加強各級人民檢察工作與人民監察工作，隨時糾正各地工作中的不良傾向，并處理干部中的違法失職事件”。［15］（p.28）在政治法律委員會的統一指導下，清理錯案、積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樹立了新政權公正、高效的司法形象。
（二）政治法律委員會的影響
1954年9月20日，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其中規定行政、司法機構分別對國家立法機構負責，在組織與權力設置上實現了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離，并規定“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22］倘若保留指導司法機關的政治法律委員會，就會與憲法的規定產生沖突；再加上各級地方政權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政法各部門的工作逐步加強，政治法律委員會已經完成自身的歷史使命。9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將政務院改為國務院，并對原政務院的組織機構進行較大調整，政治法律委員會被撤銷。［5］（p.76）1954年11月，政治法律委員會分黨組干事會撤銷。國務院及所屬的部、委、會、行等均設黨組，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23］1954年11月10日，原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被國務院第一辦公室取代，國務院第一辦公室協助總理掌管內務部、公安部、司法部和監察部的工作。1959年6月，該辦公室被撤銷，設立國務院政法辦公室，［5］（p.148）1960年12月，國務院政法辦公室撤銷。［5］（p.183）
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國家計劃經濟建設的集中統一領導，直接加強對省、市、自治區的人民政府的領導，減少組織層次和提高工作效率，于19日頒布了《中央人民政府關于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決定》，［24］11月，6個大區的行政委員會全部被撤銷，［5］（p.191）各大區政治法律委員會隨之被撤銷，省級及其以下各級政治法律委員會亦在憲法頒布之后逐漸被撤銷。
時光飛逝，政治法律委員會的背影雖然已經逐漸離我們遠去，但它生成與運作方式的某些基因仍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得到了繼承，它推動、樹立的政法工作邏輯與理念至今仍發揮著重要影響力。
第一，政法機關歸口管理。新中國成立之初，公、檢、法機關因性質相近，都是與法律、法規有關的機關，而被納入“政法口”。盡管建立了公、檢、法機關制約與配合的制度，但是現實的運作往往不盡如人意，一方面，“三個機關扯皮的事情可能很多”，［15］（p.100）另一方面，重配合、輕制約的現象屢見不鮮。政治法律委員會實際上成為協調、監督政法機關運行的歸口管理機關。政治法律委員會撤銷之后，1958年6月設立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撤銷的中共政法小組，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后設立的各級中共政法委員會，雖然不是政府機構，而是隸屬于中國共產黨的機構，但與政治法律委員會一脈相承的是，它們都是政法機關歸口管理的總協調機關。
第二，召開政法機關聯席會議。1951年12月14日，董必武主持召開政治法律委員會所指導的政法五機關首長第一次聯合辦公會議。［2］（p.402）聯合辦公逐漸成為各級政治法律委員會指導政法部門依法辦案的重要制度。目前，各級中共政法委員會召集的公、檢、法部門聯席會議，與政治法律委員會主持召開的聯合辦公會議有諸多相似，例如依托其領導和協調的優勢，把握法律規定和政策精神，組織政法部門消除意見分歧，統一思想認識和執法尺度等，但也存在重要區別：政治法律委員會時期的聯合辦公會議曾一度代替法院定罪量刑，20世紀80年代以后，黨政關系朝規范化方向發展，中共政法委員會只對案情疑難、爭議較大的案件進行協調，“最后還是由人民法院依法判決”。［25］
第三，政法機關圍繞中心任務通力合作。新中國成立之初，政法機關不夠健全，人力物力有限，在鎮壓反革命和政權建設、救災撫恤工作、司法、法制工作以及民族事務工作中，政治法律委員會扮演了統一政法機關思想認識、使之通力合作完成中心任務的重要角色。政治法律委員會撤銷之后，政法部門合力完成黨的中心任務的運作模式延續至今。目前，各級黨委政法委員會牽頭協調，各政法機關、政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社會各方整體聯動的維穩工作機制便是這種模式的延續。實踐中，中共政法委員會協調政法機關高效運轉，形成強大合力，成為中共執政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形成司法為民的傳統。由政治法律委員會主導的司法改革運動，將民意直接吸收至司法過程中，指導各級人民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審員制度、人民調解制度等，為新中國繼承和弘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優良司法傳統奠定了基礎。當前社會處于轉型期，各種矛盾凸顯，政治法律委員會時期樹立的司法領域的群眾路線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被認為是“做好政法工作、實現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重要途徑和保證”［26］，至今影響著當代中國的司法實踐。
［ 參 引 文 獻 ］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日報》1949年9月30日。
［2］《董必武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頁。
［3］《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關于省以上政府建立政法委員會的指示》，《人民日報》1951年6月3日。
［4］《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頁。
［5］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附卷一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214、230、245、252頁。
［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21~422頁。
［7］《政務院、華北行政委員會等單位關于組織政法聯合辦公室問題、迅速清理積案和做好軍人置業安置等問題的指示（1953年）》，北京市檔案館：014-002-00075。
［8］《董必武法學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頁。
［9］《市府關于加強組織領導的幾項規定、政法委員會暫行組織規程》，北京市檔案館：002-005-00174。
［10］《董必武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63頁。
［11］《北京市政法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名單和啟用印信的報告》，北京市檔案館：014-001-00001。
［12］《市政法、財貿、工業、外貿、交通、農林、文教系統關于一九五四年干部年報表和綜合報表》，北京市檔案館：123-001-00433。
［13］《北京市政法委員會辦公室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工作總結》，北京市檔案館：014-001-00006。
［14］《北京市政法委員會政法組一九五四年工作日志（一）》，北京市檔案館：014-001-00013。
［15］彭真：《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8頁。
［16］《中南行政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組織普選調查組分赴各省市進行調查》，《江西日報》1953年5月19日。
［17］《市府政法委員會關于五四年建立政法工作基點方案向中央政法委員會的報告》，北京市檔案館：002-006-00066。
［18］《北京市政法委員會辦公室一九五四年工作日志（三）》，北京市檔案館：014-001-00010。
［1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2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2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頁。
［21］《北京市政法委員會政法組一九五三年工作日志》，北京市檔案館：014-001-00012。
［22］《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1954年9月21日。
［23］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5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
［24］《中央人民政府關于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決定》，《人民日報》1954年6月20日。
［25］《江華司法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頁。
［26］中央政法委政法隊伍建設指導室、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學習問答》，中國長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