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的各項建設事業蓬勃展開。其中，兒童保育事業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兒童保育事業不僅是兒童工作和婦女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有關新中國建設事業和中華民族健康的一項重要工作。”［1］目前，學術界關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兒童保育事業的研究非常薄弱，[1]且僅限于有所涉及的層面，專題研究亟待加強。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兒童保育事業具有明顯的不平衡性，較之鄉村，城市兒童保育事業的成績更為突出。本文就以天津市為研究區域，以檔案資料為中心，參以報刊史志等資料，探討天津市兒童保育事業的發展及其影響。
一、兒童保育機構的建立和完善
兒童保育機構的建立和完善是兒童保育事業發展的基礎工作。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前，天津市只有托幼園所28處，收托兒童1388名［2］，僅僅是“官僚資產階級的點綴品”［3］。為數不多的兒童保育機構，根本無法滿足廣大兒童入托入園的需求，更無法為廣大婦女大規模參加社會生產建設解除后顧之憂。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以及大規模經濟建設，亟須廣大婦女的積極參與，“為了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動廣大的婦女群眾參加生產活動，具有極大的意義”［4］。早在1940年2月，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的指示中就指出：“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5］而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建設的一個重要障礙，就是照看孩子的問題得不到解決，“解放婦女參加社會生產是當前重要的社會任務之一，而保育工作是解決她們困難的關鍵”。［6］孩子的牽累嚴重影響著“解放感”凸顯的廣大婦女的生產情緒。天津統一橡膠廠的一些女工，家和工廠的路途較遠，孩子無人接送，往往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回家哺乳，常常會耽誤一些生產時間，她們普遍感到：“人在廠里，心在家里。”［7］因此，廣泛建立各類兒童保育機構，處理好廣大婦女安心生產工作和照顧孩子的關系十分重要，正如1949年2月28日天津市婦委會通過的《關于天津市婦女工作的方針任務與婦女群眾組織形式的初步意見》中所強調的：要“組織托兒所、保育院、公共食堂等以減輕女工及職業婦女的家庭負擔，使她們能夠專心從事生產和其他事業”。［8］
1951年10月，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一次婦女兒童福利工作會議成功召開，康克清在會上作了題為《兩年來全國婦女兒童福利工作的情況、經驗和任務》的報告，報告提出：“從廣大婦女群眾的需要出發，運用群眾的力量，采用多種多樣的辦法，來解決群眾自己的問題，為更多的勞動婦女及其子女服務”，“逐步從少到多、從小到大、從舊到新的發展”。［9］這就明確提出了兒童保育事業的發展方向，妥善解決了兒童保育機構“為誰辦？誰來辦？如何辦？”等問題。“為誰辦？為參加體力、腦力勞動的婦女而辦”；“誰來辦？應由群眾自己來辦”，但“應毫無保留地將辦托兒所的辦法教給群眾”；如何辦？要“根據勞動婦女的需要和經濟條件，舉辦多種多樣、標準不一的托兒組織，不能只向高的看齊，必須逐漸隨著父母經濟條件而提高托兒所的標準，才是實事求是的”。［10］
按照第一次婦女兒童福利工作會議要求，天津市委、市婦聯、市工會等相關部門高度重視兒童保育事業，明確制定了具體方針，“主要是根據國家過渡時期的特點，依靠社會力量，采取機關自辦，政府補助方針。根據不同情況，舉辦各種類型、大小不等的托兒機構。”［11］為此，天津市婦聯協助工會女工部等部門，堅持從無到有、由小到大、逐步發展的原則，一方面恢復與改造舊有的兒童保育機構[2]，另一方面在尚未建立兒童保育機構的工廠、機關等單位設法建立保育機構，并逐步擴大保育機構規模，同時為適應不同家庭的需要，體現類型不一、大小不等的方針。其中，既有公立、私立大型正規托兒機構，亦有“輔助公私立大型正規托兒機構之不足”的小型群眾性街道托兒站等，總共281處（詳見下表）［12］。天津市還制定了促進兒童保育事業發展的政策，主要是推動和保障機關托兒所，鼓勵和扶植私立托兒所，大力協助和支持群眾性街道托兒站。群眾性街道托兒站，原則上是群眾“自辦、自管、自給”，突出群眾性和靈活性，但其開辦經費確有困難時可實行“民辦公助”，所需資金從社會救濟事業費中撥付。群眾性街道托兒站具有許多優點：經費、人力可以自給自足，舉辦容易，也可以為國家節省資金；形式簡便靈活多樣，接送方便；符合節約原則，適合廣大婦女的經濟水平［13］。截至1955年9月，天津市共有群眾性托兒組織71處，收托兒童3021人，工作人員480人。［14］同時，兒童保育機構的招收對象亦發生巨大改變。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保育機構多是招收職員、中上層人士和有錢人的孩子，不招收工人的孩子，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保育機構則能夠面向工農大眾的子女。如天津中紡七廠的托兒所，過去只招收職員子女，而新中國成立后則是80%招收一般工人的子女。［1］（p.60）
天津市保育機構發展概況
說明：本表統計的截止時間為1952年11月；大廠夏令兒童樂園因是季節性的，故未統計在內。
資料來源：《天津市保育工作的概況及今后的意見》，天津市檔案館：X50-Y-7。
天津市在兒童保育工作的實踐中，逐漸建立起由工會女工部、婦聯福利部、民政局保育科、衛生局、工廠行政（如紡管局勞動處）等多部門密切配合、分工合作的領導機制。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工會尚未正式成立，天津市的兒童保育工作由婦聯領導；1949年10月，天津市成立保育工作委員會，委員會下設立三個組，民政局負責市立保育院，工會、婦聯負責工廠組。而工廠組逐漸發展成為領導天津市工廠托兒所工作的“核心組”[3]。1950年，《天津市勞動保險條例》規定，托兒所主要受基層工會領導，但設備、疾病治療、房屋等由企業行政部門負責，因此，工廠內成立了統一的領導機構——托兒所管理委員會[4]。1953年，為了改進托兒所內常見疾病的預防護理工作，天津市衛生機關開始參加“核心組”會議，參與托兒所領導工作[5]。隨著托兒所衛生工作的開展，天津市衛生機關由對托兒所某項具體工作給予指導，發展到領導托兒所的疾病預防工作。1954年5月，天津市民政局保育科改屬衛生局，并入婦幼衛生科，至此，衛生局成為天津市托兒所的業務主管部門。為了協助衛生局開展工作，1954年夏，天津市成立保教工作聯席會[6]，這實際上是“核心組”的完善和發展，各單位通過定期召開會議的形式來集體討論和研究天津的兒童保育托兒所工作［15］。
實踐證明，各類兒童保育機構的廣泛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更多普通家庭的兒童入托入園，適時解決了廣大婦女參加生產建設的實際困難，提高了她們的生產積極性，進而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中紡三廠女工董某某說：“保育員對咱孩子這樣好，我們要在生產上更加努力，表示感謝！”［16］在勞動競賽中得到紅旗的母親們，興奮地說：“若不是由于托兒所辦的好和保育員們的幫助，紅旗咱是沒份的！”［17］相比此前，婦女普遍因為孩子得不到照看而憂慮，不能安心生產，工作中常常借故離開崗位。而兒童保育機構的建立解除了女工的后顧之憂，“托兒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成立，滿足了很多父母的需求，免除了婦女在生產與帶孩子及做家務的矛盾”，［18］她們可以安心工作，產量也隨之增加。博華橡膠廠女工李某，制鞋量由每天36雙提高到51雙；謙成織布工廠女工馬某某，過去不參加學習，保守技術，孩子上了托兒所后長得又白又胖，她公開了“緊錠不出瞎棒子”的技術，不但參加了速成識字、聽黨課，還提出入黨要求。［19］天津國棉三廠女工黃某某說：“我以前開會馬馬虎虎不知說的嘛？現在可以集中精力參加會議，生產上的關鍵都知道了，生產上也有了方向。”［14］列寧曾經說：“托兒所和幼兒園就是這些幼芽的標本，正是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華麗、也不夸張、更不顯眼的設施，在實際上能夠解放婦女，減少和消除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20］天津市兒童保育機構的建立和完善所帶來的廣大婦女參加生產的變化，生動有力地印證了列寧這一說法的正確性。
二、保育工作者的培養和兒童保育質量的提高
兒童保育事業是新中國建設“新生的嫩芽”［1］（p.1），盡管兒童保育機構的數量不斷增加，但保育工作的質量尚待提高，特別是保育工作者的認識、文化和業務水平都與需要存在較大差距。
保育工作者的認識和境界，事關兒童保育工作的質量和成效。在從舊社會向新社會的過渡時期，天津市的大多數保育工作者對“保育員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保育工作是偉大的”等保育工作的重要性還缺乏正確認知。有的保育員沒有認清保育工作的性質，認為“保育員是變相的高等老媽子”，保育工作是低下工作，沒有前途，“保育工作的出路頂多當個保育班長、所長”，“喂茶、喂飯、擦屎、把尿的工作，有什么進步呢？”［21］她們仍覺得“干咱們這行（指保育工作——引者注）呀，可真是沒出息，整天和孩子們纏，責任又大，真不如到工廠去工作，好好干一下，還可以當個勞動模范！”［22］有的保育員存在著雇傭觀點，說“我這樣干活，對得起每天十斤棒子面”［23］，工作不負責任。也有的保育員滿足現狀，不認真鉆研業務，把保育工作看得過于簡單，認為“孩子送到托兒所已比在家好的多了”［11］。總括來看，多數保育員的認識和境界不夠高，尚未認識到保育工作是“為工人階級服務，為祖國生產建設和婦女解放而服務”，“為偉大祖國的建設培養繼承者，為社會主義社會培養國家的棟梁”。［21］為此，天津市工會聯合會女工部、婦聯等相關部門，通過召開保育員大會或定期宣講等形式提高保育工作者的思想認識，同時通過評選優秀保育員、模范保育員，帶動激發保育工作者的積極性和責任心，“通過獎勵，使保育人員樹立熱愛工作、熱愛孩子、面向生產、鉆研業務的工作作風，加強各有關方面對群眾性托兒組織的關懷支持”［23］；基層通常還采取個別談話的方式來強調保育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保育工作者的認識水平。
保育工作者的文化和業務知識，關系到兒童保育工作的質量和成效。限于文化水平低和缺少保育專業知識，保育員對兒童教育缺乏有效的辦法，一方面造成兒童的生活枯燥，另一方面對兒童的成長不利。例如，保育員不會組織兒童唱歌和做游戲，沒有掌握兒童的特點，存在幼兒唱成人歌，甚至出現唱劉巧兒、跳交際舞的現象；當兒童打鬧、發脾氣時，保育員不能進行有效疏導；兒童犯錯誤時，保育員不認真追究原因，隨意處理，造成兒童不服氣而更加淘氣；對相貌好看、較為聽話的兒童存有偏愛，造成兒童情緒不正常，有的表現驕傲，有的表現自卑等。［25］更有甚者，還出現了對兒童采取體罰或變相體罰的現象。當兒童哭鬧時，保育員不能采取有效的辦法，簡單采取用被子把兒童蒙上，等其哭累睡著了，保育員才將被子掀開。由于兒童在被子里哭叫，出了一身汗，掀開被子后非常容易著涼。［26］為了消除這些不良現象，提高保育員的業務水平，天津市一方面依托保育訓練班，培養具有初步保育知識的保育員，然后分配到各托兒機構從事保育工作。1949年，天津市婦聯、民政局籌辦成立保育訓練班。1954年，保育訓練班轉歸衛生局領導，至1954年11月，共舉辦10期保育訓練班，每期約6個月，并舉辦了兩期在職保育員進修班。1951年6～9月，天津市民政局、救委會和婦聯也組織了一期保育訓練班，其中理論學習與參觀兩個半月，實習半個月，思想總結學習半個月。培訓內容分政治課和業務課兩方面，政治課占40%，目的是提高學員的階級覺悟和思想政治水平；業務課占60%，目的是通過學習保教兒童的理論和技術，提高保育員的專業水平，具體課程包括：兒童護理、兒童保育、兒童營養、兒童游戲等［27］。另一方面，業余訓練是提高保育員業務水平的有效辦法，以補訓練班之不足。在具有一定規模的大型工廠托兒所，業余訓練主要采取業務學習制度，工廠保健站或醫務室有計劃地結合托兒所存在的問題講課，課后組織討論，或者學習上級指示、文件等；在中小型私營工廠托兒所，由區政府衛生科舉辦訓練班，主要是學習初步的保育常識，或者針對季節性流行病存在的問題，講授預防常識。［28］1951年7月23日至8月8日，天津市女工部、婦聯與有關機構舉辦了保育人員短期訓練班，對象是托兒所的所（班）長15名，保育員中的積極分子18名。課程主要是以棉紡三廠托兒所的經驗為基礎，報告并討論托兒所工作人員的職責任務、托兒所的基本制度及業務專題。方法主要是根據交流經驗的內容，以不同的題目分組討論學習。這一學習方式受到保育員的歡迎，一致認為學習的內容有助于解決工作中的許多具體問題。有的保育員說：“這樣的訓練班，早為什么不辦呢？這樣的訓練班多辦點才好。”［29］此外，舉辦保育員業余學習班，利用星期日時間，每兩周上課一次，課程內容既有講授保育兒童的方法，也有學習唱歌、游戲、故事、歌謠等材料。
保育員經過培訓后，改進了工作態度，學會了保育兒童的正確方法，提高了業務水平，豐富了兒童的生活內容。天津市市立和平保育院保育員陳某，在談到自己是如何做兒童保育工作時講道：“我想盡各種辦法，給他們講他們最喜歡最熟悉的故事；創作一些歌兒教給他們唱。配合著游戲、講故事、看圖書，使孩子們受到教育。”［30］東四經路托兒站的保育員說：“過去我們講故事，光瞎講，孩子不愛聽，現在根據老師講的，再給孩子講，效果好，孩子也比以前有紀律了。”保育員通過給兒童講故事、教唱歌和做游戲，使兒童們變得更活潑、有禮貌。有的媽媽反映：“過去我的孩子很呆板，現在可活潑了，還會唱歌給媽媽聽。”也有的媽媽講：“孩子回家找我要小籃子，放好雞蛋，非要給外婆送去，我也不知怎么回事，鬧半天是在站里聽老師講小紅帽故事，要和小紅帽學習。”［25］也有的兒童認識到父母所從事的勞動是光榮的，土城托兒站的兒童說：“我的媽媽是織布工人，她織布給大家穿。”［31］總之，在教育和日常生活方面，多數保育機構的兒童都能參加各種戶內、戶外活動、集體活動和自由活動，兒童能按時學習、游戲和休息，身心得到健康發展。［32］
保育干部的領導能力和業務水平，直接影響到兒童保育工作的質量。保育干部有的是由保育員提拔的，有業務知識但政治水平不高，領導能力較弱；有的是由車間工人、干部調任，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領導能力，但不懂得業務。天津市采取“缺什么，補什么”的辦法，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來提高保育干部的領導能力和業務水平。全國婦女干部學校訓練保育干部時，就派工人出身的所（班）長去學習保育知識，提高業務水平。新中國成立初期，天津市召開的兩次保教工作者專業會議，都注意吸收優秀的所長參加會議，讓他們共同分析所內存在的問題，總結解決問題的經驗，學習如何依靠群眾解決問題的領導方法，會后許多所長都反映：“這些問題我廠很長時期都存在著，不知怎樣解決，參加了這次會議，知道了今后有問題一定要和大家商量來解決。”［28］天津市工會聯合會、紡織工會、地方工業工會還組織經驗交流會，介紹棉紡三廠和五廠、造紙總廠、四○二廠三部[7]等托兒所的經驗，學習分工負責制及工作研究制。1954年8月3～5日，天津市各區婦聯有關工作人員和各街道托兒站站長利用三個半天時間召開街道托兒站站長領導方法會議，首先作動員報告和典型發言，然后分組討論，互相交流經驗，最后進行總結。通過交流經驗，表揚優點和批評缺點，達到互相教育和改進工作的目的，也提高了站長的領導能力和業務水平。復興花園和小伙巷的托兒站站長聽過民園托兒站介紹經驗后，感覺自己業務領導水平差，對衛生、輔食不關心；家庭婦女聯誼會托兒站聽到小伙巷托兒站發言后，檢查了自己站內只重視業務，對保育員思想教育不夠，存在保育員不團結的問題，表示回站后一定改進工作［33］；東四經路托兒站站長過去總不想干，站長會議以后，每天抽出工余時間到站內協助保育員研究工作，明確保育員分工，制定伙食表等［34］。
總體來說，天津市針對保育工作者和保育干部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采取了形式多樣、內容不一、方法各異的教育和引導措施，逐漸提高了兒童保育工作的質量和效果，促進了兒童保育事業的發展。
三、兒童飲食的調劑和衛生保健制度的健全
兒童的健康成長，是檢驗兒童保育工作成效的直接指標，也是興辦兒童保育事業的重要目的，而兒童的健康成長，離不開良好的飲食調劑和健全的衛生保健制度。
飲食是決定兒童身體健康的重要因素。在一段時間內，天津市兒童保育機構普遍存在伙食不細致、營養價值低、調配花樣少的問題。首先，不能按兒童需要調配營養，1歲以上和3歲以上的幼兒時常吃同樣的食物，甚至將成年人的食物喂給幼兒吃，造成兒童消化不良；其次，不注意調換花樣，每月營養調配不均，或不注意精打細算，開支雖大營養卻不全面；再次，缺乏科學知識，不懂得如何保持食物的營養價值。［35］為此，天津市通過舉辦伙食員經驗交流會的方式，使伙食員認識到飲食對兒童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增強了責任心，提高了工作技能。東四經路托兒站伙食員掌握了制作“又要好，又要巧”、“精打細算”，積極改進輔食的做法，也注意保存食物的營養價值。［36］六緯路托兒站按照季節和兒童的需要來調劑飲食，每天早晨吃豆腐漿和饅頭片，午飯和晚飯做有營養的食品。兒童們因吃飯按時，營養又比較均衡，體重增加較快，平均每人每月體重增加一斤多。［30］1952年，天津市女工部召開托兒所專業會議后，不少單位成立輔食委員會、制定輔食制度。天津市棉紡六廠托兒所的輔食委員會，專門開會討論輔食中存在的問題并規定：每半月根據營養需要訂出食譜；征求母親和保育員對輔食的意見，改善輔食上的缺點；每半月收輔食費一次；每日負責掌管輔食的一切用具，并做好消毒工作；每半月召開輔食委員會一次；有計劃地掌握伙食開支，按時公布伙食賬目。［37］
衛生保健亦是影響兒童健康的重要因素。新中國成立初期，天津市兒童保育機構的衛生保健問題較為突出，一方面是衛生環境差。兒童保育機構不重視清潔衛生工作，沒有認清衛生環境會直接影響兒童的健康。有些保育員認為“到托兒所工作不用想干凈，不是這個孩子拉，就是這個孩子尿，還講究什么衛生”；有些保育員把做好衛生和帶好孩子的工作對立起來，認為“在保育訓練班學的是護理孩子，沒有學搞清潔工作”。［38］受此錯誤思想影響，兒童保育機構廚房不干凈、用具消毒不嚴格、保育員個人衛生差的現象非常普遍，正如專家所批評的：“不合乎衛生要求的現象非常普遍，很多托兒機構對小兒的食具清潔的非常不夠，雖然食具消毒了，但仍殘存著剩余食物，用這樣的食具對小兒的威脅是怎樣的？一切上呼吸道疾病都是通過小孩的嘴傳染的，所以對健康兒童和患病兒童飲食衛生都應注意。”［11］另一方面是保健制度不健全，消毒隔離工作流于形式。兒童保育機構普遍存在保育員在隔離室不穿隔離服、不戴口罩，非隔離人員和健康兒童隨便進入隔離室等問題。正是由于存在上述問題，造成兒童發病率高。1955年9月，恒大煙草廠托兒所的162個兒童，咳嗽的占半數，還存在氣管炎、百日咳、麻疹、腮腺炎等多種疾病，發病人數達59.8%。［23］
1954年，天津市衛生部門主管兒童保育工作后，經過周密調查和仔細研究，制定了天津市保育機構衛生保健制度，召開了天津市第一次保育工作會議，中心問題是扭轉托兒所不衛生的狀況，明確提出“預防為主”的工作方針。會后，保育機構積極改進清潔衛生工作、建立健全衛生保健制度，并認真執行健康檢查、晨間檢查和消毒隔離制度。1955年11月，《天津市街道托兒站衛生保健制度》頒布，對保育職工的保健制度、兒童的衛生保健制度和托兒站環境衛生保健制度都做了詳細規定［39］，為扭轉托兒站衛生狀況和降低兒童疾病率提供了具體指導。北洋紗廠托兒所實行分片負責的辦法，經常保持整齊清潔，每天進行檢查，對整潔的表揚，對不干凈的批評，還利用母親哺乳時間向她們宣傳清潔衛生工作的重要性，讓她們注意兒童的個人衛生和哺乳室的清潔衛生。天津市第一次保育工作會議還要求托兒機構為兒童創造戶外鍛煉的條件，改變對兒童重保護、輕鍛煉的認識。黃家花園托兒站發現早操不能引起兒童的興趣，保育員便采用游戲的方法，引導兒童做飛來飛去的各種動作，鍛煉他們的頸部、腰部、上肢和下肢［40］。
各種競賽活動也是提高衛生保健水平的有效形式。為了配合大生產競賽運動，迎接六一國際兒童節，1950年5月，天津市總工會、紡織工會及婦聯發出開展托兒所工作競賽的號召。中紡三廠托兒所響應競賽號召，與醫務室訂立聯系合同。托兒所向醫務室承諾4條保證：嬰兒的衛生健康護理，一定聽從大夫的指導；節省所用的醫藥物品；保持業務學習的積極性，服從大夫的指教；嬰兒看病時一定遵守醫務室的規章與紀律。同時，醫務室承諾5條保證：負責檢查兒童入所時體格是否合乎規定條件；盡量協助完成兒童疾病預防工作；盡可能協助制備托兒所需要的藥品；負責協助保育員的業務學習；負責檢查和改善托兒所的清潔工作。［41］這種雙向聯系和承諾的競賽活動，有助于推動托兒所衛生保健水平的提高。1955年2月，天津市總工會女工部又組織開展托兒所競賽活動，大型托兒所競賽指標包括：加強護理工作以降低季節流行性的疾病率；按照年齡制定兒童體重增加標準，1～7個月的兒童達到85%，7～14個月的兒童達到40%，14～24個月兒童達到50%；加強室內溫度的調控；減少事故，事故率不得超過1%。［42］盡管形式不一，但通過各種競賽活動，加強了對兒童的預防護理工作，提高了保健工作水平，有益于兒童的健康。棉紡一廠的女工李某某說：“孩子出疹子，保育員們白天黑夜的細心照管現在都好了，長的又白又胖，這只有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咱們工人的孩子才能得到這樣的幸福，我們一定要努力生產，減少回花來報答毛主席和各位保育工作人員。”［43］
在中共天津市委、市婦女聯合會和市工會聯合會等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與積極推動下，各類兒童保育機構得以廣泛建立，并且性質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隨著兒童保育機構的完善、保育工作者的培養、兒童飲食的調劑和衛生保健制度的健全，兒童保育質量得到逐步提高，不但適當地解決了兒童的基本照管問題，而且發揮了一定的教育作用，做到了“保教合一”。兒童保育事業是婦女解放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建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國家亟待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大規模生產迫切需要廣大婦女的參與。天津市兒童保育事業的發展解決了婦女參加生產建設孩子卻無人照看的具體困難，顯著提高了婦女的生產熱情和生產效率，進而促進了國家建設力量的增長。因此，廣大婦女作為兒童保育事業發展的雙重受益者，一方面孩子得到適當的照顧和教育，另一方面自己也有精力和機會參加生產建設，她們切實感受到了新社會的優越性，感恩于中國共產黨和新的國家政權，進而成為新政權的堅定支持者，提高了她們對各項建設事業的社會認知以及對黨和國家的政治認同。總之，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黨和國家主導與支持下逐漸發展起來的天津市兒童保育事業，既促進了兒童的健康成長，也推動了中國的婦女解放事業，提高了婦女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還增強了廣大婦女的社會認知與政治認同。
［ 參 引 文 獻 ］
［1］《蔡暢 鄧穎超 康克清 論兒童少年與兒童少年工作》，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頁。
［2］《天津通志·中國共產黨天津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7頁。
［3］《五年來天津市保育工作總結》，天津市檔案館：X50-C-34。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頁。
［5］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蔡暢 鄧穎超 康克清 婦女解放問題文選》，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頁。
［6］武衡主編：《東北區科學技術發展史資料·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醫藥衛生卷，中國學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頁。
［7］《統一橡膠廠托兒間工作總結》，天津市檔案館：X50-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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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康克清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396頁。
［11］《五年來天津市保育工作總結》，天津市檔案館：X50-C-37。
［12］《天津市保育工作的概況及今后的意見》，天津市檔案館：X50-Y-7。
［13］《發展群眾性的托兒組織》，《中國婦女》1956年第6期。
［14］《天津市群眾性托兒站工作介紹》，天津市檔案館：X50-C-34。
［15］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編：《努力辦好職工托兒所》，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第94～100頁；《天津市級各有關部門如何共同配合領導托兒所工作的介紹（草稿）》，天津市檔案館：X44-Y-408。
［16］教育資料叢刊社編：《怎樣辦好兒童保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第65頁。
［17］《中紡三廠托兒所》，《天津日報》1950年7月19日。
［18］黃嫣梨：《建國后婦女地位的提升》，《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
［19］《天津市二區工會女工科為中小廠的女工解決孩子問題》，天津市檔案館：X44-Y-417。
［20］《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頁。
［21］《在工廠企業保教工作者大會上關于貫徹托兒所第二次專業會議的動員報告》，天津市檔案館：X44-Y-417。
［22］《熱愛自己的工作》，《天津日報》1954年5月17日。
［23］《天津市保育機構工作檢查情況報告》，天津市檔案館：X50-C-38。
［24］《群眾性托兒組織優秀工作者獎勵辦法（草案）》，天津市檔案館：X50-C-53。
［25］《教養員業余學習班小結》，天津市檔案館：X50-C-30。
［26］《應重視保育工作》，《天津日報》1953年6月17日。
［27］《保育員班總結》，天津市檔案館：X84-C-213。
［28］《天津市幾年來工廠托兒所工作報告（初稿）》，天津市檔案館：X44-Y-420。
［29］《保育人員短期學習班總結》，天津市檔案館：X44-Y-408。
［30］《津市民主婦女聯合會、市總工會女工部和本報聯合舉辦慶祝“六一”座談會記錄》，《天津日報》1953年6月1日。
［31］《天津市群眾性托兒站工作報告》，天津市檔案館：X50-C-37。
［32］《天津保育事業進展》，（香港）《大公報》1951年7月21日。
［33］《街道托兒站站長領導方法專業會議總結》，天津市檔案館：X50-C-30。
［34］《1954年天津市托兒站工作總結》，天津市檔案館：X50-C-30。
［35］《兒童保育科半年來托兒站工作小結》，天津市檔案館：X50-C-30。
［36］《天津市街道托兒站工作檢查情況（一、三、四區）》，天津市檔案館：X50-C-38。
［37］《天津市棉紡六廠托兒所的孩子為什么特別健康》，天津市檔案館：X44-Y-417；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編：《工廠托兒所工作點滴經驗》，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第16頁。
［38］《我們是怎樣改革托兒所爬行班生活制度和衛生制度的——天津市公私合營北洋紗廠》，天津市檔案館：X45-D-11。
［39］《天津市街道托兒站衛生保健制度》，天津市檔案館：X50-C-34。
［40］《天津市一九五五年保育工作總結》，天津市檔案館：X50-C-34。
［41］李慧敏：《天津中紡三廠托兒所是怎樣配合大生產運動的》，《工人日報》1950年7月23日。
［42］《托兒所競賽工作》，天津市檔案館：X44-C-172。
［43］《開展競賽成績顯著》，《天津日報》1951年6月1日。
[1]［收稿日報］2014-09-19
［作者簡介］王利娟，博士研究生，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300071。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天津社會改造中的黨與階級階層關系研究（1949～1957）》（14BDJ011）的階段性成果。
筆者所見學術性著述主要有《當代中國婦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孟麗媛的《新中國初期北京女工研究（1949～1966）》（首都師范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張君麗的《建國初期上海的婦女解放運動研究（1949～1956）》（華東師范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等。另在一些有關婦女問題的論文中亦有所涉及。
[2]天津市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成立后，為了使婦女干部能夠安心投入工作，接收了臺灣路的一個難以維持下去的托兒所，改名為天津市婦聯保育院，于1949年四五月份起接收全市進城干部的孩子。參見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天津接管史錄》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423頁。新中國成立后，原晉察冀解放區張家口市的和平保育院遷入天津市，與天津市干部托兒所合并，改稱天津市和平保育院，隸屬民政局，1952年又與第一保育院合并。參見張宏鑄主編：《天津通志·衛生志》，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頁。
[3]“核心組”成員包括：天津市工會聯合會女工部、托兒所較多的產業工會女工部、天津市婦聯福利部等。“核心組”的主要工作是確定工廠托兒所的工作計劃，研究托兒所工作中的重要問題，組織有關部門共同推動托兒所工作。1951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公布后，基層托兒所由工會領導改為受企業行政領導，企業管理部門中領導托兒所工作的干部開始參加“核心組”。
[4]托兒所管理委員會由女工委員、勞保委員、保育員代表、母親代表、托兒所負責人等組成，每月開會一次，總結匯報工作，并且要隨時到托兒所檢查工作，每周最少檢查一次。托兒所管理委員會的任務是：制定托兒所工作計劃，及時總結工作經驗，以促進業務水平的改善；加強引導和教育，使保育員與母親形成良好的配合關系，并使雙方遵守托兒所一切工作制度；保證保育員和家長對育兒衛生知識的掌握，為帶好孩子奠定必要的理論基礎；督促檢查托兒所工作及保育員學習。參見《工廠托兒所的幾個問題的初步意見》，天津市檔案館：X44-Y-408。
[5]1953年春，天津市麻疹流行，托兒機構中有20余名兒童由于麻疹并發癥而死亡。鑒于此，天津市工會、婦聯、民政局、衛生局等部門立即組織關于疾病預防、隔離問題的檢查，發現工廠托兒所中疾病蔓延的主要原因是：工廠行政方面預防工作沒有做好，疾病發生后也沒有及時地、嚴格地進行隔離；隔離室工作人員缺乏護理常識，隔離室衛生狀況較差等。這些問題僅僅依靠“核心組”成員很難解決，亟須衛生機關的參與。
[6]天津市保教工作聯席會的成員包括：衛生局、婦聯、工會組織、教育局、紡織管理局、地方工業局等單位負責領導托兒所工作的干部。截至1955年2月，天津保教工作聯席會共召開六次會議，討論了三方面問題：各有關單位交換托兒所工作計劃意見，以便相互配合；研究全市托兒所工作中共同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并通過有關方面解決；組織相關力量檢查工作，總結交流工作經驗。
[7]四○二廠三部的托兒所成立于1951年5月，成立初期所內無專職領導，缺乏工作制度，工作混亂。1952年配備托兒所所長后，一方面，推動由所長、班長、組長及工會小組長組成的核心小組發揮組織作用，研究問題時先分頭醞釀，準備意見，再召開會議討論決定；另一方面，建立一系列的責任制度，實行分工負責制度，如衛生委員、護理委員一人負責清潔衛生督促檢查工作，安全干事一人負責安全問題，宣傳委員一人負責在各種流行性疾病時組織保育員向媽媽進行宣傳，考勤干事一人負責工作人員及孩子出勤情況，勞保干事一人負責工作人員的福利問題，物資保管及清潔衛生則實行分段負責，試體溫表、洗臉也有輪流負責制，每天都有專人負責，每星期輪換一次。參見《四○二廠三部（現改為服裝廠）托兒所工作總結》，天津市檔案館：X44-Y-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