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還是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1978年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是應當永遠銘記的一年。在這一年，鄧小平推動黨和國家的事業實現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性偉大轉折。
端正思想路線：批判“兩個凡是”，堅持實事求是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文化大革命”結束。然而，在一段時間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束縛著人們的思想?！皟蓚€凡是”錯誤方針與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是根本對立的。1978年，鄧小平為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1978年二三月間，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3月2日，鄧小平在出席解放軍代表團第一小組會議時強調：“現在不是都在講作風嗎？所謂作風，第一就是實事求是，老老實實的態度。”［1］
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轉載。由此，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然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一開始就遭遇很大阻力。
4月27日至6月2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期間，一些受“兩個凡是”影響的言論和真理標準大討論遭遇的阻力引起了鄧小平的關注。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一些人“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懊珴蓶|同志歷來堅持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榜R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同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沒有生命力了。我們領導干部的責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級的指示同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能當‘收發室’，簡單地照抄照轉”。［2］在以上論述中，鄧小平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是實事求是。
7月22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談話時明確肯定和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鄧小平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引起爭論的根源就是‘兩個凡是’?！保?］（pp.345～346）8月13日，鄧小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那篇文章是對的，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要解放思想?！保?］（p.357）8月19日，鄧小平指出：“我說過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有人反對。問題是從‘兩個凡是’來的，那時我還沒有出來工作。我講過那不是毛澤東思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反對這種提法。我們做事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要認真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毛主席沒有講過的話多得很呢。我們不要下通知，劃禁區。能夠講問題，能夠想問題就好。”［1］（p.360）這些論述鮮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問題。
隨著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深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贊同，但是仍然存在一定阻力。1978年9月16日，鄧小平在聽取王恩茂（王恩茂，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吉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吉林省政協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軍區副政治委員、吉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人匯報后指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薄耙磺袕膶嶋H出發，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理論聯系實際，就是從實際出發，把實踐經驗加以概括?！薄皩嵺`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是毛主席經常講的。毛主席總是提倡要開動腦筋，開動機器。林彪、‘四人幫’把我們的思想搞僵化了。”“實事求是，開動腦筋，要來一個革命。怎么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畠蓚€凡是’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1］（pp.377～379）這些論述集中地涉及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基本點。
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綱領性講話，實際上成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他認為：“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睂嵤虑笫桥c解放思想是統一的。“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薄澳壳斑M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他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2］（pp.141～143）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號召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3］這標志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得以重新確立。
撥正政治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
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過程中和基礎上，需要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路線。1978年，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逐步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努力探索和開辟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當時“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3］（p.3）然而“左”傾錯誤的影響仍然一直存在，甚至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嚴重錯誤”［4］。“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的一段時間里，黨和國家集中精力揭批“四人幫”，逐步創造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轉移創造了條件。
1978年6月，鄧小平強調：“揭批‘四人幫’，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抓不好這個綱，是非就不明，陣線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風就不能轉變，團結就沒有良好的基礎，工作也搞不上去。總而言之，不破掉這些壞東西，就不能立新東西?！保?］（p.122）在揭批“四人幫”方面，鄧小平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7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專欄作家馬奎斯·威廉·蔡爾茲時指出：“林彪、‘四人幫’對各方面都有干擾、破壞，各行各業都有損失，但最大的損失是在科學和教育方面，主要是教育方面，十年基本上沒有出人才，耽誤了一代人，把我們同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拉得很大?！保?］（p.347）
揭批“四人幫”雖然是各項工作的綱，但是不能任意擴大、無限延伸。1978年3月8日，鄧小平在同劉西堯等教育部負責人談教育部起草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草稿時提出：“揭批‘四人幫’，語言要簡練一些，有些內容報上已經講了很多，不要再講了。向前看的東西應該多一些，包括方針、政策、辦法。要重點突出?！保?］（p.275）6月下旬，鄧小平在聽取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柴樹藩和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匯報時指出：“不能老說是‘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有流毒為什么不肅清？”［1］（pp.334～335）10月11日，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九大上強調：“粉碎‘四人幫’已經兩年了，我們不能老是把工作中的問題歸之于‘四人幫’的流毒。如果‘四人幫’的流毒老是沒有肅清，那末，這個老是沒有肅清的狀況，責任還是在我們自己?！保?］（p.138）
在揭批“四人幫”的過程中，鄧小平越來越強調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1978年3月2日，鄧小平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出席解放軍代表團第一小組會議時指出：“要恢復和發揚我們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復和發揚毛主席創立的一套好作風。目標就是四個現代化?！薄耙獙崿F四個現代化，才能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然，就始終處于挨打的地位。”［1］（p.271）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強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我們黨的工作重點、工作作風都應該有相應的轉變。各級黨委要真正做到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一起抓”。［2］（pp.96～97）10月11日，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九大上提出：“我們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但是同樣很明顯，這個斗爭在全國廣大范圍內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斗任務?！保?］（p.135）這個新的任務就是四個現代化建設。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11月2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介紹說：“我們現在開的會主要是議論如何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問題”。［1］（p.439）11月28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現在最好的現象是，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一心撲向四個現代化。”［1］（p.442）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強調，要“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搞四個現代化”，“改變我國的落后面貌，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2］（pp.147,153）
其實，早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全面整頓工作時，目的就是要將工作重心轉向四個現代化建設。當時，鄧小平強調：“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么？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紀末，也就是說，從現在算起還有二十五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斗。這就是大局?！保?］（p.4）但是，整頓的進程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打斷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受毛澤東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滿意的?！薄啊娜藥汀舶岩痪牌呶迥甑恼温肪€和工作成就說成是所謂‘右傾翻案風’，這個顛倒了的歷史必須重新顛倒過來?！保?］（p.8）更重要的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鑒于中央在二中全會以來的工作進展順利，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要求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進行新的長征”，“集中力量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3］（pp.1～13）
在鄧小平的領導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做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標志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路線重新確立。
矯正組織路線：平反冤假錯案，形成領導核心
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需要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來保障。1978年，鄧小平著力推動組織路線的矯正。
（一）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976年粉碎“四人幫”前后，鄧小平的去職和復出都與當年的天安門事件息息相關。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抗議運動，是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現，其實質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1978年5月2日，鄧小平在會見以丹尼爾·利昂·伯斯坦為團長的美國共產黨（馬列）中央機關報《號角》編輯部代表團時介紹說：“天安門事件是廣大群眾熱愛周總理、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是合情合理的。天安門事件絕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我是因為天安門事件被撤職的。我出來工作這個事實本身就把結論反過來了。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后臺，其實那時候我任何人也沒有接觸過。”［1］（p.306）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有人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等重大問題。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的中共北京市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宣布：1976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對于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當天，新華社以“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這一更加鮮明的標題，對《北京日報》的消息向全國作了報道。［5］25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林乎加、賈庭三和共青團中央負責人韓英、胡啟立匯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群眾的反映等情況時指出：“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群眾反映強烈，大家很高興，熱烈擁護，情況是很好的”。［6］2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在談到天安門事件時指出：“過去對天安門事件的評價是不對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廣大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是革命行動，這是我們中央批準的，實際上就是我們中央表示的態度”，“有錯必糾是毛主席歷來提倡的。對天安門事件處理錯了，當然應該糾正。如果還有別的事情過去處理不正確，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糾正。勇于糾正錯誤，這是有信心的表現”。［6］（pp.192～193）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撤銷中央在1976年發出的處理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天安門事件和因此受迫害的同志得以平反。
?。ǘ┩苿悠椒丛┘馘e案工作，加強中央領導機構
有步驟地妥善處理和平反大量冤假錯案，調整好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是實現安定團結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前提與條件。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央逐步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1978年4月下旬，鄧小平閱陳云建議復查陶鑄問題的信，做出批示：“我總覺得對陶鑄的結論過重，建議由中組部復查?！保?］（p.304）11月下旬，鄧小平審改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關于陶鑄問題的審查結論》，將標題改為《關于陶鑄同志問題的報告》，并在最后一段中補充寫道：“總的說來，陶鑄同志在監獄斗爭是堅決的，幾十年的工作，對黨對人民是有貢獻的，過去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平反。對他的結論，應請中央組織部擬出，報中央審定?！保?］（p.304）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等所做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12月24日，鄧小平出席彭德懷、陶鑄的追悼會，并為彭德懷致悼詞。同日，鄧小平又在一封要求為劉少奇平反的人民來信上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閱，中組部研究。”［1］（p.458）后來，劉少奇冤案終獲平反。
鄧小平還推動為一批老干部平反的工作，并加強了中央領導機構。1978年2月，鄧小平強調：“關于領導班子問題，總的政策是，過去‘四人幫’要打倒的一批老家伙，現在還得請他們回來。老家伙的任務，首先是找接班人。接班人不能是坐火箭上來的干部。找接班人，老家伙要有自覺性。”［1］（p.262）6月25日，鄧小平在一份關于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申訴材料上批示：“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1］（p.332）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薄一波、楊尚昆等所做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此外，全會還加強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還選舉產生了由100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
（三）恢復民主集中制
鄧小平反思冤假錯案的成因，著重從制度上解決問題。1978年10月3日，鄧小平對胡喬木、鄧力群和于光遠說：“現在關于民主問題的討論不夠，這個問題很重要，要展開討論?！保?］（p.394）他還指出：“我曾經問過一些同志，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說的領袖指的是單數還是多數，我說你們引用可得小心，既然列寧所講的領袖指的是多數，你們引用時就得符合原意。總之，‘領袖’這個詞，中國人把它神化了。要把領袖變成人，不要把領袖變成神。按照不正常的方法去做，就會損害毛主席的形象?！保?］（p.394）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提出：“因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黨內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我們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制、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保?］（pp.141～144）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突出和加強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全會認為：“由于在過去一個時期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強調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關系，使黨的統一領導和各個生產組織的有效指揮建立在群眾路線的基礎上?！薄耙欢ㄒＵ宵h員在黨內對上級領導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評性意見的權利，一切不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的做法應該堅決糾正?！比珪厣炅嗣珴蓶|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3］（pp.9～13）全會充分恢復和發揚了黨內民主，真正實現了毛澤東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7］。
鄧小平通過推動開展以上工作，使馬克思主義組織路線得以重新確立。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決定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的實際作用來看，經過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倡導體制改革：改善群眾生活，促進人民致富
1978年，黨和國家逐步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旨在推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從主要路徑和根本目的兩個層面提出了新思路。
（一）將體制改革作為推動發展的主要路徑
1978年2月1日，鄧小平在聽取四川工作匯報時指出：“有些問題是共同的。農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只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只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余地沒有，怎么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決不行，要統一考慮?！保?］（p.261）9月15日，鄧小平進一步指出：“總的說來，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筑不適應新的要求?！保?］（p.376）為此，必須進行各方面的體制改革，尤其是經濟體制的改革。10月11日，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九大上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薄案鱾€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2］（pp.135～136）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在正式場合鄭重地宣布改革任務。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進一步要求：“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2］（p.141）。他指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于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于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他還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边@些論述既著重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又明確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鄧小平告誡人們：“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保?］（pp.145～150）因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特別是“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3］（pp.4～6），正式做出了實行改革的戰略決策。
（二）將促進人民致富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
以改革推動發展，應當使群眾富裕起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在相當長時間里，人們無法致富，甚至不敢談富，好像越窮越光榮。1978年，鄧小平針對這種現象尖銳地提出批評：“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1］（p.384）他還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保?］（p.380）其中，物質生活是文化生活的基礎，而工資水平是衡量職工物質生活質量的標準之一。3月28日，鄧小平在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同志談話時提出：“評定職工工資級別時，主要是看他的勞動好壞、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實行考核制度?？己吮仨毷菄栏竦?、全面的，而且是經常的。各行各業都要這樣做。”“要有獎有罰，獎罰分明?！薄翱偟氖菫榱艘粋€目的，就是鼓勵大家上進”。［2］（pp.101～102）4月30日，鄧小平對胡喬木、鄧力群和于光遠說：“資產階級權利問題，要好好研究一下，從理論上講清楚，澄清‘四人幫’制造的混亂。工資級別一定要有，而且定級一定要以技術為主。工人的工資不一定是八級，還可以考慮多幾級。”［1］（p.302）需要特別說明的是，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提出了先富帶動后富的重要思想。他指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2］（p.152）12月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強調：“城鄉人民的生活必須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必須堅決反對對人民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態度?！庇绕渲匾氖?，“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這個問題上應當“克服平均主義”。全會同時指出：“我國經濟目前還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時不可能很大，必須把有關的情況經常告訴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繼續加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思想教育”。［3］（pp.6～9）
不管是實行各方面改革，還是使一部分地區和群眾先富起來，都不能違背我們的根本制度。1978年10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提出，我們“好的傳統必須保留”，“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2］（p.133）11月2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在回答中國現在是否也正在考慮對政治制度進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那種競選制度、干部通過選舉產生等問題時指出：“整個制度我們同西方不一樣，你們叫議會制，我們是人民代表大會制，這個制度不會改變?！保?］（p.438）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體現了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還強調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3］（p.4）
轉變統一方針：力爭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但不能“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
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最終實現包括臺灣在內的祖國完全統一的原則立場。從新中國成立到1977年，我們雖曾提出過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由于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海峽兩岸關系，在較長時間準備武力解放臺灣。然而到1978年，這種情況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而有了重大變化，鄧小平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力爭和平解決臺灣問題
1978年1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一行時說：“中美關系正?；年P鍵問題是臺灣問題。我們過去就已表明我們的立場和態度：臺灣問題是我們國家的主權問題，在屬于國家主權的問題上是沒有談判余地的。臺灣問題何時用何種方式解決是我國內政”。［1］（p.254）
1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以美國參議院民主黨副領袖艾倫·克蘭斯頓為團長的美國國會議員團時指出，在實現中美兩國關系正?；?，“就我們來說，要力爭使用和平方式解決祖國的統一問題”。［1］（pp.254～255）7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以時任美國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亞洲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萊斯特·沃爾夫為團長的美國國會議員團時進一步指出：“如美國從臺灣問題上脫身，我們自己可以解決。過去曾有兩次國共合作，難道第三次不可以談？第二次合作是在十年內戰之后。這證明中國人民面臨共同的民族問題時，是可以走到一塊的?！保?］（p.339）12月15日，鄧小平在同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倫納德·伍德科克就中美關系正?；瘑栴}舉行會談時強調：“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臺灣的關系，不要影響中國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薄霸趯崿F中國和平統一方面，美國可以盡相當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1］（pp.452～453）12月24日，鄧小平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提出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公布時應以國防部名義，發表一個停止炮擊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聲明一事，在請示報告上批示：“兩件（“兩件”，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的請示報告和國防部部長徐向前關于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的聲明。）請即印發今天下午政治局會議討論?！保?］（p.457）聲明停止炮擊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實際上意味著準備武力解放臺灣已經轉變為力爭和平解決臺灣問題。
（二）尊重臺灣的現實
1978年1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艾倫·克蘭斯頓為團長的美國國會議員團時強調：“在實現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之后，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當然要照顧到臺灣的現實”［1］（pp.254～255）。10月8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指出：“臺灣真正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一部分以后，美國也好，日本也好，都可以繼續同臺灣保持民間關系。”［1］（p.396）11月14日，鄧小平途經緬甸仰光，在機場同緬甸國務委員會主席吳奈溫會談時指出：“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比如，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保?］（p.430）11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又指出：“我們多次講過，臺灣歸還中國，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臺灣的現實來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社會制度同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當然不同，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中華民國’的名稱要取消，它可以成為地方政府。根據現實情況，可以保留它的資本主義制度。”對于臺灣的上層人士，“我們的要求就一個：愛國。而且我們提出愛國不分先后”。［1］（p.442）
（三）力爭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但不能“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
1978年1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艾倫·克蘭斯頓為團長的美國國會議員團時說：“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我們聲明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不可能。”［1］（p.254）7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萊斯特·沃爾夫為團長的美國國會議員團時又說：“有人要中國承擔不使用武力解放臺灣的義務”，“中國如承擔了這一義務，實際上便切斷了解決臺灣問題的途徑，包括和平解決的途徑。我們不能承擔任何義務，但努力創造條件用和平方式解決”。［1］（p.339）10月25日，鄧小平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會談時強調：“美國總希望我們承擔義務，不使用武力解放臺灣。如果這樣，反而會成為和平統一臺灣的障礙，使之成為不可能。”［1］（p.410）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我國神圣領土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的面前。全會歡迎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祖國建設的事業繼續作出積極貢獻。”［3］（p.3）
調整對外政策：反對霸權主義，實行對外開放
1978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就強調反對霸權主義。1978年，鄧小平繼承、完善和發展了這一光榮傳統，并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
?。ㄒ唬┓磳Π詸嘀髁x仍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容
5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阿爾及利亞總統特使阿卜杜勒·卡德爾·扎伊貝克時指出：“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是根據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制定的。這個思想指導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對外政策。其中根本的一條，就是認為第三世界是解決世界事務和進行反帝、反殖、反霸斗爭的主力軍?！保?］（p.317）11月10日，鄧小平與馬來西亞總理達圖·侯賽因·賓·奧恩會談時表示：“國際總的局勢是有利于被壓迫民族，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但世界整個形勢趨向緊張、不安寧。其根源是霸權主義爭奪的結果。”［1］（p.424）鄧小平多次指出，中國人民一貫反對全球性霸權主義，也反對區域性霸權主義，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反對外來侵略、顛覆、控制和干涉”，“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選擇決定”。［1］（p.426）尤其重要的是，鄧小平聲明：“毛主席教導我們永遠不稱霸，我們將永遠屬于第三世界?，F在中國是名副其實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將來發達起來以后也不稱霸。所不同的是，那時我們將能對第三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保?］（p.264）“如果那個時候我們的根本方向變了，那就是我們變質了，那我們就應公開號召世界人民同中國人民一起把中國打倒。我們就是本著這種精神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總之，社會主義同霸權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保?］（p.393）
（二）實行對外開放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嶄新內容
1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法國總理雷蒙·巴爾時說：“在這個動亂的世界上，為了捍衛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必須加強防御力量”，而實行對外開放有利于加強防御力量，要“促進同外國的科學、技術、文化交流”。［1］（p.257）2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杰克遜時坦言：“我們愿意引進世界上先進的技術和經驗。我們不只派人到美國去考察，也派人到其他發達國家考察?！保?］（p.268）5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馬達加斯加民主共和國政府經濟貿易代表團時指出：中國“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進技術、先進成果。在‘四人幫’時期要這樣做是不允許的，他們說這是洋奴哲學?？茖W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資本家拿來為資本主義服務，社會主義國家拿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要把世界一切先進技術、先進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2］（p.111）
6月23日，鄧小平對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等人說：“我贊成增大派遣留學生的數量，派出去主要學習自然科學。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1］（p.331）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提出，要“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不僅新引進的企業要按人家的先進方法去辦，原有企業的改造也要采用先進的方法。在全國的統一方案拿出來以前，可以先從局部做起，從一個地區、一個行業做起，逐步推開。中央各部門要允許和鼓勵它們進行這種試驗。試驗中間會出現各種矛盾，我們要及時發現和克服這些矛盾。這樣我們才能進步得比較快”［2］（p.150）。
1978年，鄧小平推動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實現了中美兩國關系正?；@兩件大事為中國的對外開放提供了有利條件。需要說明的是，直到1978年我們才明確提出和實行對外開放，這是有具體原因的。正如同年9月16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匯報工作時所指出的：“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后來‘四人幫’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同世界隔絕了。”“經過幾年的努力，有了今天這樣的、比過去好得多的國際條件，使我們能夠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2］（p.127）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強調：“我國在發展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3］（pp.3,5）從此，一個既反對霸權主義又堅持對外開放的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太平洋的西岸。1979年1月，鄧小平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1978年度世界風云人物?！稌r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說：一個嶄新中國的夢想者——鄧小平向世界打開了“中央之國”的大門。這是人類歷史上氣勢恢宏、絕無僅有的一個壯舉！［1］（p.468）
197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努力，終于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性偉大轉折。在這個偉大轉折中，鄧小平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轉折的核心內容正如鄧小平所說，就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四化建設為中心，從停滯封閉轉到改革開放”［8］。如果說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建立新中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那么，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新時期。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正在邁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從新中國百年和民族復興的大視野，從新紀元、新時期、新時代的大視角，人們能夠清晰地辨別1978年不同尋常的歷史坐標，真切地體會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深遠歷史影響，深刻地認識鄧小平所做出的偉大歷史貢獻。
［ 參 引 文 獻 ］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頁。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8頁。
［3］《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頁。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7頁。
?。?］《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2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5頁。
?。?］《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頁。
［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頁。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1頁。
［作者簡介］韓亞光，研究員，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運研究所，10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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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