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展開，與金融體制、外貿體制改革相配套，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也在不斷地進行調整與改革，而發行“中國銀行外匯兌換券”（以下簡稱“外匯券”）就是其中的改革措施之一。“外匯券”于1980年4月1日由中國銀行正式發行，1995年1月1日退出市場流通，其在國內市場發行、流通的時間長達15年，是中國打開國門、逐步開放、融入世界經濟的歷史見證和縮影。
學界關于“外匯券”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領域，學者們圍繞“外匯券”發行和流通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展開探討與爭論，如“外匯券”的性質、發行后的現實影響、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進完善的對策建議等。當1995年“外匯券”停止在國內市場流通后，這些討論也就隨之停歇。事實上，從中國改革開放40余年的實踐來看，對自改革開放初期開始發行、流通并且影響中國社會15年的“外匯券”及其相關政策的探析，是理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窗口。本文擬通過對“外匯券”發行流通這一歷史過程的爬梳與探析，考察其流通變化的具體特征，以管窺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下，中國社會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變化與發展。
“外匯券”產生的歷史背景和醞釀、發行
“外匯券”的發行，主要緣于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外匯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同時，解決對外開放后中國外匯管理工作面對新形勢、新挑戰出現的新問題，是當時促使“外匯券”發行的主要因素。
（一）“外匯券”產生的歷史背景
1.改革開放后，外匯作為國際結算手段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外匯資源長期稀缺的現實困境是“外匯券”發行的客觀因素
新中國成立后，在西方國家對華封鎖禁運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遲緩，外匯資源長期稀缺。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約為3678.7億元，外匯儲備不到GDP的1%。為集中有限的外匯收入支持國家建設，從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禁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外匯、外幣和金銀的買賣，應由國家銀行經理”到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初步形成的“集中管理，統一經營”的外匯管理方針，中國政府一直堅持對外匯集中管理的方針，禁止外幣直接在國內市場流通，并對外匯收支實行較為嚴格的管理。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對外經濟貿易活動逐步活躍，外匯作為國際結算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其重要性日益凸顯。“沒有一定的外匯儲備，對外開放就沒有基礎，就不能繼續”。實行對外開放的迫切需要和外匯資源長期稀缺的情況，對中國的外匯管理工作提出“收匯”和“創匯”的現實需求。為此，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頒布《關于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若干問題的規定》，提出要千方百計“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把一切能增加外匯收入的工作搞上去”。外匯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重要價值和現實中的短缺是“外匯券”發行的客觀因素。
2.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市場外幣流通和外幣兌換的“失序”是中國外匯管理工作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下，新中國成立后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港澳同胞等主要通過“外匯兌換證”“旅行支票”和“人民幣特種存款支票”三種方式進行消費。他們將所攜外匯在中國銀行兌換后，憑中國銀行的“外匯兌換證”到友誼商店等特供商場以人民幣購買商品，離境時憑“外匯兌換證”兌回外幣；或以人民幣旅行支票直接付款，用人民幣找零。這種方式在對外經濟交往尚不密切、進入中國內地的外來人員數量較少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加強了非貿易外匯的集中管理，起到了積累外匯資金、支援國家建設的作用。
然而，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日益密切，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等進行外幣兌換與消費的傳統方式，已經不能滿足外匯市場的新變化。
一方面，隨著中國對外交往和旅游事業的發展，進入中國內地旅游、訪問、探親、從事商業活動的外國人、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等日益增多，1980年，中國接待境外旅客的數量比1978年增長了11.6倍，用于吃住行和購物的大量外幣涌入中國市場。僅以“外匯兌換證”來“控制外匯來源和使用金額”無法保證入境外匯全部兌換成人民幣。于是，外幣開始在國內市場計價流通。
另一方面，自1979年起為適應旅游業發展和增加國家外匯收入需要開展的國外商品寄售業務，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外幣在國內市場的計價流通。全國幾大城市寄售外國煙酒的商店，經批準可以直接以外幣標價和計收外幣。后來業務范圍擴大到中等城市，涉及的商品范圍從寄售商品擴大到直接出售進口商品，外幣收取范圍從煙酒類商品擴大到交通、旅游、文化、體育、餐廳等行業。1979年4月，為鼓勵出口，國務院頒布《關于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若干問題的規定》，宣布“實行貿易和非貿易外匯留成”。為保證外匯留成，部分單位開始直接向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等收取外幣，如廣州友誼商店、餐廳收取美元、日元、英鎊、港幣、瑞士法郎五種貨幣，深圳、珠海、汕頭、肇慶和佛山的友誼商店、餐廳收取美元、港幣兩種貨幣。在廣東省開始出現“憑外幣購票優先”“憑外幣坐車優先”的現象。外幣流通范圍的不斷擴大，嚴重影響了人民幣統一市場。例如，廣西南寧等地友誼商店均以外幣計價，收取外幣；桂林有的攤頭小販也收取外幣。由此，外幣在中國國內市場計價流通，逃匯、套匯盛行，這不僅影響了國家外匯收入，“而且影響人民幣的信譽”。也就是說，外幣兌換與外幣流通中的“失序”使中國外匯管理工作面臨新的挑戰，“外匯券”由此應運而生。
（二）“外匯券”的醞釀、發行
為了防止套匯和套購緊缺商品，取代外幣在中國市場上流通，保證對外賓旅客的物資供應，并有利于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1980年4月1日，國務院決定由中國銀行發行“外匯券”。“外匯券”以解決外幣在中國國內市場計價流通的問題為發行目的，它保證了“獨立自主的、統一的人民幣市場”。根據目前公開披露的資料可知，1979年2月28日，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在向國務院提交的《關于進一步辦好友誼商店的若干意見》中，已經提出“由中國銀行在國內發行人民幣外匯券，在一定范圍內流通，是必要可行的”，并提出友誼商店內供應的商品，將“一律使用中國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外匯券，任意選購”。也就是說，“外匯券”在此意見提出前就已經開始醞釀了。12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向國務院提交的《關于維護人民幣統一市場禁止外幣在國內市場流通的報告》，詳細匯報了外幣在國內市場的流通情況及由此而引起的相關問題，并提出“明年中國銀行發行‘外匯兌換券’以后，所有現在經過批準可以直接收取外幣的單位，也不得以外幣標價和計收外幣，應改用人民幣標價，收取外匯兌換券”。1980年1月5日，國務院批轉了該報告并明確規定：“本年內中國銀行發行外匯兌換券后，應即停止直接收取外幣。”
1980年3月3日，國家計委、國家外匯管理局向國務院提交了《關于發行“外匯兌換券”問題的請示報告》，詳細分析了發行“外匯券”的好處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并提出：“從大的方面講，發行外匯券還是利多弊少……是一種可行的和比較有效的措施”。此后，“外匯券”的發行工作進入最后準備階段。3月12日，國家外匯管理總局首先向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各分局、中國銀行各分支行處等“外匯券”發行與管理工作涉及的相關部門發布了《關于寄發“外匯兌換券”暫行管理辦法的通知》。3月19日，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正式發出《關于中國銀行發行“外匯兌換券”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規定自4月1日起發行“外匯券”，并隨《通知》下發了《中國人民銀行外匯兌換券暫行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此后，北京、廣東、上海等地也陸續出臺了相關文件，對“外匯券”的使用對象、使用范圍等予以明確規定：
首先，明確規定了“外匯券”的使用對象。“外匯券”的使用以“外松內緊”為基本原則，僅限于“外國人，短期回來的華僑、港澳同胞，駐華外交、民間機構及其常駐人員等”使用。同時，短期來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與港澳同胞“必須憑回鄉證或護照，才能予以供應”。持有“外匯券”的“中國公民一般不能用外匯券購買需用外匯券支付的商品”。
其次，嚴格限制“外匯券”的使用范圍。“外匯券”只限在指定范圍內使用，其中包括：“（一）各地專門接待外國人、華僑、港澳同胞的旅行社、友誼商店、外輪供應公司、工藝美術服務部、文物商店、外貿中心和進口商品專柜；（二）專門接待外國人、華僑、港澳同胞的賓館、飯店、俱樂部；（三）支付去港澳地區的直通火車、船只票款，及托運行李、物品費用；（四）支付國內外航線的飛機機票，及托運行李、物品費用；（五）支付國際電訊、托運國際包裹；（六）經國家外匯管理總局（或分局）批準或根據有關規定應收取外匯券的單位。”未經批準的單位，在出售商品、提供服務時“一律不準收取外匯券”。短期來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分布較多的北京、廣東、上海三地，在《通知》頒布后即對當地批準收取“外匯券”的單位進行了詳細規定。北京市明確劃定了29個包含飯店、賓館、友誼商店、景點在內的收取“外匯券”的具體地點；廣東省對下轄各市、各地區、各縣友誼商店、友誼餐廳、外輪供應公司、賓館等可以收取“外匯券”的地點進行了詳細規定；上海市自1980年4月1日起，設立兌換點44處、回籠點42處，指定收券單位67個。
《通知》發布后，“外匯券”發行后涉及兌換、流通與回籠的各方面內容都有了明確規定。隨后，國家外匯管理總局相繼發布《關于寄售商品改收外匯券的通知》《關于外匯券發行后的外匯統計工作和計算外匯留成方法的通知》《關于國際電信業務和國際包裹收取“外匯兌換券”的通知》《關于鐵路收取外匯券的統計和計算外匯留成的聯合通知》等規章，基本涵蓋了外國人、華僑華人及港澳同胞來中國內地生活、工作的需求。由此，“外匯券”正式進入中國國內市場發行、流通，成為中國政府開展國內外匯管理工作的新方式。
“外匯券”在國內市場的發行、回籠、流通與相關政策調整
“外匯券”是特定人群使用、在特定范圍內流通的特殊證券，以下從其發行、回籠、流通及相關政策的變化等方面進行考察。
（一）“外匯券”在國內市場的發行與回籠情況
從“外匯券”發行與回籠情況來看，“外匯券”在中國國內市場的總體流通情況比較穩定。
其一，“外匯券”發行數量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以及來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數量的增長而不斷增加。“外匯券”自1980年開始發行以后，每年的兌出數量穩步增加。以主要外匯大省廣東、福建兩省為例，廣東省1980年“外匯券”投放量為3.31億元人民幣，至1986年增加到13.07億元人民幣，1987年雖有所波動，但仍保持在11.69億元人民幣；福建省1980年投放“外匯券”0.13億元，至1990年增加到5.23億元。1980年中國入境游客的人數僅為350萬人，至1990年已經增加到1048萬人。入境游客數量的增長，意味著“外匯券”的消費群體規模不斷增大。
其二，“外匯券”的回籠數量也比較穩定。1981年，全國“外匯券”的回籠率約為91.4%，以此為標準，以改革開放后對外聯系密切、經濟發展較為迅速、“外匯券”流通量大的中國南大門——廣東、福建兩省，以及地處內陸、對外聯系有限、外匯流通量較小的陜西省的“外匯券”回籠情況為例，廣東省1980—1987年的年均回籠率是103.3%，福建省1980—1990年的年均回籠率為92.1%，陜西省1980—1989年的年均回籠率為98.3%。由此可知，“外匯券”發行和回籠的總體情況比較穩定。
（二）“外匯券”在國內市場的流通變化
“外匯券”最具爭議的部分與主要政策的調整，基本集中在國內市場的流通環節。一方面，由于部分商品的“外匯券”標價低于人民幣標價，不法分子趁機炒賣外匯，套購物資，進行黑市交易，外匯管理工作也開始出現混亂的局面；另一方面，“外匯券”的流通范圍和使用對象逐步擴大，部分地區“對商品同時標人民幣和外匯券兩種價格”，“形成同一市場，同一商品，使用兩種價格的混亂局面”，影響了人民幣信譽。這些問題在各地“外匯券”的流通過程中均有體現，但最具代表性的是經濟特區深圳市在“外匯券”流通中產生的“使用對象擴大”和“跨區域流通”問題。
深圳特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條件優勢，成為進口商品內銷國內市場的中轉站。“外匯券”銷售的進口商品品種多，且大大低于人民幣價格，兩者之間的價格差異可達50%—150%，所以吸引大量“外匯券”流入深圳。
從零散的資料分析20世紀80年代“外匯券”在中國國內市場的流通情況，1982年是一個分界線。截至1982年，上海市共發行“外匯券”3.42億元，回籠3.3億元，回籠率為97.7%。從廣東全省情況來看，1981年和1982年“外匯券”回籠率為89.2%和102.3%，與全國“外匯券”91.4%的回籠率相比，回籠情況基本正常。“外匯券”的就地發行與回籠執行良好，并未顯示出很大不同。
從深圳特區來看，特區正式成立后的頭兩年，外匯券的流通情況基本正常。1980年，深圳“外匯券”投放5903萬元，回籠4812萬元，回籠率為81.5%；1981年，“外匯券”投放1.37億元，回籠1.31億元，回籠率約為95.6%。此時，深圳“外匯券”發行與回籠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1982年上半年，中國人民銀行及國家有關部委有取消“外匯券”的意向，受其影響，內地“外匯券”大量流入深圳搶購短缺進口和出口轉內銷商品，當年1—9月“外匯券投放12.34萬元，回籠1.49億元”，“外匯券”流入數量驚人。1982年，深圳旅游“外匯券”收入為545.25萬元，而剩余近億元“外匯券”收入則“主要屬深圳市與國內（相信以廣東省內為主）的貿易收入”。如此龐大的“外匯券”回籠量，實際上反映出深圳“外匯券”的發行與流通已經脫離“外匯券歸特定人持有，可到指定地點買需要的商品，不能在市面上自由流通”這一發行初衷，開始在市內大規模流通。同年，上海市的“外匯券”回籠率達97.7%，福建省的“外匯券”回籠率為86.2%，這也說明，深圳活躍的“外匯券”自由流通市場僅僅在市內流通，并未形成跨省的、影響更大的“外匯券”市場。根據相關統計數據可知，隨后黑龍江省1983—1985年、河北省1983—1988年、陜西省1983—1989年的“外匯券”年平均回籠率分別為106.9%、100.1%、100.4%。雖然少數年份有所波動，但總體來說，以深圳為中心、以進口商品為主要對象的“外匯券”自由流通市場的影響還是比較有限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港幣在深圳市場的流通量不斷增加，1986年，深圳“外匯券”流通量為5713萬元，占貨幣總流通量的12%；1987年，深圳“外匯券”流通量減少為77萬元，僅占貨幣總流通量的0.1%。此后，“外匯券”很少在深圳市內流通。
（三）“外匯券”發行后的相關政策調整
針對“外匯券”在各地流通中產生的問題，“外匯券”管理工作也相應做出調整，基本精神是“盡可能把外匯券流通中的一些不利因素限制在最小范圍內”，將其使用對象、場所、換取的商品或勞務不斷加以限制，以避免“外匯券”變成一種通用貨幣，擠占國內人民幣市場。
1.在價格上保證“外匯券”與人民幣等值
1981年6月，國務院批轉國家計委、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等部門的報告，規定各個地區“外匯券”收取單位對外供應的商品價格，原則上要與商品的市場零售價格一致，“不得為了多得外匯券擅自降低銷價……要立即提高入境旅客行李物品稅和若干進口商品的關稅，電視機、錄音機等商品的進口稅率……使一個價格的原則易于推行，外匯券投機不再有那樣大吸引力”。隨后，北京市政府轉發國務院批轉的通知，規定“使用外匯券購買的商品，其價格低于市場零售商品價格的，限七月十五日前調整得與市場零售商品價格一致”。
2.進一步限制“外匯券”的使用范圍，保證和逐步擴大人民幣的計價流通范圍
根據“外匯券”發行之初的《辦法》規定，在持有“屬于國家規定允許本人留成的外匯（僑匯除外）”的情況下，中國公民可以將外匯兌換成“外匯券”，或將“外匯券”兌換成人民幣，或可根據“兌換證明”將“外匯券”轉存為外幣存款或匯出境外。持有“外匯券”的中國公民，憑單位介紹信和“兌換證明”可以從指定收取“外匯券”的商店或專柜購買商品。1981年，“外匯券”的使用范圍進一步縮小，除經營外貿的部門專供商品可以收取“外匯券”之外，其他內銷商品一律不得以“外匯券”計價。國內居民持有“外匯券”，只能到銀行兌換成人民幣，不允許直接使用，并取消“憑單位介紹信”可向收取“外匯券”的商店或專柜購買商品的規定。1984年11月，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聯合發出通知，指定收取“外匯券”的單位，同時規定要開設以人民幣計價的貨柜，以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限制“外匯券”的流通，并提出各省、市、自治區外匯管理部門應嚴格控制“外匯券”的使用對象，未經相關部門批準，“國內機關、部隊、團體、學校、國營企業、事業單位、城鄉集體經濟組織，都不得使用外匯券”。
3.加強“外匯券”市場管理，堅決取締“外匯券”黑市
1989年，為取締“外匯券”黑市買賣，維護金融秩序，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關于外幣兌換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要求：外國駐華機構開立的外幣存款賬戶或人民幣特種存款賬戶，駐華機構從其賬戶中提取“外匯券”時，開戶行必須在水單上加蓋“不可兌回外幣”戳記。常駐人員如不出境，對未用完的“外匯券”不能兌回外匯。各銀行對短期來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辦理外幣兌換“外匯券”時，必須在水單上登記本人姓名及護照號碼；未用完的“外匯券”兌回外幣時，須向銀行提供有效期內的兌換水單、出境證明或飛機票，準予一次性兌回外幣（最多不超過原兌換數的50%）。這一調整，直接減少了黑市上“外匯券”的來源，打擊了“外匯券”黑市買賣，懲治了套購外匯的違法行為。
（四）“外匯券”在20世紀90年代的平穩發展直至逐步取消
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正式發行與流通中的政策調整，到了90年代，隨著對外往來的日益擴大、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中國外匯儲備達到相當規模，“外匯券”的發行與流通步入了平穩發展階段。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內市場商品供應愈加豐富，原來用“外匯券”專供的商品用人民幣均可買到，“外匯券”在流通中的特殊作用開始消失。根據統計，1981年，廣東省全省旅游商品的銷售額為1.6億元，其中“外匯券”銷售額1.38億元，“外匯券”商品銷售額占全省旅游商品銷售額的86.3%；截至1990年，這一比重已經下降到20.8%。1992年，中國銀行北京市分行在北京外匯商店設立首家境內居民外匯兌換處。中國國內居民持有自由兌換的外匯，可以直接兌換“外匯券”。此外，“外匯券”的使用對象開始擴大，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國內外匯兌換的一種方式。隨著國家外匯儲備增加、市場商品供應逐漸豐富、人民幣匯率日趨合理，無論在外匯兌換還是商品供應方面，“外匯券”在中國的作用越來越小了。
1993年6月，中國在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第14輪會談中做出承諾，將在5年內將人民幣官方匯價與調劑價統一，使人民幣成為可以直接兌換的國際貨幣。在外匯匯率并軌、人民幣官方匯率取消、外匯可直接兌換成人民幣的情況下，以官方匯率為發行、流通基礎的“外匯券”的取消就成為必然趨勢。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的改革目標。國務院于12月先后頒布了《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和《關于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對金融體制改革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做了全面部署，宣布停止發行并逐步收回“外匯券”，取消任何形式的境內外幣計價結算。根據國務院的決定，中國銀行于12月30日印發了《關于停止發行外匯兌換券的通知》及《中國銀行關于收兌外匯兌換券工作的若干規定》，宣布自1994年1月1日開始，停止發行“外匯券”，已發行、流通的“外匯券”可繼續使用，逐步兌回。1995年1月1日起，“外匯券”停止在市場上流通。自此，在中國實行了15年的“外匯券”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
“外匯券”的歷史功用和意義評析
“外匯券”正式誕生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外匯管理工作從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特殊時期。“外匯券”的發行、流通同時與其“外幣屬性”和“短缺商品供應”相關聯，以“鈔證合一”的特性，在“創匯”和“收匯”方面發揮著特殊的“屏障”和“媒介”作用。
（一）“屏障”
“外匯券”以“外幣屬性”替代了外幣在中國國內市場的流通，保證了全國統一的人民幣市場，通過特定對象、特定使用范圍的規定，在實際流通中有效控制外匯黑市交易，保證外匯在國家的掌握內流通，穩定了社會主義的金融秩序。
1.維護人民幣的統一市場，穩定社會主義的金融秩序
從“外匯券”的自身特點來看，“外匯券”雖然是一種有價票券，但它不同于糧票、布票等票券，是由可兌換的外匯在國家指定銀行兌換而來的。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下，國家嚴格控制個人自由兌換外匯，只有“外匯券”才可以按官方匯率兌換成美元等，離境時可以直接兌換成外匯攜帶出境。按人民幣外匯牌價兌換的“外匯券”，印有與人民幣等值的面值，可以不加人民幣單獨使用，“任何單位或個人，如將收入的外匯券向中國銀行結匯，或向指定的代兌點兌換成人民幣，一律按外匯券金額支付等值人民幣”。它實際上具有計價、流通等貨幣職能，而且其使用范圍涉及衣食住用行等生活各方面，其購買力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可以稱之為“第二貨幣”。同時，自發行“外匯券”之后，政府明確規定除指定批準地區可收取外幣外，“其余單位一律不準直接收取外幣”。中國境內非貿易外匯的收支，除了都要通過外匯銀行辦理結算外，大量非貿易收入如旅游服務、旅游商品、寄售維修、交通運輸、郵電、保險等均通過“外匯券”的收支結算實現。從這個角度來說，“外匯券”的發行既保證了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港澳同胞，以及1987年后進入中國大陸的臺灣同胞的消費需要，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對外經濟文化交往，又以“人民幣代用券”的形式避免了外幣在中國市場的大規模流通，維護了人民幣的主權尊嚴和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
2.有效控制外匯黑市交易，保證外匯在國家掌握內流通
從“外匯券”的發行初衷和實際流通中的作用來看，“外匯券”在抑制外匯黑市、保證外匯在政府掌握內流通的作用十分明顯。
一方面，“外匯券”發行的目的包含對外匯黑市的抑制作用。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由于中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一切外匯業務都由國家“集中管理、統一經營”，各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以及居民個人并不掌握可以自由支配的外幣。改革開放前，新中國有限的對外交往也使各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以及居民個人的外匯需求缺少供給來源，所以此時中國的外匯黑市交易并沒有發展起來。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特別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轉軌，并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以及進入中國大陸的臺灣同胞人數逐漸增多，流入中國境內的外幣增加，加之1979年開始實行的外匯留成制度等使中國外匯市場上外幣供給量迅速增加，外匯持有者和外匯買賣者相繼出現，外匯黑市交易便活躍起來，外匯黑市在1978年溢價為38.17%，1979年溢價高達52.72%。因此，政府通過發行“外匯券”來限制外幣的使用范圍以減少外匯流向黑市，限制外匯黑市交易的活躍程度，使外匯黑市溢價從1980年初的60%猛降到4月的23.8%，并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處于較低溢價水平。
另一方面，“外匯券”還保證了外匯在國家掌握內進行流通。改革開放后到“外匯券”發行前的這段時間，中國國內市場的外幣流通并不完全在政府的管理與掌握之內。改革開放之初大量外幣在國內市場的流通，看似使中國的外匯市場空前繁榮，但實際上只是“使一部分原來由銀行直接收兌的僑匯、其他非貿易外匯和外幣，分散到各個收取外幣的單位去，從國家整體上看，并不能增加多少外匯收入”。因此，以發行“外匯券”來代替外幣在中國國內市場的計價流通，其作用就是把政府控制之外的外幣流通取消，以政府能全面控制的“外匯券”來代替，將中國市場上的外幣納入政府控制的外匯流通之內。
（二）“媒介”
“外匯券”以其“緊缺商品供應屬性”將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港澳同胞以及1987年后進入中國大陸的臺灣同胞的購買需求和中國國內市場相聯系，在禁止外幣流通的同時，保證對上述人員各項商品和勞務等供應的非貿易外匯收入統一于國家。
1.“外匯券”與緊缺商品供應聯動，以高檔耐用消費品的控制供應“創匯”“收匯”
從消費方式來說，“外匯券”的“媒介”作用的重要體現就是其與緊缺商品供應聯動，在滿足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港澳同胞以及1987年后進入中國大陸的臺灣同胞的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時，保證外匯收入統一于國家。實際上，對來華外賓、外交官員、外國專家、記者及其家屬以及留學生、實習生和臨時來華參觀訪問的外國人的供應工作，自新中國成立后即已存在。然而，這一時期國家的對外交往、外賓商品供應工作基于“加強友好往來”“擴大政治影響”的政治考量多于“為國家多收匯”的經濟意義。1979年2月28日，國家計委提交國務院的《關于進一步辦好友誼商店的若干意見》中規定：“友誼商店供應的商品，一律使用中國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外匯券，任意選購。”由此，“外匯券”開始與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以及1987年后進入中國大陸的臺灣同胞的衣食住用行各方面在內的特需供應緊密聯系在一起，并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其“創匯”“收匯”的經濟意義日益凸顯。上述人員憑“外匯券”，通過友誼商店等特殊供應體系滿足其日常消費。
在“創匯”“收匯”的緊迫任務面前，友誼商店等的商品供應具有以下特點：
一方面，商品種類豐富，且優質商品保證供應。友誼商店的商品作為“特需計劃”，其供應原則是“優先安排，保證供應”，其供應范圍涵蓋了衣食住用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武漢市友誼公司于1980年開始，以優待價供應進口電視機、電風扇、電飯煲、尼龍傘等，至1985年底，陸續增加毛線紡織品、床上用品、穿戴品、茶水具、照相機和糖果飲料等400多種。又如，1987年，北京市東四人民市場申請設立旅游商品經營部，經營范圍包括“家用電器等進口商品和金銀首飾、珠寶鉆翠、景泰藍、古墓象牙雕刻、字畫、仿古陶瓷、高檔新陶制品、高檔工藝品、絲綢、鐘表眼鏡等中、高檔旅游商品”等。
另一方面，“外匯券”商品供應價格低于市場零售價，供應方式則為憑“外匯券”任意選購。“外匯券”商品多因外匯直接進口，價格比國內市場相同商品便宜；同時出于“算國家的大賬”的創匯目的，商品銷售秉持“薄利多銷、廣開銷路”的原則。自1980年開始，武漢市友誼公司試行部分商品憑“外匯券”實行優待價，以低于市場零售價的10%—30%計算。廈門經濟特區開辟專門使用“外匯券”的商場，同一種商品，用“外匯券”購買比用人民幣購買便宜60%—70%。這種情況在所有經濟特區都存在。由于“外匯券”能夠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到稀缺物品，大量“外匯券”自內地涌向特區。憑“外匯券”以優先供應優質商品“創匯”“收匯”，是改革開放初期解決外匯嚴重緊缺問題的必然選擇。
2.以外匯管制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證非貿易外匯收入統一于國家
從消費范圍來說，“外匯券”的使用范圍基本涵蓋了當時中國非貿易外匯的收入來源。非貿易外匯是中國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其主要對象主要包括：旅游外匯，承包工程、勞務服務外匯，交通運輸業外匯，寄售和維修業務外匯，外國駐華機構及其人員的外匯等。這些對象均被涵蓋于“外匯券”發行時規定涉及的使用對象和范圍。收取“外匯券”的單位包括民航、鐵道、交通、郵電、海關、旅游部門、友誼商店、外輪供應公司、廣州貿易中心、輕工工藝美術服務部、文物商店、寄售代銷進口商品的單位、國際列車、國際國內航線的飛機、客輪和內河游艇以及民航機場候機室的小賣部和餐廳等，其服務范圍涉及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以及1987年后進入中國大陸的臺灣同胞衣食住用行等各方面。這就使傳統的以“外匯兌換證”僅從兌換環節保證外匯兌換的方式，變為以“外匯券”的方式進一步從消費環節保證上述人員進入內地后的外匯兌換。如此雙管齊下，保證了國家進一步加強對非貿易外匯的收匯和管理工作。同時，在外匯留成制度下，收取“外匯券”的單位、機構所“收入的外匯券經結匯后才能計算應得的留成外匯”。此規定在事實上保證了國家對非貿易外匯的控制。
可見，“外匯券”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進行非貿易外匯管制的一項重要改革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證了非貿易外匯收入集中到國家手中，由國家統一調配，支持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
結語
1980—1995年，“外匯券”正式發行和流通于中國外匯體制在經濟轉型中逐步改革的特殊時期，是改革開放后非貿易外匯管理的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外匯券”憑借其“鈔證合一”的特殊屬性，在中國的外匯管理工作中通過發揮“屏障”與“媒介”作用，旨在完成“創匯”與“收匯”這兩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外匯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務。從此方面考察，“外匯券”的發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其最初設想：“加強外匯管理，維護人民幣的統一市場”；“方便外賓和外來旅客”；“便于計算友誼商店等企業和旅游、交通、民航等單位收入外匯的分成，鼓勵其創匯的積極性”。從“外匯券”發行和流通過程中的政策調整可以看出，發行“外匯券”是從中國經濟還不發達、商品供應緊俏、急需大量外匯建設資金的實際情況出發而采取的一項加強外匯管理的特殊“權宜”措施，其與當時十分緊缺的兩種資源——“外匯”和“緊缺商品”相關聯的固有屬性，使“外匯券”本身也成為一種稀缺資源。這在客觀上抬高了“外匯券”的價值，造成其在流通過程中出現使用范圍與流通地域擴大，擠占了人民幣的統一市場。因此，在1983年和1986年國務院兩次計劃取消“外匯券”。但這兩次計劃取消先后由于“外匯券”使用數量較大的上海、廣東要求暫緩，以及后來“取消外匯券涉及面廣、情況復雜”而最終未能落實。這也是“外匯券”的發行與流通雖然不盡如人意，但在中國仍然存在15年的原因。因此，“外匯券”在發行、流通與回籠過程中的政策調整也秉持著“把一些不利因素限制在最小范圍內”的基本原則。
綜上所述，“外匯券”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歷程中某一特殊時期的真實寫照。它是改革開放新形勢下產生的一項新事物，并隨著改革開放拓展、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和中國金融秩序的正常化而退出歷史舞臺。“外匯券”的發行，既體現出這一時期中國外匯管理工作處于摸索階段的漸進性特點，也體現了中國政府探索改革開放事業時“摸著石頭過河”的指導思想和理念。包括發行“外匯券”在內，此一時期中國政府對外匯管理工作進行了諸多探索：如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匯率雙軌制、建立和發展外匯調劑市場等。雖然有些措施在實施過程中產生了新問題，但綜合來看，這一時期中國政府對外匯管理工作的政策調整，在保證中國對外交往的順利開展和對外開放政策的穩步實施的同時，也為1994年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外匯管理體制框架的構建奠定了基礎，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作者簡介］張玲蔚，博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872。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