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川北達縣為考察中心（1951～1952年）
1952年9月28日，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的廖魯言鄭重宣布“土地改革運動已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1］這標志著農民土地所有制在廣大農村確立起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改革過程中，中國小農的個體性、分散性在分配土地的過程中被強化，這與中共中央既定的合作化乃至集體化的目標相背離。［2］因此，從土地改革后期開始，中共中央就在全國范圍內陸續發起了一場針對鄉村干部的思想教育運動，而正是這場教育運動為推動農村從農民土地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轉變奠定了堅實的干部基礎。但學界對此的相關研究成果較少。[1]（學界關于合作化運動的相關專著與論文較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葉揚兵所著《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版），該書雖然對開展農業合作化之前的鄉村干部訓練有所提及（見該書第208頁），但沒有進一步展開分析。英國學者許慧文對1949～1956年中南區的農村社會轉型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可能囿于材料，她并未涉及土地改革后新政權對鄉村干部教育這一問題（Vivienne 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滿永以國家權力滲入鄉村過程為視角，對集體化進程中的鄉村干部訓練進行了專題研究，他以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三個時期為考察時段，展示了“國家干部”的誕生以及訓練中“國家權力的鄉村日常化”過程，但可能由于考察時段過長而難以兼顧全面，并未涉及農村建黨這一重要問題（滿永：《集體化進程中的鄉村干部訓練——建國后國家權力滲入鄉村過程的微觀研究》，《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3年第4期）。事實上，通過在農村建黨、訓練黨員干部，并在鄉一級建立支部，是國家權力在鄉村中下移的重要路徑。鑒于既有研究，本文將考察視域限定于土地改革后期至互助合作運動時期，并對此時農村基層建黨工作予以微觀分析。）本文擬運用川北達縣檔案館的資料，通過對土地改革后期基層組織工作進行微觀分析，展現這場在農村互助合作背景下開展的思想教育運動，及其在土地改革到農村集體化轉換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進而為理解合作化運動的迅速完成提供一種新的分析視角。
一、川北行政區土地改革后鄉村干部的心態
20世紀50年代初期，為了便于統一管理，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實行大區制，1950年1月，在西南設立西南行政區，并將原四川劃分為川東、川西、川南、川北四大省級行政區和重慶市，統屬于西南軍政委員會。川北行政區（以下簡稱川北區）設有川北人民行政公署，胡耀邦擔任行政公署主任與川北區黨委書記。根據劃分，川北區由南充、劍閣、遂寧和達縣四個專區以及南充市構成，共計35個縣。
達縣[2]（2013年，經國務院批準，達縣改區，易名為達州市達川區，因本文以檔案資料為依據，故引用時保持原名。）位于四川東北部，當時屬達縣專區管轄。1952年9月，包括川北區在內的四個省級行署重新合并為四川省。川北區大多為山地，以農業為主，工業整體發展滯后。
從大革命時期起，中共即在四川建立黨組織，但因多次遭到破壞而發展緩慢。1950年，川北國民黨政權被推翻后，隨著外來干部及轉業人員增多，各縣黨員數量才有所增加。據統計，1951年，達縣有黨員116人，但“大都是復員軍人、革命職員，學生”［3］。可見，此時黨組織的力量尚未深入到農村基層。
根據中共中央與西南局的部署，在經歷征糧、減租退押等運動后，川北區在1951年2月至1952年4月開展了土地改革。［4］川北區土地改革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得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肯定。［5］各地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還通過向農民頒發土地證的方式將其對土地的所有權固定下來。土地改革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據1952年5月川北區對蒼溪等七個縣的統計，土地改革過程中農民熱情高漲，“新修培修的塘堰一萬三千余座，植樹六百余萬株”，且在防旱抗旱斗爭的基礎上，積極“開展春耕生產和愛國增產競賽運動”。［4］農民在得到土地后，迅速開始生產，打理自己分得的土地。但此時的鄉村干部卻面臨一個頗為躊躇的問題：“如果他們正直無私，熱心公事，則尤其難以大幅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反而很可能被一般農民甩在后面。因為一般農民可以全心全意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們則很少余力照顧自己的土地”。［6］因此，在全國范圍內，不少鄉村干部開始出現被稱為“換班”的消極懈怠思想。川北區同樣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川北區一期土地改革剛結束，分到土地的干部就產生了消極懈怠念頭，具體表現為“干部不想當了”［7］。這類基層干部中的思想問題，當時曾被西南區總結為一種思想類型，即“酆斯云思想”[3]（酆斯云，川北區南充縣人，貧苦農民出身，因在征糧、土地改革中表現積極而先后被提拔為鄉農會主席、鄉長，土地改革后他覺得自己文化層次低且當干部耽誤生產而自行離職回家種地。酆斯云由此成為西南干部中家喻戶曉的人物。參見酆斯云口述、王積厚等整理：《“酆斯云思想討論”對我的教育》，《南充市文史資料——胡耀邦與川北區工作回憶》第2輯，1994年，第107～108頁。）。實際上，酆斯云的想法代表了當時川北區不少鄉村干部的心態。如遂寧專區某村的農會主席，土地改革后工作積極性低落，區上通知他開會，幾次他都推脫不去，還稱：“土改了，開啥子會呢？鬧生產吧！”[4]（吉杰：《談談土地改革后的農村思想領導問題（1951年8月5日）》，川北區黨委辦公廳編：《川北工作》第65期。）通江縣洪藥鄉四村婦女委員吳茂珍說：“鄉上沒有我的米，情愿回家生產”。[5]（《洪藥鄉村干部展開“酆斯云思想”討論的收獲》，通江縣土地改革委員會編：《通江土改通訊》第80號，1952年1月20日。）據統計，川北區存在“換班”思想的干部竟“占整個鄉村干部百分之五十左右”。［8］
此外，盡管土地改革使農村階層結構整體上呈現“中農化”趨勢，［9］但由于個體農民中事實上存在的技術、勤惰乃至土地條件差異，農村必將發生新一輪的貧富分化。一些善于經營的農民（包括鄉村干部）抓緊擴大生產規模，有的甚至采取了雇工、放租的做法。[6]（川北區達縣地委對農村中的此類現象予以嚴厲批評：“由于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滋長，農村黨組織及其成員受到嚴重的影響和侵蝕，部分黨員滋長了剝削別人、自私自利，只顧個人發財等資本主義思想和行為，如雇工、放債、買田、出租土地、囤糧不賣”。參見《中共達縣地委組織部關于農村建黨及其他有關組織工作的意見（1954年2月7日）》，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7-1-58。）
鄉村干部亦存在盡快脫貧致富的主觀愿望。土地改革結束后，他們中的不少人將注意力轉移到如何增加自身財富的目標上來。據達縣縣委組織部調查，發現“目前在鄉村干部中存在較為嚴重的富農道路的剝削思想”。根據第二區的不完全統計，在126名鄉村干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剝削思想的有百分之五十，其中部分還較嚴重，個別的還有嚴重的剝削行為”。如堡子鄉有個村干部土地改革后“把自己的田出租了五挑（一種土地計量單位——引者注）”；石橋鄉鄉長任仲明說：“我想把老婆留在鄉上住，田地出租”。［10］事實上，土地改革后農村出現的農民（包括鄉村干部）單干乃至貧富分化現象，明顯與中共中央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擬定的集體化目標相背離。對此，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在西南局第六次會議上就對土地改革后個體農民經營土地存在的問題表示了憂慮：“農業經濟由集中到分散，百分之六七十的新分得田地的貧雇農的生產資料極端缺乏，如不注意扶持，不但增產困難，且有減產危險”。［11］
事實上，關于土地改革后是否立即轉入合作化運動，在中共中央內部也發生了一場爭論。1950年，山西省長治地區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的贊揚，并于1951年4月向中共中央華北局提交了《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要求提高互助組，轉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但遭到了嚴厲批評，雙方還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山西省委被迫做了檢討。［12］但毛澤東接到山西省委的報告后，表態支持山西省委，［13］這場爭論大大推進了中共中央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進度。1951年9月，第一次全國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召開并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12月，中共中央發給各級黨委試行，標志著農業合作化運動正式開始。
1951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報告中共中央，提出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具體方法，建議省、縣、區黨和政府組織“應訓練積極分子，推廣經驗，提高覺悟”，報告得到中共中央的認可并將其轉發全國。［14］中共中央東北局提出的“訓練積極分子”，“提高覺悟”，其對象即為廣大鄉村干部。土地改革后轉入互助合作乃至集體化運動，實則蘊含了農民土地所有制轉向集體所有制的重大嬗變。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對于農民而言是難以理解的，因而要推動合作化運動的順利進行，鄉村干部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此，中共中央西南局發出號召，對廣大鄉村干部提出新任務：“我們今后農村工作主要的任務是在于如何進一步發揮農民從土地改革運動基礎上發展的生產積極性創造性，如何進一步把西南廣大的農民組織到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中來。”[7]（張際春：《把農民在土地改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產積極性廣泛的組織到互助合作運動中來（1952年9月28日）》，《西南區土地改革運動資料匯編》下冊，1954年編印，第988頁。）針對鄉村干部存在的“換班”及“松勁”思想，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各地迅速展開討論的同時還發出指示，要求“大量開辦農村積極分子訓練班”，以“進一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11］（p.458）因而，開辦訓練班就成為黨對鄉村干部群體進行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式。
二、強化互助合作意識：鄉村干部訓練班
集體化是中共執政伊始即已確立的目標，如何順利實現農民土地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轉化是中共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征糧、減租退押以及土地改革中成長起來的廣大鄉村干部成為繼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關鍵對象。作為鄉村干部，他們有著與中央步調一致的內在驅動力；但作為普通農民，他們則存在根深蒂固的傳統私有觀念?？梢?，在鄉村干部中需要盡快強化互助合作意識。在中共中央及西南局的部署下，各地通過開辦鄉村干部訓練班的形式，幫助基層干部接受中共在土地改革后的奮斗目標。
達縣于1952～1953年開辦了多期鄉村干部訓練班，參加者既有在任的鄉村黨員干部，也有土地改革中涌現的積極分子乃至農協等團體的非黨員干部。在1952年12月18日至1953年1月3日舉辦的一期訓練班中，參加學習的干部為362人，其中包括鄉長10人、鄉農協主席25人、村長153人。據調查，這些學員的總體特點是：“大部分是在土改中培養出來的老實農民，缺乏文化，能力較差，對問題接受較慢”。［15］舉辦這些訓練班，固然是為了消除鄉村干部們存在的“換班”、“松勁”思想，但通過集中授課、討論的方式強化他們對互助合作的認識，可以增進他們對中國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的認識，為即將或正在開展的合作化運動做準備。
首先，針對干部們存在的“酆斯云思想”，訓練班采取了“反向動員”的方式進行。[8]（美國社會學家米拉·馬克思·費里認為，通過突出強調集體性災難的威脅來引發“反向動員”有時更為有效。參見〔美〕艾爾東·莫里斯、卡洛爾·麥克拉吉·繆勒著，劉能譯：《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為打消干部存在的“換班”思想，訓練班“根據干部一般情況，首先進行思想動員，總結工作，以土改后地主反攻的實例來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思想覺悟和警惕性”。經過教育與集體討論，八區河市鄉五村村長龍仁喜說：“土改后我認為土改了地主階級也打垮了，還有個啥子事嗎，再加上我的生產也無法解決，群眾也不攏（來），因此我就回家埋頭生產去了，三個月都沒有到村上。”在聽了地主反攻[9]（達縣屬原川陜蘇區范圍，紅軍撤離川北后，立即遭到了一些返鄉士紳民團組織的清算，不少留在當地的紅軍干部和家屬被殺害。）的事實后，他表示：“我決不怕一切困難，堅決是要干到底”。［15］可見，訓練班采取的這種動員方式，事實上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其次，通過集中授課、討論的方式，闡述土地改革后中共的奮斗目標，幫助鄉村干部樹立互助合作意識。據調查，達縣鄉村干部知識水平整體低下，他們對于“共產黨”、“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以及“共產主義”等概念并無清晰的認知。如在1952年10月舉辦的訓練班中，“知道一些共產黨的基本知識”的學員僅占學員總數的8%，一些人雖然知道“共產黨處處（是）為人民利益的……但不知道共產黨究竟是干什么的”；東惠鄉周國良說“共產黨是個人”，羅某某說“共產黨是個目標”。［16］對此，訓練班首先圍繞什么是共產黨以及中共中央制定的共產黨員的八項標準展開講授并組織討論，互相啟發。在經過小組反復的討論以及個別談話后，學員們“認識了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工人階級組織的一切最高形式，同時是代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利益的黨”。［15］在講解工人階級為何能成為領導階級的問題上，訓練班采取了“工人用機器大生產，與農民用落后生產工具進行個體小生產，工人的集體生產養成的團結組織性，集體主義思想聯系農民個體生產養成的散漫自私保守思想”進行對比教育，［17］使學員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這句話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訓練班里的人員聚集與思想碰撞有助于取得共識。據中共達縣縣委組織部調查，不少鄉村干部在受訓前，還對“公有化”持抵觸情緒。干部唐昌艱認為，若“土地歸了公，沒人愿做活路（方言，即干活——引者注），會造成很多懶漢”。一些年齡偏大的干部還“感到悲觀失望”。如李承平說：“我五十幾了，享受不到那個幸福日子，那不是空淘神（即白忙活）嗎”。［18］有的干部則對共產主義的“公有”認識不清。如羅家壽說：“共產主義社會不分你的我的，穿吃一樣，才是天下農民一家”；還有的人說：“富農田地多，到共產主義不交出來就斗”。針對鄉村干部中存在的這些偏差，訓練班主要采用了“榜樣教育”的方式，如以蘇聯集體農莊中“山坡上能用機器耕種”為例，指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同時，對共產黨奮斗的最高目標——共產主義進行解釋：“共產主義社會是建筑在大生產基礎上，生產資料才歸公有，生活資料仍是私有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動分配”。［17］盡管這種對于共產主義的解釋與馬克思的經典敘述有所出入，但對于打消干部們的疑慮、達成公有制的共識則十分有效。
共產主義目標究竟應該如何實現？訓練班的做法是，首先讓學員們在思想上“明確革命的方向，有信心和決心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英勇奮斗”，然后“再把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輪廓擺出來，使（學員）看到前途”，“批判與克服學員現存的茍安思想，指出目前革命還沒有成功”，同時指出具體實現途徑，那就是必須先進行“農村目前的互助合作運動”。［17］通過這種遠近結合的方式，既描述了共產主義的美好藍圖，又指出了互助合作運動是具體實施步驟，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互助合作”意識的形成。事實上，共產黨當時在農村有很高威望，充分“證明了有能力讓農民富裕起來”，［19］加之干部們在訓練班中強化了互助合作意識，使得鄉村干部們形成了普遍的共識：通過互助合作運動，走集體化道路，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例如，達縣舉辦的一次訓練班結束時，村干部黃志碧即明確表態：“土改后認為莫事，只是搞生產，這陣方知道革命還早，要到共產主義社會，回去后一定好好搞”。［17］
在思想層面而言，消除在鄉村干部中存在的“酆斯云思想”以及幫助他們樹立互助合作意識，認識互助合作運動的意義，是此次教育運動的重要內容。但是僅僅有思想教育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組織層面的落實，這就是結合舉辦訓練班開展農村基層黨建工作，將其中表現積極者吸收入黨，使他們在互助合作乃至集體化運動中發揮示范作用。
三、組織互助合作的核心：加強農村建黨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為解決黨內出現的松懈、腐敗等現象，并配合在新區開展的黨建工作，于1951～1954年在全國范圍內發起了一場整黨建黨運動。因各地黨組織的基礎存在差異，整黨與建黨側重各有不同。新中國成立前，川北區地下黨力量薄弱，農村基本處于空白狀態，且黨員素質普遍偏低。新中國成立后，在達縣主要是建黨而非整黨。建黨涉及城市與鄉村兩個區域，本文主要關注的是鄉村建黨，即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農村鄉（村）一級建立基本組織——黨支部的過程。事實上，此時的農村建黨工作有著自身特殊的時代背景——互助合作運動。
1951年底，在《中央關于印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草案的通知》中明確要求在農村開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要求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將其“當作一件大事去做”。［14］（p.578）按照中共的組織架構，黨支部在貫徹上級以及中共中央政策中發揮著戰斗堡壘作用，因此，農村黨員與黨支部必須成為“合作互助組的核心”。［14］（p.478）但對于達縣來說，第一步首先是如何盡快在農村發展黨員并建立黨支部，進而使黨員干部們“貫徹中共中央政策，推動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20］
根據中共中央西南局及川北區黨委的安排，從1951年11月起，達縣的農村建黨工作正式拉開了序幕。達縣農村建黨工作的大致程序是：通過舉辦鄉村干部訓練班，對學員們進行集體化教育，并考察其中的積極分子，擇優吸收入黨，然后按照行政村的范圍建立村支部，最后完成建黨。根據中共達縣縣委組織部的計劃，1951年下半年預計在第一期訓練的3000人中，“謹慎地”、“有計劃地”、“視條件成熟情況”發展黨員60人。［21］此后，達縣農村建黨工作的步伐明顯加快，1952年11月，中共達縣縣委要求在23個鄉、183個村完成農村建黨工作，吸收新黨員387名。［22］
在民主革命時期，一些地方吸收黨員手續不完備，對黨員自身的政治素養要求較低，導致黨員素質參差不齊。據中共川北區黨委組織部調查，一些地下黨員“有的連共產黨與黨員（也）分不開，不知誰是黨員，分不清正式（與）候補”，認為“農會就是共產黨”。[10]（《川北區黨委組織部召開地下黨員座談會經過及今后意見（1951年1月15日）》，《〈川北工作〉主要材料匯集》，1952年編印，第144頁。）這種現象在全國其他地方也較為普遍。中共中央為了對黨員及入黨積極分子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在1951年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會議通過的《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明確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八項標準，對黨員的集體主義觀、共產主義信仰、為黨的事業而奮斗等方面較之民主革命時期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23］該決議成為全國建黨工作的綱領性文件。
1952年年底，中共達縣縣委組織部制定1953年的建黨計劃時，明確指出建黨必須“自始至終有系統地廣泛深入進行共產黨員八項標準與共產黨的教育，提高干部群眾的覺悟”。［24］為了更好地向黨員干部及積極分子講解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的奮斗目標等關鍵性問題，縣委宣傳部還編印了《建黨通俗講話材料》，供各種會議、訓練班講授，內容為“黨三十一年來的歷史以及解放后兩年多來黨領導的六大運動”，開展對比教育，指出黨今后的奮斗目標與方向。這些教育產生了積極效果。如磐石鄉六村的龔堪全、肖松道兩個互助組聽了集體主義的宣傳教育后，即聯合召開了組員會議，計劃改進生產工具與技術，“以迎接明年的大生產運動”。［25］
究竟什么樣的人能被吸收入黨？對此，中共中央認為：“我們不能把所有愿意入黨的人，都接收到黨內來，而是接收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中最優秀的人物，經過考察經過教育，成份好，覺悟高，歷史清楚，對黨忠誠，在群眾斗爭中及工作、生產和學習中表現積極，懂得黨的事業，并愿終身為黨的事業奮斗，能夠遵守黨的紀律的人入黨”。針對“覺悟高”的具體含義，中共中央西南局組織部將其解釋為新黨員“懂得黨和黨的事業，堅決為實現黨的事業而奮斗，能把黨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并能帶領群眾一同前進。例如一個農村黨員，一方面要懂得黨，要懂得、要擁護共產主義前途，而在實現這一偉大目標的現實斗爭中，例如發展生產，開展互助合作運動，在生產中起模范作用，并向群眾進行宣傳……這樣就應算作覺悟高”。［26］簡言之，積極分子要入黨，必須接受并認同共產黨的集體化目標，即“懂得黨和黨的事業”，同時要在實際行動中積極帶頭，即“開展互助合作運動，在生產中起模范作用”，這個過程大致可以表述為：共產主義教育→提高覺悟→入黨→發揮帶頭作用→推進互助合作運動（也存在入黨后始接受教育的情況）。
可見，在互助合作意識下推進農村建黨工作，是此次建黨工作的重要特征。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還發出指示，要求開展農村建黨工作必須結合當前中心工作即互助合作運動進行，并批評了那種“孤立的建黨”的思想。［27］中共達縣縣委也要求在鄉村建黨“必須和中心工作相結合”，并在建黨過程中“通過中心工作，發現和培養了大批積極分子，并在實際運動中得到慎重的審查”。縣委還對既完成了建黨，又“有力地推動了中心工作”的磐石鄉進行了表揚。［25］該鄉積極分子入黨后，迅速摒棄原有的“私有”與“剝削”觀念，全力投入到互助合作運動中來。十三區景市鄉于榮才在通過訓練班入黨后，回去立即召開會議，檢討自己的錯誤思想，表示要把合作社搞好，當場帶頭入了股，在他的發動下，“當場收到現金三十股”。［28］羅江鄉的羅中金在訓練班入黨后，返鄉“以四畝小麥地提出向大家挑戰，保證每畝產小麥三八○斤，結果帶動了十三個互助組和八家單干戶積極應戰的高潮”；一些干部同時檢討了自身存在的“剝削”思想，新入黨的鄉干部任仲明說：“以前我們恨地主，打地主，現在又想當地主，這是要不得的”。［10］這是新黨員在“互助合作”意識下的行動邏輯。
據統計，達縣在1952年黨員總人數為395人，1954年增至3080人，［29］兩年內增加近7倍，而其中從事“農（田）林（業）水（利）”行業的黨員1952年為184人，1954年增至2443人，［30］分別占總數的47%和79%。這個數據充分證明了達縣在農村建黨工作中的成績。此次農村建黨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共組織力量在鄉村社會全面下移的開端，有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舉辦鄉村干部訓練班，對學員進行集體主義教育，有效地樹立了互助合作意識；訓練班中表現優異的成員被吸收入黨后，他們迅速摒棄原有觀念，積極帶頭在農村開展互助合作運動，推動了農村建黨工作的完成。[11]（土地改革后新解放區的農村建黨是一個系統工程，包含建黨方針貫徹、入黨積極分子與黨員干部思想培訓以及農村黨支部建設與管理等內容，具體參見拙文：《地權變動中的新區農村黨建工作研究（1952～1954）——以川北達縣為個案》，《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四、結 語
土地改革在鄉村中造成的震蕩是巨大的，但它卻出現了一個類似二律背反的現象：土地改革將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贏得其對共產黨的衷心擁護之時也固化了小農的個體性和分散性，這與黨的鄉村社會建設目標——集體化卻漸行漸遠。如何打破鄉村中農民經濟的個體認同，改變農民的私有觀念，進而構建以土地公有為基礎的、集體化的鄉村社會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重要課題。究竟土地改革到集體化的轉變是如何實現的，有學者認為盡管兩者的基本內容與目標雖迥然相異，但兩者卻存有內在的轉化機制。［31］此說固然不錯，但如果從微觀的層面考察，廣大鄉村干部是參與并促使這個轉化機制順利運行的關鍵群體。若抓不住這個群體，土地改革后的個體小農經濟是無法迅速且順利地轉換到集體化的合作社經濟的。土地改革后接踵而來的這場針對鄉村干部的集體主義教育，在通過訓練班構建互助合作語境的同時，開展農村建黨工作，使入黨積極分子與新黨員摒棄原有觀念，積極推動了正在開展的互助合作運動。
互助合作運動乃至農業集體化的迅速完成，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最終實現并超越了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希冀通過推行新縣制來達到的目標——“化家族為國族”。[12]（李宗黃：《新縣制講演集》，行政院縣政計劃委員會1939年印，第116頁。）在這個教育過程中，廣大鄉村干部放棄了私有及鄉土社區觀念，而被完全整合到黨和國家的建設藍圖之中。從實施績效觀之，土地改革后對鄉村干部的集體主義教育達到了預期目標，互助合作與集體化運動也在短短幾年內就完成了。
［ 參 引 文 獻 ］
?。?］廖魯言：《三年來土地改革運動的偉大勝利》，《人民日報》1952年9月28日。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頁。
?。?］《達縣整黨建黨（準備）計劃（1951年10月）》，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7-1-9。
?。?］川北行署土地改革委員會：《川北區第三期土地改革基本總結（1952年5月20日）》，四川省達州市檔案館：19-1-22。
［5］王安平、韓亮、朱華：《胡耀邦與川北土地改革》，《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陳永發：《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本）》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602頁。
?。?］《川北區土改時期開展的“酆斯云思想”討論》，《南充史志》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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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強：《鄉村變遷與農民記憶：山東老區莒南縣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頁。
?。?0］《達縣地委組織部向省委組織部報告整黨建黨情況（1952年11月21日）》，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7-1-29。
?。?1］《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385頁。
［12］葉揚兵：《中國合作化運動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頁。
?。?3］林蘊暉：《1950年代初關于是否允許農民勞動發財的爭論》，韓鋼主編：《中國當代史研究》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頁。
?。?5］《達縣鄉村干部訓練班第三期總結（1953年1月9日）》，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8-1-14。
?。?6］《達縣鄉村干部訓練班第一階段工作總結（1952年10月7日）》，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8-1-14。
?。?7］《訓練班進行八條教育的報告（1952年3月7日）》，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8-1-14。
?。?8］《達縣鄉村干部訓練班第二階段小結（1952年10月22日）》，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8-1-14。
?。?9］〔美〕黃樹民著，素蘭、納日碧力戈譯：《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48頁。
?。?0］Chao Kuo-chun，Agrarian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59，Asia Publishing House，1960，p.116.
?。?1］《達縣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初步工作計劃》，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7-1-19。
?。?2］《達縣第二步農村工作初步計劃（1952年11月15日）》，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7-1-30。
?。?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208頁。
?。?4］《關于今后一年內黨的組織建設計劃（1952年8月4日）》，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8-1-15。
?。?5］《達縣第一期建黨工作總結（1952年6～9月）》，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8-1-15。
?。?6］《中共中央關于接收新黨員手續的規定（1951年10月4日）》，四川省委組織部編：《建黨學習文件（1953年6月3日）》第1號，四川省達州市檔案館：21-1-8。
?。?7］《西南局組織部關于發展新黨員情況的報告（1951年7月）》，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7-1-29。
?。?8］《達縣一九五二年干部訓練班情況綜合報告（1952年12月20日）》，四川省達縣檔案館：17-1-41。
?。?9］中共達縣縣委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四川省達縣組織史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
?。?0］《達縣志》，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頁。
?。?1］李里峰：《土改結束后的鄉村社會變動——兼論從土地改革到集體化的轉化機制》，《江海學刊》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