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經濟主要是以小農生產為主，農民既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又是農業生產的管理者，農業技術的完善主要依靠農民累積的經驗。近代以來，關于中國傳統農業的改造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方式是國家通過引進良種、提高農作物種植水平等進行傳統農業改造。自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在直隸高等農業學堂設立“農業技術傳習所”負責推廣農業技術開始，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這種力求以提高農業生產力來改變農村社會落后局面的方式，取得的實際效果可謂微乎其微。究其原因，在于“其主要科研成就仍然局限于傳統的提高農作物單產量的范圍內，這不僅沒有在突破中國傳統農業的道路上有所前進，相反卻完善和修補了傳統農業。這與中國農業勞動力相對過剩、土地資源稀缺以及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小面積經營方式等因素的制約都有關，而這些限制因素是難以由農業科學家們解決的”。這種忽視農民大眾以及農村社會的實際情況的農業技術改造是無法取得成效的。第二種方式是將傳統農業改造置于文化發展視野中的鄉村改良運動。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希望通過這一運動普及農村教育，以提高農民文化素質的方式進行傳統農業改造。然而，對農民的文化教育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在沒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推廣農業技術難以實施。因此，以上兩種對傳統農業改造的方式只是片面、局部地起到了增加糧食產量、提高農民素質的作用，并沒有實質性地改造中國傳統農業。直至新中國成立前，中國農民基本上還是沿用傳統的農業技術，有限的變革改變不了傳統社會農業生產的方式，更改變不了中國農民的命運。
目前學界有關新中國成立初期互助合作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大都沒有涉及農業技術與社會變遷的內容，本文以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生產組織的建設為背景，探討“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相結合”對傳統農業改造以及農村社會變遷帶來的影響，以期進一步加深對集體化時期農業、農村發展的認識。
“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相結合”：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業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根本改變了舊中國軍閥割據、戰亂頻仍的歷史，形成了國家基本統一，國內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空前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老解放區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礎上，“黨領導占全國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區進行了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通過土地改革，農民做了土地的主人，農業生產迅速恢復，農村普遍發展了勞動互助組織。
1949年底，東北局召開了農村工作座談會，要求當時的互助合作“在獲得生產工具的改進之后，還可以進一步提高與發展，以小型為主的互助組，可以根據農業與副業生產的需要，根據群眾的要求與干部的強弱等條件，‘逐步地提高為聯組’”。1950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次代表會議提出：“‘互助合作與新的技術密切結合起來，是互助合作運動的新的發展方向。’運用組織起來的經濟力量，合伙購買新式農具，在互助中研究改進耕作技術”。
互助合作是由中國農村傳統的互惠式勞動方式“變工”發展而來的。“變工”在北方稱作“插犋”“札工”“撥工”“對工”，南方則稱作“伴工”“打伙”“換工”“參忙”等，它解決了農村勞動力或畜力不足與農耕生產之間的矛盾。在老解放區，互助合作組織是農村社會較為普遍的生產形式。為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希望在新解放區也將互助合作組織發展起來。
1950年2月，農業部頒布了《關于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方針及糧棉增產計劃指示》，其中關于恢復發展農業生產的第一條具體措施就是：“大量發動和組織勞動力，以恢復及提高耕作水平，組織勞動互助，在老區應成為農民習慣、并達勞力的一半以上；在新區，亦應在舊有的習慣下，通過典型加以推廣”。無論是在老解放區還是在新解放區，要進一步發展互助合作組織、促進農業生產，只有為互助合作注入新的生產力，才能提高農民生產合作的積極性，只有通過發展農業技術，才有可能提高農業生產力，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因此，新中國成立后，“普遍的發展勞動互助，已不僅是為了克服勞動力困難的問題，而應該是通過互助生產，逐步引導農民走向集體化的道路，并改良農業生產技術”。
山西是已有多年互助合作經驗的老解放區，195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以先行先試的方式在長治地區試辦了10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農業社），希望通過“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相結合”的方式來滿足農民發展生產的要求。
長治地區試辦的農業社都十分注重先進農具的運用和農業技術的推廣。1951年，10個農業社共集資或貸款購置農具177件（其中包括新式農具和農業機械57件），這是分散的個體經營和互助組很難辦到的。與此同時，10個農業社利用剩余勞力投入土地基本建設2523個工，修地堰1105丈，開渠道370丈，改良土壤341畝，充分發揮了農業技術的作用。
長治地區10個農業社試辦1年后，糧食產量明顯增加。“入社地每畝平均產量比上年1石6斗增產7斗5（經濟作物在內）。如果只從糧食作物看，每畝平均產量2.075石，超過上年21.5%，超過當地好的互助組9%，超過好的單干戶28%”。社員收入也隨之增加了，“10個社每人平均收入與互助組、單干戶比較，社員人均收入折款380180元（舊幣，下同——筆者注），互助組320430元，單干戶305000元。社員收入超互助組59750元，超單干戶75180元。社員收入與1950年的收入比較，多收1石以下的戶占3.1%，多收1—5石的戶占38.4%，多收5—10石的戶占26.3%，多收10—20石的戶占23.1%。總起來說，有91%的戶比上年增收，6.7%的戶持平，2.7%的戶不如上年。川底、窯上溝、南天河、東坡、棗煙、長畛、翠谷7個社是戶戶超過上年（指1950年——筆者注），他們最少的戶都比上年多收3石以上。川底社最少的戶比上年多收10石以上”。試辦農業社后，不但增加了社員的收入，而且壯大了集體經濟。10個農業社“共有公共山林600多畝，公共土地31.6畝，農具177件，牲口17頭半，羊449只，公積金315.85石，其它生產資金256.92石。王家莊社的岳禮存、劉保貴等說：‘農業社一年鬧下這么多家業，真是興旺發達，這是單干戶一輩子也辦不到的。用鐵棒打我也不出社啦!’”農業社不但按時完成了農業生產任務，而且為國家工業生產提供了原料，“如屯留東坡社沒辦社前按各戶生活需要種植，辦社后按土地特性和國家需要種植，煙葉地由上年的0.9畝擴大到26畝，所產煙葉全部支援了國家工業建設”。長治地區試辦農業社取得了成功，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不但這10個社內沒有1戶社員要求退社，而且在合作社所在村及其周圍村產生了很大影響，有45個互助組、605戶要求入社或組社”。
與此同時，在全國其他一些地方的勞動互助也繼續發展，典型的有河北省饒陽縣的耿長鎖合作社、山東省莒縣的呂鴻賓合作社以及吉林省延吉縣的金時龍合作社等。這些合作社通過把個體農戶組織起來、推廣新技術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使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較大成功，顯示出“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相結合”的優越性。
互助合作：傳統農業改造與農村社會的變遷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并于同年12月15日印發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以下簡稱《決議（草案）》），指出：“黨中央從來認為要克服很多農民在分散經營中所發生的困難，要使廣大貧困的農民能夠迅速地增加生產而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國家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商品糧食及其他工業原料，同時也就是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使國家的工業品得到廣大的銷場，就必須提倡‘組織起來’，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發展農民勞動互助的積極性。這種勞動互助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民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的集體勞動，其發展前途就是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決議（草案）》中還規定了政府在貸款、供給新式農具和優良品種、勞模獎勵等方面的政策，鼓勵農民加入互助合作組織，發展農業生產。這一文件是在土地改革完成較早的東北、山西農村經濟發展所提出的問題和已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目的就是要通過互助合作能夠勝過單干這一事實，教育和引導農民由個體經濟走向集體經濟，組成互助合作組織。
互助合作是在對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改造基礎上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生產方式。歷史證明，互助合作的實施是成功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互助合作解決了土地改革后在全國廣大農村普遍出現的個體勞動在畜力、農具、資金等方面不足的問題。
如廣東省河源縣土地改革后，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貧下中農，使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但由于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解脫出來，“長期受壓迫、受剝削的痕跡未消失，加之耕牛、農具和資金的缺乏，廣大貧下中農雖然分得了土地，部分農民無能力個體耕作，更無能力精耕細作，遇到自然災害便無力抵御，以致農村開始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象。針對這一新情況，各級政府組織人力到農村積極貫徹中共中央擬訂的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發動群眾組織起來，成立互助合作社。八區秀水鄉賴觀林牽頭成立了河源縣第一個互助組。這個互助組5戶23人，其中勞動力11人，耕地49.4畝，其中水田30.8畝，堤壩18.6畝，耕牛4條、犁4張，耙8張。1951年秋合起來進行秋收；同年冬天至1952年春合起來開溝、修圳、積肥。1952年互助組收獲稻谷9600公斤，比1951年增加2000公斤”，當年賴觀林還被評為縣互助勞動模范，參加了粵東勞模代表會。
第二，互助組合作有利于農業技術的推廣。傳統農業社會中，由于祖輩留下的生產經驗既簡單又實用，所以農民不會輕易嘗試技術變革。新中國成立初期，很多地區的互助合作組以試驗田的方式推廣農業技術，讓農民親眼見到所取得的成效，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如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龍井縣呂根澤互助組為了進一步提高水稻產量，從1952年開始就劃出一塊地，“進行肥料性能、各種密植法和品種改良、試種實驗”，“不少互助組的農民來參觀他的試驗田，無不嘖嘖稱贊，鼓勵他繼續試驗，為廣大農民打開一條多打糧的渠道”。還有一些常年互助組與供銷社合作，通過推廣新農具、新技術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如吉林省延吉縣金時龍農業社“與本村供銷合作社簽訂了供銷合同。他們將生產的糧食、豬、雞蛋等農、副產品，交由供銷合作社推銷，并及時從供銷合作社取得農具、肥料等生產資料和日用品。這樣全體社員便能集中全力參加生產……耕作技術有了顯著改進，因而該社增產計劃也不斷提高。主要作物水稻每坰（十五市畝）計劃產量達一萬一千斤，比原訂計劃增加五百斤，比常年產量高百分之八十四。大豆和高粱的計劃產量，都比原訂計劃增加百分之十左右”。
第三，互助合作增強了農民抵御自然災害和意外風險的能力。農業合作化前，農民面對水、旱等自然災害只能祈求神靈保佑。互助合作推行后，各地農村充分發揮了集體的力量與農業技術的作用。例如，在興修抗澇防旱的水利設施方面，1955年，山西盂縣“入春后久旱無雨，6月中旬北部地區7個鄉又發生洪災，全縣共擔水澆地14萬畝，挖臥牛坑2.49萬個，蓄水池4627個，打深井17眼，旱井59眼……采取以工代賑方式，發揮群眾抗災潛力。當年，進圭等7個鄉打壩18條，成地1440畝；活川口等11個鄉壘堾155道，石門子等6個鄉開山治溝15處，成地479畝，護地912畝；白土坡鄉打井11眼，可澆地149畝”。盂縣依靠集體建設的水利設施有效地保障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互助合作推行后，許多農村還建立起公共財產積累制度。一方面，互助組可以利用公積金購買先進的農機具發展生產。如黑龍江省克山縣和平集體農莊“以總收入的百分之三作公積金，購買農具、牲畜和進行公共建筑”，“修理農具、購買肥料農藥的費用和保險費等，按實際需要支出”。另一方面，一些常年互助組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采取積累公積金和公益金的方式，用以準備擴大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防備天災人禍”。如據1951年上半年調查，“山西長治地區十四個縣里已有430個互助組有公積金；其他老區有公共財產的互助組也在增多。這就便于舉辦個人力量所不能及的生產建設，而且能起社會保險的作用，組員遭受意外的災難或有特殊的急需，互助組可以幫助，使他們避免陷于破產的境地”。
第四，互助合作根除了傳統農業社會的一些弊病和保守思想，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效率。
如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中“變工”多由親戚或朋友組成，組織范圍有限且隨意性強，生產目的是維持生計，缺少擴大再生產的動力。互助合作是在政府主導下自愿結合，按照等價交換和民主管理原則組織的農業生產互助，察哈爾省土地改革全部完成后，基于多數農民生產的需要，中共察哈爾省委要求70%的農戶參加“合資伙養牲畜、人畜變工、集體成攤、伙買農具、三戶合伙用一耬、人力拉犁、以工換料”等各種形式的互助合作。這些互助合作方式打破了農村原有“變工”的合作范圍，避免了在“變工”過程中因資金、工具、人力等生產資料的不平等而導致農村社會產生新的剝削現象。
新中國成立初期，隨著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經濟狀況的改善，部分農民安于現狀，對于改進農業技術、發展生產不感興趣，認為“種不上百畝地，打不下百石糧。生產已到了頂，再講技術也不行”。在互助合作過程中開展的農業技術教育，使農民認識到新技術對于農業增產的重要性，改變了“技不傳人”“生產到頂”等思想。如山西省平順縣在改革耕作制度時曾“遇到了保守思想的抵抗”，縣委在春播開始后召開了老農座談會。老農郭成龍介紹了他在1954年春天混種馬鈴薯、玉米的經驗，“到秋季，在這塊田里除了刨到3000斤馬鈴薯外，還收了70多斤玉米”。經過宣傳和郭成龍等人的現身說法，廣大農民堅定了改革耕作制度的信心。黑龍江省肇源縣宣傳推廣新耕作法時采用了多種宣傳形式，如量垅底、數楂口、秤穗頭、算產量，組織田間參觀和莊稼評比，發動群眾參觀打場，舉辦小型的農作物展覽等，使農民親身體驗和認識新耕作法的優點與增產的可能性。“在進行了這樣的宣傳教育后，原來認為‘生產到頂’、不相信再有增產可能的人，就相信還有增產的極大可能了；原來對新耕作法抱懷疑和抗拒態度的，就積極擁護和采用新耕作法了”。此后，廣大群眾開始自覺地、積極地采用新耕作法。
互助合作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效率。“正如蘇北陳維芳互助組所提出的口號：‘鋤怕三張，牛怕兩犋’，只要組織得好，人多干活情緒高，互相督促，越干越起勁，二人可抵三人”。互助合作還可以科學分工，統一調配人力、物力資源，更好地發揮出集體勞作與農業技術相結合的優勢，培養農民集體勞動的習慣，即使在冬季，合作社也可以組織農村勞動力參加農田基本建設，這樣就改變了農村“盼冬閑，怕冬閑，到了冬天去耍錢，輸了一年血和汗，哭哭啼啼不團圓”的狀況，同時幫助農民樹立起集體觀念，有利于改造農村中的小偷、懶漢、二流子等落后分子。
互助合作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從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出發在農村推行的一種新的勞動方式，對解決當時農民的生產困難、推廣農業技術、提高糧食產量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如平原省原陽縣楊莊村的土地都是沙堿薄地，糧食產量低，是遠近聞名的“窮村”。新中國成立后，楊莊村的群眾組織起來，通過改良土壤的方法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一躍成為縣里的先進村。豐產戶王保才說：“我們組織了互助，力量可大啦！沒互助時，我的地只能犁五寸深；互助以后，犁到八寸深。往年我的地每畝只能收一百二十斤，今年收了七百斤，每畝產量提高了將近五倍”。主管全國財經工作的政務院副總理陳云曾指出：“搞合作化，根據以往的經驗，平均產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并且只有在農業合作化以后，各種增產措施才更容易見效。所以合作化是花錢少、收效快的增產辦法。國家在財力上應該給予更多的支持”。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52年全國共有互助組803萬個，參加的農戶為45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40%。參加互助組的農戶比1951年增加了116%，每個互助組平均5.7戶，比1951年平均4.5戶增加了1.2戶”。
傳統農業改造：互助合作、技術與社會
互助合作是由中國農村傳統的“變工”勞動發展而來的一個互惠式勞動方式，它解決了農村勞動力、畜力不足與農耕生產之間的矛盾。1951年，據對山西省長治地區黎城縣霞莊、下村、洪井和平順縣川底村、武鄉縣蘇峪5個村的調查，自覺組織起來的農戶占總農戶的20%，這些自覺組織起來的農戶已經認識到土地改革后依靠互助組、依靠集體力量擴大耕地，采用新的科學技術，進行小型的農田基本建設，提高了土地產量，因而產生了一部分公共財產，農業生產才有了發展。
中國農民的傳統思想觀念在互助合作的生產實踐中實現了轉變和提升，“如果農民思想還不通，還缺乏信心，那就不可能很好地推廣這種先進技術和先進經驗，這是可以斷言的”。互助合作組織成為農業技術推廣的主體。1952年6月5日，《山西日報》介紹了全國谷子豐產模范邵雙合和運城專區勞動模范史采貴的農業豐產經驗，他們都談到互助組與提高技術相結合對推廣新技術作用很大。邵雙合說：“比方去年治棉蚜，大家都不相信棉油皂，我便先在地里實驗，又在組里推行。后來到傳授站一報告，又組織大伙到地里參觀，各村互助組馬上推行起來”。史采貴談道：“前年我組（指互助組——筆者注）斯字棉只占七成，去年種的全部是斯字棉，前年是一次打頂，去年經過試驗，按棉苗長得高低大小，分別三次才打完頂，前年是耬分種，經過試驗，去年普遍用犁種，這樣，去年一畝水地比前年多收162斤籽棉。一畝旱地比前年多收70斤籽棉。你看差別有多大。總算下來，去年比前年一畝地就要多加兩三個工”。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地方經驗來看，深入開展互助合作是農村社會發展的趨勢，“只有在逐步組織起來進行集體互助生產的基礎上，農業技術改良才能得到更廣大的發展，才可使農業生產力獲得無限提高”。如1949年，山西省平順縣川底村農民郭玉恩首先在自己的地里使用單把犁、耘鋤等新式農具，在互助組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50年，該互助組中增加了3張五寸犁、3個噴霧器、1臺脫粒機、1臺鍘草機，由于在生產中使用了新式農具，提高了生產力，糧食產量逐漸增加。郭玉恩互助組共有13戶農民，參加互助組前只有2戶的糧食基本夠吃，到1950年，其中8戶就有余糧7200斤。在11月召開的山西省勞動模范大會上，川底村被評為全省11個模范村之一，郭玉恩被評為甲等勞動模范。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農村歷經互助組、初級農業社、高級農業社、人民公社的發展階段，而農業技術變革也由最初的推廣新式農具、良種改造、化肥應用發展到農業機械化，提高了農民的勞動效率，促進了農業增產豐收。值得注意的是，傳統農業技術改造、新技術的推廣對農村社會及農民的行為、思想觀念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以在中國傳統農耕社會中記載二十四節氣的“農歷”為例，“農歷”是主要用于指導農民生產勞動的日歷。新中國成立后，隨著農業科技在農村社會的傳播和普及，人民生活中離不開的日歷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農家歷，封面上是一位英姿颯爽的女拖拉機手正在開拖拉機耕地的場景，內容則是對農作物的耕種進行科學指導，包括何時下種、剪枝，何時打藥、防治病蟲害，何時追肥等都寫得十分清楚，內容通俗易懂。又如，據山西省農民田拉生講述，依據“黃歷”，農民在清明前播種之時，要抓一把種子置于盤中，然后放在神龕前或灶頭上，祈求“春氣”保佑苗壯谷豐。而使用新的農家歷后，農民采用其中介紹的溫湯浸種、溫室育秧、塑料薄膜育秧等科學育種方式，不僅使稻種早發芽，而且提高了出芽率。
重新審視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業合作化對于目前“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尤其是伴隨著城鎮化速度的加快、農業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業從業人員越來越少，農村空心化、農業人口老齡化日漸突出，如何將農業生產組織與現代農業技術有效結合，確保農民增收、農業發展、農村穩定，對于為農業生產、農村社會改革提供持續動力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簡介］蘇澤龍，歷史學博士，教授，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030006。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