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城鄉之間的分離與對立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應“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城鄉關系從對立到逐步融合，進而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是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的科學概括。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黨和政府關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探索經歷了曲折的歷程：1949—1978年，實現了從城鄉互助向以工業為重點、以城市為中心、農業和農村為工業和城市服務的轉變，對城鄉二元結構的固化產生了重大影響；1978—2002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促進城鄉改革、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良性互動，為實施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2002—2012年，確立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重中之重的指導思想，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舉措，為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提供了有力支撐；2012年以來，提出并實施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鄉村振興戰略，破解了城鄉二元結構，城鄉關系進入了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時代。本文試圖從上述四個階段來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鄉關系的理論與實踐，總結城鄉關系發展演變過程中的歷史經驗。
優先發展重工業背景下的鄉村支持城市階段（1949—1978年）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隨著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轉變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城鄉關系理論實現了從城鄉互助到鄉村支持城市的轉變。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做出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重要決策。毛澤東也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明確提出“：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此后不久，他又提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城市經濟工作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指出要“從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顧到，實現發展生產”。9月29日，“四面八方”政策寫入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新中國的成立改變了城鄉對立的格局，扭轉了過去長期形成的“城市剝削鄉村”，促進城鄉經濟交流，成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黨和政府關于城鄉關系認識的重要方面。1949年12月，周恩來在題為《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的講話中強調：“在誰領導誰的問題上，今天我們確定了城市領導鄉村、工業領導農業的方針。城市領導鄉村、工業領導農業，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如此，社會主義社會更是如此”；“城市離不開鄉村而且要依靠鄉村，工業離不開農業而且要以農業為基礎”。由此可見，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以城市工作為重心，城鄉兼顧、城鄉互助的發展方針，是對新中國城鄉關系的重新定位，成為新中國探索城鄉關系的起點，推動了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有利于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
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為城鄉互助提供了制度保障，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發展農村經濟、擴大城鄉交流的措施：一是除繼續完成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任務外，農村工作的重心是改造落后的小農經濟，發展農業集體經濟，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到1952年，參加農業生產互助組的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39.9%。二是通過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增加農民收入。1950—1952年，農產品采購價格的上升幅度大于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的上升幅度，1952年農產品采購價格比1950年調高了21.6%，而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僅上漲9.7%。農民用同樣數量農產品換取的工業品有所增加。1951—1952年，農民通過出售農產品和購買工業品，增加凈收益27億元。三是采取擴大城鄉物資交流、興修水利、發放農貸等一系列措施，促進城
鄉協調互動。我國城鎮化率從1949年的10.6%提高到1952年的12.5%，1950—1952年，工業、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速分別為34.8%和14.1%。
隨著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完成，1953年，我國開始了以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中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這一年，“黨正式提出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并把這條總路線作為黨和政府一切工作的指針。黨還發出號召，要求全國人民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來建設我們的國家。由此，中國進入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全面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這標志著黨和政府對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革關系的認識發生重大轉變，對城鄉關系的認識和處理也從城鄉互助向以工業為重點、以城市為中心、農村為城市和工業服務轉變。
針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工農業發展存在的不平衡問題，毛澤東有過深刻論述：“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所謂并舉，并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于農業；同時，并舉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這反映了工業化發展中重工業更快增長的客觀要求，揭示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內在聯系及農業對工業化發展的制約作用，符合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均衡發展的客觀規律。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體制和戶籍制度構成了制度安排的“三駕馬車”，直接服務于加速推進國家工業化的目標。但導致了不良的結果：壓抑了農民生產和勞動的積極性，阻礙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人口遷移。所有這些弊端，都集中體現在城鎮化嚴重滯后這一現象上。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流動、人口遷移、城鎮化是否允許其自發進行，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任其發展，歸根結底要服從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也要與相應的經濟體制和社會政策相適應。1956年后，在當時特殊的國內外政治環境下，為迅速改變“落后就要挨打”的不利局面，中央確立了“趕超型”發展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國家政策向“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轉變，從而使農業、農村承擔起支持工業和城市發展的重任。
新中國成立后近30年的經濟發展戰略和制度體系，推動城鄉關系由城鄉互助轉向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我國基本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但也出現了城鎮化進程緩慢、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的現象。從1953年到1978年，我國城鎮化率從13.3%提高到17.9%，工業化率則由19.8%提高到44.3%。重工業優先、農業服務于工業的發展模式，導致產業結構不協調，國民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從1953年到1978年，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占比從46.9%增至72.2%，農業占比從53.1%降至27.8%；同期，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占比從62.7%降至43.1%，重工業占比則從37.3%增至56.9%。1978年，我國城鎮、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分別為57.5%和67.7%。與此同時，這一發展模式也為改革開放后農業和輕工業快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城鄉壁壘也迫使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迅速發展，避免了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過度城市化”（高失業率、第三產業過度膨脹和城市貧民窟）問題。
改革開放背景下的鄉村支持城市、產業均衡發展階段（1978—2002年）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前，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和改革開放決策的確立，黨和政府提出并實施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鄉鎮企業崛起以及小城鎮建設，緩解了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但農業支持工業、鄉村支持城市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變。
（一）實施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奠定基礎
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從農村起步，主要包括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實行政社分開、取消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允許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等，這些改革措施打開了城鄉封閉的大門，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為調整城鄉關系提供了保障。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指出：“在管理制度上，當前要特別注意加強責任制”。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保障基層干部和農民因時因地制宜的自主權，發揮其主動性。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工作人員談話時高度肯定了“包產到戶”，指出：“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紀要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明確要求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工作要與選舉鄉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工作結合進行，大體上到1984年底以前完成。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取消了長達30多年的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制度。上述一系列農村改革措施，推動“農村經濟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轉變”。
?。ǘ┌l展鄉鎮企業，開辟了鄉村工業化的有效途徑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普遍實行，大批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到了非農產業，鄉鎮企業成為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主要載體和渠道。1987年8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約蒂和贊蓋里的談話中指出：“一搞改革和開放，一搞承包責任制，經營農業的人就減少了。剩下的人怎么辦？十年的經驗證明，只要調動基層和農民的積極性，發展多種經營，發展新型的鄉鎮企業，這個問題就能解決”。在這一思想指導下，1992年3月國務院批轉的農業部《關于促進鄉鎮企業持續健康發展報告》、1993年11月國務院印發的《九十年代中國農業發展綱要》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都強調發展鄉鎮企業是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促進農業現代化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鄉鎮企業法》的頒布，明確了鄉鎮企業的法律地位，為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證，使鄉鎮企業的發展步入了法制化的軌道。在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支持下，鄉鎮企業迅猛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1997年，鄉鎮企業實現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7.7%，上繳國家稅金占全國稅收收入的20.4%；全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的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6.4%。鄉鎮企業的發展，改變了傳統“農村—農業”和“城市—工業”的產業布局邏輯，出現了獨特的“農村—工業”形態，開辟了中國城鄉工業化共同發展的新紀元。
?。ㄈ┙ㄔO小城鎮，開辟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針對農村城鎮化滯后的問題，黨和政府不斷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形成了一系列推進中國鄉村城鎮化的理論、方針、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項：一項是1980年確立的“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方針；另一項則是后來推行的“小城鎮大戰略”。以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黨和政府對城鎮化的認識從過去的以大城市為主向小城鎮為主轉變，并把小城鎮建設提高到“大戰略”高度。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有利于鄉鎮企業相對集中，更大規模地轉移農業富余勞動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動，有利于提高農民素質，改善生活質量，也有利于擴大內需，推動國民經濟更快增長”。此后，200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小城鎮建設和管理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走出一條在政府引導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建設小城鎮的路子”?！靶〕擎偞髴鹇浴笔罐r村城鎮化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重大變化，它不僅僅是農村、農業發展的問題，更是關系到國民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全局，成為協調城鄉發展的突破口。在黨和政府的推動下，我國城鎮化發展進入了快車道。2002年，全國建制鎮達19811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迅速上升到39.09%。
經過20多年的改革實踐，我國城鎮化由過去的停滯徘徊向加速推進轉變，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979—1984年為第一階段，以農村體制改革為動力，知識青年和下鄉干部返城就業、城鄉集貿市場開放、鄉鎮企業崛起等因素共同促進城鎮化恢復發展，城鎮化率由18.96%上升到23.01%，年均提高0.85個百分點，高于改革開放之前的任何一個時期。1985—1991年為第二階段，以鄉鎮企業和城市改革為動力，促使城鎮化穩步發展，農民在創造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模式之后，又形成了“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的小城鎮化模式，城鎮化率由23.71%上升到26.94%，年均提高0.56個百分點，稍低于前一階段。1992—2001年為第三階段，以小城鎮發展、城市建設以及普遍建立經濟開發區為動力，全面推進城鎮化發展，城鎮化率由27.46%上升到37.66%，年均提高1.1個百分點，大大高于前兩個階段。
隨著城鄉壁壘的松動，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得以緩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從1979年到2001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分別增加了15.9倍和13.8倍。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不斷降低，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在1996年、2000年相繼降低到50%以下，表明居民生活由溫飽邁入小康。二是產業結構趨向均衡發展。從1979年到2001年，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31.3∶47.1∶21.6變為14.4∶45.2∶40.5；第一產業就業占比從69.8%降至50%，第二產業就業占比則從17.6%上升到22.3%。三是“貿工農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的經營方式在農村迅速興起。截至2002年底，全國各類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數量比1996年增加了近7倍，各類產業化經營組織帶動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30%，比1996年增加了20.5%。然而，在城鎮化快速發展過程中，由于城鄉之間的“虹吸效應”，“導致農村的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不斷地被汲取，最終導致了鄉村凋敝”。鄉村凋敝的實質是農村生產要素向城鎮單向流動，其根源為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
這個階段，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下，農村改革走在前面并獲得成功，由此推動了城市的“放權讓利”改革，城鄉關系進入相互推動改革、相互促進發展的時期。但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一方面城鄉二元結構逐步解構，另一方面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這就要求進一步改善城鄉關系。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背景下的城市支持鄉村階段（2002—2012年）
2002年中共十六大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前，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面對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而農村發展相對滯后，導致“三農”問題日益突出的矛盾，黨和政府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提出了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舉措，城鄉關系實現了從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向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歷史性轉變。
針對“三農”問題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難點問題，2002年11月8日，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的理念和目標，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在此基礎上，中央高度重視解決“三農”問題，確立了“重中之重”的指導思想，即“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開創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新局面”。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新要求，并把統籌城鄉發展列為“五個統籌”的首位。200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這標志著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成為處理城鄉關系新的政策取向。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是黨和政府由重視城市、兼顧農村向扶持農村、統籌發展的重大思想和政策轉變。這也成為這一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新路徑，反映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規律，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戰略構想。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堅持從各地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愿，扎實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2007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報告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部署，要“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2008年10月12日，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次提出，要“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創新體制機制，加強農業基礎，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村和諧，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2010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必須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統籌城鄉發展，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強農惠農力度，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和農民生活水平，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边@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站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力圖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中共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實施統籌城鄉發展的現實載體，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成效顯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央財政持續加大對“三農”的投入。2003—2012年，中央財政“三農”投入累計約6萬億元，年均增幅超過20%。到2012年，以良種補貼、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四大補貼”為核心的農業補貼體系基本形成，以“新農合”“新農?！睘楹诵牡霓r村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此外，農業稅全面取消、九年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這些政策措施也顯著改善了城鄉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的問題。
二是農業現代物質技術裝備水平不斷改善。截至2012年底，農業機械總動力邁上了10億千瓦臺階，是2002年的1.8倍，全國農業科技貢獻率、耕種收綜合機械貢獻率、有效灌溉面積比例和灌溉水利用系數首次突破50%，谷物、肉類、籽棉、花生、茶葉、水果等農產品產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三是人民生活質量大幅提高。2002—2012年，城鎮恩格爾系數都在40%以下，農村也在2012年降低到40%以下，說明居民生活由小康型向相對富裕型轉變。
四是城鎮化率大幅提升。從2002年到2012年，城鎮化率由39.09%上升到53.10%，年均提高1.4個百分點，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增速最高的時期。
需要注意的是，此時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1978—2001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2.39倍，2002—2012年則擴大到3.23倍；城鄉居民之間人均消費性支出差距擴大，由2002年的4196元擴大到2012年的10766元。這說明城鄉生產要素流動不順暢、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問題沒有得到根除。
這個階段，隨著工業化進入中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實現城鄉均衡發展問題突出，黨和政府站在國民經濟發展全局高度提出解決“三農”問題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新階段，從而確立了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突破了“就三農論三農”的傳統理念，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城鄉關系理論，為新時代破解城鄉二元體制、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和農業現代化，積累了實踐經驗，奠定了理論基礎。
新時代背景下的城鄉發展一體化階段（2012年至今）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高度，提出“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這是黨和政府從農民與現代化的戰略高度提出的重要思想。以城鄉發展一體化為主題，黨和政府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鄉村振興戰略，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全面開啟了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新征程。
（一）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構想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創造性地提出并統籌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鄉村振興戰略，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創新。
1.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是打贏脫貧攻堅戰、消除絕對貧困的指導思想和基本遵循。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大規模農村扶貧開發，我國農村扶貧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安荒軄G下一個貧困群眾”是中國共產黨對人民做出的莊嚴承諾，幫助貧困農民和貧困地區邁向小康社會成為新時代國家扶貧工作的重點。2013年11月，習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為我國打贏、打好脫貧攻堅戰提供了一把“金鑰匙”。為打贏脫貧攻堅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出發，把農村扶貧開發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六個精準”的根本要求、“五個一批”的脫貧措施以及解決“四個問題”的核心目標，構成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的基本內涵，是我國扶貧開發工作進入“啃硬骨頭”和“攻堅拔寨”沖刺期的總攻方略。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是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與中國脫貧攻堅實踐相結合的重大創新，為解決貧困治理的世界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豐富和發展了國際反貧困理論。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稱贊道：“精準減貧方略是幫助最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币跃珳史鲐毦珳拭撠毞铰詾橹笇?，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頒布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等綱領性文件，對脫貧攻堅的總體思路、目標任務、實現路徑進行了決策部署。中國成為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減貧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2.鄉村振興戰略
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解決“三農”問題的總抓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鄉村尤為突出。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戰略把農村和城市共同置于城鄉融合發展的背景下，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鄉村發展從屬于城市的發展模式，強調尊重“三農”的主體地位，明確了城鄉融合發展的制度框架，為新時代解決城鄉發展不均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提供了具體精確的行動指南。這是黨和政府把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與新時代“三農”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創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為總方針，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三個階段性的目標任務：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18年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及2019年發布的《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又進一步明確了推進鄉村振興的治本之策。
（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關鍵在于消除城鄉二元結構
中共十八大以來，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關鍵性制度改革，如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制度等取得實質性突破，為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做出了重大貢獻。
1.戶籍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
2014年7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要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落實放寬戶口遷移政策。統籌戶籍制度改革和相關經濟社會領域改革，合理引導農業人口有序向城鎮轉移，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創新人口管理，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居住證制度等。這為穩步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隨著戶籍制度改革各項政策措施落地見效，截至2020年底，14億人實現戶口性質城鄉統一，1.1億流動人口領到居住證，1.2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4%，戶籍制度改革目標任務圓滿完成。
2.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加快建立
2012年以來，農村承包土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均取得重大進展，促進了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建設。2016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提出，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制度，著力推進農業現代化，這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改革的重大制度創新。2021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提出探索實施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農村土地“三權分置”、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促進了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加，從2012年到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從249.1元增至418.8元，后者是前者的1.68倍；農業機械總動力從2012年的10.3億千瓦增至2020年的10.6億千瓦，這為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注入了新動能。
3.城鄉一體的公共資源配置機制逐步建立
2012年以來，黨和政府堅決破除體制機制弊端，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快速推進。2014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前全面建成公平、統一、規范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2015年11月，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要求統籌設計城鄉一體化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重點向農村義務教育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2016年1月，《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提出，要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截至2020年底，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13.61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9.99億人，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分別為2.17億人、2.68億人。
一系列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的改革措施，促進了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城鄉發展差距顯著縮小，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從2012年的3.1倍降至2020年的2.56倍。居民消費結構由富裕型向富足型轉變，城鎮、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從2012年的36.2%、39.3%降至2020年的29.2%、32.7%。脫貧攻堅任務圓滿完成。
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在新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提出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鄉村振興戰略，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取得了歷史性突破，并在基本實現工業化的基礎上，在經濟發展由高速度轉為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保證了國家糧食安全和實現農業現代化成為“三新一高”（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共同富裕成為新時代城鄉關系的顯著特點。
綜上所述，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發展階段，黨和政府結合實際，不斷增強對我國城鄉關系的認識，并適時調整政策，推動了城鄉關系融合發展。經過70余年的實踐，黨和政府在認識、處理城鄉關系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包括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堅持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把握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傊?，黨和政府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條從城鄉二元到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道路，這是黨和政府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更是破解城鄉二元體制、促進城鄉融合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選擇，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為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處理城鄉關系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
?。圩髡吆喗椋莨窦t，經濟學博士，副教授，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100083；武力，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