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學習陳云的“唯實”精神
1995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在陳云逝世后的訃告中寫道：“他反復倡導領導干部要學好馬克思主義哲學。他認為，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而要使自己的認識比較全面、比較正確，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錯誤，應該采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樣的一種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陳云關于“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思想對當前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陳云曾對“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十五個字做過詳細解釋，指出：“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
李成瑞和朱佳木在《陳云經濟思想發展史》一書中對陳云的經濟思想做過翔實的介紹。下面，我僅根據該書舉幾個陳云堅持“唯實”精神的例子。
例一，20世紀60年代初期，為解決饑荒問題，陳云提出關于“分田到戶”的建議。安徽省部分農村生產隊實行“責任田”，陳云表示：“應當允許人家試驗”。
例二，60年代后期，“加工貿易”（把進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被說成不是堅持自力更生。對此，陳云指出：“國內棉花要做到自給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長時間。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這樣做，歸根到底是為了加快國家的工業建設。”
例三，林彪事件后，毛澤東、周恩來批準了國家計劃委員會關于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的報告。“四人幫”把引進成套設備說成“崇洋媚外”。陳云對此表示：“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例四，1973年6月，在聽取可以借到10億美元甚至更多外匯資金，但又必須考慮這樣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針和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的討論后，陳云指出：“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辦法——一個變通的辦法來讓大家討論”；“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
例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針對出現經濟建設急于求成傾向，陳云提出壓縮指標、減少項目的意見。但在寶鋼建設是否繼續下去的問題上，陳云認為：“這樣大的工程，本應該有更多的時間來研究……從開工以后的情況看，工程進展是好的。與日本的合同也已經草簽，設備正在陸續到達。在這種情況下，寶鋼如果下馬，損失會更大”。因此，他“贊成本體工程完成后，不需要停頓，可以繼續搞二期建設”。
這些事例一一展現了陳云的“唯實”精神，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62年2月8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陳云在陜西省全體干部會議上講話時指出：“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領導干部聽話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相同的意見誰也敢講，容易聽得到；不同的意見，常常由于領導人不虛心，人家不敢講，不容易聽到。所以，領導干部一定要虛心，多聽不同的意見。”這里，陳云對“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思想能否發揚光大做了權威的詮釋。
對一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來說，不管外部條件如何，實事求是都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發揚陳云“不唯書”的精神，勇于進行新的理論探索
恩格斯認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理論界依然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正如有學者所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一設想在提出后的一個多世紀里，“人們對此設想采取了教條主義的態度……不論是東方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反馬克思主義者，不論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擁護者、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把排斥商品、貨幣、市場、競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視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于是，‘計劃經濟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便成了一切社會主義者的信條，也成了一切反社會主義者的利劍”。
1979年初，陳云就提出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原則，強調“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3月8日，陳云又指出：“一九四九年后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是按照馬克思所說的有計劃按比例辦事的。當時這樣做完全對，但缺點是沒有根據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經驗和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對馬克思的原理加以發展，即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一是計劃經濟部分，二是市場調節部分，即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1981年底，陳云又提出：“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兩者的關系是主要方面和從屬方面的關系，計劃經濟起主要作用，市場調節從屬于計劃經濟”。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我們就可以看到陳云關于“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思想的超前性。這種超前的“不唯書”的思想，為后來逐步深入的市場化改革打開了思想的閘門。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從計劃經濟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再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變化，既反映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化的過程，也反映了中國思想理論界突破各種思想障礙不斷求索的過程。
斗轉星移、潮起潮落，許多重要思想的發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此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并未完成，并不存在什么終極模式，人們對重大理論問題的認識也必將隨著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經驗的積累而不斷深化。中國的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應該以陳云“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精神，繼續加強對重大理論問題的探索，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與時俱進、深化對市場與計劃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認識
所有制和資源配置方式是經濟學中的兩個重要概念。雖然中國經濟理論界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已基本形成共識，但對經濟計劃應該發揮什么作用，或在更寬泛的意義上，政府應該發揮什么作用，依然是一個遠未討論清楚的問題。
事實上，市場與計劃的優劣之爭已經超過百年。隨著蘇聯解體，市場與計劃孰優孰劣的爭論似乎已塵埃落定。但在近幾年，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何種作用的問題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崛起再次引起學界關注。社會思潮的反復并非新鮮事。在中國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被無視，50—60年代人人都自稱是凱恩斯主義者，80—90年代凱恩斯主義被棄之如敝屣。當前，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實質上又都在推行凱恩斯主義。任何本本，無論是源于何地都必須經受實踐的檢驗。
十月革命爆發之前，在對社會主義制度還不能進行實證研究的情況下，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曾提出一個命題，即計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源配置方式。他提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生產部在理論上可以實行一種理想的經濟計劃”的設想。他的學生巴羅內則系統說明“社會主義”經濟達到最優資源配置的必要條件，并提出了一個全部經濟資源歸集體所有、整個經濟由國家的生產部集中管理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
帕累托的“猜想”和巴羅內的論證引發了20世紀20—30年代西方學術界關于計劃與市場的大論戰，并成為“市場社會主義”學術流派的源頭。
1920年，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發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一文，對經濟計劃的可行性進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認為：第一，經濟計劃和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但沒有私人財產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生產資料市場，就無法形成生產要素價格，從而也就無法對一個項目進行經濟計算，即評估這個項目的可盈利性。簡言之，沒有市場就不能對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第二，中央計劃所需要的數據信息是不完全的、分散的和經常自相矛盾的。但是，收集這些數據信息的成本之高難以想象。因而，問題的解決辦法只能是數據信息和決策的非中心化。第三，與物理學不同，經濟計劃中所假定的許多常數其實都可變，即便短期不變，中長期也是要變的。第四，經濟幾乎忽視了人的創造性。創造性是無法根據以往知識推導出來的。米塞斯的觀點引起了巨大爭議。
1929年，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泰勒發表《社會主義國家中生產的指導》一文，詳細討論了如何用“試錯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以應對米塞斯的挑戰。
而新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和羅賓斯則支持米塞斯的觀點。他們指出：在紙面上，我們能設想這個問題用一系列數學方法來求解，但實際上這種解法是行不通的。它需要在幾百萬個數據的基礎上列出幾百萬個方程，而統計數據又來自更多百萬個個別計算。到解出方程的時候，它們所根據的信息就已過時，需要重新計算。
針對哈耶克和羅賓斯的論點，當時在美國任教的波蘭籍經濟學家蘭格于1936年和1937年在美國《經濟研究評論》上發表了兩篇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論文，反駁哈耶克和羅賓斯。20世紀60年代，蘭格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管理人員可以利用計算機模擬市場的價格機制，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的道路》。他認為，社會需求豐富多彩、瞬息萬變，集中決策必然是低效率的。哈耶克通過比較不同經濟體制的運轉效率后得出結論：只有市場體系才能充分利用分散在個人和企業中的所有“知識和信息”。
自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盡管市場和經濟計劃之爭還在繼續（在中國也仍有討論），經濟計劃的失敗似乎已經蓋棺論定。但是，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崛起，人們開始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進行重新定義，在大數據時代，特別是萬物互聯的時代，人類獲得數據的能力遠遠超過大家想象，大數據讓計劃和預判成為可能。
2017年，《馬克思主義研究》第3期發表了《大數據、平臺經濟與市場競爭——構建信息時代計劃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探索》一文，作者在回顧“蘇聯式計劃經濟、蘭格式計劃經濟和西方新計劃經濟的討論”之后，提出了“以市場為基礎、計劃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模式。文章認為，大數據可以成為計劃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的技術條件包括：大數據可以發現和利用默會知識（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知識——筆者注），能夠對數量巨大、來源分散、格式多樣的數據進行采集、存儲和關聯分析；大數據基于海量信息存儲、云計算、互聯網應用，大大縮短了信息搜集和處理的時間，可以實時地發現問題、修正計劃、宏觀預測和強化監管；大數據可以促進個性化、多樣化的供給和需求；大數據為計劃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技術準備，創造了運行環境；等等。雖然這篇文章在國內影響并不大，但其英文版在《世界政治經濟學評論》發表后卻在國際上引起相當的關注，以致英國《金融時報》就他們的論文發表了題為《大數據革命能夠復活計劃經濟嗎？》的評論，認為盡管“以市場為基礎，以計劃為主導”的體制模式看上去很漂亮，但有兩個大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第一，積累數據和謹慎使用數據是兩回事；第二，創新在這樣一個經濟體制中將如何發揮作用。
其實，大數據如何改變人類經濟活動的討論在西方學者中早已展開。西方左翼經濟學家認為：計算機和大數據給社會主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們認為，馬克思的經濟計劃思想本身并沒有錯誤，之所以出現問題只不過是實施這種思想的時間太早了。當然，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反對“大數據計劃經濟”思想。但他們強調：當年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對計劃經濟，不是簡單地認為中央計劃官員缺乏信息，而是認為他們不能得到某種特定的數據信息——市場價格。他們反對計劃經濟的基本邏輯依然是：沒有生產資料私有制，就沒有生產資料市場；沒有生產資料市場，就沒有生產資料的貨幣價格；沒有生產資料的貨幣價格，就無法對生產資料的利用做出合理決策。
2019年，中國學者龔剛等人在《市場能有效配置資源嗎?》一文中指出：由于市場一方面提供著高能激勵，另一方面不斷地失靈和錯配著資源，因此，市場在激勵著人們更加勤奮地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因各自活動的無序、不協調，預期的不準確和不顧及社會利益等造成了經濟資源的浪費，并引發了大量的道德風險。因此，市場通常需要政府的合理介入。政府介入的目的在于彌補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失靈。盡管現實中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會合理，政府通常也會犯錯，如介入過度等，但沒有政府介入的市場經濟一定不會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自由競爭（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具有更大的優越性。中國過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因為堅持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從理論上說，在充分利用大數據的基礎上，計劃經濟在許多年之后有可能重新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的當務之急應該是認真貫徹執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在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中國經濟理論界確實有必要以“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精神，認真研究政府在資源配置和提供激勵機制方面應發揮什么作用。在新形勢下，應該如何編制五年規劃、如何確定新的發展戰略、如何制定產業政策、如何改進激勵機制，讓勞動者和企業家最大限度地發揮積極性、創造性等，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做到理論聯系實際，認真研究改革開放中的具體經濟政策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外環境錯綜復雜，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更是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指出：“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和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這條原則，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在延安學了，到富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正如馬克思在引用評論者的話中所言：“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證明一定的社會關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時盡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馬克思所關心的是證明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他并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確實，馬克思主要是對理論問題展開了十分深入的探討，對具體經濟問題的論述并不常見。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今天，改革開放的實踐給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提出了無數亟待回答的問題，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必須要為中國的“食堂開出調味單”。例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遇到的發展戰略問題、雙順差問題、外匯儲備問題、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資本項目自由化問題、融資貴融資難問題、貨幣政策目標的確定問題、財政赤字的可持續性問題、不良債權處理問題、房地產泡沫問題、影子銀行問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區域貨幣合作問題、“一帶一路”相關的債務陷阱問題、國際金融危機問題、金融服務業自由化問題、FDI優惠政策問題、出口退稅問題、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競爭中性和產業政策問題等，都需要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提出具體的應對之策。如果我們不關心具體的經濟政策問題，不能對這些問題給出答案，我們就違背了“理論和實際統一”的原則，就犯了毛澤東所批評的“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的毛病。
為了實現“理論和實際統一”，為了能夠發現和解決現實經濟中的問題，除了密切跟蹤現實經濟運行中的新情況、新趨勢之外，我們應該盡最大努力系統掌握各種經濟學理論。愛因斯坦在談到物理學理論的發展時指出：“理論物理學的完整體系是由概念、被認為對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定律，以及用邏輯推理得到的結論這三者所構成的。”我們在開展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時也需要有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例如，如果我們不掌握國際收支理論和匯率理論，就很難對中國的匯率政策提出自洽和可行的政策建議。又如，如果我們不熟悉國際收支平衡表和國際投資頭寸表，就很難區別資本外逃和“藏匯于民”。在現實經濟研究中，我們必須克服概念不清、邏輯不嚴、大而化之的毛病，要注意強調計量方法的使用，做到真正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只要一方面兼容并蓄吸收一切有用的理論和知識，另一方面注重調查研究、盡可能掌握具體的技術細節，就可以避免出現“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的問題，從而在經濟政策的探討中獲得發言權，為推動中國經濟邁上新臺階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總而言之，在中國面臨數十年來未見的嚴峻外部環境、國內經濟增速持續下降的重要關頭，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理應繼承和發揚陳云“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精神，站在民族和國家的立場上，認真研究中國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為中國實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夢想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責任編輯：楊文利、易海濤］
［作者簡介］余永定，經濟學博士，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100732。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