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非經貿合作關系密切，成果豐碩。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起步相對較晚，但發展迅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中非雙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顯著。學界關于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下述內容：從投資動因、路徑、模式和策略等角度探討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現狀、問題和機遇；探討政治、安全、法律、經營等投資風險及企業的海外利益保護；量化研究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對雙方的經濟效益；油氣、礦業、電力、基礎設施、制造業和農業等細分領域投資進展。系統梳理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歷史并總結基本經驗的成果則較少。本文擬系統回顧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四個發展階段，總結基本經驗，為繼續深化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推進中非關系的行穩致遠提供參考；批駁個別西方國家政客和媒體的不實言論，讓國際社會更好地理解中國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中國智慧”和“中國實踐”。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發展可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ㄒ唬蕚潆A段：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中國的經濟工作目標由最初的恢復正常經濟秩序、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逐漸過渡到“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減少對外依賴，實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這一階段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目標。由于生產能力不足和外匯稀缺，決定了這一階段中國尚不具備對外投資能力。開展有限的國際經濟合作主要是為配合外交工作的順利開展以及提高自力更生能力。
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對外援助，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就逐步開展對外援助。20世紀五六十年代，為支持非洲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運動，新中國給予非洲新獨立國家物資、資金、技術等多方面援助，完成了坦贊鐵路等舉世矚目的大型援助項目，受到非洲諸多國家的高度評價。1964年，周恩來訪問非洲14國時提出援外八項原則，被確定為中國對外援助的指導方針。1956—1977年，中國向36個非洲國家提供了超過24.76億美元的援助。二是出口農產品等原材料，進口成套設備，為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做準備。在政府支持下，招商局、華潤集團等一批企業設立了境外分支機構，執行政府項目，在非洲也成立了此類性質企業，如中坦航運合資公司等。
鑒于當時的國際形勢，支持非洲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運動、發展和加強同非洲國家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系是中國外交戰略的重點，因此，開展經濟援助和特定合作項目以配合外交工作是中國這一階段國際經濟合作政策的首要目標，其次才是經濟目標。該政策有效配合了中國整體外交和發展戰略，促進了中非友好關系發展，也在客觀上為日后大規模開展中非經貿合作奠定了基礎。
（二）起步與探索階段：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1997年探索“走出去”戰略前夕
在這一階段，黨和政府的兩項重大決策構成了推動中國對外投資的思想和制度基礎。
第一項決策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明確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成為中國開展對外投資的思想基礎。隨后，國務院于1979年發布了《關于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若干問題的規定》，為增加外匯收入，該規定第一次提出“出國開辦企業”，拉開了對外投資大幕。在此基礎上，中共十二大、十三大進一步提出了對外開放、開展對外投資的重要方針。中共十二大明確了“實行對外開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是我國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中共十三大則具體提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擴展同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與貿易交流”。
第二項決策是中共十四大正式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上述思想和制度基礎上，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各類主體開始按照市場化原則有序開展對外投資。經濟目標逐漸成為對外投資首要任務，中國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形式由對外援助和有限貿易，逐步過渡到援助、貿易和投資三者并行發展的階段。在1992年前，國際經濟合作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居于輔助地位，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利用外資，吸引外商來我國舉辦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獨資企業，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兩套本領。”1992年后，中國更加重視“兩種資源、兩種市場”，但顯然對國際貿易的需求和重視遠高于對外直接投資。在這一階段，政府沒有發布具體的鼓勵對外直接投資的措施，投資審批和外匯管理仍然非常嚴格。改革開放最初幾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都在1億美元以下，到1984年才達到1.34億美元，1997年也僅有25.62億美元。
在改革開放方針指引下，這一階段的中國對非洲合作政策目標有所調整，即從上一階段以配合外交工作為主過渡到外交利益與經濟利益并重，開始追求實現真正經濟意義上的互利合作。此階段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進展與總體對外直接投資步伐基本一致。
改革開放之前，中非經濟合作模式主要是援助和貿易。1983年召開的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出了同第三世界國家開展經濟合作的原則，即“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靶问蕉鄻印痹瓌t為開展對外投資等新型合作模式做出了明確指示。中非雙方由工程承包項目起步，逐漸探索出興辦獨資、合資企業等多種投資合作形式。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目的主要有兩種：一是外交需要，中國部分援非項目移交非方后，由于經營不善，中方企業按市場經濟原則向這些項目投資，獲得獨資或合作經營權，盤活項目，鞏固援助成果；二是以投資帶貿易，主要是帶動在非洲項目建設所需工程設備等產品出口。此階段，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實際資金有限，以技術和設備投入為主。1979—1990年，中國在非洲共投資102個項目，總投資額5119萬美元。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政策進行了調整，最核心的措施是以提供政府優惠貸款的模式推進國際經濟合作。1996年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提出：“改革援外方式，鼓勵我國優秀企業到發展中國家開展多種形式的經濟合作，實行合資經營，實行政府優惠貸款等辦法，加強‘南南合作’，推進與發展中國家雙邊關系和經貿合作的發展。”以此為契機，中方倡導實施對非洲合作的大經貿方式，即實施對非貿易、投資和援助聯動，以援助促投資，以投資帶貿易，以貿易推投資，出臺了一批具體鼓勵和支持措施，實質性地推動了對非洲投資的多樣化與合作主體的多元化，有效提高了中國企業對非洲的重視程度，出現了對非洲投資熱潮。投資目的國主要是與中國關系友好密切的國家，如埃及、加納、剛果（金）等；投資領域逐漸由90年代之前的以工程承包項目為主，兼有酒店、餐飲等小型服務業項目，過渡到90年代之后以農業生產加工、資源開發、交通運輸和機械制造為主的局面。
（三）快速增長階段：從1997年探索“走出去”戰略到2012年新時期高水平對外開放理論與實踐形成之前
“走出去”戰略的醞釀、提出和正式實施是這一階段的關鍵性步驟。1997年，中共十五大更明確地提出要促進對外投資，要求“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和全球多邊貿易體系……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同年，江澤民在全國外資工作會議上指出：“‘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方針的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組織和支持一批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走出去，形成開拓國外投資市場的初步規模。這是一個大戰略，既是對外開放的重要戰略，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上述講話為2000年正式提出并將“走出去”戰略提升為國家戰略奠定了基礎。2002年中共十六大再次強調“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這一方針，要求“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鼓勵以貿易帶動投資。
“走出去”戰略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提供了更明確的政策依據。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對企業“走出去”的管理與時俱進，相關服務體系建設加快，加之這一階段中國經濟總量快速增長，人民幣匯率總體穩定，推動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投資規模穩步攀升，2005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2012年劇增到878億美元，居全球第3位。
這一階段，基于世界形勢和中國發展需求，中國比以往更加注重中非經濟層面的互利共贏，將經貿合作納入雙方關系的長遠發展戰略考量之中。2006年發布的《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明確提出：“從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與非洲國家建立和發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新型戰略伙伴關系?！敝袊鴮Ψ侵拗苯油顿Y在“走出去”戰略的帶動下進入了快速增長階段。為落實中共十五大的要求，1997年國務院成立了對非洲經濟貿易技術合作協調小組，主要職能是協調各部門的對非經貿工作。同年9月，在對外經濟貿易部組織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對非經貿工作會議上提出在加強對非經貿工作中，應貫徹“大經貿”的思想，發揮政府與企業、官方與民間等多方面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全方位開拓非洲市場。會后，對外經濟貿易部開始在非洲設立“投資開發貿易促進中心”。國家計劃委員會于1998年制定了對非投資規劃方案，對資源和礦產類投資提出了具體指導意見，資源類項目成為對非洲投資重點。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正式啟動，并在雙方共同努力下逐漸發展成為中非合作最重要的保障機制。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中方陸續采取了推動對非直接投資的若干舉措，包括成立中非發展基金、設立非洲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貸款、在非洲建設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等。
在一系列政策推動下，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規模由1996年的0.56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5.2億美元。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后，2007年猛增至15.74億美元，2008年達到54.91億美元，非洲成為中國實施“走出去”和“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戰略的重要地區。受2008年金融危機及后續世界形勢影響，2009年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額大幅降至14.39億美元，之后呈波動走勢，2011年恢復到31.73億美元。相比前一個階段，中國對外投資范圍和領域都呈擴大趨勢，直接投資范圍擴展到了多數非洲國家，投資規模較大的有南非、贊比亞、埃及、馬里、尼日利亞和坦桑尼亞等國；投資領域廣泛分布在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中，資源開發和制造業成為重要領域。
?。ㄋ模└哔|量發展階段：從2012年中國提出高水平對外開放至今
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2015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引資和引技引智并舉，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上述論斷共同構成了新時代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理論體系。
2013年，習近平創造性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是實現新時代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具體舉措。由此，中國開始了與沿線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新征程，再次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對外投資的歷史性機遇。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下，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首次超過實際利用外資額，2016年對外直接投資額接近2000億美元?！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亮點，2013—2020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直接投資達1398.5億美元。
2017年，中共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概念，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是中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主動選擇，是貫徹中共中央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的體現。高質量發展體現于各個領域，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等先后于2016年12月與2017年8月發布了《關于加強國際合作提高我國產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指導意見》和《關于進一步引導和規范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的具體要求。相關管理部門也大力推進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主要內容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升投資便利化水平，以適應高質量發展的新需求。
2019年開始，面對英國脫歐、美國發動針對中國的貿易戰等國際環境的劇變，中國政府提出高質量對外開放戰略予以應對?！秶窠洕蜕鐣l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據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標準也出現了明顯變化，不只唯規模論，還要唯效益論。對外投資是否高質量，要看是否有利于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是否有利于構建中國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因此，圍繞這一目標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調結構、降風險、提質量成為必然。在此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出現理性回調，投資規模有所下降，但投資結構趨向優化，投資風險穩步降低，投資效益逐步提升。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同比減少約40%，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1537.1億美元，首次位列全球首位，這是中國推進高質量對外投資的階段性成果。
這一階段，在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中非關系進一步升溫提級。習近平為中非關系未來發展繪制的中非命運共同體宏偉藍圖，又使中非關系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早在2013年訪問坦桑尼亞時，習近平即做出了“中非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論斷。2015年發布的第二份《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中國愿同非洲國家一道，在傳承與發揚中非傳統友好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明上交流互鑒、安全上守望相助、國際事務中團結協作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2018年9月，習近平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全面、深入、系統地揭示了中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內涵和實踐路徑，指出：“我們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筑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典范?！睌y手打造責任共擔、合作共贏、幸福共享、文化共興、安全共筑、和諧共生的中非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內容，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已成為中非關系持續健康發展的指引。中非合作論壇、中非共建“一帶一路”以及中非全方位合作體系共同構成了共建中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途徑。
中國對非洲投資領域的高質量合作主要表現為雙方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廣泛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國際產能合作是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實踐中提出的新概念，是廣泛涵蓋工業、基礎設施、技術、管理、金融服務等諸多領域的、覆蓋全產業鏈的產業能力建設國際合作。通過產能合作，將中國的優質產能和技術能力與非洲的資源稟賦和發展需求有機結合，開展比之前更廣泛的產業合作，既直接帶動非洲相關產業發展，還通過溢出效應與上下游產業聯動，幫助非洲建立和完善產業體系，加速工業化進程，實現經濟多元化。非洲國家利用中國投資，彌補儲蓄和外匯雙缺口，增加資本積累，提升制造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關鍵產業水平，創造更多非農就業崗位，促進人力資源開發，提升經濟內生發展能力。
這一階段，在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背景下，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額也出現了波動?！耙粠б宦贰背h提出后，中國對非洲投資2013年投資額同比增長34.0%，達33.7億美元，2018年增加到53.9億美元。2019年受全球化退潮、全球國際投資衰退及中國對外投資主動調結構、提質量等影響，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額下降到27.9億美元。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大背景下，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額逆勢增至35.6億美元，顯示了中非投資合作高質量發展的積極成果，對非洲投資覆蓋率已達86.7%。投資領域更廣泛的分布在各類產業中，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制造業、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領域以及致力于非洲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項目成為投資熱點。投資主體也從國家指導下的國有企業主導轉變為國有、民營、個體三足鼎立的格局，各類主體優勢互補。
二、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影響及經驗
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對雙方經濟社會發展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中非日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在長期的對非洲直接投資實踐中，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也因此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ㄒ唬┓e極影響
來自中國的資本部分滿足了非洲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形成了資本存量，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長期動力 中國企業在投資過程中注重延長產業鏈，比如進行農業、礦業投資時，會將部分產品直接在當地深加工，對當地生產水平提高、經濟增長和融入全球產業鏈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也是中國投資區別于西方國家的重要特點。2016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布的《中非結合：從自然資源到人力資源》報告對此評價道：中國對非洲的投資正從強調保障自身能源礦產供給向產能合作與當地人力資源開發的新階段轉變，這一過程將幫助非洲更好地參與國際分工、融入全球產業鏈，促進非洲經濟從自然資源為基礎的采掘經濟向人力資源為基礎的勞動密集型工業經濟的轉變。
中國直接投資在當地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 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創造就業能力更強。中國企業高度注重員工本地化，有調查顯示，在非洲的中國企業中，本地勞動者占比達89%，這有助于提高當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中國企業還為當地員工提供大量再教育機會，促進了當地人力資本的形成。
中國直接投資帶來知識和新技術轉移 中國企業通過向非洲引入新產品和技術，推動了非洲市場的現代化進程。麥肯錫咨詢公司于2017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評價道：中國企業為非洲帶來了資本投入、管理知識和創業精神，加快了非洲國家發展步伐。在過去3年間，約48%的中國企業向非洲引入了新產品或服務，36%的企業引入了新技術。
中國投資正在破解基礎設施落后這一長期制約非洲經濟增長的瓶頸中國參與非洲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方式從援助到投資，再到投建營一體化，規模不斷擴大，方式不斷革新，成為非洲改善基礎設施、促進互聯互通的關鍵力量。
中國投資提升了非洲市場的國際競爭強度 中國投資產生的“鲇魚效應”，使其他國家尤其是非洲傳統殖民宗主國產生了危機意識，提高了對非洲的重視程度和投入力度。近些年，非洲國家的國際合作博弈能力顯著提升，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與西方援助國間的關系。
（二）基本經驗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與非洲國家的關系建設 中非交往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新中國自成立起就與絕大多數非洲國家保持長期友好關系，在其爭取民族解放、鞏固政治獨立、推進經濟發展中始終給予支持和幫助。1955年，周恩來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中國同與會的亞非國家關系有了迅速發展。1956年，中國與埃及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掀開了中非友好歷史的新篇章。中國在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提案的23個國家中有11個來自非洲，76張贊成票中有26張來自非洲，成為中非關系發展里程碑事件。政治互信成為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政治保障。
改革開放后，中非經貿合作關系向官民同舉的互利共贏方向發展。雙方大面積簽署投資、貿易、稅收等方面的互惠協議。目前，已與中國簽訂“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非洲國家分別有33個和18個。作為中非集體對話與多邊合作的有效機制，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為進一步加強新形勢下中非友好合作，構筑長期穩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關系，提供了重要框架和平臺。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繼續強化與非洲的友好關系。習近平先后4次出訪非洲，連續主持中非合作論壇2015年約翰內斯堡峰會和2018年北京峰會，提出一系列中國對非洲政策新理念、新主張、新舉措。中非合作論壇立足中非傳統友誼，推動中非友好關系不斷邁向新的高峰。2015年和2018年兩屆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升格為峰會。雙方于2015年約翰內斯堡峰會上將中非關系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在2018年北京峰會和2021年達喀爾會議上，習近平兩次提出攜手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中國外交部長已連續32年每年首訪非洲，體現了對中非傳統友誼和中非關系發展的高度重視。正如習近平所總結的：“中非關系為什么好？中非友誼為什么深？關鍵在于中非雙方締結了歷久彌堅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那就是‘真誠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贏、共同發展，主持公道、捍衛正義，順應時勢、開放包容’。這是中非雙方數十年來休戚與共、并肩奮斗的真實寫照，是中非友好關系繼往開來的力量源泉?！庇押玫闹蟹顷P系為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奠定了堅實基礎。中國投資多集中于與中國雙邊關系較好、政治互信較強的國家；投資項目尤其是大型項目上馬多選擇在雙邊關系突飛猛進之時，借中非關系發展大勢推動對非洲直接投資；反過來，又通過對非洲直接投資進一步促進雙邊關系發展，充分體現了雙邊關系在投資合作中的重要性。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對非洲直接投資，逐漸推動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政策支持機制 首先，對外投資管理政策因時制宜，與時俱進。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政府依據不同時期的不同發展任務和內外條件，實施靈活的對外投資管理政策，有張有弛。改革開放初期，雖已允許“出國開辦企業”，但鑒于當時的宏觀經濟發展總體目標導向及外匯短缺等現實因素，對外投資審批嚴格。1982年以前，每一個對外投資項目都要經國務院審批。1983年，對外貿易部成為對外投資審批部門，進一步規范對外投資的審批和管理流程，審批雖有所放松，但仍偏嚴格?！白叱鋈ァ睉鹇詫嵤┖螅陀^上要求對外投資管理“松綁”。2004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對外投資由“審批制”調整為“核準制”和“備案制”，投資審批大幅放松。2009年，商務部頒布了《境外投資管理辦法》，進一步簡化對外投資核準程序。隨著審批管理的放寬，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日趨活躍，開始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十八大后，中國對外投資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管理更趨靈活。2014年，國家發改委出臺了《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規定只有中方投資額10億美元以上項目和敏感項目才需要核準，對外投資管理開始實行“備案制”。2017年，國家發改委等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引導和規范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開始實施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境外投資管理模式，積極引導投資方向，推動高質量對外投資。同時，中國外匯管理也不斷調整，與對外投資管理相適應。2000年前，中國外匯管制相對嚴格；“走出去”戰略實施后，為配合企業“走出去”，外匯管制趨于放松。外匯管理政策的適時調整，有利于企業更靈活的使用外匯，提高對外投資效益。
其次，形成了以中非合作論壇為核心，以對非洲投資專項支持政策為支撐的綜合保障機制。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于2000年，歷屆論壇不僅確定了中非關系基調，也相繼出臺了諸多鼓勵投資的具體舉措，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政策保障機制的核心。其中，三次峰會上宣布的關于投資合作的內容最為具體有效，包括2006年北京峰會上宣布實施支持非洲發展的8項政策措施，設立中非發展基金，鼓勵和支持對非投資。2015年，約翰內斯堡峰會上宣布“十大合作計劃”，推進中非產能合作，鼓勵企業赴非投資，鼓勵在非洲開展大規模種植、畜牧養殖、糧食倉儲和加工等。2018年，北京峰會上宣布“八大行動”，鼓勵企業加強對非洲投資，特別是制造業、農業、金融服務、商貿物流和數字經濟等領域。2021年，達喀爾會議上提出“九項工程”，在“投資驅動工程”中提出未來3年推動企業對非洲投資總額不少于100億美元，設立“中非民間投資促進平臺”。中非合作論壇推動了對非洲直接投資的深入開展，中非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不斷邁上新臺階。對非洲投資專項支持政策是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政策保障機制的重要支撐。1998年，國家計劃委員會首次制定了對非投資規劃方案。2006年中國政府發布的《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明確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興業，繼續為此提供優惠貸款和優惠出口買方信貸，并愿與非洲國家探討促進投資合作的新途徑和新方式，還提出了在農業、基礎設施和資源領域的合作重點。2015年中國政府發布的第二份《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提出聚焦于推動中非產能合作，“將優先支持非洲工業化進程作為新時期中國對非合作的突破口和著力點，以產業對接和產能合作為龍頭，以點帶面，助推非洲加快工業化進程，為非洲實現經濟獨立和自主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基礎”?！爸С址侵迖医ㄔO經濟特區、工業園區、科技園區，筑巢引鳳”。為鼓勵中國企業投資非洲，2004年、2005年和2007年，商務部、外交部陸續發布了《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一）（二）（三），涉及33個非洲國家，鼓勵對其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服務業及其他產業投資。
再次，形成了系統的、多層次的金融支持體系，為中國企業對非洲直接投資提供融資支持。
一是政策性金融支持。中國政府設立了專項資金為對非洲直接投資提供直接補助或貸款貼息。2005年，財政部和商務部出臺《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管理辦法》，對境外投資或工程承包等給予直接補助或貼息等方式支持。2007年，商務部、財政部等聯合發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對外投資合作的若干意見》，給予符合條件的非公有制企業以貸款貼息資金等支持。中國政府還給予海外投資提供政策性信貸支持。2004年，國家發改委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出臺《關于對國家鼓勵的境外投資重點項目給予信貸支持的通知》；2005年，國家發改委、國家開發銀行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對境外投資重點項目融資支持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了具體支持范圍和舉措。
二是商業銀行為投資非洲項目提供商業性貸款，在投資密集地區設置金融分支機構，直接提供金融服務；國內各類投資公司通過投資參股支持對非洲項目投資，建立投資公司與政策性銀行之間的轉融通渠道，與非洲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設立新融資機制，發展轉貸業務等。
三是設立專門針對非洲的投資基金。中國政府在中非論壇2006年北京峰會上宣布設立規模為50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并在2015年約翰內斯堡峰會上宣布增資50億美元，同時宣布設立首批100億美元的“中非產能合作基金”。這兩只基金按照商業化原則運作，引導和鼓勵中國企業對非洲投資，在產能合作、資源能源、基礎設施、通信等領域投資或儲備了一批優質項目。
對非洲直接投資模式的不斷創新 多年來，中國企業采用獨資、合資、參股、并購等多種方式開展對非洲直接投資，逐漸摸索出“資源換貸款模式”“境外經貿合作區模式”“援助合作模式”“工程援助+投資模式”“國際石油合同合作模式”等多種創新投資模式，其中以前兩種模式應用最廣。
“資源換貸款模式”是中國企業與安哥拉開展石油領域合作中形成的。2002年，安哥拉結束長達27年的內戰，急需資金重建。但國際金融機構及西方國家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條件。危難之際，中國伸出援手，約定用未來開采的石油償付貸款的合作模式，主要以買方信貸的形式進行，形成了“資源—信貸—項目”的一攬子合作模式，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這一創新融資模式，既解決了安哥拉沒有抵押品和暫時不具備償債能力下對資金的迫切需要，推動了該國經濟多年高速增長，也有助于確保中國能源安全，實現雙贏。該模式被廣泛應用到中國企業與剛果（金）、蘇丹等多個國家的合作中。
“境外經貿合作區模式”是中非雙方聯合探索的結果。建設經濟特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非洲國家普遍希望加以借鑒。1994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訪華時提出，希望中國幫助建立經濟開發區；1998年，首個境外合作經貿區——中埃蘇伊士合作園區開建，但當時并未在非洲推廣。2006年，商務部發布《境外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基本要求和申辦程序》，將境外經貿合作區作為推動對外投資的重要平臺予以推廣。2015年“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投資促進工作機制”形成，進一步規范了建設和管理流程。
中方大力在非洲推廣境外經貿合作區作為對非洲直接投資的重要載體。中國政府在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宣布三年內在非洲建立3—5個經貿合作區；2015年發布的《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提出，引導、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在非洲共同建設經貿合作區，作為推進中非產能合作的重要平臺，吸引更多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建立生產和加工基地并開展本土化經營，增加當地就業、稅收和創匯，促進產業轉移和技術轉讓。目前中非合作設立了多個境外經貿合作園區，其中規模較大的包括贊比亞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前身是中埃蘇伊士合作園區）、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和埃塞俄比亞東方工業園。在非洲的經貿合作區主要采取“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市場化經營為原則”的運作方式，牽頭企業都是國內龍頭企業，中國政府給予牽頭企業直接補貼和中長期優惠貸款等政策支持。境外經貿合作區為中國企業進入非洲提供營商便利，降低了投資風險，也契合東道國經濟和產業發展訴求，帶動了相關產業聯動發展，受到廣泛好評。2018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未來之路：第七屆中非合作論壇》報告評價道：中國位于埃塞俄比亞、加納、尼日利亞和坦桑尼亞等國的園區在吸引中國制造企業方面特別成功。
中非之間源遠流長、歷久彌堅的友好關系，持續增強的政治互信，中方形成的以中非合作論壇為核心，以對非洲投資專項支持政策和多層次金融支持體系為重點的服務和保障機制，將在一定時間內繼續有效的推動中國對非洲投資的擴大和深入，促進中非雙方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將成為中國開展國際經濟合作、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成功典范。
三、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展望與面臨的挑戰
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客觀來看，投資規模仍待擴大、結構仍待優化、質量仍待提升，合作潛力和空間依然較大。當前，中國開展對非洲直接投資仍有諸多有利條件，前景廣闊。
首先，非洲是實踐“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產能合作重點地區。新時代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推動國際國內雙循環，深入參與并引領世界經濟全球化，這有助于“一帶一路”建設在非洲落地，為中國企業投資提供更多機會。
其次，即使經過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沖擊，仍有充足理由對非洲經濟發展前景保持樂觀。非洲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兌現，非洲青年勞動力數量充足，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力技能水平不斷提高，成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依仗。人口高速增長帶來高城鎮化需求，人口紅利與城市化的結合將顯著擴大消費規模，與經濟增長形成良性互動。非洲互聯互通建設正在加快，要素流動效率正在提高。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點先后涌現。非洲經濟持續增長對外資需求強烈，這是中國企業繼續投資非洲的重要基礎。
再次，非洲大陸整體安全形勢和政府治理能力有了明顯進步，為中國企業投資提供了基礎性條件。非洲多數國家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明顯增強，可為民眾和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必要公共產品；宏觀經濟治理能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運用能力有所提高；普遍實施開放程度較高的對外經貿合作政策，為吸引外資制定多方面優惠政策與措施。
中國繼續推進對非洲直接投資也面臨一些挑戰，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復沖擊，非洲經濟和社會發展存在的痼疾等。其中，部分西方國家政客和媒體對中非合作的持續惡意攻擊與污名化非常值得警惕，已對中非合作造成了負面影響?！爸袊訆Z非洲論”“中國威脅論”“新殖民主義論”已存在多年，詆毀中非合作本質上是為了控制非洲，攫取非洲資源，削弱非洲內生發展能力。中非共建“一帶一路”以來，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荒謬論調，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債務陷阱論”，指責中國對非洲發展提供的資金將非洲拉入債務泥潭。
“中國債務陷阱論”最早由印度學者切拉尼在2017年1月發表的《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一文中提出，其并非一個專業、嚴謹的概念，而是一個捕風捉影、穿鑿附會的偽命題，但卻迅速地被一些西方國家政客和媒體大肆炒作。2018年3月，美國前國務卿蒂勒森稱，中國的投資確實有潛力解決非洲的基礎設施缺口問題，但也導致債務不斷增加，危及非洲的長期政治經濟穩定。5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發布的《債務賬簿外交》報告稱，過去十年，中國向償還能力不足的國家提供了數千億美元貸款，通過“債務賬簿外交”來實現戰略目標。6月，美國白宮貿易和制造業政策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經濟侵略如何威脅世界和美國的技術和知識產權》報告中，指責中國利用“債務陷阱”模式，以融資換取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市場準入。
中國政府多次在不同場合對“中國債務陷阱論”進行了批駁。習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指出，中國“始終尊重非洲、熱愛非洲、支持非洲，堅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內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利”。2018年10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在美方和一些媒體近來不斷炒作的有關地區和國家債務中，中國合作項目債務占比很小，也沒有哪個國家是因為與中國合作而陷入“債務陷阱”。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期間以及聯合國大會上，很多非洲國家領導人主動站出來發聲，駁斥所謂中非合作加重非洲債務負擔的謬論，指出他們的國家渴望發展，急需資金，期待合作。2022年3月7日，外交部部長王毅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多年來，中國在非洲建設了超過1萬公里鐵路、近10萬公里公路、近百個港口，還有數不清的醫院和學校。這些都不是什么“債務陷阱”，而是一座座合作的豐碑。7月14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在49個有數據可查的非洲國家共計6960億美元外債中，借自多邊金融機構和私人金融機構（不含中國）的合計占到約3/4。事實證明，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只是那些不希望看到中國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合作加快發展的勢力制造出來的“話語陷阱”。
國際社會有識之士也紛紛批駁“中國債務陷阱論”之荒謬。牛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者聯合研究成果的數據表明，自2004年以來，西方私人債權人（對沖與投資基金、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大宗商品巨頭）一直是非洲大陸債務積累的主要驅動力，如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頭嘉能可擁有乍得超過1/4的債務。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研究指出，中國在非洲外債總額中所占份額約為百分之十幾，遠低于國際媒體所稱的，尤其是法國媒體熱衷報道的40%。尼日利亞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查爾斯·奧努納伊朱認為，有關“中國債務陷阱”的言論顯然是出于政治動機，實屬西方國家為己開脫責任。
“中國債務陷阱論”本質上是西方國家試圖遏制中國發展、阻撓“一帶一路”建設的輿論工具。與這些西方國家同非洲的合作不同，中非合作并非依據“叢林法則”、強者替代弱者的邏輯，而是基于開放、透明、包容、共贏的原則，構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新型國際關系。在中非合作中，中國始終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始終遵循國際通行市場準則；始終致力于做大“蛋糕”，互惠多贏。中非共建“一帶一路”實質上是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的行動方案，正在為非洲國家獲得平等發展權、增強國際競爭力提供更多選擇。
盡管上述種種論調明顯荒謬不實，但部分西方媒體仍長期惡意宣傳，意在混淆視聽，干擾正常的中非合作。中方需采取措施予以應對，主動加強與非洲國家從政府到民間的多層面溝通交流，實現信息溝通常態化、透明化，避免誤解；持續客觀宣傳中非合作的真實主張，借批駁“中國債務陷阱論”之機，系統宣傳“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對外開放和互利共贏的政策主張；重視與他國在非洲開展國際三方合作，擴大資源（包括資金、技術、人才等）來源，降低投資風險，亦借合作方之力，規避國際輿論風險。
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是中非經貿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非雙方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共同形成了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成熟有效的模式和支持保障機制，共同促成了投資增長快、質量佳、效益優的局面，為雙方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提供了動力，真正實現了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典范。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在習近平繪制的中非命運共同體宏偉藍圖的指導下，中非雙方需進一步完善以中非合作論壇為核心的合作機制，進一步豐富以國際產能合作為代表的合作形式，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合作地區和領域，以高質量的投資合作促進中非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之路行穩致遠。
［作者簡介］張春宇，法學博士，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非洲研究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