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改善群眾生活，而勞保福利問題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重要問題”，是“體現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重大問題”。
作為社會福利事業和企業勞保福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職工福利制度是職工所在單位通過舉辦集體福利設施，建立各種補貼制度，組織開展業余文化體育活動，為職工生活提供方便，解決職工生活困難，豐富職工業余文化生活的一系列制度。雖然職工福利的內容及享受福利的范圍在不同時期是不同的，但一般認為職工福利制度起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解放區）的供給制，初步形成于1956年前后，直至20世紀80年代才逐漸開始由“國家、企業包下來”轉向“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同負擔”的改革。
關于職工福利制度的調整與探索，早在20世紀50年代，黨和政府就曾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兩次著手予以規范、調整，“從統籌兼顧全國人民生活首先是工農生活、適當安排城鄉關系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實行合理的低工資制，盡量使大家都有飯吃，并且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使工農生活能夠逐步地得到改善。”黨和政府將勞動就業和精簡機構、改革工資制度和逐步改善職工生活、整頓勞保福利和各項生活待遇這三個方面的問題結合起來統一安排，同時提倡少花錢，多辦事；依靠集體的力量，舉辦福利事業；用互助互濟的辦法，解決職工生活中的某些困難問題。換言之，“糾正‘包下來’”的改革思路并非肇始于改革開放時期，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便已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對此進行了初步探索。
鑒于目前對該問題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著力考察20世紀50年代黨和政府在規范、調整國有企業職工福利制度方面所進行的努力與探索，以檢視與思考這一時期職工福利制度發展的脈絡，探究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性。
一、國營企業職工福利制度的創建及存在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黨和政府關心職工生活的有關指示和相應法規條例的指導下，國營企業大多設立了一系列職工福利項目，由國家負責、企業包辦的職工福利制度在實踐中逐步形成，并對改善職工生活、恢復國民經濟發揮了積極作用。隨著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加快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中心任務對國營企業中超越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的職工福利制度提出了整改要求。
（一）國營企業職工福利制度的創建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沒收官僚資本，整合解放區的公營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得以確立。1951年，劉少奇指出，在新中國的國營企業里“再沒有階級對抗和剝削關系存在了”，“實行公私兼顧的方針”，既要“共同努力進行生產”，也要“務必最周密地關心工人群眾一切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福利”。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1年）等法律法規，規定企業工會有“改善工人、職員群眾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的各種設施之責任”。
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上述法律法規只是明確了職工具有享受企業福利的權利，并沒有制定具體的職工福利制度章程。通過吸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解放區）公營企業實行供給制的經驗，參考借鑒蘇聯職工福利制度安排，國營企業職工福利辦什么、怎么管的問題在實踐中逐步得到解決。一般而言，由企業行政方面撥款（或投資）設立工人食堂、澡堂、理發室、托兒所、小學校、醫院等生活福利設施；企業行政方面每月還須撥交工會組織全部職工實際工資（包括貨幣部分、實物部分與伙食補貼）總額的1.5%作為職工文化教育費，用于建立俱樂部、圖書館等文化福利設施。
由此可知，國營企業內部大致形成了行政方面負責生活福利、工會主管文化福利的工作分工。行政方面與工會之間相互配合，行政方面從經費和場所上大力支持工會的文化福利工作，工會則負責幫助和檢查各類生活福利設施“辦的好不好，飯菜有沒有味道，衛生不衛生，管理的好不好”。簡言之，國營企業行政方面與工會共同負責職工福利工作，同時接受上級黨政部門的領導和工會組織的監督。
福利范圍和運行管理機制的基本明確，表明國營企業以“包下來”為特征的福利制度框架初步成形。
（二）福利制度運行的初步效果
1949—1952年，國營企業職工福利事業經過三年的發展，“醫院、診療所、休養所、托兒所已在相當普遍地設立起來。工人的文化、教育、娛樂設施如俱樂部、工人劇場、電影院、職工夜校、職工子弟學校、工農速成中學等也在逐步增長”。廣大職工從這些企業福利事業中不僅得到了生活上的方便，享受了經濟上的實惠，而且文化福利事業的發展既豐富了職工的文化生活，又為職工學習政治、科學技術和參加各種業余文藝活動創造了條件。為了幫助職工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工會還在基層單位組織和開展職工生活互助互濟活動，這一活動體現了新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新型社會關系和新的社會道德風尚。
這三年間，隨著職工福利事業的建立和發展，國營企業為職工辦了大量的實事、好事，職工生活得到改善，一些職工難以解決的困難也得到適當解決；職工的文化生活也活躍起來了。這些都大大激發了廣大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和對新中國的熱愛，對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職工生活的關懷。有老工人表示：“我做了十幾年工，沒有遇到共產黨這樣的關懷我，以后我再沒有什么顧慮，一定要搞好生產來報答黨。”
可見，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物質資源匱乏，各項事業尚在恢復重建當中，國營企業的福利制度對保障職工基本生活、贏得職工支持、加快國民經濟恢復、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以及激發職工勞動熱情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福利制度運行中出現的問題
1953年前后，隨著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并轉向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中共中央提出了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主體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進一步要求國營企業面向生產，鼓勵職工學習“蘇聯人民在為國家工業化而斗爭時期‘甘愿擔受犧牲，在各方面實行極端節省，節省飲食，節省教育經費，節省布匹，以求積累創立工業所必要的資金’”的精神，“以便為工業化建設積累資金”。
“包下來”的福利制度逐步出現了與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實現國家工業化目標不相適應的一面，逐漸顯露出一些問題。
第一，不利于正確處理生產與福利的關系。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工人之福利必須于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中求之”。新中國成立后，“力爭在增加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更是成為指導職工福利發展的方針。此后，黨和政府多次指示國營企業既要“特別關懷工人的需要”，“舉辦各種福利事業，以減輕工人的生活困難”，又要警惕“把工人福利與發展生產對立起來的單純福利觀點”。各項福利開支實報實銷，這就容易“不很講究計劃、效率、成本”，滋生脫離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給職工提供過高福利待遇的問題。如有些國營企業不計代價地“發給住宅”，不收取房租和水電費用，修建的福利設施追求豪華，“花了很多錢，但是群眾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卻解決得不多”。這些超越實際經濟發展水平的高福利開支，違背了職工生活的改善“必須服從生產的發展，它的速度必須較低于生產發展的速度”的原則要求，不符合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
第二，不利于建立新的企業管理制度。從1950年開始，為建立“統一的、合理的、科學的”企業管理制度，國營企業內部進行了管理改革，重點在于“實行經營企業化，而經營企業化的具體實施，首先則是貫徹經濟核算制”，以促使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產量，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消滅浪費與增加國家的積累”。而建立經濟核算制的一個基礎環節就是進行精確、嚴格的成本核算。顯然，國營企業職工福利開支實報實銷，無固定比例，這就給企業制訂財務計劃增添了困難，不便于企業核算成本，不利于經營企業化的實現。
第三，不利于實行按勞分配原則。1952年前后，全國各地相繼進行了第一次工資改革，初步確立了國營企業要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職工福利為輔的工資福利分配制度。但是，據1953年勞動部的《工人生活福利工作綜合報告》記載，“在許多國營企業中，舉辦福利事業，不是補助而是‘完全供給’的現象較為普遍。撫順市貿易部門僅洗澡開支在1953年1、2月份占工資總額4.52%。理發開支占工資總額1.58%。這兩項開支共占工資總額6.1%”。職工福利項目過多、待遇過高，削弱了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造成分配的平均主義，違反了多勞多得原則，長此以往不利于調動職工生產的積極性。
綜上所述，為逐步實現工業化的目標，建立符合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合理的職工福利制度，調整國營企業“一切由國家包下來”的模式，控制福利支出，勢在必行。
二、國營企業職工福利制度的規范與反復
從1953年開始，黨和政府先后嘗試通過劃定福利補助金的提取比例以及推行福利設施企業化等方式來規范國營企業的福利開支。然而，因為配套工作沒有跟上，這些舉措未取得明顯成效，還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職工的生活負擔。為減輕職工負擔、改善職工的生活，1956年職工福利制度一度又回歸由國營企業包辦的模式。
（一）限定福利開支
1953年1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下發了《關于國營企業一九五三年度計劃中附加工資內容和計算方法的規定》，規定福利補助金的“提取比例為企業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點五，所有一切有關福利方面的經常補助和職工浴室、理發室、洗衣房、哺乳室、托兒所等開支（包括低值與易耗品的購置費和工作人員的工資、附加工資，但固定資產的基本折舊和大修理折舊得不計算在內）除去收入后的差額均在此項補助金內計付之”，并明確“國營企業所有關于職工福利方面的開支費用均應在福利補助金內支付或在本企業獎勵基金內調劑使用，不得再用任何名義計入企業成本計劃之內”。如此，政府便以行政法規的方式為國營企業設立職工福利劃定范圍，并在一定程度上將福利補助金與生產效益掛鉤，即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工資總額和獎勵基金，用于福利的資金才會隨之增多。
但是，對于大部分國營企業來說，不改變福利設施一切經常費用由行政負擔的現狀，不提高福利設施的收費標準，單純規定福利補助金的提取比例實際效果并不明顯，“各地據實際情況都感到2.5%福利補助費不夠開支”。有的國營企業為了彌補福利補助金的缺口，大量調劑使用獎勵基金。據洛陽市1957年對37個企業單位的統計，僅集體福利支出一項就占到獎勵金總數的49.82%，擠占了用于獎勵先進工作者等經費，影響了獎勵機制的正常運行。
針對上述情況，為扭轉福利費用超支的狀況，一些企業將集體福利設施進行了經營化嘗試。如有的企業做出了《關于“食堂企業化”的指示》，暫停了對職工食堂的補貼，把原由行政負擔的食堂工作人員工資、設備費、折舊費、管理費等計入伙食成本，改由職工分攤，試圖讓食堂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與此同時，沈陽等地的國營企業還將企業化的經營辦法推廣到托兒所等其他福利設施上，降低或取消職工交通優待、房租補貼等福利待遇，希望通過采取多種方式把福利開支壓縮至國家規定的補助限額內。
理論上，隨著工資制度的建立與完善，職工收入的不斷增長，國營企業合理地推行福利設施企業化經營以及適當縮減其他福利待遇，不僅不會增加職工生活負擔，還可以通過引進競爭機制來提高福利設施的服務水平，節約的福利補助金也可用來發展其他福利事業，從而進一步提高職工生活質量。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事與愿違的情況。一方面，一些企業不能全面、準確地執行國家工資計劃，“勞動生產率雖超額完成計劃，而平均工資卻完不成國家計劃”，職工工資沒有同步得到提高。如“電業、紡織、煤礦、有色金屬在遼寧所有廠礦企業及鞍鋼、省工業廳所屬廠礦企業單位”，1954年產值總計完成計劃的106.4%，而職工工資基金只完成計劃的97.03%。另一方面，在調整福利制度的過程中，個別企業“不考慮目前職工的生活狀況，盲目推行福利設施的企業化，不積極改善經營管理，甚至牟取高額利潤，致使工人開支增加很多”。超收的福利設施費用以及節約的福利補助金也沒能及時以其他方式回饋職工，反而“作為企業利潤按月上繳國庫”，或是“作為行政事務費開支了”。
正是由于在福利補貼方面存在著上述問題，再加上這一時期物價逐年上升，使得很大一部分職工生活壓力不斷增長。如“天津、武漢、河南等地部分廠礦的食堂實行企業化后，伙食費一般地都增加了20%以上。沈陽市托兒所企業化后，每個小孩比過去多收1元到6元；公共汽車、電車的月、季優待票取消后，乘車上班的職工每月的交通費就占到工資的7%到10%以上。長春市調查，一個有四、五口人的工人家庭，房租費用占工資收入10%到20%左右，冬季加上取暖費用，開支更大，有的幾乎占到工資收入的一半”。
1955年第三季度，中共中央書記處第四辦公室派人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等地對國營工業職工的工資和生活情況進行調查，發現“近一年多來，各地有不少廠礦企業職工的貨幣平均工資有所下降，職工實際工資的下降更為普遍，因而不同程度地加重了職工生活的困難，影響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這無疑背離了規范職工福利制度的初衷。
1953—1955年，國營企業規范福利開支、推行福利設施“企業化”的結果顯示，整頓職工福利制度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與改革工資制度、改善福利設施的經營管理等方面全盤規劃、配套進行，否則難以取得預期效果。
（二）糾正錯誤偏向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第四辦公室將調研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做了匯報，建議“已實行企業化的食堂應當改善經營管理，降低伙食成本，并且可以由行政上給以暫時的補助”。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個報告。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5月，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正式請示中共中央，提出“停止推行‘食堂企業化’”，托兒所須“改善管理、降低費用”，取消占工資總額2.5%的福利補助金，“福利部門工作人員的工資和固定設備的折舊費改由行政管理費用項下開支”等意見。中共中央肯定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關于“改善職工食堂和托兒所管理等問題的意見”，認為“各地可以參照辦理”；關于職工住宅、福利經費等問題，“待全國總工會召開的勞動保險生活住宅工作會議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交國務院審議后再定”。
1956年5月21日至6月9日，勞動保險生活住宅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在會上批評了“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偏向”，重申了“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解決職工群眾的各項生活福利問題”的方針，指出“必須對應該和可能解決的有關職工切身生活利益的問題，制定出具體解決的方案和措施”。針對職工生活福利存在的各類問題，會議認為，解決職工住宅不足問題的方法是：“主要依靠國家撥款新建職工住宅”；主張調低住房租金，降低水電收費標準；“在城市交通方面，應當盡量地對職工采取優待辦法”。在食堂和托兒所的問題上，會議明確要暫停企業化的探索，指出：“食堂、托兒所工作人員的工資等經費由職工負擔是不對的，從食堂提取利潤更是錯誤的”，工作人員的工資和附加工資仍由行政負擔，所涉及的“建筑及其一切設備的費用，應當在基建費、行政的經常費和企業獎勵基金中開支”。這些意見重新肯定了國家和企業在福利供給方面的主體責任。
此次會議后，各地國營企業協同基層工會組織著重檢查了職工福利工作，基本停止了食堂、托兒所企業化經營，陸續恢復了多項福利待遇，緩解了職工的生活壓力。但是，上海市發現，當職工福利漸漸回到由企業“包下來”的狀態后，有些職工“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的觀念又有所滋長。例如，上海“四三六廠規定30分鐘路程以上的職工交通費，全部由工廠報銷。結果該廠交通費支出占到管理費用10%左右，有些工人自己有腳踏車也不愿騎，都要向工廠報銷車費”。不僅上海市的職工福利“產生了脫離實際過寬過高過松的現象”，其他地區也出現了類似傾向。重慶市反映，由于江陵機器廠等國營企業對職工房租、水電補貼力度過大，使得“有的職工自有房子不住，反而賣掉或轉租出去要求住公房。有的職工睡覺不關電燈，洗澡、洗衣用水不關水龍頭”。個別職工甚至表示：“住的洋大樓，照的是電燈，用的是自來水，生病有醫院，誰不接家眷誰就吃虧。”這使得職工的農村家屬“過多、過快地向城市集中”，“加劇了城市住房和其他方面的緊張局面”，導致國營企業陷入職工福利住房“愈建愈多，愈建愈缺”的尷尬境地。
概而言之，1956年，出于改善職工生活的目的，國營企業普遍抓緊開展職工福利工作，使得福利制度一度回歸“包下來”的模式。但部分企業對職工福利一時“包”得太多，待遇水平提高得太快，“直接影響了工人之間、工人與干部之間、企業之間、以及工農之間的關系，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職工要求整頓不合理的津貼福利制度”。
三、國營企業職工福利制度的整頓
1957年，為繼續推進增產節約運動，爭取提前完成“一五”計劃，減輕國營企業福利負擔使之專注于生產，成為新一輪職工福利制度調整的主要方向。根據黨和政府的要求，各地吸取了前次規范福利工作的經驗與教訓，制定了具體細致的整頓方案，比較注意各方面的配合，因而大部分國營企業較為順利地完成了整頓任務，初步建立了企業主導、職工參與的職工福利制度。
（一）提出整頓方針
鑒于1956年下半年以來“有些地區、部門新實行的一些有關職工生活福利的措施，有開支公費過松過多的情況”，1957年1月，國務院發出《關于職工生活方面若干問題的指示》，特別提醒各部門在處理職工福利問題時，“應該注意適當地收縮”，“要教育職工群眾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正確地認識和對待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關系”。2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1957年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要求在1957年的增產節約運動中，“必須大量節減各行政部門、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的行政管理費用”“，逐步改變某些不合理的工資福利制度，并且徹底地消滅鋪張浪費現象”。根據中央的指示，勞動部于當年3月通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局暫緩建立房租補貼及上下班交通費補貼。此外，勞動部還向國務院各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發出報送整頓獎勵、福利、津貼制度情況及意見的通知。
對此，9月5日，賴若愚在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二次擴大會議上開始反思“缺什么就想向國家要”的思維模式，坦承1956年國營企業的職工福利工作“較多地注意了依靠國家拿錢去解決問題，對于依靠群眾自己的力量去解決問題則強調不夠”，指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就應當把重點放在自下而上的方面，努力依靠群眾自己的力量去舉辦各種福利事業和組織群眾的生活”。可見，糾正企業“包下來”、引導職工參與再次成為整頓職工福利制度的主要方向。
從思想的轉變到行動的貫徹到位往往需要一個過程。雖然在195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都認識到有必要適當收縮職工福利的發展速度與規模，但這一年部分地區國營企業的福利費用超支現象依然嚴重。如重慶市第二鋼鐵廠等16個單位在1957年的職工福利開支占企業工資總額的比例高達27.6%，較1956年上升了近3.5個百分點。職工福利開支占比過高且有不斷上漲的趨勢，使黨和政府感到有必要進行整頓，幫助國營企業走出片面發展福利事業的誤區。
1957年9月26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的全體會議上做的《關于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總結分析了職工勞保福利方面存在的問題，即“主要缺點是走得快了一些，辦得多了一些，與我國人口多、底子窮、廣大農民生活水平還比較低的現狀不相適應”；“另一個嚴重的缺點是，項目混亂，有些制度不合理，管理不善，掌握偏松偏寬，因而造成苦樂不均和嚴重浪費的現象”。基于以上判斷，周恩來指出：“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對勞保福利工作和制度應該著重整頓。整頓的方針是：簡化項目，加強管理，克服浪費；改進不合理的制度，適當降低過高的福利待遇；同時提倡少花錢，多辦事；提倡依靠群眾集體的力量，舉辦福利事業；提倡用互助互濟的辦法，解決職工生活中的某些困難問題”。
從整頓方針可以看出，本次國營企業職工福利制度整頓工作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第一，在改善福利事業經營管理的基礎上，適當緊縮職工福利待遇。這實際上是承繼并優化了1953年的調整辦法，重點在于減少企業福利支出的同時，盡量少增加或不增加職工自付比重，解決的是企業如何經濟、節約辦福利的問題。第二，提倡職工自辦福利，讓職工不僅在財力方面，而且能在管理工作等方面積極參與。這次整頓與前次規范工作的區別是，在方式方法上尤其強調要“走群眾路線”，注意調動職工的積極性。
（二）落實整頓工作
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后，各省區市依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意見，逐步制定出符合當地實情的職工福利制度整頓方案。如1957年12月19日，四川省勞動工資委員會出臺了《關于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改進意見》，其基本思路是“合理的應該保持，不合理的部分應該加以合理的調整，不應有的福利待遇逐步加以取消”。具體措施是：在職工宿舍問題上，主張國營企業應提高房租標準，逐步取消房租補貼，有條件的地區企業職工宿舍應交由當地房地產部門統一管理；在食堂運營方面，規定“炊事員的工資福利（包括食堂水電開支）一般應改由個人負擔”；至于托兒所和幼兒園的舉辦，要求減少不必要的保育工作人員，取消國家補助，縮減企業行政補貼，讓“家長增加一些費用”。1957年底至1958年初，其他地區也陸續推出與四川省類似的整頓方案，其目的都在于“適當減少企業對這些福利方面的補貼”。
此外，另有一些地區則遵循“依靠群眾集體力量”的方針，引導職工自辦福利事業。如湖南湘潭縫紉機制造廠首先在企業負擔重、職工意見多的托兒所試行了“自辦公助”，企業只負擔房屋、設備以及5名管理人員的工資，其余勤雜費用及日常保育工作均依靠職工及其家屬完成。由于托兒所從完全公辦的福利事業轉變為職工參與自辦的公益性事業，職工們“精打細算，節約人力物力”，使得該托兒所不僅能維持低收費標準，還能提供較高質量的保育服務，從過去“孩子不愿來、家長不信任”，變得“媽媽們一提起就贊不絕口”。還有的工廠“制定嚴格合理管理宿舍的制度”，“組織職工自建宿舍”，“基本上合理地解決了長年沒有解決的職工的宿舍問題”。
1957年底以后，各地國營企業在不影響生產和職工生活的前提下，普遍整頓了“包下來”的福利制度，并取得相當成效。1958年的國營企業職工福利待遇水平整體較1957年有所回落。如洛陽市福利開支“平均每人每月均減少2—3元左右”。有的國營工廠甚至做到了“在食堂方面，不僅炊事員工資不再由企業開支，而且做到保證伙食質量，不增加搭伙職工負擔；在幼兒園方面，取消了企業補助后，不僅做到自給自足，而且降低了收費標準，減輕了家長負擔”。此次職工福利制度的整頓工作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主要在于充分汲取了前一次規范工作的經驗與教訓，比較重視各項工作之間的相互配合。
首先，經過1956年第二次全國性工資制度改革，按勞分配成為職工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式，職工工資水平普遍提高，經濟能力有所增強。這是本次整頓之所以能夠平穩進行的前提條件。
其次，國營企業在開展整頓工作時，沒有“一刀切”地向職工增收費用來代替行政福利補貼，而是采取逐步取消的辦法，通過改善福利設施的經營管理，挖掘職工互助潛力，做到國家、企業少補貼，個人少出錢，使調整幅度能為職工所承受。
最后，考慮到職工福利制度的整頓可能對職工生活造成的影響，一些地區還注意改進政府其他部門的工作來配合企業福利制度的調整。如1958年3月，四川省下發補充規定，要求衛生部門研究調低“門診掛號及醫療費用標準”，工商部門采取措施適當降低蔬菜價格和加強蔬菜供應工作，多管齊下保證“既要使哪些影響生產，影響團結的規章制度得到改進，又要使職工實際工資一般不降低”。
另外，加強對職工的思想教育，獲取職工的理解與支持，為國營企業順利完成整頓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職工福利牽涉每個職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各種職工福利制度“，均應依靠群眾討論，合理的保留，不合理的經一定手續批準進行改進”。如成都裕華紗廠針對部分職工不愿取消過高福利待遇的情況，向職工算了一筆賬，說明國家若為每個職工每月少開支3元不合理的福利費，一年節約的資金可以修12座長江大橋。通過擺事實、講道理，該廠職工主動提出：“我們要長江大橋，不要不合理的津貼福利”。因此，對于廣大國營企業的干部職工而言，這次整頓還是一次“如何正確對待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以及當前利益同長遠利益的最現實而深刻的教育”，改變了以往干部職工中普遍存在的職工福利“一切都伸手向國家要”的觀念。
縱觀20世紀50年代國營企業職工福利制度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無論是1953年開始的規范，還是1957年底進行的整頓，盡管采取的方式以及取得的效果不盡相同，但探索方向是一致的，即要把國營企業從“包下來”的負擔中解脫出來，構建以企業為主導、職工合理負擔的福利制度，促進企業的生產發展。
如前所述，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對國營企業的定位不是單純的營利組織，需要擔負起一定的社會職能，在社會生活資源緊缺有限的情況下，有必要為職工提供多種福利項目，以保障職工最低生活需求。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20世紀50年代國營企業職工福利制度的規范與整頓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也為以后國營企業福利制度改革提供了參考。
［作者簡介］黃岑玥，博士研究生，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100875。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