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50年代，國家通過鄉村組織建設為農業革命實踐提供了制度保證，以廣大群眾參與為主體的農具革新成為農業革命實踐的主要內容。與此同時，在生產領域開展的農具革新工作滲透到農村社會生活中，對于促進農村的組織建設、改變生產方式、提高糧食產量、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群眾思想覺悟等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農業革命實踐對鄉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推動了農村的現代化建設。因此，這一時期全國范圍內開展的以農具革新為突破口的農業革命實踐，從其功用的角度來講是促進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而從其達到的實際效果來看還起到了變革鄉村社會的作用，為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提供了制度—技術—社會研究的新路徑。
［關鍵詞］20世紀50年代；制度；農業革命；生產工具；社會主義鄉村
［作者簡介］蘇澤龍，歷史學博士，教授，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集體化時期農業技術與農村社會變遷相關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22BZS14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近代以后，與西方發達國家農業相比較，延續久遠的中國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已極其落后。有研究發現，當時“中國每一農家平均有農具28件，大部為手用之小農具。其每畝農具之價值，僅及美國三分之一。所用之材料大都為生鐵、熟鐵、木竹等，而由小翻砂廠、鐵匠鋪、木工竹匠及其他家庭手工業代為制造。因農具設計簡陋，需工太多，故每個農民的生產效率太低。如美國種植小麥每英畝僅需人工1—2日，而在中國同等面積則需26日；種棉花美國每英畝需人工14日，而中國則需53日”。可見，很長一段時間中國農業與西方發達國家農業在生產效率方面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如何盡快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1951年1月召開的首次全國農具會議上，農業部部長李書城明確指出：“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民就一直被落后的生產工具束縛著，在很多偏僻地方尚在使用著極其落后的農具……加以土地改革后農民生產情緒提高，耕地面積擴大，因此，在組織起來，提高技術和增加單位面積產量的號召下，改進和補充農具就成為當前發展生產的重要環節之一”。而此次會議主要解決的問題就包括“新式農具的設計制造”“舊式農具之增補與修理”等。確實，在農村完成土地改革后，傳統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已無法適應國家的發展。因此，改造傳統農業，進行大規模農業革命實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鑒于中國發展的方向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西方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是不可行的，而蘇聯的社會主義集體農莊是在農業機械化基礎上建立的，對于當時經濟基礎薄弱的中國來講，采用這一生產方式又是不現實的。中國進行農業革命必須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
國家提出推動農業生產工具革新是根據新中國國情開展的一次從生產實踐出發的農業革命。回溯全球歷史，生產工具的革新在整個世界的農業革命中都起到過重要作用，如我國古代先進的曲面鐵壁犁在18世紀傳入歐洲，以及工業革命后推廣使用的播種機、打谷機、糧食收割機等農業機械，都對世界農業革命產生過重大影響。近年來，有學者圍繞20世紀50年代農業生產工具的相關問題進行過探討，尤其是對具有代表性的雙輪雙鏵犁關注較多。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國家政策對農業生產工具發展的促進作用，但是針對農業革命與農村組織制度和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仍有待深入探討。此外，既有研究對基層檔案、報刊等資料運用較少，缺乏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從新中國成立后一些農村基層經驗來看，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打破了傳統的小農經濟結構，改變了舊的生產關系，為開展農業生產革命提供了制度保證，依靠自力更生開展的以工具革新為主要內容的農業生產力變革，由生產領域延伸至社會領域，為當代中國鄉村建設開辟了新路徑。因此，本文在文獻、檔案、報刊等資料的基礎上，以農業生產工具革新為視角，研究分析50年代中國農業革命實踐與社會主義鄉村建設的關系。
一、“組織起來”：農業革命實踐的制度優勢
1943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號召“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號召發出后，根據地民眾積極響應。如陜甘寧邊區“劉秉溫生產方式”在大生產運動中得到大力推廣，晉冀魯豫邊區則涌現出李順達、郭玉恩等人組成的農業生產模范互助組，根據地生產模范通過互助方式不但解決了個體農戶在生產生活方面的困難，而且通過互助合作因地制宜地推廣農業技術發展生產，取得了糧食豐收。截至1947年，據晉冀魯豫邊區7個縣的統計顯示，通過互助組織起來的勞動力達80%、畜力達90.8%。老區農村的互助組織證明了“組織起來”是實現農業生產發展的最好路徑。
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但是農民獲得土地后，卻因多年戰亂而面臨生產資料匱乏的困境。即使在早已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區，每個家庭在資金、工具、人力等生產資料方面的投入也十分有限。土地改革后，農民高漲的生產熱情與生產資料缺乏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在老解放區互助生產經驗的基礎上，1950年3月，山西便提出：“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相結合，應成為今年互助生產的主要方向”。可見，黨和政府在推進互助合作時注重通過推廣新式工具、革新農業技術等措施發展農業生產，這樣，山西省老解放區的互助組織在向集體化方向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同時也被賦予了農業生產技術變革的使命，并在接下來的工作中進行了相關嘗試。
1951年春，山西省長治地區的10個農業合作社先行做了試點。試辦農業社通過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相結合來滿足農民迅速發展生產的要求。據統計，在試點期間，10個社共集資或貸款購置農具177件，其中包括新式農具和機械57件，利用剩余勞力投入土地基本建設2523個工，修地堰1105丈，開渠道370丈，改良土壤341畝。10個社糧食平均畝產2075石，超出1950年平均畝產21.5%，超出1936年平均畝產84.1%，超出全村平均畝產16%。每個社員總收入超出互助組收入18.6%，超出單干戶24.6%。總之，糧食畝產和社員收入都大大超過了1950年的水平，顯示出農業合作社比互助組和單干戶的優越性，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這10個社內沒有一戶社員要求退社，而且在合作社所在村及其周圍地區產生了很大影響，有45個互助組、605戶要求入社或組社。基于包括上述長治地區在內的老區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成功經驗，為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各地根據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積極將農具革新引入互助生產，在全國涌現出一批合作社典型，如河北省饒陽縣的耿長鎖合作社、山東省莒縣的呂鴻賓合作社以及吉林省延吉縣的金時龍合作社等。這些合作社雖然處于探索階段，但已在農業生產方面取得一些成績，如通過把個體農戶組織起來，克服了土地改革后農民生產資料不足的困難，并將農具革新作為促進農業生產的重要措施。
1953年，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正式提出，12月，中共中央通過《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明確指出：“農民這種在生產上逐步聯合起來的具體道路，就是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財產的常年互助組，到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財產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實行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公有制的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通過土地入股、統一經營以及建立集體所有制的農業合作社，一方面是改變傳統農業小、散、亂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解決農業生產中使用新農具、基本農田建設等個體農民難以實施的技術問題。
雙輪雙鏵犁是當時在全國推廣使用的典型新式農具，山東省在27個農業社做了小麥產量對比試驗，結果在同樣的土質、肥料、種子和田間管理等條件下，雙鏵犁比舊犁平均增產22.2%；河北省在南宮、大名、昌黎、臨城、宣化、成安6個縣13個合作社進行了玉米、棉花等作物產量對比試驗，在同樣條件下，雙鏵犁比舊犁增產9.2%—17.9%；浙江省在18個合作社使用雙鏵犁和木犁進行了水稻產量對比試驗，平均增產在14%以上。除犁具外，山東省的一些農業合作社還推廣了既能播種又能澆水抗旱的改制水耬，以及能使肥料和種子隔開下種，避免病菌對種子傳染的隔離耩子；河北省藁城縣城關第一農業社改制的三腿耬可以密植小麥。可見，農業合作社的發展促進了新式農具的推廣應用。據各地不完全統計，截至1955年，全國由各級供銷合作社供應給各農業社和互助組的雙輪雙鏵犁、雙輪單鏵犁就多達30余萬部。在推廣新式農具的同時，農業部還頒布了農業生產《技術指導總綱要》《水稻豐產指導綱要》《冬小麥豐產技術試行綱要》《棉花豐產技術指導綱要》等一系列對主要農作物種植進行技術指導的文件，而這些又都是圍繞農業合作社工作展開的。在新式農具和農業技術的助力下，1949—1957年，全國農業總產值增長了85.3%，平均每年增長8%，其中1950—1952年年均增長14.1%，1953—1957年年均增長4.5%；糧食總產量增加8124萬噸，年均增長6%，人均糧食占有量由原來的209公斤增加到309公斤。事實證明，建立生產合作組織，為合作組織注入新的生產力，是新中國成立后農村新型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新式農具的運用與推廣以及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又對農業合作社建設規模及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1957年冬至1958年春，“有些農業社在興修水利工程中聯合起來，統一規劃，統一施工；有些農業社聯合起來修筑道路，以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有的農業社聯合起來集資購買農機具、興辦農副產品加工廠、農機具修配廠等等。也確有少數較小的農業社由聯合進而合并，統一安排生產和建設取得成效。這部分地方反映了發展的需要”。對此，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成都會議）通過了《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意見指出：“我國農業正在迅速地實現農田水利化，并將在幾年內逐步實現耕作機械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果規模過小，在生產的組織和發展方面勢將發生許多不便。為了適應農業革命的需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并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北戴河會議）通過《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要建立集體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到10月底，全國已建立2.6萬多個人民公社，入社農戶占全國總農戶的99%以上，全國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這種集體化的生產方式為推廣農具革新等提供了便利，如基層生產隊可以通過試驗田的方式進行新式農具、耕作技術的推廣工作，大集體生產方式則可以集中勞動力運用大型農機具進行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開墾土地等，為發展規模農業、實施機械化提供了可能。
由農具革新帶來的農業生產力發展，決定著以合作社建設為具體表現的農業生產關系也應隨之調整，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從而進一步解放生產力。而在以農具革新為具體表現的農業革命實踐中，除國家給予的組織制度推動外，廣大農民群眾的參與、實踐與創造也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二、農具革新：群眾性的農業革命實踐
據土地改革結束時對全國1.5萬余戶農家調查發現，平均每百戶農家只有新式犁0.06部、舊式犁53.9部。在當時條件下，已有的工業生產條件無法制造出大量的新式農具滿足農業生產需求，因此，國家號召開展群眾性的農具革新運動來推動農業生產發展。如遼寧省富錦縣農村普遍使用的是一些勞動強度大、生產效率低的舊農具，尤其是在土地改革后畜力相對較少的情況下，落后的農具已不適應農業生產快速發展的要求。為了解決上述問題，當地在互助運動的基礎上進行舊式農具的革新改造，“把六馬拉的彎弓大木犁犁轅改為鐵犁轅，把沉重的大生鐵鏵改為拉力強的輕便鏵。改后能種、能趟、能除草”，可省1/3畜力和2/3人工，大大解決了除草期人力、畜力緊張問題。改造后的這種農具頗受農民歡迎，促進了當地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地還改造和新建了農具修造廠，因地制宜推進農具革新。在山西省壽陽縣，僅1950年1—3月專門為修建農具而新建的鐵、木工廠就有16家，共增加各種大小農具1.5萬余件，其中在只有81戶農戶的昌村就增加了犁、耙等大農具17件，鐵?、鋤頭等384件，每戶平均增加農具5件。與此同時，國家還專門出臺政策鼓勵各地群眾通過自力更生的方式進行農具改造，提出：“對群眾已經改進的農具，經過試驗鑒定、民主評議的方式，認真地評比，事實證明確有成效的即可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推廣。但是必須保證質量，避免損失。改良舊式農具工作，應以縣為單位，根據上述辦法，認真貫徹執行，省、專兩級應給予指導，必要時可召開比較廣泛的觀摩會、技術交流會等，對成績顯著的單位或個人給予表揚獎勵，鼓舞群眾的創造熱情，借以擴大推廣范圍”。
事實證明，依靠群眾自力更生不僅對舊式農具的改造行之有效，而且也為新式農具的推廣發揮了重要作用。1954年7月，農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聯合召開全國新式畜力農具工作會議，提出“目前推廣新式畜力農具應以犁為主，尤其是雙輪雙鏵犁和雙輪一鏵犁，能深耕、效率高、適應性廣，是改革耕作技術增產糧棉起決定作用的主要農具”。
雙輪雙鏵犁是從蘇聯引進的一種架式犁，可機耕可畜力，但是需要畜力多，對耕地類型也有要求。因國內各地耕種情況復雜多樣，在推廣過程中需要根據實地情況進行改造。為了使該犁能更好地適應地方農業生產環境、發揮作用，一些地方通過發動群眾群策群力進行改造。如山西省定襄縣使用的雙輪雙鏵犁改制前兩個畜力每天耕地10畝，改制以后每天可耕地17畝，改制卻很簡單，只是“添加兩副盤珠，犁尾取掉6公分即可”。
在開展群眾性農業革命實踐的過程中，全國各地還涌現出了一批土專家。如河南省登封縣，貧農出身的雷嵩農業社黨支部書記張廣義，發明改進自動橇夯、打畦機等12種工具，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廣；安徽省合肥農具廠的鉗工張福來，發明創制凈糧計算機、三輪腳踏水車以及木制解放式水車；山西省大仁縣海北頭村貧農出身的王盛貴，成功試制風力水車，并在全國農具展覽會上展覽，中國農業科學院甚至聘請其為特約研究員。這些土專家依據本地農業生產環境、農業生產特點對引進的農具進行改制，或者提出建議，使農具推廣更加具有適用性。在依靠土專家的同時，一些地方還充分依靠群眾，解決了原料、資金、技術等多方面的困難。據1957年湖南省湘潭、邵陽、衡陽、常德等54個縣、市統計，在農具改革運動中，群眾共獻出“鋼鐵626萬斤、資金100多萬元、木材20000萬斤”。
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農具革新的工作中，一些地方還制造出半機械化農具。例如，江西省農業科研所在南城等縣木匠創制的船式插秧機的基礎上，設計改進制成了江西五九型插秧機；上海無樁自動單馬達電犁則是由上海農業機械化所試制成功的。還有一些社隊通過自力更生的方式走上了發展農業機械化的道路。如山西省汾陽縣賈家莊1956年開始進行農具改革，先后試制成功了玉米擦板、木輪車、三齒耘鋤、追肥耬、清糧風車、木制脫粒機和振動式糧食烘干機等新式農具24種、半機械化機具447件。又如，湖北省新洲縣劉集人民公社在國家的幫助下，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走出了一條“農民買得起、用得會、修得好、管得了”的集體辦機械化道路，農業機械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單項作業到綜合利用，成為全國農業機械化的一面旗幟。隨著農業互助合作工作的開展，全國群眾性的農具革新工作在耕作、排灌、運輸、農產品加工等方面都有很多創新。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58年7月，全國改良和創造農具多達5萬余種，推廣數千萬件。這些農業生產工具有的是從土到洋、有的是土洋結合，在生產實踐中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并體現出農業革命實踐中人民群眾自力更生的特征，推進了鄉村的社會主義建設。
三、改天換地：農業革命實踐中的鄉村建設
在群眾性農業革命推進的同時，農民群眾的思想覺悟以及中國鄉村面貌也隨之發生變化，這些在農民對于互助合作組織的認識與看法、農業耕作制度與土地改良、農民時間觀念、農民文化水平等方面均有所體現。
新中國成立初期，新式農具缺乏以及分散的勞動方式嚴重阻礙了各地農業生產。1953年出版的《新式農具的推廣》一書中曾提道：“一把舊式的鋤，一張舊式犁，所能擔負的耕地，不過二、三十畝，這是適合于單家獨戶個體生產的農具，有時一家有一個，有時雖然幾家合用一個，最多也不過三家五家，而且還是不得已的情形”。因此，在農業革命實踐過程中發展互助合作就尤為必要，經過革新的農具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為集體化生產創造了條件。如在黑龍江省，新式農具必須在1500畝以上的土地上才能充分發揮其效能，肇源市王振堂互助組一開荒就是1350畝左右，成效顯著。又如，成套的新式馬拉農具每套可以耕種土地1000畝—1200畝，需要地塊大、畜力強、人力多，才能完全發揮其效用，因此只有推廣給農業生產合作社和較高級的互助組才能有明顯的增產效果。新式步犁每部可耕種土地80畝—100畝，也以推廣給互助組織使用為宜。
革新后的農具為農村發展互助合作社創造了條件。如松江省集賢縣1951年只有較高級的互助組64個，隨著新式農具推廣數量的增加，1952年該縣的高級互助組增加到368個，還出現了3個農業生產合作社。1952年1月，農業部副部長張林池在全國農具工作會上也明確提出：“使用新式農具必須組織起來或改變原來的小型臨時的組織形式，重新擴大組織；而在新農具繼續發展和耕作技術不斷提高中，農民自然地又會產生一系列新的要求，如打破地界、共同飼養牲畜等等，推動勞動互助組織進一步發展到土地合作社”。“組織起來”是使用新式農具的前提，使用新式農具所產生的積極效應反過來又推動了互助合作組織發展，二者起到相互促進作用。
隨著新式農具的推廣，農民對建立互助合作組織的認識也得到了相應提高。1951年，到天津參觀完華北區城鄉物資交流展覽會之后，山西省壺關縣勞動模范李二肥就說：“參觀時，我還特別注意各種新式農具，如耘鋤和七英寸、九英寸的步犁等”，“覺得都很適合咱山地使用。這一來，我明白了為什么要城鄉交流和交流什么。以后咱農民必須組織起來，才能增加產量，換回好農具、好機器生產，增產就更多，工農業生產也就更發展。有些農民不愿組織起來，真是想錯了，不組織起來那能購買拖拉機和各種新式農具生產呢？”據統計，河南省從1950年開始推廣新式農具，至1954年4月底共推廣各種步犁67769部、雙輪雙鏵犁1074部、耘鋤3366部、收割機87部、全套新式畜力農具6套，其中80%以上推廣到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對促進互助合作和提高農業生力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新式農具帶來的農業生產力的提升，直接促進了糧食產量以及合作社社員收入的增長。如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山西省晉中地區仍沿用傳統的舊式木犁，每天僅耕地3畝左右，生產效率非常低下，而且舊式木犁耕地深度約3寸—4寸，未達耕地深度，嚴重影響了糧食產量。另據1951年北京、河南、山東、山西等9個地區新式犁和舊式犁的比較試驗發現，在同樣栽培條件下，用新式犁耕作比用舊式犁耕作平均可增加產量16.8%，并且可以提高耕作效率36.8%。如果在全國范圍內全部改用新式犁，那么，僅人工畜工一項，就可以節省小米約70億斤。此外，新式犁還有利于增產，以此次比較試驗的棉花、玉米、谷子、小麥、高粱五種作物結果看，若使用新式犁耕作，全國這五種作物增產總值可折合小米160億斤。一些典型合作社的資料也顯示農具革新促進了糧食產量和合作社成員收入的增加。如山西省長治地區1951年試辦的10個典型農業社置辦新式農具177件，將勞動力與農具結合后投入生產中，充分發揮了農業技術的作用。1年后，“入社地每畝平均產量比上年1石6斗增產7斗5（經濟作物在內）”。
實踐證明，組織起來與自力更生相結合是20世紀50年代促進中國農業革命的有效途徑，它在解決農業生產工具落后的同時，還解決了傳統農業生產中因勞動力不足無法開展的耕作制度變革和土地改良等問題。如山西省汾陽縣賈家莊1956年開始進行工具改革，新式農具和農業機械的投入使用每年為其節省33491個人工、7246個畜工，這批人工畜工全部投入改堿治地工程中，每年平均可改良堿地250多畝。
新式農具的推廣不但增加了糧食產量、農民收入，還使農民形成了新的時間觀念。長期以來，我國北方多數地區秋冬季節有“掛鋤”“農閑”的習慣，“掛鋤”即秋收后不再耕作土地，鋤耬次數也很少，許多耕地根本不鋤。費孝通的研究也發現，長江以北的農業勞作有很強的季候性，通常是在農忙時需要大量勞力，農閑則無農事可做，一年中的“農閑期”超過2/3。而秋收后如果及時翻松土地，這樣做既可以保墑、提高肥力，還能減少病蟲害發生、培養地力。推廣使用新式犁具后，秋耕則成為農業生產的重點，如山西省忻州地區根據勞動模范張二念的經驗，秋耕后的地“每畝收莜麥四斗八升，不實行秋耕的地，每畝只收莜麥三斗六升”；“在鋤耬方面，根據五臺勞動模范李穩在的試驗，谷子鋤四次，比鋤二次增產百分之十”。在當時一些率先推廣和使用農業機械的地區，農民傳統的時間觀念發生了變化，如“以前耕一畝地，三個壯勞力要從太陽出來干到日落，而用拖拉機‘兩袋煙’的功夫就犁完了”。雖然農民仍在沿用傳統的時間表達方式，但他們完全更新了勞動時間的概念。
隨著農具革新工作的開展，在一些地方已經有了手扶拖拉機、電動機、柴油機、粉碎機等動力機械，為促進農業生產變革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農業生產技術變革滲透到農村社會生活中，推動了鄉村社會變遷。新式勞動工具的出現，使中國農民第一次看到了不用鋤頭、彎犁也可以種田養家，“鐵牛勝過黃牛”的直觀認識讓其對擁有先進生產工具產生了渴望。20世紀50年代，拖拉機是先進生產力的象征，在各種宣傳畫上，常常見到英姿颯爽的青年男女駕駛著拖拉機，奔馳在遼闊的原野上，當一個拖拉機手成為眾多青年人的夢想。殺蟲劑、生物防治等技術的應用很快替代了傳統社會中燒香、拜神祈禱豐收的習俗。另外，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生產的發展，許多農村因此有了公共資金積累，為農民生產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使他們在遇到困難時不會感到天塌了下來。一些地區還用公共資金開辦了農忙托兒所、農村合作醫療，為五保戶提供吃、穿、柴火、教育等福利。新農業技術的推廣使用還提升了農民學習文化知識的意識，有的地方將識字掃盲與生產勞動的內容密切結合，實行做什么就學什么。他們學習的課文中充滿著“玉米雜交”“顆粒肥料”“除四害”等字句。而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農民的思想觀念、行為也隨之改變。農村婦女更多地參與生產勞動，增加了經濟收入，提高了她們的地位。總之，此時中國的農業革命實踐對農村社會整體面貌乃至農民個體行為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綜上所述，20世紀50年代，中國農村合作化水平的提高為農業革命創造了條件，在具體實踐過程中，農業生產工具的革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效率。與此同時，在群眾自力更生的農業革命實踐進程中，新中國農村社會面貌、農民思想觀念及文化水平也得到相應改變。總之，農業革命實踐對鄉村政治、經濟、社會等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的鄉村社會被納入社會主義建設進程當中。因此，這一時期全國范圍內開展的以農具革新為突破口的農業革命實踐，從其內涵的角度來講是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而從其外延的角度來講則為鄉村社會變革創造了重要條件。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