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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50年代的城市規劃問題，近年來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代表作有中國城市規劃學會主編：《五十年回眸——新中國的城市規劃》，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鄒德慈等：《新中國城市規劃發展史研究——總報告及大事記》，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4年版；李浩：《八大重點城市規劃：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城市規劃歷史研究》，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關于北京城市規劃資料的集中公布和研究，其實從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如親歷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與建設的佟錚主編的《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1986年印）、《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城市規劃》（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1987年編印）等，具有較高史料價值。），此后隨著一批參與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的親歷者的口述資料和學者相關論著的出現（代表作有鄭天翔：《行程紀略》，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董光器：《北京規劃戰略思考》，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8年版；王軍：《城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劉欣葵等：《首都體制下的北京規劃建設管理——封建帝都600年與新中國首都60年》，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逐漸成為學界與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從解放之初成立“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定都北平，改稱北京。本文敘述中將根據歷史原貌相應使用“北平”、“北京”稱謂，統稱時使用“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于1949年5月22日成立，新中國正式定都北京后稱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1955年改稱為“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參見張汝良：《市建設局時期的都委會》，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黨史征集辦公室編：《規劃春秋——規劃局規劃院老同志回憶錄（1949~1992）》，1995年印，第134頁。）到1953年向中央提交規劃草案，再到1958年向中央提交總體規劃初步方案草案，當時北京的城市規劃工作既受到中國專家和蘇聯專家的影響，也是當時人民大眾迫切要求改善民生呼聲的反映。其中，蘇聯因素是影響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的突出因素。一些蘇聯城市規劃與建設專家來到北京，指導北京城市規劃工作。學界對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與建設領域蘇聯專家作用的研究仍顯不足，頗多史實需要進一步厘清。本文力圖還原當時北京城市規劃方案形成的復雜過程，探析蘇聯專家在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以期對現今城市改造、規劃和建設提供鏡鑒。

　　一、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中國專家與蘇聯專家的意見分歧

　　北平和平解放后，如何規劃建設“新北平”成為擺在新生人民政權面前的重要課題。1949年5月8日至6月13日，北平市政府組織召開了都市計劃座談會，主要討論如何把北平變成生產城市、西郊新市區、城門交通、城區分區制等問題。［1］5月22日，北平市政府成立了都市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都委會），“廣泛的吸收學者、專家參加都市計劃之調查、研究、設計，宣傳并指導計劃之實施。經過兩周的籌備，已于昨（二十二）日假北海公園畫舫齋召開成立大會。出席該會委員有市政專家華南圭、林是鎮，清華、北大建筑系教授梁思成、王明之、鐘森等十余人……決定由下周起開始展開工作。由建設局負責實地測量西郊新市區。同時授權清華大學梁思成先生暨建筑系全體師生設計西郊新市區草圖”。［2］7月6日，都委會組織規程公布，“負責辦理北平市都市計劃之調查、研究、設計、訂定等工作；草擬與都市計劃有關之規章；宣傳并指導都市計劃之實施。本會設委員九人至十七人（包括北平市市長、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設局局長、平漢鐵路局局長、華北公路運輸總局局長、專家五人至十三人）”。［3］都委會主任委員為聶榮臻（北京市市長），副主任委員為張友漁（北京市副市長）、梁思成（清華大學建筑系主任、教授），委員有彭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吳晗（北京市副市長）、華南圭（都委會總工程師）、陳占祥（都委會企劃處處長）、吳景祥（都委會總建筑師）、林是鎮（土木工程師）、鐘森（北京大學工學院兼職教授、建筑師）、林徽因（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等32人。［4］都委會類似顧問機構，指導北京城市規劃工作，具體工作由市建設局等市政建設部門承擔。

　　梁思成是都委會的重要專家。1949年9月，梁思成在給聶榮臻的信中提出：“都市計劃委員會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有計劃的分配全市區土地的使用，其次乃以有系統的道路網將市區各部分連貫起來，其余一切工作，都是這兩個大前提下的部分細節而已。”可見，他對都委會的職責與定位有著明確的認識。據此，他認為新的建筑或土地征用計劃應先征求都委會的同意，首都建設必須“慎始”。［5］1950年初，梁思成又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了由其主筆的《都市計劃委員會1950年度工作計劃草案》，對北京歷史上的規劃設計與藝術成就給予高度肯定，但又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北京“是一座‘中古’封建的都市加上了現代的點綴，那些點綴是勉強的，不調和的”［6］，故而希望新政權能使北京重獲新生，并提出了1950年度的工作計劃，包括“城區及郊區的調查研究”、“大力對群眾進行都市計劃的宣傳”、“城內局部改善計劃”等。另外，他提出了尤為龐大的調查研究計劃：關于環境方面，調查北京歷史地理、地質、地形、氣候、郊區土地使用、郊區風景區、名勝古跡、公地及公產分布情形、河道變遷及現狀、洪水區域等；關于人文方面，調查人口、自然村典型、郊區生活現狀、城區人民居住情況、文教、職業、房屋修繕等；關于交通方面，調查城內交通設施要點、城區內各項車輛典型、交通安全管制方法、街道典型、北京市與全國交通關系、北京市與附近區域交通關系等；關于生產方面，調查郊區生產量、工廠典型、特殊手工業、糧食供應、水電供應狀況、稅收情況等。［6］

　　但遺憾的是，梁思成的計劃因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有些不切實際，因此未能得到回應。張友漁批示：“此件草稿曾由梁思成單寄彭，并已由我摘送。彭批送文松同志研究，提出意見。文松提出意見后并在市委會上討論過。”“彭”即彭真，“文松”即中共北京市委政治秘書、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張文松。張文松閱后向彭真報告指出：“梁思成所提出的都市計劃委員會1950年度工作計劃，其基本的出發點是與他過去所提出的都市計劃相同的：第一，是希望保持城內原有建筑的完整和諧，贊美過去，不愿在城內再有新的增飾。第二，與蘇聯專家意見對立，說：決不能主觀任意劃條線了事。第三，應該把主要的發展區域放在郊區，今年度的調查工作對于郊區情形需要有進一步的認識。”關于梁思成的調查研究計劃，張文松則認為不切實際，“第一是內容太多，牽涉面太大，絕非都市建設委員會所能勝任。應組成若干個專門委員會去調查研究。第二，有些關涉經濟、生產的內容可由經濟部門去作。第三，他們可以進行一些技術性的調查，如地形、地質、河道、氣候、交通。關于展覽會，梁的目的是告訴群眾如何建設一個真善美的城市，宣傳的計劃內容是：保障每個人民有舒適康健的住的條件，高效率的有優美環境的工作條件，有修養身心的游息條件，有舒暢而安全的交通條件。這樣做值如畫餅充饑，不會有什么好的效果。”張友漁基本贊成張文松的意見，批示道：“這個計劃，我處也已收到。當即向梁提出意見，請其在調查方面，盡量利用已有機構及材料，在計劃方面，一邊準備長期計劃，整個計劃，一邊先做局部計劃，具體計劃，在宣傳方面不可開不易兌現的支票。”［6］張文松的意見還表明一個事實，就是梁思成的規劃方案與蘇聯專家的意見是有分歧的。從后來北京市委的決策來看，梁思成的規劃理念和調查計劃從一開始就面對著眾多質疑之聲。

　　揆諸史實，早在1949年9月，北京市政府就邀請以莫斯科市蘇維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為首的專家工作組來京對北京的城市規劃予以指導幫助。［7］當月，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參照1933~1935年莫斯科城市改建計劃，提出了《關于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報告》，從城市規模、市區規模、城市區域的分配、建筑行政機關的房屋、設計新的行政和居住的房屋五個方面提出了建議。［8］據參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城市規劃工作的陳干回憶，聶榮臻高度重視蘇聯專家意見，并在市人民政府組織召開了專門的討論會。（陳干：《以最高標準，實事求是地規劃和建設首都》，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黨史征集辦公室編：《規劃春秋——規劃局規劃院老同志回憶錄（1949~1992）》，第12頁。）

　　1949年12月19日，北京市衛生工程局局長曹言行、市建設局局長趙鵬飛聯名提出《對于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意見》，表示“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先生提出了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問題的報告，這一報告已引起關心首都建設各方面人士的廣泛討論”，并稱在很多問題上中蘇兩國專家的意見是一致的，“其基本分歧集中表現于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的問題。蘇聯專家的意見是將行政中心設于原有城區以內，而另一種意見則是將行政中心設于西郊新市區。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完全同意蘇聯專家的意見”。隨后，他們列舉了同意這一方案的理由：“北京城經過六百余年的建設足以代表中國風格的國際城市，并且具有城市生活所需的各種設備。在這一基礎上建設，一方面可以保存一切優良的設備，改造其不合理的部分；另一方面可以節省建設經費。如在郊區另建新城，除房屋建筑之外還需進行一切生活必須設備的建設，這樣經費大大增加（據蘇聯專家的經驗，城市建設的經費，房屋建筑占百分之五十，一切生活必需設備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因新房建設而拆除舊房，其損失亦不超過全部建設費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而且，如果進行新行政區之建設，在人力、財力、物力若干條件的限制下，勢難新舊兼顧，將造成舊城區之荒廢。”另外，他們還認為蘇聯專家提出的“必須發展首都工業，增加工人階級在總人口的比例”與中央提出的“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方針相吻合，也是人民民主國家首都不可缺少的條件”（《曹言行、趙鵬飛對于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意見（1949年12月19日）》，《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城市規劃》，第107~108頁。）相契合。他們意見中提到的“西郊新市區”方案就是“梁陳方案”（“梁陳方案”，全稱《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是梁思成、陳占祥于1950年2月完成的報告，后分送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等有關單位。參見《梁思成全集》第5卷，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60~76頁。）推出之前梁思成在北京市建設局召開的座談會上主張的方案。關于巴蘭尼克夫等蘇聯專家在京的身份，北京市政府1951年4月3日給外交部的函件稱：“本市都市計劃工作，現已次第開展，為吸取經驗，獲得借鏡，擬聘請前曾來京之蘇聯建筑專家巴蘭尼克夫同志為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名譽顧問，藉通訊聯系，獲得指導”［9］。

　　北京市委秘書長鄭天翔于1953年11月在《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幾個問題》中指出：“從1949年起，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即著手進行首都的規劃工作。當時蘇聯專家阿布拉莫夫、巴蘭尼克夫等同志曾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批判了‘廢棄舊城基礎，另在西郊建設新北京’以及‘北京不能蓋高樓’等錯誤思想。幾年來，都市計劃委員會也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對北京的規劃進行了多次討論……由于都市計劃委員會的某些技術干部，在有些問題上和我們改建與擴建首都的意見不一致，尤其是在對待城墻與古建筑物的問題上，各方面議論紛紛，分歧很大。”［10］這里提到的“技術干部”以及“廢棄舊城建新城”、“不能蓋高樓”，指的就是以梁思成為代表的中國建筑規劃專家及他們所主張的意見。正是由于出現了較大的意見分歧，規劃方案遲遲不能出臺。

　　二、蘇聯因素與1953年的規劃草案

　　1953年是“一五”計劃開局之年，北京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也隨即展開。由于城市缺乏一個統一的總體規劃指導，導致建設過于分散。同時，城市用地量激增、人口壓力巨大，基礎設施和商業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跟不上住宅及辦公用房建設需求的問題日益突出。為此，北京市委市政府加快了編制城市規劃建設的步伐。

　　鑒于“梁陳方案”與蘇聯專家意見對行政中心放在舊城還是西郊等問題存在爭議，北京市政府秘書長兼都委會副主任薛子正指示加快制定規劃方案，如認識不同，可做兩個方案分別上報市委。因此，都委會責成第二總建筑師華攬洪與企劃處處長陳占祥分別組織人員編制方案，于1953年春提出了甲、乙兩套規劃方案。［7］（pp.315,318）1953年夏，北京市委專門成立了以鄭天翔為首的規劃小組對甲、乙方案進行綜合修改，提出規劃方案草案。由于該小組在暢觀樓辦公，通常稱其為“暢觀樓小組”。在方案編制過程中，該小組比較系統地學習了蘇聯城市規劃與建設的經驗，并聘請蘇聯專家巴拉金作指導。［7］（p.321）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將《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上報中央。1954年10月，根據上述草案及大半年的規劃實踐，北京市委又對該草案做了修改。1953年的草案“只是輪廓地規定了首都發展的遠景和改建擴建時所應遵循的一些基本方針，整個的說是很粗糙甚至是不科學的。原因在于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首都工業建設的方針，高等學校和中央機關建設的計劃也多未決定，而這些是首都規劃的前提”，因此，提出“按照社會主義的城市建設原則來改建和擴建我們的首都，是制定規劃草案的根本出發點”。［11］所謂“社會主義的城市建設原則”，就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提出并付諸實踐的城市建設理論。1931年6月，時任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A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卡岡諾維奇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委會上做了題為《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報告，提出在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之后大力提高城市建設水平，對住宅建設、城市運輸、街道與地下工程等都做了明確要求與部署。［12］因此，蘇聯城市規劃與建設的經驗成為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編制的重要參照對象。

　　從1953年規劃草案上報到1954年草案的修訂來看，蘇聯專家的意見得到了充分采納。《關于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說明》開篇即指出：“第一，關于城市人口的說明。蘇聯在制定城市規劃時，把城市人口分成三個部分來計算，即‘基本人口’、‘服務人口’、‘被撫養人口’，三者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分別為28%~30%、23%~25%、45%~48%。蘇聯城市規劃的程序是根據基本人口推算出總人口。北京市的基本人口主要有三部分：中央機關干部、高等學校師生員工及非地方性企業的職工。但由于工業的發展計劃和中央機關、高等院校的建設計劃多未決定，現在還無法確定基本人口。我們的計劃是按照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內，首都人口的規模達到五百萬左右制定的。第二，關于城市用地的說明。1935年莫斯科改建總計劃中規定莫斯科的面積為六萬公頃。北京市區面積在發展到五百萬人口時也需要擴大到六萬公頃左右。”［13］由此可見，在人口規模與用地指標這兩個城市規劃最關鍵的指標上，北京基本上以莫斯科的標準為參照。

　　關于城市面積和人口規模，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在1949年的報告中已經有過說明。他指出：“社會主義的制度是在大城市中避免集中過多的人口，各地工業建設予以平衡分布。所以1931年7月聯共（布）中央會議討論改建莫斯科問題時，堅決地否定了在城市人口的數量上趕上并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口號，而使這一口號適用于工業的發展。所以在改建莫斯科的總計劃中，莫斯科的人口增加限制在500萬人的范圍，就是經過十年后人口增加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10］因此，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在上報中央的《關于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中，將北京市的發展規模描述為“在二十年左右，首都人口估計可能發展到五百萬人左右，北京市的面積必須相應地擴大至六萬公頃左右”。在1954年10月《關于早日審批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請示》中，更是明確指出“參照莫斯科的經驗，規定市區范圍在人口發展到五百萬人時為六萬公頃左右”。［14］這兩個重要指標無疑都是蘇聯因素的突出體現。

　　當然，北京市委也有遠景規劃和更長遠的考慮。鄭天翔在《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中的兩個根本問題》中指出：第一，首都的性質除政治、文化、科學藝術中心之外，還應該是一個大工業城市。如果北京只建設中央機關和高等學校，則首都只能是一個消費水平極高的消費城市，缺乏雄厚的現代產業工人的群眾基礎，這與首都的地位不相稱。第二，首都的規劃布局需要考慮長遠發展，給以后留下發展余地。因此，規定市區范圍在人口發展到500萬時為6萬公頃（即600平方公里）左右，并在其四周留下擴展的余地，因為首都的人口總數將來絕不止500萬。道路與綠地都要留的寬些、多些，這樣以后會比較主動。［10］（pp.134~135）可見，北京市委已經意識到這個標準的局限性，但在沒有更多規劃經驗和參考數據借鑒的現實情況下未能做較大突破。

　　三、蘇聯因素與1958年的總體規劃初步方案

　　“一五”期間，北京城市建設快速發展，新建工廠50多個，建筑面積187萬平方米，高等學校從15所增至31所，還新建了一些中央部級機關大樓與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五卷房屋建筑》上冊，北京建設史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部1992年編印，第10~11頁。）為了更好地規劃城市建設，1954年8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請示：“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一兩年來，北京市城市建設的發展速度很快，規模愈來愈大，技術要求愈來愈復雜，許多建設工程必須和北京市長遠的整體的發展計劃統一考慮……目前，各部門工作中仍存在著許多自身根本無力解決的問題，如城市規劃，自來水、污水處理、下水道、煤氣供應、集中供熱的規劃等，房屋建筑則由于層數和技術要求愈來愈高，設計和施工把握都不大。中央建筑工程部雖然請了一些專家，但經了解，多屬工礦建設的專家，而缺乏城市建設整體規劃方面的專家，事實上也不可能用很多精力來幫助北京系統地解決上述問題。特請求中央批準聘請城市建設方面的蘇聯顧問八人至十人。包括城市總規劃二人，自來水、污水處理、下水道、煤氣供應、集中供熱的規劃專家各一人，建筑師一人，建筑工程師一人，公共交通（關于汽車有軌電車無軌電車）的規劃一人，（至于地下電車道專家，因現在我們還沒有準備好資料，暫不聘請）并希于1955年第一季度來京工作”［15］。10月16日，國家計劃委員會對北京市1953~1954年上報的規劃草案提出指導意見，同時向中央做了書面報告。報告對北京市的草案表示基本同意，并建議北京市參照莫斯科的經驗，克服城市規劃、建筑設計與建筑管理相脫節的缺點，合并現有機構，成立城市建設委員會和主管規劃、設計、建筑管理的統一機構，以達到統一規劃、設計與管理的目的。（《國家計委對于北京市委〈關于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意見向中央的報告（1954年10月16日）》，《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城市規劃》，第190~191頁。）

　　在中央批準和協調下，1955年4月，以勃德列夫為組長的蘇聯城市規劃專家組一行七人來京，當時還有一位熱電專家尚在途中。其中，組長勃德列夫曾任莫斯科總體規劃學院建筑規劃工作室主任；上下水道專家雷勃尼珂夫，曾任莫斯科地下工程機構設計工作室負責人；建筑設計專家阿謝也夫曾任莫斯科設計院建筑施工科負責人。［16］這些專家曾全程參與了莫斯科城市規劃和改建工作。為此，北京市委專門成立了專家工作室和都市規劃委員會，兩個機構“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總體規劃方案趨于完善》，《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城市規劃》，第32頁。）都市規劃委員會由鄭天翔任主任，佟錚、梁思成、陳明紹等任副主任，從城市建設各方面抽調技術人員，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工作。［7］（p.329）

　　蘇聯專家對北京市的各項工程進展以及城市規劃的編制提出了詳細的意見。1956年3月，蘇聯城市規劃專家組向北京市委提交了《北京市建筑的分布情況及改善建筑分布的必要措施》的報告，指出北京市建筑分布存在的問題：“新的居住、文化福利、民用及其他建筑同時分布在全城各區是不正確的，從經濟方面看也是不利的，因為造成了建筑的分散性”，此外，“城市規劃管理局對各建筑單位提出的要求也不明確”。在參照莫斯科城市規劃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專家們提出了建議：“（一）北京市一些計劃機構與國家計劃委員會及各部在短期內應共同規定出北京市內及郊區在五年計劃的最后的一個時期預計完成的住宅、文化生活及行政機構建筑總工程量；（二）從1956年開始，北京一些住宅、文化生活及民用建筑應集中分布，其主要目的是要按程序在近兩年內（1956~1957）建筑分布計劃中所規定的土地上進行建設；（三）在制定和確定改建及擴展北京市規劃總圖以前，城市規劃管理局必須在最近制訂一個最近兩年間（1956~1957）的建筑分布計劃；（四）不要繼續在城市的西郊及西南區（注：宣武區）分布行政辦公樓，可以把住宅及文化生活機構分布在這地區；（五）1956年開始在城市主要干線東西長安街進行建筑。”［17］這些規劃建議無疑成為此后北京市規劃草案形成的重要基礎。

　　為修訂1953~1954年的規劃草案，都市規劃委員會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做了更詳盡的現狀調查，并于1956~1957年間先后舉辦了四次大規模展覽。當時正值中共八大召開，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中共八大代表以及北京市領導都參觀了展覽，提出了意見。1956年10月，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明確了城市總體規劃的方向。［7］（pp.329~330）彭真非常注重學習蘇聯經驗，認為要把北京建設成為一流的現代化城市，學習蘇聯的先進技術是當時可行的最佳途徑。彭真與蘇聯專家座談，虛心向專家了解專業知識，同時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力爭達到科學決策。例如，他跟蘇聯上下水道專家雷勃尼珂夫探討北京的用水量，與蘇聯供熱專家格洛莫夫探討北京的供熱問題等。在道路交通問題上，彭真不理會“大馬路主義”的批評，認真吸取了莫斯科的規劃經驗，認為城市道路不能太窄。［18］

　　在北京市委的領導及都市規劃委員會的努力下，經過兩年多的調查研究與討論，1957年春擬定了《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草案）》，于3月11日、14日經市委常委討論并最終通過。1958年4月，都市規劃委員會黨組又根據一年來的工作經驗，做了局部的修改和補充，于1958年6月上報中央。這個方案與1953年規劃草案相比，內容更豐富、更具體，主要特點有：一是“發展大工業的思想更加突出”。在一五計劃初期，中央確定在京新建和擴建的工廠只有10多個，在北京如何發展工業的問題上還有爭論。在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后，北京城市規劃中提出了建設工業基地的問題。二是“解決水源的設想更加擴大”。在永定河引水工程之后，又提出了從潮白河與灤河的引水問題。三是“改建城區的要求更加急迫”。此前由于城內拆遷過多，居民安置困難，只好先到城外建設，給首都建設帶來很多問題。新的規劃決定大規模改建舊城區。四是“建筑層數與標準的規定更加明確”。對于前期建設平房過多的問題進行了反思，決定在中心地區建新房應以4~8層的樓房為主，主要街道與主要地區則要建8~10層的樓房，且應講究建筑藝術。五是“統一建設的思想更加強調”。提出了“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投資”、“統一建設”、“統一分配”、“統一管理”，即“六統一”。（《總體規劃方案趨于完善》，《建國以來的北京城市建設資料·第一卷城市規劃》，第33~37頁。）顯然，發展大工業與改建舊城區、建筑層數與標準、統一建設等問題，主要采納了蘇聯專家的建議并參考了莫斯科規劃的經驗。

　　四、余論：北京城市規劃的多重視野

　　回溯近代北京的城市規劃建設，早在清末新政時期即已啟動。據《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規（1906~1910）》一書的統計，清末北京城市法規共計39種，但沒有一種是從傳統的中國法系中直接派生出來的，而是隨著新的社會生活秩序的產生，經過引進、改良而成，并且大多數發源于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相關法規。［19］這說明當時城市管理受到日本因素的影響較大。至1914年朱啟鈐設立京都市政公所，作為北京的市政管理機構，開啟了近代北京規劃建設體制化變革的序幕。市政公所的實踐受到歐美及日本市政學的影響。日偽時期制定的“西郊新市區”規劃，與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梁陳方案”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淵源關系，后者是對前者的批判性繼承。而“梁陳方案”的主導者梁思成、陳占祥曾分別留學美國與英國，西方的建筑與規劃理論對他們也有一定的影響。從這個思路來看，近代以來的北京城市規劃一直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體現了北京從傳統走向現代復雜、曲折的歷程。

　　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城市規劃與建設，較多地采納了蘇聯專家的建議，借鑒了莫斯科城市規劃的方案與經驗。在建筑設計上也是如此，例如當時北京大量出現的“蘇聯式”建筑，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北京的城市空間。［20］總體來看，北京的城市規劃、建筑設計、下水道、城市供暖、地下軌道交通與道路規劃設計以及高等院校的規劃建設等方面都受到了蘇聯因素的突出影響。正如

　　1959年建筑工程部部長劉秀峰所指出的，學習蘇聯經驗是因為“蘇聯的社會制度和我們相同”，尤其是“蘇聯在短短四十年中，雖然經過兩次戰爭的嚴重破壞，但是很快地新建和改建了成百上千個城市，建設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力發電站、鋼鐵聯合企業，消滅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貧民窟，興建了大量的住宅、學校、醫院、文化宮、體育館、展覽館等生活福利和公共建筑，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蘇聯有整套的建設計劃，如遠景計劃、年度計劃、區域規劃、城市規劃等，都有系統的經驗”。［21］當然，北京城市規劃方案的出臺并不是完全照搬蘇聯經驗，也是與中國國情及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產物。天安門廣場與長安街的改造就是一個代表性的例證。雖然蘇聯專家從一開始就參與了設計指導，但最終方案仍然是由中方決定的。如建筑師張镈回憶：“市委待專家以禮，但不盲從，仍有己見。在東、西長安街干道紅線寬度上，專家組長認為寬100米已到極限。但市委領導根據國情、市情堅持必須作到120米寬的紅線。中設一塊板的路面寬50米，兩側各留35米便道。”［22］

　　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歷史現場，我們看到的是多元復雜的歷史圖景。從城市規劃的角度來看，當時既有中國專家的“梁陳方案”，也有蘇聯專家的建議與經驗借鑒，最終方案的出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蘇聯因素仍然是其中較為突出的方面，其對北京城市規劃和建設發展的影響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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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1］《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1949年5月8日~6月13日）》，北京市檔案館：15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