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應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潛在的戰爭威脅,盡快改變中國工業不合理的布局,黨中央做出了開展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舉全國之力在西部十余個省進行了一場以備戰為中心的大規模工業建設。作為西北三線建設重點地區,青海在人、財、物方面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三線建設不僅推動了青海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轉型,而且對青海的城鎮建設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近年來,三線建設研究逐漸成為學術熱點,針對三線建設時期西部城市發展的探討逐漸增多,但以城鎮化作為切入點,專題探尋三線建設與青海城鎮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并不多見。有鑒于此,本文乃以青海省為中心,探討當地三線建設的空間布局及其對城鎮建設的影響,分析三線建設時期青海城鎮發展的總體特點,以期推動三線建設史的深入研究。
青海三線建設的空間布局
1964年4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提出《關于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此報告由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于5月9日“轉報給羅瑞卿并中央軍委其他領導人,羅瑞卿又將它報送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彭真”。8月12日,毛澤東對此報告做出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實施。國務院組織專案小組,已經成立、開始工作沒有?”8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向毛澤東和中央提交《關于落實毛澤東對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批示的報告》,提出:“在一線的全國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設計機構,凡能遷移的,應有計劃地遷移到三線、二線去”,“一切新建項目不論在哪一線建設,都應貫徹執行分散、靠山、隱蔽的方針”。8月30日,鄧小平批示將報告印發中央工作會議,此后又發給各中央局、部委、省委執行。9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對于計劃工作做出指示:一是“三線建設要落實”;二是“一線的調整要立即行動”;三是“基本建設投資,首先要保證三線建設的需要”;四是“工業生產,不論三線還是一線,都要發展”。
9月21日至10月19日,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召開。9月21日,李富春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宣布:“三線建設的目標,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辦法,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后方工業體系”。10月6—7日,在全國計劃會議分組討論時,西北組討論了三線建設問題。在討論中,青海的代表提議“為了充分利用當地資源,改變原鹽生產集中在沿海的局面,應及早開發柯柯鹽湖。這里鹽的資源豐富,生產成本低(每噸平均兩元五角),收益大,建成后,達到年產一百萬噸時,一年收益就可以將建廠投資全部收回;同時還可以利用原鹽生產純堿和氯化銨等化工產品。利用天然氣、石油氣建設合成纖維廠”。
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召開了西北地區遷廠工作和‘三五’建設會議,明確了西北地區‘三線建設’的總體安排”。
1965年9月10日,青海省計劃委員會提出《青海省第三個五年計劃國民經濟發展綱要》,經中共青海省委批準后發布。綱要指出:“青海地處祖國后方,又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國家需要在這里進行戰略后方建設,地方建設也需要有較快的發展,客觀上需要盡快地把青海建成祖國鞏固的戰略后方基地”。在青海積極開展省內三線建設規劃的同時,為了補足青海工業短板,從1965年3月開始,各部委從北京、上海、江蘇、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南等地安排企業遷入青海,涵蓋國防、機械、化學、冶金、制藥等多個領域(詳見下表)。與此同時,國家還不斷加大對青海的支持力度,三線建設時期向青海全民所有制企業基本建設投資額達64.21億元。
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從1965年至1980年,青海以交通基礎設施為先導,以機械、能源、化工和冶金工業為重點,于1965—1966年、1969—1970年掀起兩次三線建設高潮。基于備戰需要,中央要求“在具體布點時,要兼顧國防安全和經濟合理。少數國防尖端項目,必須按照‘分散、靠山、隱蔽’的原則進行建設,有的甚至還要進洞。一般軍工企業和民用工業的建設,應當盡可能靠近原料、燃料、水源、電源,并且把一些在生產上有密切聯系的工廠成組的布置在一起,建成一些適當分散的工業點”。
遵照上述方針,青海根據“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則,綜合考慮地形、原料、水源及原有工業基礎等情況,推動了一大批三線建設項目開工建設。青海的大部分三線建設項目均集中于西寧、海東及青海湖周邊地區,沿蘭青、青藏鐵路及青藏、青新、寧張干線公路兩側分布。青海初步構建起以西寧為中心,沿交通干線,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延展的“十字形”三線建設格局。除在工業基礎較好的西寧、海東地區繼續安排三線建設項目外,國家還在格爾木、德令哈、茫崖、海晏等工業基礎較為薄弱的地區新建和擴建了一批三線建設項目,具有代表性的如格爾木鹽化總廠、格爾木機場、國營221廠等,這些交通基礎設施項目、工礦企業促進了多個區域性工業中心和新興工業城鎮的興起。
三線建設時期內遷青海省的主要工業企業

資料來源:《青海省志·計劃志》,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176頁;張維珊:《青海工業史話》,西寧東寶印務有限責任公司2001年印,第120—135頁;《青海省志·經濟貿易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61頁;嚴正德等:《青海百科大辭典》,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頁。
青海的三線建設項目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交通基礎設施項目,涉及鐵路、公路、機場,其中以青藏鐵路為代表。青藏鐵路對于青海和全國來說意義重大,它把自然資源“聚寶盆”——柴達木盆地與內地鐵路網連接起來,在開發青海、支援西藏、加強少數民族地區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等方面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二類是響應中央號召,為抵御外敵入侵,擴建或新建的國防工業企業和科研院所,規模最大的是國營221廠,該廠建筑總面積達56萬平方米,其中廠房33萬平方米,有各種設備8000余臺(件)。第三類是為滿足國防工業需要,擴建或新建的民用企業,如西寧鋼廠、格爾木鹽化總廠、橋頭電廠等。與此同時,作為三線建設骨干企業的配套項目,青海省還興建了一大批小型水泥廠、化肥廠、農機具廠、煤窯和水電站。第四類是外省內遷企業,包括青滬機床廠、青海黎明化工廠、青海光明化工廠等大中型骨干企業。
隨著三線建設的持續推進,青海逐步形成了三大工業區:一是由西寧市及所轄大通縣和海東地區所轄的樂都、民和、湟中等縣組成的東部綜合工業區,以國防、機械、冶金、化工、紡織工業為主,是青海工業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工業生產門類較全。二是由格爾木、烏蘭以及大柴旦、冷湖、茫崖等組成的柴達木盆地工業區,以化工、石油、建材和有色金屬工業為主,兼有煤、鐵、天然氣等多個門類。三是由海北地區的剛察、海晏、門源及海南地區的共和等組成的環湖工業區,以有色冶金、能源、建材工業為主體。隨著青藏鐵路、省內干線公路的修筑和格爾木航線的開通,各工業城鎮間的溝通變得更為便捷,青海省東西部之間的聯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強化。
盡管三線建設并未能改變工業項目多集中于省會周邊的固有局面,但相較于“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時期西寧的“單極”發展,青海在三線建設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三點一線”格局,即西寧、海東地區、格爾木三點和蘭青鐵路、青藏鐵路一線。這一變化不僅為均衡青海省內工業分布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為新興工業城鎮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三線建設與青海城鎮的發展
三線建設開啟了青海城鎮建設的新進程,在三線建設過程中,青海城鎮的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相較于三線建設前,青海的城鎮職能逐步升級,地域分布進一步均衡。隨著一大批工礦企業的內遷和建立,青海的城鎮實現了從消費型向生產型的轉變,提高了青海城鎮在西部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力。
(一)推動了青海城鎮數量的增長
三線建設時期,為了保證三線建設項目盡快投產及產生效益,青海圍繞三線建設項目不僅修建了配套產業和交通基礎設施,還對有大型工礦企業和施工項目較多的城鎮進行了改擴建,這些舉措不僅推動了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發展,也為新工業城鎮的興起創造了必要條件。
三線建設前,青海僅有一個省轄市(西寧),到20世紀80年代,青海有1個省轄市(西寧)、2個州轄市(格爾木、德令哈)。從時間上看,格爾木、德令哈雖然是80年代建市,但從發展水平上來說在70年代末就已經初步具備了建市的條件。除了城市,青海的建制鎮數也從改革開放前的7個增加到1985年的35個,城鎮數量的增長說明大規模工業建設為城鎮提供了擴容增量的動力,在三線建設時期積累起的工業實力成為青海城鎮數量增長的關鍵因素。
(二)帶動了青海城鎮規模的擴大
在三線建設過程中,一大批工礦企業在青海城鎮建成投產,隨著這些單位職工及其家屬的不斷匯聚以及工礦企業陸續招收新的工人,再加上三線建設企業一系列生產、生活配套設施的修建和完善,青海城鎮規模逐步擴大,空間布局更為合理。
1.三線建設促進了青海城鎮人口規模的增長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青海非農業人口比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增長了120.40%,非農業人口在青海總人口中的比重為25.0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總體上看,1964年,青海城鎮人口數量只有36.34萬,占全省人口的比重為16.6%。到1985年,青海城鎮人口增長到137.75萬,占全省人口的比重為33.8%。據此計算,1985年青海城鎮人口比1964年增長2.79倍。青海呈現城鎮人口快速增長的趨勢。三線建設初期,西寧人口因三線建設企業進駐而持續增長,從30.7萬人快速增至51萬人。1964—1985年,青海建制鎮“人口由23615人發展到717812人”,“每年平均增加3.3萬人,年平均增長17.7%”。
2.三線建設促進了青海城鎮經濟規模的擴大
三線建設時期是青海城鎮現代化經濟功能形成和壯大的關鍵階段。就全省而言,1976年,青海的“工業總產值達到100083萬元”,比1965年“增長315.54%,平均每年增長13.83%”;“重工業產值達到65615萬元”,比1965年“增長415.11%,平均每年增長16.07%”;“輕工業總產值為34488萬元”,比1965年“增長203.76%,平均每年增長10.63%”。就主要城市而言,在三線建設的強力助推之下,西寧形成了5個工業區:以鋼鐵、拖拉機、精密機床、機械加工為主的西川工業區;以機械制造、制藥、能源工業為主的北川工業區;以冶煉、重型機床、輕工業為主的南川工業區;以紡織、化工、造紙、石棉企業為主的東川工業區;以數控機床、被服企業為主的南灘工業區。1954年,格爾木“建政時,機關、學校、商店全在帳篷里,當時稱為‘帳篷城’”。三線建設項目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到1984年時,格爾木已有12萬人口,建成區發展到13平方公里,建成各式房屋200多萬平方米。1965年,格爾木僅有3個工業企業,工業總產值為4.58萬元,到1980年當地已有工業企業13個,工業總產值達到211.17萬元。
(三)促進了青海城鎮體系的重塑
三線建設既強化了區域性中心城市在青海經濟體系中的作用,還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培育出了一大批以能源、機械、化工、冶金工業為主要產業的新興城鎮。借助蘭青、青藏鐵路和青藏、青新、寧張等干線公路的連接,這些中心城市和工業城鎮共同發展,構建起分工協作、密切聯系的城鎮體系。
1.三線建設重塑了青海城鎮的職能結構
青海三線建設的重點集中于交通、機械、化工、冶金、能源等方面,在推進建設具有一定規模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的過程中,在青海迅速形成了綜合型、交通型、工業型、能源型等不同類型的城鎮:西寧鞏固了作為全省政治、經濟、科教、交通中心的地位,并發展為三線建設地區的中心城市之一;格爾木從一個小城市成長為區域性中心城市,集交通樞紐和化工、能源重鎮于一身;西部小鎮冷湖、花土溝、茫崖發展為石油開發基地和建材基地;原本人煙稀少的柯柯鎮、茶卡鎮發展為鹽化工基地;錫鐵山發展為有色金屬開發基地;德令哈、察汗烏蘇、都蘭縣城發展為農副產品加工基地;等等。隨著多種類型工業城鎮的崛起,青海城鎮完成了從消費型向生產型轉變的時代任務。在大規模工業化浪潮的洗禮下,青海新興城鎮中傳統的農牧業色彩逐漸淡化,重工業特征日益明顯。
2.三線建設改變了青海城鎮體系的地域結構
隨著三線建設項目的分散建設,青海城鎮的空間布局發生了很大變化,以西寧為中心,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延展。海東地區出現了樂都的城關鎮、湟中的茶卡鎮、烏蘭的柯柯鎮等重工業城鎮。海北地區出現了國防科技城鎮海晏和礦業城鎮剛察、門源。海南地區出現了新興電力城鎮共和。特別是地域廣闊的海西地區,三線建設開始后,一個個以農牧業為主的“帳篷城鎮”脫胎換骨。以三線建設項目為依托,“戈壁新城”格爾木憑借青藏線運輸轉運中心和青、甘、新、藏四省(區)聯結交匯點的區位優勢,“成為盆地城鎮化發展的新亮點和排頭兵”。1985年,格爾木“較早完成比較合理、完善并經省政府批準實施的城市建設‘總體規劃’。規劃確定其城市性質為‘青海省西部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中心,交通樞紐,物資集散地,以發展鹽化、石化工業為主的園林化高原城市’”。原本人跡罕至的青海西部三鎮——茫崖、冷湖和大柴旦也因三線建設而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化工、建材和油氣開發取代畜牧及皮革販賣成為城鎮主業,茫崖、冷湖和大柴旦在青海工業體系中的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三線建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青海城鎮體系地域結構的均衡化,將幾乎毫無工業基礎的農牧之地發展成為工業新城鎮,拓展了青海工業城鎮的空間地理分布。
3.三線建設推動了青海城鎮從“散點狀”向體系化方向發展
“地勢高聳,山脈綿亙,地形地貌復雜”的地理特點制約著青海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城鎮建設。三線建設前,青海城鎮間的交通方式局限于承載能力有限的公路運輸,使省內城鎮始終處于“散點狀”發展的不利境地。三線建設啟動后,國家投資建設青藏鐵路一期工程,并修筑了茶卡、柴達爾等多條鐵路支線和廠礦專用線,對蘭青鐵路進行了升級改造,打造了一條由東向西,深入青海腹地的鐵路大動脈。交通條件的改善打破了青海城鎮孤立發展的舊格局,逐步形成了以西寧和格爾木為核心,帶動沿線城鎮發展的工業經濟帶。這條工業經濟帶是國家傾力打造的蘭州—天水—銀川—西寧工業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三線建設提高了西寧在此工業經濟帶中的地位,同時也讓格爾木、德令哈等成為全國城鎮體系中的新成員。
(四)為青海城鎮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1.三線建設奠定了青海主要城鎮發展的工業基礎
三線建設期間,“由于遷入了一批現代化工業企業,加上青海地方工業建設在中央支持下,得到了快速發展。到1975年末,全省工業企業總數1038個,固定資產原值157369.4萬元,工業企業職工143400人,比1965年依次增長1.3倍、3.6倍和4倍,年均遞增速度分別為8.7%、16.3%和17.4%。當年完成工業總產值104573萬元(1970年不變價,下同)”,“較1965年的24085萬元增長3.3倍。期間,‘三五’計劃時期增長129%,年增遞增18%;‘四五’計劃期間增長112.6%,年增遞增16.28%”。“截至1978年底,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上升到69.4%”。這一時期,青海工業發展速度很快,為工業發展準備了物質技術條件。
2.三線建設推動了青海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
作為省外移民最多的地區,西寧的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在三線建設時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1965年國家開始組織三線建設。西寧是西北三線建設重點地區之一”,為了適應西寧工業發展的需要,國家“對市政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進行配套建設。擴大川南第一水廠、新建西川第二水廠”,“修建互助路、祁連路和柴達木路”。截至1985年,西寧“市區行政區劃面積已達35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區為50平方公里,人口發展到50.4萬。國家用于城市建設的資金1.99億元。全市擁有城市道路175公里”。“鋪設下水管道85公里,修筑橋梁35座,防洪堤8公里,安裝路燈3288盞。修建自來水廠4座,日供水能力為14.5萬噸。鋪設自來水管道755公里,用水人口達48萬,供水普及率95.2%。城市園林綠地總面積407公頃,建成區道路綠地面積49公頃,苗圃面積46公頃。城區有住宅面積2631萬平方米”。
3.三線建設有利于青海城鎮在發展中改善民生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的東北部,海拔高、氣溫低,特殊的自然條件制約了當地的農業發展。“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有效積溫較低,只宜種植喜溫涼和耐寒的作物。全省屬于春作區,春種秋收,一年一熟,作物單純,糧食和油料作物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95%以上”。蔬菜、水果只分布在河湟谷地的局部地區。在三線建設開始前,青海當地居民很少能吃到蔬菜,尤其到了冬季,市場上能夠買到的蔬菜品種比較單一,只有“一紅二白”(紅蘿卜、白蘿卜、大白菜),就連如今極為常見的豆腐、紅薯、圓白菜也是青海居民菜籃子中的稀罕物。三線建設開始后,大量建設者進入青海,帶來了許多青藏高原沒有的食品,當地的食品種類逐漸豐富,蔬菜、瓜果、肉、禽、蛋等逐漸擺上了普通百姓的餐桌,青海城鎮居民的飲食結構悄然發生了變化。為了方便三線建設企業職工的日常生活,這些企業附近往往建有規模大小不一的集鎮,鎮上設有銀行、商店、飯店、旅店、衛生院、文娛室等公共服務設施,使集鎮居民體驗到了準城市化的生活。
隨著三線建設者及其家屬的匯聚,集鎮的農貿市場日益繁榮,農民的收入有所增加,在與三線建設者的接觸與交流中,山區群眾的思想發生了不小的轉變,保守落后觀念有所減少。
青海城鎮發展的總體特點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青海城鎮建設和發展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以三線建設項目的展開和推進為依托進行的,其總體特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良好的自然資源是青海城鎮發展的關鍵要素
從世界各國城鎮發展的演進歷程來看,自然資源是城鎮發展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其類型、狀況、分布等因素往往影響著城鎮發展的走勢。就青海而言,自然資源極為豐富,截至1985年,“共發現礦產地1500多處,礦產94種”,“占全國探明礦產種數的38.68%”。青海西部的柴達木盆地素有“聚寶盆”之稱,盆地中的石油、天然氣、石棉、無機鹽、有色金屬等儲量巨大,極具戰略意義和經濟價值。此外,青海水利資源豐富,“地處‘江河源頭’,水力資源充裕,理論蘊藏量2165萬千瓦”。正因為青海有良好的自然資源,所以,國家在青海進行三線建設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盡快開發當地資源,以便為西寧工業區和蘭州工業區提供急需的能源及生產原料。
自然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和利用加速了青海能源工業的發展,并催生了格爾木、茫崖、大柴旦、冷湖、剛察、門源、共和等一系列能源型、原材料生產型城鎮。這些城鎮的產業結構在三線建設的過程中被確立下來,并一直延續到了改革開放后。比如,三線建設時期,國家在格爾木投資建設了鹽化總廠和石油基地兩個大型項目,鹽化工業和石化工業遂成為格爾木兩個主要支柱產業。改革開放后,這兩大支柱產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1987年7月,中共格爾木市第六次黨代會報告就提出:“突出鹽湖資源開發,大力發展再生鹽、鉀、鎂的生產,創造條件,積極開發鹽鉀鎂的系列產品,把格爾木市建設為鹽化、石化為主體的新興工業城市”。“七五”計劃和“八五”計劃期間,在三線建設已取得成果的基礎上,國家和青海省在格爾木“興建了青海鹽湖集團公司、百萬噸煉油廠、花格輸油管線、小干溝水電站等一批重點項目。地方配套興建了鉻鐵合金、硫酸、氯化鉀、硫酸鉀、高純鎂砂等開發項目,初步形成了多層次、多渠道開發的格局,使格爾木成為中國西部十分重要的資源開發基地”。從格爾木的發展軌跡中可以看出,三線建設時期,在資源開發和利用中形成的工業基礎和產業框架影響了青海新興工業城鎮的發展方向。
(二)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是青海城鎮建設的經濟基礎
1965年前,青海工業基礎十分薄弱,“1965年全省工業總產值為2.42億元,凈產值8771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36.21%”,且工業生產消耗大,效益低。三線建設開始后,青海經濟建設進入快速發展期,“國家對青海‘三線’建設不僅在人力和設備上給了大量支援,而且在財力方面也做了巨大支援”。1965—1976年,國家向青海基本建設投資32.83億元,比1950—1965年的15年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增長25.19%。三線建設時期,青海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基本建設投資持續上升,從“三五”計劃時期的12.16億元,增長到“五五”計劃時期的32.95億元。
此外,國家對于青海的交通運輸業和電訊業也有很大的投入,使交通運輸業和電訊事業得到了相應的發展。1969年6月,“國家投資1億多元,加快青藏公路、青新公路、寧臨公路(南線)、熱水公路(北線)的建設。‘文化大革命’期間完成了2000多公里的新建改建任務,對于溝通城鄉經濟和開發青海西部礦產資源起了重要作用”。1971年10月,“建成了西寧至玉樹、果洛的長途明線電訊線路,總長度700多公里,從此結束了長途明線不通玉樹、果洛兩個邊遠自治州的歷史”。
(三)內遷企業為青海城鎮發展奠定了工業基礎
1965—1972年,內遷青海的輕、重工業企業共有31個,隨遷設備2897臺(不包括軍工企業),職工13298人。隨著內遷企業陸續建成投產,青海工業生產速度增長較快,“1975年與1970年相比,鋼鐵、冶金、煤炭、機械、電力、化工等行業的工業產值,依次增長5.5倍、3.4倍、1.2倍、1倍和50.47%、46.3%,年均遞增速度分別為45.29%、34.45%、17.4%、14.5%和8.52%與7.90%”。工業產品質量也得到了提高,到1976年,青海“年產鋼14.8萬噸、鋼材9.66萬噸、生鐵0.97萬噸、汽車700輛、拖拉機1573臺(含手扶拖拉機1324臺)、金屬切削機床1257臺、棉紗1826噸、棉布1000萬米”。
內遷企業在青海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以西寧為例,三線建設尚未啟動前,當地生產水平落后,工業企業屈指可數。隨著大批三線建設項目落地,西寧逐漸發展為西北地區最重要的機械工業基地,集四大行業于一體,即機床工業(以生產重型機床、精密機床、數控機床為主)、農機和工程機械工業(以生產大馬力拖拉機、大型工程器械為主)、汽車工業(以生產具有高原特點的載重汽車為主)以及其他制造工業(包括軸承、電動工具、微型電機等)。
(四)省際移民為青海城鎮發展提供了寶貴的人力資源
由于青海地廣人稀,青海的人力資源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無法保證三線建設的有序推進。為此,國家有計劃地從全國各地調派工人、技術人員、科研人員支援青海,此舉結束了1960—1963年青海人口總量變動的低谷期,開啟了省際人口遷移的高峰期。從1964年到1979年,是青海“人口遷移增長較快時期”,“這16年,人口的遷入持續大于遷出,遷移變動始終保持正增長。16年內共增加人口29.6萬,平均每年增加18500余人,年均增長率為6.29‰,遷移增長的規模和速度,均高于建國以來的平均水平”。
三線建設移民主要分布在西寧、格爾木以及樂都、民和、烏蘭、青海礦區等地。從格爾木的情況來看,1963—1978年“凈增人口39475人,平均每年凈增2467人,增長率平均為68.09‰,最高年份(1965年)為200.40‰,最低年份1978年為36.98‰,同期青海省人口增長率平均為36.01‰,格爾木市比青海省增長率平均高出近1倍”,在凈增人口39475人之中,遷移凈增22845人。再如“柴達木盆地的冷湖、茫崖、大柴旦三鎮,1966—1970年中的人口增長總量自然變動占不到5%,95%均來自遷移增長,所增人口主要不是由附近農村牧區的農牧民轉化而來,絕大部分自外地遷入”。“這和內地小城鎮人口由附近富裕農民轉化而來的情況大不相同”。
由此可見,為滿足三線建設需要而進行的人口遷移是擴大青海城鎮人口規模最主要的因素,對省內人口態勢的影響是決定性的。三線建設移民不僅增加了青海城鎮人口的數量,還給青海帶來了先進的生產經驗和技術,提高了當地的人口素質,為青海城鎮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
綜上所述,以國防工業為核心、交通和重工業為主體的三線建設在青海構建了規模宏大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為青海城鎮體系的重塑和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三線建設增加了青海城鎮數量并擴大了城鎮規模,使青海經濟地理格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三線建設是青海城鎮發展的助推劑,它奠定了城鎮建設的工業基礎,促進了公共基礎設施的完善,對于改善民生有所裨益。三線建設時期,青海城鎮化建設得益于擁有豐富多樣的自然資源、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內遷企業的落地生根和省際移民的大量遷入。改革開放后,這些積極因素依然在青海城鎮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崔一楠,歷史學博士,副教授,西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621010;喻雙全,碩士研究生,西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621010。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責任編輯:葉張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