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是中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基于戰備需要而對全國工業布局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戰略性調整，其核心是在大后方建設和發展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基地，以應對潛在的戰爭威脅。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大批工廠企業、職工、干部等從東部一線地區遷到內地，中央財政資金大量投向三線地區。三線建設成為這一時期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1965～1980年，國家累計向三線地區投資2052.68億元，占同期全國投資的39.01%，而在三線建設高峰的“三五”計劃期間，這一比例更是高達49.43%。不論是從戰略格局還是投資規模上看，三線建設都主導了這一時期中國的工業建設，并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深刻改變了中國工業化進程和城市格局。然而，由于三線建設的主要戰略目標在于國防安全，因此，三線建設雖然促使內地工業迅速崛起，但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并未帶來城市化的同步發展，中國的城市化總體呈現停滯狀態。
目前三線建設已逐漸成為學術研究熱點問題，對檔案資料的深入挖掘使得研究逐漸走向細化，研究主題也日趨多元，從三線建設的起因、三線建設的得失、三線企業的調整改造等逐漸拓展到日常生活、婚姻問題、人口遷移、文化傳播、土客關系等諸多方面，使三線研究趨于立體化。然而在當前研究中關注三線建設對中國城市發展影響的成果仍較少。周明長的文章探討了三線建設對內地城市發展的積極作用，認為以國防工業和重工業為核心的三線建設使內地城市被納入城市現代化的主流進程而獲得大規模發展，［1］而作為三線建設核心省份的四川也借此發展成為中國內地工業化和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先導，其在全國工業化和城市體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張鳳琦對重慶城市發展的研究認為，三線建設為重慶周邊地區沿江、沿公路和鐵路線的小城鎮帶來了發展契機，促進了重慶現代工業體系和現代衛星城鎮體系的形成，同時也指出存在諸如資本排斥勞力、市政建設滯后等一系列問題。［3］王小蓉則在區縣層面探討了三線建設對四川廣安的影響，認為三線建設不僅促進了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和交通條件的改善，而且直接催生了華鎣市的成立。［4］上述研究主要是針對內地城市展開的，尚未涉及東中部以及全國范圍城市化進程的問題。此外，以備戰為導向的三線建設，其工業企業具有明顯的獨立性和封閉性，加之在工業布局上強調“靠山、分散、隱蔽”，有意避開城市，使得工業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轉變為城市化的動力還需要審慎的考察。本文著重于從三線建設對東西部工業化的不同作用機制著手，探討三線建設對中國工業和城市化所產生的影響。
一、日漸脫鉤的工業化和城市化
三線建設傾全國之力建設內地后方工業基地，大量的投資和工廠企業的遷入帶來了內地工業的迅速崛起。三線建設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建，二是遷。一方面將國家投資大量投入三線地區，在內地建設大型的鋼鐵、煤炭、水電、機械等工業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線，同時大幅度壓縮和削減東部地區的新項目，以保證有限的資金集中于西部；另一方面則是將東部地區的工廠企業、科研單位等以“一分為二”或者全遷的方式遷入內地，或并入內地既有企業，或另建新廠。當時的口號是“好人好馬上三線”，東部一線地區將最好的設備、技術、人員支援內地，“三老帶三新”（老基地帶新基地、老工廠帶新工廠、老工人帶新工人），以爭取在最短時間內建成一個完善的后方工業基地。從1964年開始，東部沿海地區大量的工廠、工人、干部、資金、設備等涌向了中西部地區，并形成了1965年前后三線建設的第一次高潮。以甘肅省為例，1965年，陸續從上海、沈陽、吉林、哈爾濱、天津、大連、北京等省市搬遷工廠20個、大專院校2個、科學研究單位11個，分別遷入蘭州、天水、山丹、酒泉、永昌、民勤、白銀等地，共計投資5000多萬元，遷入職工、教師1萬多人，設備約9000臺。［5］據不完全統計，僅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便在西南、西北部署了新建、擴建和續建的大中型項目達300余項，從一線搬遷到三線的工廠約400個。［6］西南的四川省、貴州省是三線重點建設的地區，尤其是攀枝花鋼鐵基地、六盤水煤炭基地以及作為交通大動脈的成昆鐵路、云貴線、貴昆線的建設，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員、物資、設備等。中央財政也重點投向內地，僅1965～1967年，國家對四川省的投資就占到全國的14.5%。［7］
珍寶島事件以后，中國基本建設的規模迅速擴大，三線建設在1969～1971年掀起了第二次建設高潮。1969年全國的基本建設投資額驟增至200.83億元，較上年增長了77.6%，1970年進一步增長到312.55億元，在1969年的基礎上又增長了55.6%，1971年達到340.84億元。［8］四川省1968年的基本建設投資較上年增長169%，貴州省1970年的基本建設投資較上年增長104%。如表1所示，三線建設主要省份分別在1965～1966年和1969～1971年三線建設的兩個高潮期出現了基礎建設投資的爆炸式增長，而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一線省市在同一時期的基本建設投資增長緩慢，與三線建設主要省份形成明顯的反差。
整個三線建設期間，累計在三線地區的投資多達2000億元，到20世紀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資產約1400億元，占全國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企業2.9萬個，形成45個以重大產品為主的專業生產科研基地和30個各具特色的新興工業城市。［9］經過1965～1966年、1969～1971年的兩次建設高潮，內地逐步建設成以國防工業建設為重點，鋼鐵、煤炭、電力、機械、化學工業相配套的門類較為齊全的工業體系，逐步形成了一批新工業基地，包括以攀枝花鋼鐵為中心的攀西工業區，以輸變電設備和電工器材為主體的關中工業區，以大型水電站、有色金屬、石油化工為主體的蘭州工業區，以機械和天然氣等為主體的成渝工業區以及川東易門銅基地、個舊錫基地、昆明開陽磷基地、六盤水煤炭生產基地等。［10］內地工業總產值所占比重出現較快增長，主要西部地區（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西藏和新疆）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從1965年的11.59%提高到1970年的12.24%和1978年的13.32%，［11］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與東部地區工業發展的差距，促進了東西部工業經濟平衡。整體上，三線建設期間中國工業總產值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重從1965年的52%提高到1970年的54.8%和1978年的59.4%，十余年間提高了7.4個百分點。而工業部門職工人數占整個社會勞動人數的比重也相應地從6.4%提高到8.2%和12.6%，提高了6.2個百分點，［12］內地工業化水平在這十余年間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資料來源：《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1950～1995）》，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3頁。
然而問題是，不斷推進的工業化并沒有帶來城市化的同步提高，反而呈現出工業化和城市化脫鉤的局面。按照一般的經濟學理論，工業化是城市化發展的推動力，城市化的集聚效應也有助于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從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看，工業化與城市化是相伴而生、密切相關的。而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在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的快速增長和60年代初的劇烈波動后，進入了一個近20年的停滯期。據統計，1964～1978年，中國城市化率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城市人口比重維持在17%左右，非農業人口比重維持在15%上下，15年間未曾有顯著的變動。城市人口規模從1964年的1.29億增加到1978年的1.72億，年均增長率為19.3‰，非農業人口規模則從1.23 億增加到1.52億，年均增長率僅有14.2‰，而同期全國人口從7.05億增加到9.62億，年均增長率為21.0‰，［13］城市人口增長速度明顯低于全國人口增長速度。城市化水平整體呈現停滯不前狀態，但同時期中國工業化則持續推進，呈現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并逐漸與工業化脫鉤的局面。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0）》（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582、602頁數據計算得出。
問題的關鍵在于，不單是東部地區城市化率增長遲滯，中西部三線建設重點省市的城市化率同樣止步不前。如表2所示，一線省市與三線省區之間的城市發展趨勢基本一致。1965～1975年間全國城市化率基本維持在17%的水平，甚至略有下降。東部沿海地區的幾個主要省份，除了山東省提高了1.25個百分點外，其他如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份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沿海省市中的上海，城市化率的下降幅度最大，達到-6.75%，這與上海市作為全國工業基地大規模支援內地，工廠和職工不斷內遷有密切關系。主要的三線建設省份除了寧夏和陜西的城市化率有所提高外，其他如四川、貴州、云南、甘肅、青海等三線重點省份的城市化率均呈現下降趨勢。東西部省市在城市化發展趨勢上并沒有明顯的差別，工業化與城市化脫鉤現象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
二、三線工業的崛起對內地經濟和城市發展的作用
由于地理區位及歷史原因，西部地區原有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經過三線建設大規模的投入，其工業化水平和工業生產能力有了明顯的改觀。大量的國家工業建設項目和投資為內地工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從無到有形成了諸如鋼城攀枝花、煤都六盤水、汽車城十堰、鎳都金昌等一批新興的“明星”工業城市，綿陽、德陽、自貢、都勻、凱里、寶雞、漢中、天水等從原來的普通縣城一躍成為全國知名的重工業城市。一批以軍工、鋼鐵、冶金、電力、航天、機械、電子、煤炭、石油、化工等產業為核心的重工業城市涌現出來，改變了內地乃至全國的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毫無疑問，三線建設帶動了內地一批重工業城市的崛起，并形成了若干工業基地和工業集群，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城市工業發展的新生力量。
三線建設的目的在于備戰，城市的擴張是與備戰目標相違背的，出于防空的需要，中央要求一些新建的工業項目應盡可能地分散而“不得集中在某幾個城市或點”［14］。因此，盡管通常認為工業化是城市化發展的動力，但三線建設的特殊性使得內地工業建設的巨大成就在轉為城市化動力的過程中遭遇到一系列的障礙。如前文所述，三線建設主要省份的城市化率在這十余年間并沒有隨著大規模的工業建設而有所提高，反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攀枝花等一批“明星”城市的崛起，仍不足以帶動整個三線地區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前進。這種若干城市的快速工業化與整體城市化的遲滯之間的矛盾狀況，與三線建設獨特的工業發展方式密切相關。
影響集聚效應的因素首先是因備戰需要而強調工業布局的空間分散性。一般而言，工業在空間上的集聚有利于企業、行業間的相互協作以及經濟要素的集約優化配置，工業的發展吸引人口從農村或周邊地區向城市集中，從而推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是，三線企業出于備戰的考慮，在空間布局上嚴格執行“靠山、分散、隱蔽”的六字方針，而這當中又突出強調“分散”，分散被認為是最大的戰略隱蔽，“要立足于在敵機深入轟炸的情況下，不暴露目標，或盡量減少損失”。為此，工廠車間被散布在內地茫茫群山之間，盡可能遠離城市和人口集聚區，不僅刻意避免工廠之間的集聚，而且同一工廠的車間也被拆散。工廠布局過于分散，形成所謂“羊拉屎”、“瓜蔓式”，工廠進山太深，車間之間的協作配合困難，工業集聚效應難以發揮。
盡管這種工業布局給后續的生產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但在強調用“戰備觀點檢查一切”的思想指導下，經濟效益讓位于戰備需要。上海小三線建設指揮部在考察皖南的建廠工作后，曾嚴厲批評“有一些同志片面強調經濟合理，強調工藝流程合理，強調管理方便”的觀念，經過教育后，這些同志“擺正了六字方針同經濟合理的位置，明確了經濟合理必須首先服從戰爭的需要，一切從備戰觀念出發”，指揮部重申：“從選擇廠址開始到總體布置、房屋設計、工藝流程、生活設施、廠內外道路等等都要從戰爭觀點出發，千方百計達到隱蔽的要求”［15］。
其次則是三線企業與地方經濟之間的隔離。由中央投資和一線地區遷建的三線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是脫離于當地經濟而獨立運作的，三線企業以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工業為核心，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選址布局到生產建設乃至生活配套等都由中央主管部門指揮，沿著“條條”運作。工廠的下游產業鏈被安置在東部或外地，原材料的輸入和產品的輸出都是通過外地計劃調配。費孝通認為，三線企業自建社會、自成體系，與周圍社會幾乎隔絕，沒有形成帶動周圍地區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例如，他指出包鋼的“企業辦社會”問題，導致包袱越背越重，自己生產的鋼材全部外運，包鋼所在的內蒙古所需鋼材卻要到外地去采購運進，形成所謂“飛地現象”。［16］1965年之后，在三線地區形成的眾多軍工、航空、電力、鋼鐵、機械、電子、化工等工業部門與西部當地經濟部門之間并沒有形成緊密的產業關系。因此，不能簡單地以西部地區工業產值的上升來說明三線建設對西部經濟的帶動作用。三線企業長期脫離地方經濟，呈現“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除了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外，其他絕大多數三線企業的生產是“三個面向”——面向全國、面向戰備、面向基本建設，它們的市場并不在區域內，三線企業也很難直接服務于當地的經濟發展。此外，三線企業追求“小而全”、“大而全”，職工的社會福利等生活配套一般均由三線企業負責，也降低了與當地經濟發生聯系的必要性。［17］
以嫁接方式從東部地區遷入內地山區的三線企業，與內地農業社會之間形成相互割裂的局面。三線企業多布局在沒有工業基礎的山區，難以與周圍的農業社會進行有效互動，往往形成“墻內飛機導彈，墻外刀耕火種”［18］的分隔狀況。加之當時嚴格的城鄉二元分隔體制已經確立，三線企業的城市戶口與周邊的農村戶口分屬兩個世界。戶籍制度的藩籬基本上阻斷了周圍農村人口進入三線工廠成為產業工人的可能性。實際上，三線企業的職工主要由沿海遷來，在當地農村招工的人數相當有限。當地農業人口主要是以征地工身份招工進廠，但在總體上，征地工的規模相當有限。三線企業在內地落戶并沒有明顯地為當地農業人口帶來新的就業崗位，也沒有大規模地將農民吸收進廠，將農民轉變為市民。
此外，三線建設目的的特殊性也決定了三線建設本身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實際上，三線建設在執行當中是秘密進行的，“三線建設……是國家的核心機密”，規定“不論口頭或書面一律今后不用‘三線’字樣，而以‘支援內地’代替。有關搬遷的情況嚴禁在報刊上報導，也不得在內部刊物上登載”。［19］三線企業中的軍工保密要求加劇了三線企業與當地經濟之間的相對隔離狀態。這些因素使得多數三線企業沒有真正成為當地經濟的引擎，對內地城市發展的作用也相對有限。
三、三線建設對東部工業和城市發展的抑制
當中央認為東部沿海地區有可能成為戰場的時候，沿海工廠內遷就顯得迫在眉睫。工廠內遷不僅是為了減少戰時的損失，也是為了后方基地能夠盡快地建立起來。周恩來在1964年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如何平衡一線、二線、三線的建設問題時說：“如何把一個上海變成三個、四個、五個，最后變成十七八個，用二分法把它分出去，上海的城市既不至于擴大，又能幫助別的地方發展起來，這樣做大量的工作。東北也是一樣。”［20］東部地區不僅新建的項目要壓縮，而且要將重要的工廠遷建內地，以使三線工廠能盡快形成生產力。
作為全國最大的工業基地之一，加之地處沿海前線，上海市在1964～1966年的三線建設高潮中成為內遷工廠和職工最多的地區之一。上海市的遷廠工作是從1964年年底開始的，當時中央和華東局給上海市擬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遷廠計劃。在這個計劃中，上海市在1965年內遷支援三線建設的工廠多達102個，遷出職工4萬人，遷出的主要是鋼廠、機械、儀表、電機等重工業企業，也有少量油漆、紡織等輕工業企業，最主要的遷入地是四川、甘肅、重慶、貴州、陜西等西南、西北三線建設的重點區域。［21］1966年是工廠內遷的最高潮，中央政府和華東局下達給上海的遷廠計劃比上一年度幾乎翻了一番，計劃內遷工廠198個，職工31974人，設備12482臺。上半年的執行結果不理想，按照既定計劃，上半年要求遷走工廠104個，職工13554人，設備7530臺，但到6月底，只遷了57個廠、9142人、設備6686臺，分別完成上半年計劃的55%、67%和91% ［22］
遷廠主要以“一分為二”的方式進行，遷出部分設備、人員前往內地，或并入內地舊有相關企業，或與其他省市內遷工廠合并建廠，或者單獨建立新廠。也有整廠搬遷，或者遷出某個具有完整生產能力的車間。上海從1964年第4季度到1965年年底內遷的47個工廠中，有15個屬于工廠或車間全遷，其余32個“一分為二”的工廠內遷的生產能力，約占原有生產能力的35%左右。其中占生產能力50%以上的有曙光機械廠、崇明儀表廠、上海勞動機械廠等3個廠；占原生產能力40%～50%的有大中華橡膠一廠、靈工閥門廠、躍進電機廠等7個廠；占30%～40%的有力生機器廠、上海電焊機廠、革新電機廠等9個廠；占原有生產能力30%以下的有第一機床廠、上海微型電機廠、開林油漆廠等13個廠。按照內遷的生產能力折算，1965年上海市遷出廠的工業產值約3.3億元，其中全遷廠的產值約1.7億元，“一分為二”內遷廠的產值約1.6億元。［23］
遷廠削弱了東部地區的工業生產能力。由于要求優先支援內地，因而在工人和設備的挑選上，青壯年勞動力和高技術工人被大批抽調走。上海合金軸瓦廠在1965年3月以“一分為二”的方式，遷出職工208人、設備52臺，并入四川涪陵汽車修理廠，［24］ 該廠副廠長華雁英表示：“今年三月，我廠一分為二外遷，年輕力壯的走了，技術高的走了，留下來的老弱病殘和五類分子相當嚴重，結果影響生產”［25］。部分大型企業則承擔多項支內任務，例如上海重型機器廠1966年支援了四川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200名技術工人，次年仍被要求繼續支援200人。同時，華東國防工辦要求該廠支援江西中口徑彈總壓廠1350人，隨后一機部要求該廠支援陜西軋機輔機廠職工500人和設備60臺。多項支援任務使得上海重型機器廠的生產能力被嚴重削弱。再有，上海鍋爐廠共計有職工3727人，其中生產工人2362人，在三線內遷過程中，被要求支援安徽130人，包建江西中口徑彈體加工廠850人，支援甘肅電站設備廠1000人，以上支內人員占該廠全部人員的53%。大量優質技術工人被選調內地后，留廠工人的生產能力受到很大影響。［26］由于大批設備和人員被調走，工廠的產品質量也隨之下降。 ［27］
由于國家將項目投資重心放在內地，東部地區獲得的國家投資因而大幅度降低。在計劃經濟時期，經濟建設的主要資金來自于國家財政，當有限的資金被大量投放到三線地區時，意味著東部地區得到的資金必然減少。
如圖1所示，西部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獲得的國家基本建設投資比重基本維持在20%左右，但在1965年前后，其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到近40%。相應地，東部地區則出現明顯的下降。國家投資比重的變化直接影響到沿海與內地的工業發展速度。1965～1975年間，內地工業總產值增長143.9%，快于沿海123.3%的速度，內地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提高，由1965年的36.9%，提高到1975年的39.1%。上海市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則從1965年的18.1%下降到1970年的17%，再到1978年的12.9%和1984年的10.6%。［28］
從1965到1975年間，忽略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上海市的工業產值增長速度基本上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即便在1969～1970年，上海市的工業增速也明顯低于全國水平，甚至低于1963～1965年的調整恢復時期（參見圖2）。這與上海市不斷支援內地大小三線建設以及國家投資不足有密切關系。1969～1970年三線建設的第二個高潮時期，工業戰線過長，基本投資面過廣，造成工業產值迅速增長，但由于主要的基本建設投向了內地，因而此時上海工業產值并沒有明顯增長。
投資大幅度減少還造成了東部地區的工廠設備更新緩慢，設備陳舊。到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市各企業的設備處于30～40年代水平的占一半以上，50～60年代水平的近一半， 70年代水平的只有極少數，生產能力被削弱。沿海地區工業生產值增長速度逐漸下降，1962～1965年間為17.5%，1966～1970年間下降到11.7%，1971～1975年又下降到5.1%。［29］
實際上，當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進行三線建設時，東部地區的工廠企業和人口規模便相應地需要有所限制。既然東部成為了可能的戰場，從國防的角度看，就不應讓過多的人口集聚在東部城市。在此后的三線建設過程中，東部城市以支內的形式，將大量的工廠、工人和家屬等遷到內地，這無疑直接削弱了東部地區的工業生產能力。而當國家工業建設投資的重心轉移到內地，東部地區得到的投資隨之減少，從而直接制約了東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步伐。
四、余??論
新中國成立后，城市化進程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的快速推進階段、“大躍進”時期的大起大落以及此后六七十年代的長期停滯等曲折發展的歷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在不同時期受當時重大事件及管理制度變遷的深刻影響，并非單一因素所決定。僅就城市化發展相對停滯的六七十年代而言，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人民公社體制、上山下鄉運動、優先發展重工業等多種因素都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城市化的發展，而三線建設作為這一階段中國工業建設的重心，其影響涉及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其中包含了對中國城市化發展軌跡的改變。而這點在現有的三線建設研究中常常是被忽視的。
三線建設的出發點是備戰的需要，讓毛澤東睡不著覺的是缺少一個穩固的后方基地而無法應對可能爆發的戰爭，并不是內地工業落后本身。在毛澤東告誡黨內同志應認真吸取的關于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教訓中，“搬家”和重視烏拉爾基地的建設這兩條實際上是相互配合、相輔相成的。從這個角度看，對東部沿海城市疏散也應被看作三線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只要三線建設的邏輯起點不改變，即戰爭的威脅不消除，那么東部沿海城市的工業發展和人口規模的擴張必然受到嚴格的限制。這也意味著，三線建設對于東部城市的抑制，并不僅僅在于工廠和工人的內遷以及國家工業投資減少所造成的影響，更進一步說，只要中央認為有不斷推進三線建設的必要，那么就有必要繼續控制東部城市的擴張。
與此同時，由于三線建設重點發展的是國防軍工產業以及與之配套的相關產業，其主體是重工業，這種產業發展結構不僅直接與國防安全相關，而且與“一五”計劃之后推行的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的趕超戰略一脈相承，在一定意義上，三線建設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和體制的產物。大量工廠、工人的內遷以及新的工業項目的投入，對于內地而言，無疑是一次重要的發展機遇，也由此帶來內地重工業尤其是國防工業的發展，并帶來一批新興工業城市的快速崛起。然而重工業的發展并沒有相應地推進內地城市化的進程。出于備戰需要，更確切說是防空的需要，內地新建的工業并沒有集聚在城市里，這些新建的工廠被要求按照“分散、靠山、隱蔽”的原則，散布到內地的群山之間。盡管形成了諸如攀枝花、德陽、六盤水等一批新興的工業城市，但大多數的工廠在布局時仍刻意避開人口密集地區，并不能有效地發揮工業集聚效應。而且，由于軍工保密的特殊要求，使得以嫁接方式嵌入內地的三線企業具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和封閉性，三線企業的職工與周邊的農民之間隔著堅固的城鄉壁壘，農民被吸收進廠成為正式職工的現象并不常見。加之三線企業以重工業為主，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本身亦相對有限。三線企業的原料和產品也是由中央計劃部門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調配，這些因素都阻礙了三線企業與地方經濟之間進行生產要素的交換和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三線建設對內地經濟發展的作用，因此，三線企業的遷入未能帶動內地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宏觀數據上，則表現為三線建設的主要省份在城市化率指標上的不升反降。
我們對三線建設成效和影響的評估，不僅要考察當時國際環境、國家戰略和國防安全的現實需要，也應客觀分析其對東西部不同地區以及全國范圍的經濟影響，只有充分考慮到國防、政治、經濟、社會等多種因素及影響，才能得出對三線建設的符合當時歷史情況的評價，對此，目前仍有待于更多的宏觀統計數據的公布及檔案資料的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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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關于下達1965年搬遷項目的通知（1964年12月17日）》，上海市檔案館：A38-1-342-1；《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關于下達1965年第二批遷廠項目的通知（1965年1月4日）》，上海市檔案館：A38-1-342-9。
《上海市支援內地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搬遷工作情況簡報（1966年10月29日）》，上海市檔案館：A38-1-355-197。
《上海市計委搬遷資料（1966年3月21日）》，上海市檔案館：A38-1-359。
《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關于下達1965年第二批遷廠項目的通知（1965年1月4日）》，上海市檔案館：A38-1-342-9。
《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辦公室、上海市經濟計劃委員會辦公室、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辦公室等關于遷建工作會議情況簡報（1965年9月11日）》，上海市檔案館：A38-1-345-130。
《上海市支援內地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搬遷工作情況簡報（1966年11月5日）》，上海市檔案館：A38-1-355-218。
《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辦公室、上海市經濟計劃委員會辦公室、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辦公室等關于遷建工作會議情況簡報（1965年9月16日）》，上海市檔案館：A38-1-3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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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