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13個方面深刻概括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建設探索的總結，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建設與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刻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是一個在實踐中不斷彰顯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的認識和闡釋也在實踐中不斷深化。目前學界關于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的認識與闡釋還有待進一步體系化，分析、研究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認識與闡釋具有思想史和制度史層面的重要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的認識軌跡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奮斗目標。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指出：“共產黨還要辦一件事，還要換一個朝，就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就奪取全國政權后的制度建設問題提出：“在中國，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制度在人民中已經臭了，我們不采用它，而采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制度。”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步建立，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和發展。
（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初步認識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展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的認識和闡釋主要從制度優勢的理論層面展開。1951年10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致開幕詞時指出：“一切事實都證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上，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其無窮無盡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任何敵人所不能戰勝的。”由于新中國剛剛成立，制度上的“另起爐灶”是與探索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的，因此，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闡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也是在闡釋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以激發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場極其深刻的社會變革。面對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一些人存在的驚慌、恐懼心理，毛澤東指出：“由一種制度變為另一種制度，他們勢必不安，因為還在變嘛；變了以后，在一個時期他們還會感到不舒服，因為舊制度的殘余還在腦筋里面存在著。新制度的宣傳，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要逐步宣傳，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強，使舊制度的殘余逐步減少”。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關于制度優勢的闡釋也是為了消除人們心中的困惑。1955年10月，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毛澤東說：“全國統籌兼顧，這個力量大得很。資本主義私有制大大地妨礙統籌兼顧，妨礙國家的富強”，“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個東西要說開”。這些闡釋增強了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
同時，為了進一步鞏固人民群眾對新中國的認同，中國共產黨也圍繞新中國的建設成就闡釋制度優勢。1954年9月，劉少奇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報告中，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五年來的建設成就時也闡釋了制度優勢問題：“由于解放后的人民在勞動戰線上表現出驚人的熱情和創造能力，加上我們的偉大盟國蘇聯的援助，我國已經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了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所破壞了的國民經濟，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社會主義經濟在實際生活中，已經無可懷疑地證明了它比資本主義經濟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它已日益壯大，并且日益鞏固自己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五年以來的生活充分證明，由目前復雜的經濟結構的社會過渡到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社會，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是我國應當走的唯一正確的道路。”1957年8月，周恩來在談到民族政策和所取得的成就時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夠有民族繁榮，所以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比封建主義更優越”。
在當時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闡釋還通過介紹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經驗展開。例如，1950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組文章，介紹蘇聯超額完成1950年第三季經濟計劃和蘇聯各報對第三季生產成就的評述，以蘇聯國民經濟的顯著發展充分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953年1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蘇聯國民經濟新的強大發展》，同時還刊發了蘇聯《勞動報》評論1952年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文章，以蘇聯人民在1952年所取得的建設成就清楚地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較之腐朽的必然滅亡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具有的決定性的優越性”。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和學習，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普遍增強了對蘇聯偉大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人民生活福利不斷上升的具體認識，進一步地認識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而也增強了對我國偉大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前途的認識與信心”。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認識是初步的。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主要以對制度優勢的闡釋增強全國各族人民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認同，從而增強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正如毛澤東所說：“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批判舊制度的落后性。”
（二）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認識的發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黨實現了組織上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后，各項制度逐步得到恢復與重建。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共產黨在不斷加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過程中，也在實踐中不斷加深對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認識。
1.保障生產力發展的優勢 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講話指出：“近三十年來，經過幾次波折，始終沒有把我們的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這方面來，所以，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得太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快、不穩、不協調，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但不管怎么樣，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已經得到了證明，不過還要證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們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實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要表現在許多方面，但是首先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沒有這一條，再吹牛也沒有用。要取得這樣的成果，就必須堅定不移地、毫不動搖地始終貫徹執行我們的政治路線”。1985年10月，鄧小平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強調：“社會主義優越性最終要體現在生產力能夠更好地發展上。”同樣，1995年5月，江澤民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最終體現為生產力比在其他制度下的更快發展”。1998年12月，江澤民在總結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主要歷史經驗時，再次強調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主義優越性“最根本的經濟源泉”。此后，2007年3月，胡錦濤在闡述中共十七大主題時也強調：“離開發展，實現民富國強，促進社會和諧，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堅持黨的先進性，都無從談起”。強調生產力標準，體現了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理念，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的認識與闡釋務實且接地氣，也是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國民經濟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2.中國共產黨集中統一領導的優勢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1986年12月，面對社會上一些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潮，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這個道理已經得到證明，將來還會得到證明”。“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7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時就提出，共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能丟掉的優越性。1989年3月，江澤民也強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政治優勢，針對“有人認為，堅持黨的領導不但不是優勢，反而是劣勢；一切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的根源就在于堅持黨的領導；中國要有希望，出路就在于搞西方國家的多黨制”這種極端錯誤的言論，他指出：“堅持黨的領導，我們不能有絲毫含糊”。2008年10月，胡錦濤在全國抗震救災總結表彰大會上也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顯著政治優勢，我們必須倍加珍惜、永遠堅持”。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堅持和發展黨的領導這一制度優勢方面沒有絲毫動搖。
3.實現共同富裕的優勢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990年12月，鄧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對此，1998年12月，江澤民在總結改革開放20年來黨的主要歷史經驗時說道：“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和其他群眾，最終達到全國各地區普遍繁榮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大政策。它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是社會主義優越性在經濟上的重要體現”。2011年7月，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方面的優勢。實現共同富裕能夠更好地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4.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1982年10月，鄧小平在同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此后，中國共產黨對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制度優勢的闡釋多見于重大成就取得之時，例如，1997年11月，江澤民在三峽工程大江截流儀式上就提道：“多少代中國人開發和利用三峽資源的夢想，今日正在變為現實。這再次生動地說明，社會主義制度具有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1999年8月，江澤民在全國技術創新大會上再次強調：“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政治優勢，應該繼續堅持并充分加以運用和發揮”。2003年11月，在慶祝我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大會上，胡錦濤總結道：“這項空前復雜的工程之所以能在比較短的時間里取得歷史性突破，靠的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靠的是社會主義大協作，靠的是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同樣的表述還出現在2006年青藏鐵路全線建成通車、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勝利舉辦之時。
改革開放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面對各種風險與挑戰，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逐步彰顯出來。1998年9月，江澤民在全國抗洪搶險總結表彰大會上指出：“這次抗洪勝利再一次說明，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的優越性，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動員和組織全國人民不斷創造偉大的業績”。2008年10月，胡錦濤在全國抗震救災總結表彰大會上強調：“抗震救災斗爭再一次證明，社會主義中國具有強大發展活力。這場抗震救災斗爭充分顯示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
5.民主集中制的優勢 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始終堅持的根本組織原則。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同樣高度強調民主集中制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意義。1987年10月，鄧小平在闡述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問題時指出：“民主集中制也是我們的優越性。這種制度更利于團結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們做某一項決定，可以立即實施”。在改革開放中，民主集中制作為根本組織原則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充分貫徹，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得到了極大豐富。1997年9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提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組成統一的整體，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奮斗，這是巨大的組織優勢。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民主集中制不僅不能削弱，而且必須完善和發展”。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實踐中，民主集中制作為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要內容。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得到了充分彰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認識和闡釋是從實踐中總結、提煉、概括而來的。2011年，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首次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概念，并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概括為“五個有利于”，即“有利于保持黨和國家活力、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有利于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有利于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首次進行比較系統的闡釋。
（三）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認識的深化
中共十八大將制度建設擺在突出的位置，強調要“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認識更加深化，逐漸形成系統化、理論化的制度優勢闡釋，習近平在系列重要講話中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表述、評價標準等問題。
1.三個“結合” 2012年11月，習近平在主持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各方面體制機制等具體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國家層面民主制度同基層民主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符合我國國情，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是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三個“結合”的表述是在以往制度優勢表述基礎上的總結與凝練，為新時代制度優勢的表述奠定了基礎。
2.四個“能夠” 2014年9月，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從四個方面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即“能夠有效保證人民享有更加廣泛、更加充實的權利和自由，保證人民廣泛參加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能夠有效調節國家政治關系，發展充滿活力的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增強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促進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促進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促進人民生活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能夠有效維護國家獨立自主，有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福祉”。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又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論述了黨的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在201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國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舉行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從“堅持黨的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實行民主集中制”四個方面集中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實踐中顯示出的巨大優勢。這為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奠定了重要基礎。
3.十三個“堅持” 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十三個方面系統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在將“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全面依法治國”“集中力量辦大事”“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走共同富裕道路”等以往制度優勢闡釋進一步拓展完善的基礎上，還增加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于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充滿生機活力”“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堅持黨指揮槍，確保人民軍隊絕對忠誠于黨和人民，有力保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等多個方面的制度優勢闡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系統總結與概括。
從三個“結合”到四個“能夠”，再到十三個“堅持”，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認識在實踐中不斷深化、拓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闡釋也在實踐中體系化、規范化、理論化，最終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形成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規范化闡釋，這是在以往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闡釋基礎上的總結與升華，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中國共產黨闡釋制度優勢的三重維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在建設、改革實踐中不斷彰顯，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的認識也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完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闡釋，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維度。
（一）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制度優勢分析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闡釋，首先基于唯物史觀的維度。
1．從人類社會發展趨勢角度闡釋制度優勢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認為，這幾種社會形態共同構成“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恩格斯認為，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才能實現“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視域下，“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因此，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
中國共產黨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形態的理論，并將這一理論運用于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闡釋。1954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看來，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都不好，其實它們在歷史上都曾經比原始公社制度要進步。這些制度開始時是進步的，但到后來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別的制度來代替了”。1955年10月，毛澤東在同工商界代表談話時又指出：“社會主義會有缺點的，將來還要發展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也要分階段。舊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來代替。生產力總要向前發展，同生產關系發生矛盾，這就推動著社會不斷前進”。中國共產黨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角度闡釋制度優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制度構建方面的理論思維，有利于增強全黨全社會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
2.從人類社會發展動力角度闡釋制度優勢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形態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而這一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國共產黨同樣也將這一理論運用于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闡釋當中。1957年1月，鄧小平在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的報告中談道：“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究竟好不好？這要有一個正確的回答。這個制度好不好，決定于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同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也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重新確立，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重新將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衡量制度優劣的重要標準。鄧小平指出：“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現在我們正在向這個路上走”。他把制度優勢的彰顯與發揮看作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3.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角度闡釋制度優勢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指出：“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在民主集中制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1956年6月，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從上層建筑角度闡釋了國家制度的優越性：“我們的國家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上層建筑。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國家制度，才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
上述闡釋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唯物主義思維，也使中國共產黨的制度構建能夠沿著正確、科學的方向前進。
（二）國際視野下的制度優勢比較
有比較才知差別，中國共產黨從不同制度之間，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橫向比較中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以兩種制度的橫向比較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目標。1950年1月，毛澤東在駁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時就指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美國帝國主義的官員們以艾奇遜這類人為代表，一天一天地變成了如果不乞靈于最無恥的謠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騙子，這件事實表示了美國帝國主義制度在精神方面墮落到了什么樣的程度”。
黨的領導人還從政治制度方面對比分析了兩種不同制度的優劣。1951年9月，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在華北第一次縣長會議上結合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與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權建設實踐指出：“我們新民主主義政權與資本主義政權相較，我們的政權有極大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是經過多次考驗的”。1954年6月，毛澤東在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時也指出：“我們的憲法是新的社會主義類型，不同于資產階級類型。我們的憲法，就是比他們革命時期的憲法也進步得多。我們優越于他們”。匈牙利事件發生后，針對國內有些人認為“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自由多……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制”的情況，毛澤東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制，這一黨在臺上，那一黨在臺下。但是這種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同時，他還指出：“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針對兩種制度下的社會矛盾問題，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毛澤東還深刻對比了新舊兩種制度之間的差別，用數據、案例證明了“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他說：“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1963年1月，周恩來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說：“我們在座的一些同志，經過清末、北洋軍閥政府、蔣介石反動統治和社會主義四個時期，比較一下四個時期的情況，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
新中國成立初期，新政權面對著危機四伏的國內國際環境。黨在不同制度的比較中看到了差距，更堅定了趕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決心。對此，1956年1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表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8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拿“東風”與“西風”作比：“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于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1962年1月，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趕超”的時間問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遺憾的是，由于“左”的錯誤，社會主義建設探索出現了曲折。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道路的成功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相比所具有的顯著優勢。1979年，鄧小平在闡述四項基本原則時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1980年，在談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時，鄧小平提出了檢驗制度優勢的三條標準：“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他提出，作為社會主義大國，上述三條標準“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1990年12月，鄧小平在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曾構想：“本世紀末實現翻兩番，要穩扎穩打。在翻兩番的基礎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我國綜合國力達到世界前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真正體現出來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設，綜合國力得到迅速提升。2001年4月，江澤民在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上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我們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發展中得出的一個真理性認識。我們要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在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中和在國際的比較中來不斷深化對這個論斷的認識，不斷堅定自己的信念”。中國道路的成功用事實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相較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三）從人民至上的價值維度闡釋制度優勢
中國共產黨是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階級政黨，因此，中國共產黨判斷制度優劣與否也必然從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的角度出發，體現人民至上的價值維度。1955年10月，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指出：“如果新制度不能證明比舊制度大為有利，那新制度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應該采取，就是因為比舊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對少數人有益處，而是對全國人民都有益處”。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也提道：“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同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就曾對新政權能否跳出舊政權“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問題做了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始終堅持從人民的立場來評價國家制度的優劣。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針對當時廣大人民的生產生活水平還比較低的狀況，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總要通過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來體現，這是最起碼的標準，空頭政治不行”。他還提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對于政治制度，鄧小平堅持從人民的立場出發，指出：“什么是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稱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1987年3月，鄧小平在談到怎樣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時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制度能否促進生產力發展、能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評判制度優劣的重要標準。2019年9月，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國國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夠有效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力”。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在講話中特別提道：“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也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行、充滿活力的根本所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實踐中建立并完善的，人民群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形成和發展的根本動力。從我國的國家名稱以及各級國家機關的名稱看，都有“人民”二字，“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基本定位”。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人民立場上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問題，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旨歸。
三、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認識與闡釋的啟示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縱觀新中國7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和完善的這一套制度體系是“中國之治”的制度“密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完善和發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標要求，需要我們在實踐中進一步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認識，充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形成過程、本質特征，正確理解制度優勢，堅定制度自信。
（一）堅持以發展的眼光、理性的態度看待制度優勢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發展的。經過新中國70多年的發展與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具有豐富的實踐成果，取得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與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與巨大的優勢。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我們應該以正確的態度、科學的眼光看待制度優勢。
1.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制度優勢 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大區別，就在于它把社會主義看作是一個不斷完善和發展的實踐過程。早在1949年，毛澤東就說過：“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兩年，完成全國革命任務，這是鏟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工夫”。后來，毛澤東又提出“：關于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將來要變成什么樣子，是要看發展的。”“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改革開放后，鄧小平也認為：“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設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制度優勢是在比較中產生的，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新時代的改革與發展面臨許多全新的問題與特點，新時代的制度建設同樣也面臨許多全新的歷史課題。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應該保持發展的眼光，從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進程來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目標也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與時俱進，“既不能過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滿、故步自封”。
2.以理性的態度看待制度優勢 在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理性客觀的。1956年4月，毛澤東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黨的代表談話時說：“有人以為一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就十分美好，沒有什么壞的東西了，這其實是一種迷信”。1957年3月，鄧小平指出：“我們講成績是基本的，但回過頭來說，還是有些部分有毛病，是不優越的。忽略了這一點，人們就會懷疑全部；我們黨不了解這一點，就會盲目樂觀”。“我們要善于發現缺點，糾正缺點，才能夠前進。”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國外的考驗前所未有，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成功應對一次又一次“大考”的同時，也會暴露出一些短板，對此我們要正確看待。2020年在全世界范圍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國與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一次“大考”，在這樣一場人類與病毒的“遭遇戰”面前，中國在發揮制度優勢、化危為機的同時，也在疫情防控初期暴露出了一些體制上、治理中的短板與弱項。這就需要我們始終實事求是地看待制度優勢：既要充分發揮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又要“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
（二）適合中國國情是闡釋制度優勢的出發點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對于一個國家的制度來說，是否符合這個國家的實際情況也決定著制度能否真正發揮治理效能。因此，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必須牢牢把握是否符合中國國情這個認識的出發點。
1.充分認識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是歷史經驗的總結 近代以來，面對國家危亡，一些仁人志士在制度層面曾經采用不同方式進行救亡探索：資產階級改良派嘗試了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卻因為封建保守力量過于強大而失敗；資產階級革命派也嘗試了總統制、多黨制，但也因為國內政治局勢過于復雜，帝國主義勢力與封建主義勢力走向聯合而導致革命失敗。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先進分子在各種制度模式遭到失敗之后選擇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在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探索了一條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在建設和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同樣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同時，探索并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中華民族百年近現代史經驗與教訓的總結。正如習近平所說：“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之所以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我們黨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把開拓正確道路、發展科學理論、建設有效制度有機統一起來”，“使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既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2.以開放包容的心態看待人類制度文明的共同成果 歷史告訴我們，制度的發展與完善決不能關起國門、故步自封，需要充分吸收有利于中國制度發展的有益因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這一制度是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吸收了人類制度文明的共同成果。例如，1954年憲法草案的編撰在堅持以本國歷史經驗為主的同時，“也參考了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對此，毛澤東認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也吸納了市場經濟的一些理念與做法，將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兼具市場經濟長處與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在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完善過程中，既要防止“照搬照抄”、走別人的路，也要避免“閉門造車”、關起國門搞建設，而要始終以開放包容的心態看待有利于中國發展進步的他國國家治理經驗，“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三）科學認識和闡釋制度優勢以堅定制度自信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指出：“全會系統總結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發展成就和顯著優勢，目的就是推動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定制度自信，使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多方面的顯著優勢更加充分地發揮出來。”縱觀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的認識過程，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對制度優勢闡釋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就在于鼓舞全黨全社會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新時代科學認識和闡釋制度優勢，對于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1.堅定制度自信首先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和特征，但最本質的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嚴密完整的科學制度體系，其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但是“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縱觀70多年的制度發展史，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設計者，是制度優勢得以彰顯的根源所在。從理論層面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之所以能夠得到豐富與發展，離不開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制度問題的深刻認識與準確把握。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發展中大國開展現代化建設必須由一個領導核心進行統籌協調，否則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就會成為一盤散沙，不僅不能實現現代化建設目標，而且會導致社會動蕩、禍起蕭墻，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從實踐層面看，越是面對風險與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優勢就越能得到彰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展抗疫斗爭，舉全國之力遏制住了疫情蔓延勢頭，逐步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正如習近平所總結的：“疫情防控斗爭實踐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顯著優越性，能夠戰勝任何艱難險阻，能夠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重大貢獻。”新時代科學認識和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就是要正確認識新中國70多年制度建設的基本思路與內在邏輯，從而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黨的領導制度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
2.科學認識和闡釋制度優勢有助于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治理效能 “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管不管用、有沒有效，時間是最好的試金石。”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闡釋是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中不斷深化與發展的。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所提出的十三條制度優勢，正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治理效能的準確概括，正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取得實踐成果的理論總結。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與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在這“兩大奇跡”背后，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兩大奇跡”充分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治理效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成果。“可以說，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除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外，沒有任何一種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能夠在這樣短的歷史時期內創造出我國取得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這樣的奇跡。”
歷史與現實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14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體系”，這是堅定制度自信的一個基本依據。制度優勢來源于制度的生命力與治理效能。因此，新時代科學認識和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有助于引導全黨全社會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強大生命力與治理效能，從而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真正做到‘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作者簡介］肖貴清，法學博士，教授，清華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100084；車宗凱，碩士研究生，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084。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