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5月，中央在全國范圍內（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和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qū)除外）集中開展了宣傳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的運動，時稱“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這是自1950年5月1日《婚姻法》頒布后，第一次集中時間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宣傳該法，也是第一場明確規(guī)定運動性質是人民內部的思想斗爭，范圍限于人民內部，以宣傳教育為基本方針的群眾運動。本文在以往對新中國成立初期貫徹宣傳《婚姻法》問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宣傳貫徹《婚姻法》問題的研究，近十幾年來較有代表性的論文主要有：侯松濤的《關于建國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的回顧與認識》（《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2期）；楊麗萍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貫徹婚姻法運動》（《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1期）；李洪河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南區(qū)婚姻制度的改革》（《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新中國成立初期貫徹〈婚姻法〉運動中的社會問題及其解決——以河南省為中心的歷史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7期）；王思梅的《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的頒布與實施》（《黨的文獻》2010年第3期）；等等。），以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為研究對象，了解
其背景，梳理其過程，總結其成果，分析其進程平穩(wěn)的原因。
一、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的背景
1950年5月1日，《婚姻法》開始施行，同時廢止了以前各解放區(qū)頒布的有關婚姻問題的一切暫行條例和法令。隨著《婚姻法》的實施，新中國的婚姻制度和家庭關系發(fā)生了顯著變化，“許多被壓迫的婦女，都起來向封建婚姻制度進行斗爭，要求自由和解放”［1］。全國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1950年為186167件，1951年為409500件，1952年僅上半年就有398243件。［2］
盡管《婚姻法》已經頒布，但在新舊社會更替的大背景下，與新制度、新觀念、新風氣相對立，封建婚姻意識、習俗普遍存在，許多地區(qū)特別是農村，包辦買賣婚姻、早婚、童養(yǎng)媳、干涉寡婦婚姻自由等現(xiàn)象屢見不鮮。僅華東區(qū)1951年第一季度就受理婚姻案3915件，其中妨害婚姻自由627件，買賣婚姻與販賣人口649件，重婚418件。［1］
針對這些情況，1951年9月26日，周恩來署名發(f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檢查婚姻法執(zhí)行情況的指示》，要求省（市、行署）以上各地方人民政府督促所屬司法、民政、公安、文教等部門，“有領導有重點地組織一次關于婚姻法執(zhí)行情況的檢查”。［3］1951年冬，中央和各地方組織了《婚姻法》執(zhí)行情況檢查組，檢查結果顯示，各地普遍存在不重視或不正確貫徹宣傳《婚姻法》的現(xiàn)象，主要問題有：第一，有些干部和工作人員存在濃厚的封建宗法思想，對《婚姻法》持懷疑和抗拒的態(tài)度。如：把《婚姻法》曲解為“婦女法”，以為執(zhí)行《婚姻法》就要“天下大亂”；對包辦買賣婚姻、童養(yǎng)媳、早婚和打罵虐待婦女的現(xiàn)象不過問，對爭取婚姻自由的男女不支持，甚至公開壓制和干涉；對致死婦女者處刑過輕，甚至熟視無睹。第二，部分干部對執(zhí)行《婚姻法》漠不關心，處理案件普遍拖延，婚姻案件積壓嚴重。第三，部分干部對離婚問題的處理，或無條件壓制或采取輕率態(tài)度，把《婚姻法》當作“離婚法”，將條文中的“即行判決”誤解為“即行判離”，要么無原則遷就離婚要求而導致“有求必應”的草率離婚現(xiàn)象，要么判離但不主張女方帶財產。［4］為了確立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順應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宣傳貫徹《婚姻法》亟需加大力度。
二、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的過程
1952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貫徹《婚姻法》的指示，決定以1953年3月為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除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及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qū)外，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宣傳貫徹《婚姻法》的群眾運動。［5］受3月5日斯大林逝世影響，運動于3月中旬普遍展開，5月上旬基本結束，大體經過了發(fā)動、試點、糾偏、鋪開、結束五個階段。
（一）發(fā)動
1952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關于貫徹婚姻法的指示》發(fā)布，指示強調：運動的首要工作是宣傳婚姻法，教育廣大干部和群眾樹立對《婚姻法》的正確認識，在思想上劃清封建主義婚姻制度與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的界限；婚姻制度的改革不同于農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需要進行長期的耐心的工作，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態(tài)度與階級斗爭的方法；建議各級人民法院建立專門的婚姻法庭，負責處理婚姻案件；各縣（市）所轄的區(qū)人民政府以及未設區(qū)的市人民政府應建立婚姻登記處，正確辦理婚姻登記。毛澤東在指示上批示，要求各地“即遵照執(zhí)行，并在黨刊上發(fā)表”。［6］
1953年2月1日，周恩來簽發(f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貫徹婚姻法的指示》，指示指出：“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公布以來，全國各地執(zhí)行婚姻法已有不少的成績”，“但至今還有大部地區(qū)，由于領導機關和干部對婚姻法缺乏正確全面的了解，因而也不能嚴肅地、正確地宣傳婚姻法與處理婚姻糾紛，甚至有些干部對執(zhí)行婚姻法采取抗拒的態(tài)度，支持舊的封建惡習，干涉婚姻自由。以致在這些地區(qū)包辦買賣婚姻還很流行，婦女繼續(xù)受壓迫、受虐待、甚至因婚姻不自由而自殺或被殺的現(xiàn)象依然不斷發(fā)生”，因此要開展一個大規(guī)模的宣傳《婚姻法》運動。指示規(guī)定了運動的地域范圍（關于此次運動的地域范圍，中共中央在運動開展后又做了兩次限定：1953年3月4日，中央發(fā)出關于目前在聚居、雜居、散居的少數(shù)民族中都不要進行貫徹《婚姻法》運動的指示；4月3日，中央發(fā)出關于重災地區(qū)不再進行貫徹《婚姻法》運動的指示。）和基本要求，即“全國各地，除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及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qū)外，無論城市或鄉(xiāng)村，均應以一九五三年三月作為宣傳貫徹婚姻法的運動月。在這個月內，必須充分發(fā)動男女群眾，特別是婦女群眾，展開一個聲勢浩大、規(guī)模壯闊的群眾運動，務使婚姻法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發(fā)生移風易俗的偉大作用”。指示還指出，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人民內部的思想斗爭，需要長期、細致、耐心的工作，必須堅持教育的方針和相應的具體政策。［7］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開展的歷次運動中，這是第一場明確規(guī)定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的思想斗爭，范圍限于人民內部，并堅持教育方針的群眾運動。
為使運動有領導地順利開展，中央采取了兩個重要舉措：一是成立全國統(tǒng)一領導機構，二是發(fā)布《貫徹婚姻法宣傳提綱》。
1953年1月9日，政務院舉行第166次政務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作為全國統(tǒng)一領導機構，并批準了委員會領導成員名單。［8］14日，“中央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及其辦公室在北京正式成立。委員會以沈鈞儒為主任，劉景范、何香凝、彭澤民、鄧穎超、史良、蕭華為副主任，劉景范兼秘書長。隨后，各大行政區(qū)、各省市自治區(qū)及其所屬專區(qū)、縣等，陸續(xù)成立“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及其辦公室，由各中央局、各大行政區(qū)負責人、省政府主席或副主席兼任領導職務（各大行政區(qū)“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主任均由各中央局和各大區(qū)負責人兼任，如華東局第四書記、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張鼎丞，華北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張磐石，東北局宣傳部長、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李卓然，中南局第三副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李先念，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王維舟，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長馬錫五。各省“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主任多由省政府副主席以上領導干部兼任，如黑龍江省政府主席趙德尊、北京市副市長張友漁、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江西省政府副主席方志純等。委員來自黨、政、軍、群各個系統(tǒng)。參見《各地進行貫徹婚姻法運動的準備工作 各大行政區(qū)相繼成立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人民日報》1953年1月17日。），加強領導，研究情況，交流經驗，編發(fā)宣傳材料和接待群眾等。
2月23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貫徹婚姻法運動中采用宣傳教育材料的通知》，要求各地以貫徹《婚姻法》宣傳提綱作為宣傳教育的依據(jù)，并以中央、政務院的系列指示作為干部教育和訓練的主要內容。［9］25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貫徹婚姻法宣傳提綱》，就“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實行婚姻法有什么好處”、“如何貫徹婚姻法”等問題做了政策解釋，規(guī)定了正確做法，批評了一些錯誤傾向。［10］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繼1950年6月26日發(fā)布《就有關婚姻法施行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之后，再次發(fā)布《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有關婚姻問題的解答》，對重婚納妾、早婚、童養(yǎng)媳、寡婦再婚、離婚、婚齡、彩禮、婚姻登記等18項涉及婚姻和家庭的具體問題做出司法解釋。按照中央統(tǒng)一部署，各大行政區(qū)及其所屬省市區(qū)根據(jù)各自情況規(guī)定了運動的任務、要求、做法、計劃等，大都以一個鄉(xiāng)為單位開展，宣傳內容和步驟大同小異。［11］
（二）試點
在各級“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的統(tǒng)一領導下，各地區(qū)選擇鄉(xiāng)村、街道、工廠等基層單位，開展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的試點工作，同時訓練宣傳干部，編印宣傳材料。1953年1~2月，全國共在2726處試點，訓練347萬多名基層干部、宣傳員和積極分子，印發(fā)宣傳品2000多萬份。（《中央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關于貫徹婚姻法運動的總結報告》，1953年11月11日。）
1.試點概況
試點工作大致采取四個步驟。第一，從各有關機關和團體抽調一批干部加以訓練，組成工作隊，每個工作隊負責一個“點”的試驗工作，對該“點”的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開展貫徹《婚姻法》的訓練與思想檢查，糾正基層干部中的錯誤思想和行為，并教給他們如何把各種工作結合起來的方法。第二，工作隊深入各個“點”，聯(lián)合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結合正反典型實例，講解《婚姻法》的基本內容，解答群眾的疑難問題，力求家喻戶曉，進行運動的初步動員。第三，工作隊直接深入群眾家庭，調解婚姻糾紛和家庭問題，并幫助訂立家庭民主和睦團結生產的公約。第四，評選模范夫婦、模范婆媳和堅持執(zhí)行《婚姻法》的模范干部，召開群眾大會予以表彰。試點單位則根據(jù)《婚姻法》執(zhí)行情況、干部條件、群眾基礎等條件來確定。如“北京市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確定的第一批試點單位是：東單區(qū)遂安伯胡同派出所、西單區(qū)學院胡同派出所、西四區(qū)弓弦胡同派出所、前門區(qū)西河沿派出所、東郊區(qū)慈云寺村和姚家園村、京西礦區(qū)燕家臺村、北京被服廠第四縫紉部、門頭溝城子礦、北京大學醫(yī)學院、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分行。［12］
2.訓練干部
1953年二三月間，全國各地開始普訓干部，根據(jù)中央指示、《婚姻法》全文和宣傳提綱，講解運動的性質、目的、方針、政策和做法。訓練方式有訓練班、層層訓練、結合整黨進行訓練等。中南區(qū)1953年3月初至3月20日訓練區(qū)鄉(xiāng)干部135848人。（《中南貫徹婚姻法辦公室黨組關于目前各地貫徹婚姻法運動情況給中南局的報告》，1953年3月20日。）據(jù)對西北區(qū)118個縣市、2個專區(qū)和西安市的統(tǒng)計，運動前訓練了脫產干部74322人，運動中又訓練了基層干部、宣傳員和積極分子371097人。（《西北區(qū)貫徹婚姻法運動總結》，1953年8月11日。）
3.編印宣傳材料，宣傳形式多樣
為配合宣傳運動月，全國各地共印發(fā)2000多萬份宣傳品，種類有書籍、報紙、刊物、畫報、連環(huán)畫、畫冊等。1952年12月8日，出版總署發(fā)出《關于編寫、出版、推薦宣傳婚姻法書籍的指示》。根據(jù)指示，新華書店總店在全國發(fā)行有關書籍（雜志除外）1260萬冊，其中重點書籍5種、850萬冊，94%以上是供工農群眾及基層干部閱讀的通俗讀物，在運動月開始時，大部分書籍已分發(fā)到各地。［13］
此外，各地采用報告、座談、廣播、說唱、戲劇、幻燈、電影、讀報組、宣傳棚等多種形式，開展宣傳活動。1953年1月29日，文化部發(fā)出關于宣傳《婚姻法》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文化主管部門督促與協(xié)助所屬劇團、文化館、電影院、放映隊等，積極參加當?shù)剡\動，規(guī)定各地國營劇團應將有關婚姻問題的劇目列入全年上演計劃，盡可能組織省、市國營劇團及私營劇團下鄉(xiāng)演出。文化部還擬定了有關婚姻問題的劇目，如大型歌劇《為了幸福》、獨幕話劇《夫妻之間》、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京劇《孔雀東南飛》等。［9］
（三）糾偏
盡管中央始終強調以宣傳教育為基本方針，但運動中還是發(fā)生了過激現(xiàn)象，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采取簡單粗暴的“劃分陣線”、“斗爭會”、“坦白會”等階級斗爭方法，企圖在運動中徹底解決一切問題。如黑龍江省在試點中，有人曲解宣傳教育為主的方針，認為“人雖是內部的人，封建思想是反動的，必須以對待敵人的方法，才能摧毀封建思想”。（《關于正確開展貫徹婚姻法運動月的幾個問題——中共黑龍江省委宣傳部李劍白部長在干部聯(lián)席會議上的總結報告》，1953年2月20日。）廣東省有的干部認為，運動要“斗爭一批”，“殺一儆百”，甚至提出推進運動的方法就是“六批”：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結一批、離一批、斗一批。（《中南貫徹婚姻法辦公室黨組關于目前各地貫徹婚姻法運動情況給中南局的報告》，1953年3月20日。）第二，勸和為主，甚至無原則地勸和，強制調解婚姻糾紛。福建省南平專區(qū)7處試點中，忽視《婚姻法》反封建的基本精神，提出“四和”運動（夫妻和、婆媳和、全家和、親鄰和）。［9］第三，部分干部對運動的性質、方針、政策認識模糊。廣東省個別干部認為，運動月就是“辦辦喜事”，工作隊做變相媒人。廣東省南海縣在試點時就“培養(yǎng)”五對男女準備結婚，甚至還動員一個不到結婚年齡的17歲女青年結婚。［14］第四，有些地區(qū)束手束腳、不敢大膽工作。湖南省長沙市決定3月1~10日為宣傳高潮，主要是報告員做報告和群眾收聽廣播，并規(guī)定：報告后不開會，不座談討論，也不征求意見。［15］由于這些錯誤傾向和做法的影響，試點中因婚姻糾紛致死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個別省份甚至有所增加。據(jù)對中南區(qū)5省2市的不完全統(tǒng)計，從試點開始至1953年3月15日，因婚姻糾紛致死350人。（《中南貫徹婚姻法辦公室黨組關于目前各地貫徹婚姻法運動情況給中南局的報告》，1953年3月20日。）同類事件在松江、四川、福建、河北、浙江、陜西、內蒙古等地也有發(fā)生。
為了糾正偏向和錯誤做法，195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工作的補充指示》（以下簡稱補充指示），指出了運動中“左”和右的偏向，進一步明確了運動的任務、方針、方法、政策界限及具體做法，更詳盡地闡明了怎樣堅持宣傳教育方針，并具體規(guī)定了宣傳的主要方式和內容。補充指示重申：婚姻和家庭的問題是“決不能在短期內采用粗暴的辦法去加以‘消滅’的，而必須是在很長時間內不斷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包括懲處極少數(shù)嚴重犯罪分子），才能逐步地加以清除”。因此，部分干部“抱著急躁的情緒，企圖在短期內或一次運動中解決一切問題，并且錯誤地搬用‘斗爭會’、‘坦白會’以至‘戶戶調查’、‘家家評比’、‘劃分陣線’、‘家庭站隊’等辦法來解決問題，或者把貫徹婚姻法運動擴大到一般的男女關系和家庭關系方面去，從而引起了社會上的某些混亂，并有使運動脫離正確軌道和規(guī)定目標的危險。這也是錯誤的，必須加以防止和糾正的”。補充指示再次明確運動月的任務是：第一，除對人民群眾中極少數(shù)因干涉婚姻自由、虐待婦女而致殺害人命、傷害人身的嚴重犯罪分子應主動地加以檢查處理外（1953年3月5日，中央發(fā)出《關于貫徹婚姻法運動中因婚姻問題犯罪判處死刑的規(guī)定》，指出：第一，在運動期間應先殺掉那些犯罪十分嚴重惡劣又有極大民憤的殺人犯，其余留待以后處理。第二，應殺罪犯應明確宣布為“殺人犯”，不應定為“嚴重迫害虐待婦女犯”。第三，凡運動期間判處死刑或死緩者，須一律報經大行政區(qū)行政委員會主席批準后再執(zhí)行，并報中央備案。第四，具體手續(xù)應由各級人民法院辦理。3月14日，中央再發(fā)指示，規(guī)定：“在貫徹《婚姻法》運動中對極少數(shù)嚴重犯罪分子的檢查處理”，應“以《婚姻法》頒布之日為檢查的時間界限”。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頁。），對一般人民群眾應以進行《婚姻法》的宣傳為限。第二，干部對于《婚姻法》的學習，在縣級和縣以上各級應詳細學習全文，在區(qū)鄉(xiāng)（村）則應著重學習婚姻法的基本原則和婚姻法宣傳提綱。第三，城鄉(xiāng)基層單位宣傳的主要方式，是由報告員或其他經過選擇訓練的工作人員作關于貫徹《婚姻法》問題的報告。第四，全體共產黨員必須是宣傳《婚姻法》和黨的婚姻政策的積極分子。第五，婚姻案件應按正常的法律手續(xù)，由區(qū)人民政府或縣、市人民法院加以處理。第六，各級黨委必須抓緊對這次運動的領導，特別要和鄉(xiāng)村密切聯(lián)系，如發(fā)現(xiàn)混亂和偏向，必須隨時克服，必要時應暫停運動。［16］劉少奇在補充指示的末尾處加寫道：“在貫徹婚姻法運動月過去以后，各級黨委必須保證把貫徹婚姻法的工作當作今后的一項經常工作。”［17］這也指明了運動結束后的工作方向。
根據(jù)中央的補充指示，各地隨即采取措施對運動予以規(guī)范。1953年2月25日，陜西省政府發(fā)布《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工作中工作干部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規(guī)定了十條注意事項，主要是：堅持宣傳教育方針；著重正面宣傳；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害處，但只作一般的批判，不牽連具體的人；不召開斗爭會，不組織坦白檢討，不發(fā)動群眾訴苦；凡已早婚、重婚、包辦買賣的婚姻，如男方或女方未提出意見者，一律不翻騰；鄉(xiāng)村干部和群眾中的通奸、非婚生子等，一律不得追究或令其坦白；嚴防自殺、被殺或借故報復現(xiàn)象；堅決反對強迫命令、急躁粗暴的做法；嚴防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報告請示，隨時反映情況和工作中的問題。（《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工作中工作干部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1953年2月25日。）
（四）鋪開
1953年3月中旬前后，隨著各地試點工作基本結束，全國普遍展開運動，掀起了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的高潮。由于指示明確、準備充分、試點先行，各地鋪開運動的形式、內容、規(guī)模、步驟大同小異，進度略有先后。與試點類似，各地正式開展運動的步驟基本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一般為11~12天，進行一般動員和宣傳教育。首先，用3~4天的時間召開支部會議、人民代表會議、干群會議等，說明來意，宣傳政策，打通思想，端正認識，解除顧慮；此后，用8~9天的時間以村為單位召開群眾會議，利用集市、報紙、宣傳棚、展覽等形式開展宣傳。第二階段，一般為10天，召開各種座談會。選擇婚姻自主、生產積極、家庭和睦的模范夫妻和模范家庭，予以表揚；著重調處群眾自動提出的一般婚姻問題和家庭不和問題，予以改善；對干涉婚姻自主、虐待婦女甚至致人死傷等嚴重問題，予以檢查處理。第三階段，一般為8天，以村為單位訂立貫徹《婚姻法》公約，重點訂立民主和睦、積極生產的家庭公約等。第四階段，總結運動月的工作。（《四川資中縣成渝鄉(xiāng)宣傳貫徹婚姻法的經驗》，《人民日報》1953年3月5日；中央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辦公室：《貫徹婚姻法運動情況簡報》，1953年2月13日。）
以北京市為例。3月下旬，北京市全面展開運動，主要形式是由政府部門或群眾團體的負責干部向群眾做有關《婚姻法》的報告。各區(qū)共抽調1000多名區(qū)級干部擔任報告員，并普遍張貼宣傳畫，組織電影隊和曲藝團下鄉(xiāng)演出28場，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每天增加兩次宣傳《婚姻法》的特別節(jié)目。僅3月22日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的貫徹《婚姻法》游園大會，就有10萬多人參加。至4月中旬，北京市對《婚姻法》的宣傳基本上達到家喻戶曉。全市124個大廠礦企業(yè)單位除公共汽車公司外，都已向工人作過一兩次報告，有些工廠70%~80%的工人接受了宣傳教育。海淀區(qū)西柳村全村268人，未受教育的只有16人，一般群眾最少接受過1次宣傳，最多5次。西單區(qū)丁字街56戶居民，受教育的53戶。其他各區(qū)情況基本類似。［18］
（五）結束
1953年4月，全國各地尤其是農村地區(qū)進入春耕季節(jié)。為了避免運動與春耕生產沖突，4月19日，《中共中央關于結束貫徹婚姻法運動的指示》要求各地在4月份內結束運動，自下而上認真總結，總結內容包括運動的規(guī)模、收獲、經驗教訓和今后貫徹《婚姻法》的意見等。指示著重規(guī)定了及時將貫徹《婚姻法》轉入經常化的幾項工作：第一，各級黨委應將貫徹《婚姻法》的工作列為經常任務之一，定期研究、布置和檢查。第二，今后結婚，應執(zhí)行登記制度，普遍建立區(qū)（鄉(xiāng)）婚姻登記機關，設專人負責。第三，鄉(xiāng)（村）調解委員會應加強對婚姻問題的調解工作，并須遵守“自愿、合乎婚姻政策、不能超越政府”三原則。第四，在縣以上法院內，應有計劃、有重點地建立婚姻法庭或審判員。第五，加強和建立宣傳《婚姻法》的經常工作。［15］
根據(jù)中央指示，各地根據(jù)具體情況部署了以總結經驗為主要內容的結束階段工作。如北京市主要從六個方面總結分析了運動情況，即：居民數(shù)量及其具體情況；婚姻類型及其變化；運動中存在的婚姻問題；家庭類型及其變化；干部群眾對運動的認識；新氣象、新作風的具體情況。另外，群眾覺悟是否提高并能自行調解小的糾紛而不經派出所、法院處理，因之婚姻案件是否減少也是檢查指標之一。［19］
1953年四五月間，全國各地先后結束了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全國的運動進展情況不平衡，大體可分三類：第一類地區(qū)約占15%，運動較深入，80%~90%的成年人受到教育，劃清了新舊婚姻制度的界限，能按照《婚姻法》處理問題。第二類地區(qū)約占60%，60%~70%的成年人受到教育，大部分干部劃清了新舊婚姻制度的界限，新婚姻制度開始實行，但部分人還有顧慮和懷疑，虐待、殺害婦女的事件還沒有完全停止。第三類地區(qū)約占25%，干部和群眾對《婚姻法》僅有粗淺認識，還有許多懷疑與誤解，婦女自殺和被殺現(xiàn)象仍然嚴重。（《中央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關于貫徹婚姻法運動的總結報告》，1953年11月11日。）
三、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的成果
“一個全國性的宣傳運動已經把新婚姻法的意義使全國每一個角落里的人都了解。這對于揭露包辦婚姻和歧視婦女的雙重道德標準——男子可以為所欲為，而女子卻到處受盡凌辱——的弊端是相當重要的。這個運動還說明了真正的幸福來自有了選擇配偶自由的民主婚姻，也說明了家庭所有成員建立在健康、合作的關系上的價值。這個運動已獲得了良好的效果。”［20］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的成果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運動范圍廣，受教育面大，為貫徹《婚姻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地域范圍看，除少數(shù)民族聚居雜居區(qū)、災情嚴重地區(qū)和土改復查地區(qū)外，運動覆蓋了全國70%左右的地區(qū)。據(jù)對陜西、甘肅、寧夏162個縣市和西安市的統(tǒng)計，在7330個鄉(xiāng)和36個派出所轄區(qū)約2236.3萬多人口的地區(qū)及169個廠礦企業(yè)（不含鐵路系統(tǒng)）開展了運動。（《西北區(qū)貫徹婚姻法運動總結》，1953年8月11日。）江西省共10265個鄉(xiāng)，第一期鋪開6801個鄉(xiāng)（含試點鄉(xiāng)），第二期鋪開1341個鄉(xiāng)，加上重點鄉(xiāng)1035個，兩期共有9177個鄉(xiāng)開展了運動，占全省總鄉(xiāng)數(shù)的89.4%。（《江西省貫徹婚姻法運動初步總結報告》，1953年6月30日。）
運動使廣大干部和從事《婚姻法》工作的工作人員充分認識了婚姻問題是人民內部問題的性質，以及貫徹《婚姻法》的長期性、復雜性。運動訓練的各級干部成為繼續(xù)正確宣傳貫徹《婚姻法》的關鍵。江西省在運動月中采取了逐級訓練的辦法，集訓縣市干部126706人，普訓區(qū)鄉(xiāng)村干部337597人。經過運動，正確認識《婚姻法》的干部數(shù)量有所增加。如玉山縣臨湖區(qū)葉橋鄉(xiāng)81名干部，運動前擁護《婚姻法》的14人，中立者62人，反對者5人，運動后，積極擁護者51人，一般擁護者30人，反對者沒有了。（《江西省貫徹婚姻法運動初步總結報告》，1953年6月30日。）
第二，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普法教育，受教育的成年人口達1.4億，占全國成年人口的43.2%。陜西省開展運動的多數(shù)地區(qū)，除兒童外受到教育的人達到80%以上，在乾縣、扶風、潼關、甘泉、南鄭等運動深入地區(qū)，15歲以上受到教育的達95%以上。（《陜西省貫徹婚姻法運動總結》，1953年5月18日。）綏德專區(qū)在全區(qū)8個縣、62個區(qū)、372個鄉(xiāng)、1762個行政村、5167個自然村中開展了運動，15歲以上受到教育455494人，占人口總數(shù)的81%，未受到教育107491人，占19%。（《綏德專區(qū)貫徹婚姻法運動工作總結報告》，1953年4月10日。）群眾對《婚姻法》的認同度大幅度提高。
第三，推動了婚姻登記制度等的普遍施行。受法律保護的自主婚姻逐步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買賣、包辦婚姻、納妾、童養(yǎng)媳等現(xiàn)象大幅度下降。1953年4月9日，政務院發(fā)布關于普遍建立婚姻登記機構的指示，要求“凡未建立婚姻登記機構的地區(qū)，必須建立起來；已經建立起來的，必須加強”，并規(guī)定了各級婚姻登記機構的編制、隸屬關系、專職人員的任務等。［9］據(jù)對河北省天津、保定、唐山三個專區(qū)及宣化、秦皇島兩市的不完全統(tǒng)計，運動月中有9200多對男女自由結婚， 500多對解除包辦婚約。［21］據(jù)內務部統(tǒng)計，1954年春全國15個省562個縣、市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結婚的402024對男女中，因強迫包辦而未獲準的只占1.07%。［22］
第四，沖擊了封建父權、夫權觀念，男女平等風氣初顯，推動了新型家庭觀念的培育，家庭關系趨向和睦。經過運動，家庭虐待案件減少，如北京市前門區(qū)法院1953年1~3月受理虐待案件13件，4~6月降至1件。［23］家庭內部趨向和睦，遼東省寬甸縣有1770戶改善了夫妻、婆媳關系，350多對夫婦受到表揚；福建省建陽縣原有589戶不和睦家庭，經過宣傳《婚姻法》后，轉變和睦的有569戶，其中50戶當選為全縣模范。［21］
第五，改善了婦女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地位。“全國范圍的貫徹婚姻法的宣傳運動，有力地幫助了婦女地位的改善。”［24］隨著婦女參加勞動及其他社會活動，婦女工作的廣泛開展和《婚姻法》的宣傳貫徹，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1954年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1226名代表中，婦女代表為147名，占代表總數(shù)的12%。［25］全國婦女干部大幅度增長，1951年約有15萬人，占干部總數(shù)的8%，至1955年年底增至76.4萬多人，占干部總數(shù)的14.5%。［26］
第六，運動中適度處理婚姻糾紛，運動后婚姻案件連年大幅度下降。為求慎重，中央曾要求運動不以處理婚姻糾紛為重點，但群眾紛紛主動提出相關問題要求解決，所以各地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處理。據(jù)對陜西、寧夏56個縣市和西安市12個區(qū)的統(tǒng)計，運動中調處了結婚姻糾紛46600余件。（《西北區(qū)貫徹婚姻法運動總結》，1953年8月11日。）隨著《婚姻法》的繼續(xù)推行，婚姻糾紛案件逐年下降，據(jù)統(tǒng)計，1953年為117萬多件，1954年降至71萬多件，1955年降至61萬多件，1956年又降至51萬多件。［27］
盡管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取得的成果十分豐碩，但全國仍有約25%左右的地區(qū)沒有進行普遍宣傳，遺留了一些問題。運動月中及其后仍不斷發(fā)生婚姻糾紛致死等惡性案件，如北京市“運動月中因婚姻問題自殺的有23人，其中因對方要求離婚自己不同意而自殺的15人，因曾包辦婚姻、干涉婚姻被檢舉或對貫徹婚姻法運動的目的不了解而疑懼自殺的8人”。［28］自1953年2月20日至4月15日期間，陜西省“因婚姻問題或家庭問題引起的殺傷事件有75起（自殺未遂者在外），死69人，傷18人，其中有9起是與干部宣傳政策和處理問題不當有關的”。（《陜西省貫徹婚姻法運動總結》，1953年5月18日。）人們雖然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接受了《婚姻法》，但封建思想意識還很頑固、新思想還不鞏固。部分地區(qū)群眾仍有抵觸思想，不同意離婚，不贊成男女平等，認為《婚姻法》對勞動人民不利。運動月后，有人認為“運動過去，萬事大吉”，《婚姻法》又行不通了；有的對嚴重婚姻事件，采取“不告不理”態(tài)度；有些在運動中遺留未決的問題竟無人過問了。（《江西省貫徹婚姻法運動初步總結報告》，1953年6月30日。）
四、結語
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經歷了發(fā)動、試點、糾偏、鋪開、結束五個階段。發(fā)動、試點階段屬于準備時期，為運動提供了政策規(guī)定、領導機構、組織力量、經驗等充分條件；糾偏階段則屬于調整時期，及時完善了相關政策，避免運動在鋪開后出現(xiàn)大范圍的偏向。有了充分準備和及時調整，運動的鋪開和結束就比較平穩(wěn)、順利。五個階段的漸次演進，使運動呈現(xiàn)出先后有序、由點及面、由淺入深、緊密銜接的鮮明特征和運動軌跡。與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土地改革、鎮(zhèn)壓反革命等運動相比，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具有同等重要的革命意義，同樣規(guī)模宏大、大張旗鼓，但運動進程總體平穩(wěn)。究其原因，運動自始至終有領導、有準備、按計劃、重教育、先試點后鋪開、及時糾偏、逐步推廣、有序結束，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則是中央對運動的明確部署。首先，明確規(guī)定運動性質是“人民內部的思想斗爭”，“必須堅持教育的方針”，應當采取“民主的說服的辦法”，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運動的階級斗爭化傾向。其次，自中央至地方成立的各級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既全面掌握動態(tài)，又及時糾正偏向，為運動有領導、有計劃地穩(wěn)步開展提供了組織保證。第三，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步驟，漸次鋪開，不一哄而上；在一個工作點上，則依照先干部后群眾的順序，著重解決思想問題。第四，充分發(fā)揮輿論工具的積極引導作用，提升中央政策方針的透明度，除印發(fā)各類宣傳材料外，還公開發(fā)表中共中央、政務院和中央有關部門的指示、通知，以及各大區(qū)、各省市自治區(qū)及其所屬專區(qū)等的通知、計劃、報告等，使運動的領導者、參與者、受教育者都能了解政策，真正參與運動、真正受到教育。
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進行了廣泛的社會動員，傳播了新觀念，樹立了新風氣，推行了新制度，從而加快了社會改造的進程。盡管在發(fā)動之初即規(guī)定運動是“人民內部的思想斗爭”的宣傳教育性質，是“婚姻制度的改革”而非“婚姻制度的革命”，但是同其他社會變革一樣，對婚姻制度這項基本社會制度的“改革”，并非是對舊婚姻制度的修修補補，而是要與舊制度徹底決裂，就是要廢除和消滅舊制度而代之以新制度，所以這場“改革”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場社會革命。由于婚姻制度和婚姻關系的特殊性，以封建意識、舊習陋俗為載體的傳統(tǒng)婚姻制度必然要與新制度進行反復的較量，因此婚姻制度的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饒是如此，“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系之破壞，乃是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勝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結果”。［29］在整個社會發(fā)生變革的客觀條件下，舊婚姻制度的消亡、新婚姻制度的建立乃大勢所趨，不可逆轉。
［ 參 引 文 獻 ］
[1]《華東一年來執(zhí)行婚姻法的情況》，《人民日報》1951年8月5日。
[2]劉景范：《貫徹婚姻法是當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重要的政治任務》，《山西政報》1953年第6期。
[3]《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8頁。
[4]史良：《婚姻法執(zhí)行情況中央檢查組檢查報告(1952年7月4日)》，《新華月報》1952年8月號。
[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頁。
[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12頁。
[7]《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貫徹婚姻法的指示》，《人民日報》1953年2月2日。
[8]《政務院舉行第一六六次會議 決定成立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人民日報》1953年1月10日。
[9]《有關20世紀50年代婚姻法的頒布及實施情況的一組文獻》，《中共黨史資料》2009年第1期。
[10]中央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貫徹婚姻法宣傳提綱》，《人民日報》1953年2月25日。
[11]《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有關婚姻問題的解答》，《人民日報》1953年3月22日。
[12]北京市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辦公室：《北京市貫徹婚姻法重點試驗工作取得成績》，《人民日報》1953年4月1日。
[13]《新華書店已出版大量配合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的書籍》，《人民日報》1953年4月1日。
[14]《認真學習中共中央貫徹婚姻法的補充指示 廣東批判試點工作中的錯誤思想和做法》，《人民日報》1953年3月3日。
[15]《關于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制定與實施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10年第3期。
[16]《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工作的補充指示》，《人民日報》1953年2月19日。
[17]《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頁。
[18]《京市宣傳貫徹婚姻法基本做到了家喻戶曉 現(xiàn)已進入鞏固建設階段本月中旬可結束》，《人民日報》1953年4月12日。
[19]《北京市53年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工作的計劃、總結報告》，北京市檔案館：196-2-476。
[20]《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頁。
[21]《貫徹婚姻法運動基本結束 各地正準備把貫徹婚姻法工作轉入經常化》，《人民日報》1953年5月7日。
[22]《中央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辦公室負責人發(fā)表談話 今后應切實加強貫徹婚姻法的經常工作》，《人民日報》1955年3月6日。
[23]《前門區(qū)政府1953年上半年工作總結》，北京市檔案館：39-1-157。
[24]《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頁。
[25]《在首都各界婦女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jié)大會上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副主席章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5年3月8日。
[26]《蔡暢 鄧穎超 康克清婦女解放問題文選》，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292頁。
[27]幽桐：《對于當前離婚問題的分析和意見》，《人民日報》1957年4月13日。
[28]《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3）》，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頁。
[29]《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頁。
［責任編輯：鄭 珺］
[收稿日期］2016-03-11
［作者簡介］王玉強，研究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