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78年，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是奏響改革開放新時期華美樂章的動人序曲。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努力澄清思想上的混亂，為知識分子恢復名譽，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重新確認知識分子屬于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依靠力量；恢復、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有利于知識分子開展各項工作、促進自身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知識分子創造各種條件，搞好后勤服務；認真復查和平反冤假錯案，做好“摘帽”和“改正”工作；等等。這些理論認識和實踐探索取得的重大突破，為新時期黨的知識分子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
從“兩個估計”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文化大革命”期間，科學、教育、文化等知識分子相對集中的領域被“四人幫”污蔑為執行了資產階級的“黑線專政”，而成為重災區?？萍脊ぷ髡?、教師、藝術家、作家等受到歧視甚至迫害。1971年，“四人幫”炮制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所謂的“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即便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廣大的知識分子仍然背負著沉重的思想負擔：有的“持觀望態度，不能甩開膀子大干”；有的“感到泄氣”；有的“思想上有壓力，有包袱，心情也不太愉快”。
將科學和教育作為撥亂反正工作首要突破口的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77年5月24日，他尚未正式復出，就明確地提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首先需要對“兩個估計”做出回應，即對新中國成立后的科學、教育、文藝等領域的工作進行客觀總結，對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地位和作用給予正確評價，從而正本清源，澄清思想混亂。
這項工作最早從科技界開始，進展也最為順利。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聽取中國科學院負責同志匯報工作時，提出要召開一次全國科學大會，并要求“對過去十七年的科學工作和知識分子工作應有個正確的估計”。9月18日，中共中央在《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中明確指出：“二十八年來，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科學技術戰線始終占主導地位”。通知還指出，經過新中國成立后歷次運動的鍛煉，絕大多數科學技術工作者“在由資產階級世界觀向無產階級世界觀轉變的過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的過程中，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隊伍的數量，已經有了很大增長”。這份長達4000多字的通知，不僅重點闡述了黨的科技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而且明確肯定了新中國成立后執行的正確的科技路線和科學技術工作者的貢獻及進步。
相比科技領域的迅速“正名”，教育領域則“不是這樣”。在“兩個凡是”的禁錮尚未被打破的歷史背景下，教育戰線曾經一度因為“兩個估計”“是毛澤東同志畫了圈的”而被束縛了手腳。為此，鄧小平有針對性地提出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同志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思想和政策”。
事實上，早在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就在給中央的信中提出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各項工作，他在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釋：毛澤東同志“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在這次講話中，鄧小平還特別提到了在“知識分子問題”這個領域“也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他認為毛澤東“歷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同時也非常注意知識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觀”，盡管“毛澤東同志曾經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但是從整個革命和建設過程來看，毛澤東同志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的”。這無疑為黨內外突破“兩個估計”的禁錮打開了缺口。
很快，“兩個估計”問題在1977年8月初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成為與會者討論的焦點。在這次會上，教育界的同志紛紛表示：“打倒了‘四人幫’，思想大解放，但是教育戰線思想并沒有解放；各行各業大干快上，而教育戰線還邁不開步”，關鍵在于“絕大多數教師對十七年‘兩個估計’想不通”。
在連續參加完五天座談會后，鄧小平在總結講話中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于對十七年的估計問題”。他開宗明義地指出：“這是一個應當回答的問題”。一方面，鄧小平再次肯定毛澤東對科教文化等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勵，是提倡，是估計到我們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是好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或者愿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他建議要把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導思想講清楚”。另一方面，鄧小平明確指出：無論科學工作，還是教育工作，“主導方面是紅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因此，他鄭重提出：“要尊重勞動，尊重人才”，“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
這篇講話很快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廣泛影響，但是批判和推倒“兩個估計”此時仍然被視為禁區。1977年9月19日，就在科技界對科技路線和知識分子重新做出正確評價的第二天，鄧小平再次同教育部主要負責同志談話，鼓勵他們解放思想，并明確表示：“‘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么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斗的”。
10月31日，教育部將組織撰寫的《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一文呈送鄧小平審閱，文章明確提出：“十七年的教育戰線與其他戰線一樣，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始終占主導地位，教育戰線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的作用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進步應當充分肯定”。第二天，鄧小平批示“：我看雖寫得不算很好，但可用”。11月18日，該文在《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志1977年第12期轉發，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隨后，全國各大報刊紛紛刊發文章，批判“兩個估計”對教育工作造成的嚴重危害，為知識分子“正名”。
至此，知識界終于推翻了多年來壓在頭上的“兩個估計”，不僅使科學、教育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工作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也為知識分子政策的下一步調整突破了思想禁錮，解除了精神枷鎖。
科學論述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
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判定，即究竟把知識分子劃歸為工人階級還是劃歸為資產階級，黨內曾一度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文化大革命”中，整個知識分子群體被冠以“資產階級”的帽子，一批有名望、有建樹的知識分子甚至被貼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標簽。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專門論及知識分子問題，肯定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愿意和努力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但是并未明確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為此，準確判定和科學論述知識分子的工人階級屬性是這一時期調整知識分子政策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鄧小平從知識分子與現代科學技術關系密切的角度，回答了知識分子究竟是勞動者還是剝削者的問題。一方面，他放眼于現代科技發展的趨勢，認為隨著自動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勢必不斷減少，而掌握著科學和技術的知識分子勢必不斷增加，且所起的作用會越來越明顯，因此“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另一方面，他著眼于生產力的基本要素，認為無論是生產資料還是勞動力都需要與一定的科學技術相結合。而唯有具備較高科學文化水平的勞動者才能在現代化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人當然應該是勞動者。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鄭重提出：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11月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再次確認：“二十多年來，我國廣大知識分子，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他們不愧是工人階級自己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隊伍，是黨的依靠力量”。此后，黨便一直把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并列，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依靠力量。
其次，在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判斷標準上，鄧小平將“世界觀”和“為誰服務”統一起來，提出“世界觀的重要表現是為誰服務”，只要知識分子“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就是“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周恩來曾指出，“為誰服務”的政治態度是劃分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唯一標準。黨曾在1956年和1962年兩度明確知識分子屬于工人階級或勞動人民的范疇。但是，“世界觀”標準曾經長期影響著黨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判斷。根據這個標準，一方面要看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社會影響；另一方面還要看其本人是否具有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政治立場。而鄧小平將“世界觀”標準統一在“為誰服務”的標準之下，這就使得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這一復雜問題迎刃而解。
由此，鄧小平進一步對知識分子“紅與專”的問題進行了重新界定。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紅”與“白”被形象地用來評價知識分子的世界觀，甚至于以政治表現、參加政治學習與政治活動的多少作為“紅”的判斷標準，而那些專心搞學術的人則會被斥為“白?！保欢葘θ藗兊乃枷朐斐闪撕艽蟮幕靵y。鄧小平專門對“紅”做了解釋，他認為，“只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愛國，愛社會主義，接受黨的領導”便是政治上“紅”的表現。他還駁斥了將“專”與“白”無端掛鉤、凡“?！北亍鞍住钡腻e誤觀點。鄧小平指出，廣大科研工作者“做好研究工作，出了成果，就對政治有利”，“只有政治上反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才能說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鉆研業務和白扯到一起呢！”這就不僅明確了“紅”的基本含義，撇清了“專”與“白”之間的錯誤聯系，而且在政治上和業務上為廣大知識分子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恢復、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有利于知識分子發展的體制機制這一時期，在黨對知識分子問題進行理論澄清的同時，一系列為解決知識分子實際困難、提高生活待遇、改善工作條件、促進他們自身發展的具體措施也在有條不紊地推進。
（一）提出“三套馬車”理論，努力探索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
在調整和落實知識分子各項政策的過程中，鄧小平認為最重要的是配備好領導班子。他說：“調整當中，具體問題很多，第一位的是配備好領導班子?！痹缭?975年討論中國科學院的《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時，他就開始思考科研機構的領導班子問題，提出領導班子里應該包括“黨的、科研的、后勤的”三個部分。1977年7月27日，鄧小平在和中國科學院負責同志談話時明確指示：“要肯定黨委領導下的所長分工責任制，要把政治、業務、后勤三大系統搞好”。
在1977年8月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再次強調：“我現在仍是主張搞‘三套馬車’”，“一個是配備黨委書記”，“一個是管業務的”，“再一個是管后勤的”。“一個單位有三個人要選得好。黨委統一領導，書記很重要，一定要選好，這是第一個人。第二個是領導科研或教學的人，要內行，至少是接近內行或者比較接近內行的外行。還有一個管后勤的，應當是勤勤懇懇、扎扎實實、甘當無名英雄的人。有了這樣的三把手，事情就比較好辦了?！痹谒磥?，黨委是政治上的領導，確保正確的政治方向，抓計劃，抓組織協調，知人善任；管業務是懂行的專家，有事業心，抓具體的工作。鄧小平曾多次表示自己“愿意給教育、科技部門的同志當后勤部長”，可見他對于后勤工作非常重視。他曾經指出：“后勤工作很重要”，“就是要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務，要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專心致志地從事科研、教育工作”。鄧小平甚至列舉了后勤工作的具體內容：“包括提供資料，搞好圖書館，購置和供應器材、實驗設備，建設中間工廠，也包括辦好食堂、托兒所等等”。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把“三套馬車”的領導架構寫進《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隨后，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宣布：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是中央規定的一項重要的組織措施，“既有利于加強黨委的領導，又有利于充分發揮專家的作用”。
中國科學院率先對此做出響應。1977年夏天，中國科學院工作會議決定采取“建立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和“設置一名專管后勤工作的副所長”等重大措施，以恢復科研工作秩序。10月27日，北京大學就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任命周培源為校長、建立校務委員會問題請示鄧小平。鄧小平欣然批示：“我非常同意。這是一個重要改變。”
?。ǘ┗謴椭R分子的技術職稱
“文化大革命”期間，與知識分子職稱相關的各項工作都停頓下來。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提出應當恢復技術職稱。此前，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于1977年8月將該所研究實習員楊樂、張廣厚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又于9月將助理研究員陳景潤破格晉升為研究員。這在科技界樹立了典型。隨后，中國科學院在院、所兩級建立了學術委員會，負責開展對科技人員的技術職稱評定工作。至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前，中國科學院在京部分研究所晉升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副總工程師的共有255人，其中因科研成績特別突出而被越級晉升的有24人。截至1978年10月，中國科學院“全院晉升助理研究員、工程師的有4000人，晉升為副研究員的有900人”。
就在《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要求恢復科技界職稱的第二天，鄧小平把目光投向了教育領域。他向教育部負責同志稱贊恢復科研人員的職稱“是很大的決策，解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敦促“教育部門要緊緊跟上。大專院校也應該恢復教授、講師、助教等職稱”。1978年3月7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高等學校恢復和提升職務問題的請示報告》。4月22日，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正式宣布“要恢復和建立教師的定期考核和職稱的評定、晉升制度”。
此后，各高等院校陸續恢復了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職稱，還分期分批地開展了評定和晉升教師職稱的工作。1978年4月，清華大學晉升14名教師為教授。6月，武漢地區的19所高校晉升教授59名、副教授357名，其中越級晉升為教授、副教授的有10人；遼寧省評定了18名教授、116名副教授和2000名講師。至1981年，全國高等學校有13萬多名教師晉升和確定了職稱。其中，晉升教授2400多名，副教授2.07萬多名，講師11.61萬多名。
鄧小平頗為關注中小學教師職稱晉升的問題。他認為，評定教師職稱不能受學歷、教齡、資格的限制，而應“主要看實際的學術水平和工作態度”，“特別優秀的教師，可以定為特級教師”。1978年5月初，鄧小平批準了“教育部關于北京景山學校提升三名小學低年級教師為特級教師的報告”，極大地推動了廣大中小學教師的職稱評定和晉升工作。12月17日，教育部、國家計劃委員會聯合頒發試行《關于評選特級教師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了評選特級教師的業務條件、政治條件、評選辦法和審批手續，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先“完成第一次評選工作”，“今后，每三至五年評選一次”。
此外，各廠礦企業也開始從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中選拔優秀者，評定為工程師等技術職稱。截至1977年11月底，哈爾濱市“從科技人員和優秀工人中提拔的工程師共有九十四人”。12月，蘭州煉油廠晉升了116名科技人員的技術職稱。1978年1月，大慶油田黨委“任命了正副總工程師、總地質師、主任工程師、主任地質師以及所屬院校的副教授”共120名。同月，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不僅恢復了294名工程師的職稱，還把29名“技術員提升為工程師”。6月，北京、上海、廣東等14個省市的財貿系統選拔出519名技藝精湛的專門人才“，分別授予了技術職稱”。緊接著，我國各條戰線都開始恢復技術職稱評定工作。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求：“所有的企業、學校、研究單位、機關，都要有對工作的評比和考核，要有學術職稱、技術職稱和榮譽稱號”。
1979年，國務院陸續頒布了工程技術、農業、編輯、外語、經濟、會計等專業技術干部職稱的暫行規定，技術職稱制度開始全面恢復。
（三）集中力量優先解決一部分重點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
截至1978年6月末，我國“共有自然科學技術人員595萬人”。盡管這個數字相較于當時全國近10億人口來說是少之又少的，但是當時國家還沒有足夠的物力和財力提高所有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
以實干著稱的鄧小平注意到了這些困難，提出“要分別輕重緩急，逐步加以解決”，“可以先解決一些比較有成就、有培養前途的人的困難”。早在1977年5月12日，他就建議中國科學院“可以用補貼的辦法，先重點解決一兩千人”，“普遍地辦，做不到，但一部分人，還是可以做到的。要不了很多錢，平均一個人補貼五十元就差不多了”。5月24日，鄧小平再次建議“從科技系統中挑選出幾千名尖子人才”，“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專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難的，可以給津貼補助”。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1977年11月18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于科研津貼的請示》，請求“對提升的科技人員中工資較低的給予一定的科研津貼”，“分每人每月20元、30元、50元三種”。報告還指出，陳景潤、楊樂、張廣厚三位同志“成績突出，各津貼50元”。11月22日，鄧小平不僅同意了該請示報告，同時還批示：“對他們還可以在住房等方面加以幫助”。
科研津貼制度的實行受到廣大科研人員的熱烈歡迎。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點后，1978年9月15日，中國科學院再次請示國務院，希望在中央批準的上述津貼標準之外，對于“新提升的助理研究員和工程師”，再增加一種10元標準的科研津貼。9月下旬，鄧小平批準了該請示報告。截至1978年10月，中國科學院給39位“已經提升了技術職稱而工資較低的科技人員”發放了科研津貼，涉及“大氣、物理、地理、電子、數學、環境化學六個研究所和云南、北京兩個天文臺”。
當科研人員通過津貼的方式提高物質待遇后，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教師的“待遇也應該改變”，“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學教員，工資可以評為特級”。他建議教育界也可以仿照科技界，對一些骨干教師增加工資補貼。他還給教育部的同志算了一筆賬：“假定先給3萬骨干教師每人每月增加20元，總共每年才增加720萬元，這點錢國家拿得出來。眼前可先用補貼的辦法，以后再從工資制度來調整”。
1978年8月下旬，鄧小平審閱教育部報送的《關于高等學校教師補貼問題的初步意見》后批送國務院各位副總理。10月，教育部發出《關于評選特級教師的暫行規定》，決定“在全國工資改革沒有實行以前，暫時采取補貼辦法：小學特級教師每月補貼20元，中學特級教師每月補貼30元”。僅僅兩個月后“，全國公立學校教職工中百分之二的人員工資升級”。
?。ㄋ模┙鉀Q知識分子用非所學、安排不當的問題
知識分子用非所學、安排不當的問題曾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被突出地反映出來，鄧小平當即表示：“要進行大量調查，要克服‘用非所長’，做到‘各得其所’”。1978年5—10月，國家計劃委員會聯合多個部門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自然科學技術人員基本情況的普查，重點對象是“已取得科學技術職稱或大學、中專的理、工、農、醫各科、系畢業，但未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人員”。普查結果表明“，用非所學、未從事科技工作的約有80多萬人”，“這些人所學的專業主要是國家急需的機械、土木建筑、無線電電子學、化工、醫療等專業”。這次普查工作的總結會議認為：“用非所學的科技人員的調整及合理使用，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會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爭取在今年內”或“明年上半年內”解決對用非所學的知識分子的調整及重新安排問題。
1978年12月26日，國務院批轉《關于全國自然科學技術人員普查結果的報告》，要求“對于一切用非所學的科技人員”，“應當堅決地進行調整”。隨后，“由于各部門、各地區努力，使18萬多名用非所學的科技人員的工作得到了調整”。
1978年，大批此前被借調做其他工作的知識分子又重新回到教師隊伍。僅山東省到3月底為止就調回8488人，占全部被借調教師10360人的80%以上。
此外，還有一系列改善知識分子工作和生活條件、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的措施陸續出臺，比如發展知識分子入黨，解決知識分子住房困難及兩地分居問題，保障儀器、圖書、資料、設備等科研物資的供應，至少“保證六分之五的時間搞科研”，等等。這些從體制機制到具體措施的探索和嘗試，極大地調動了知識分子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
認真做好平反冤假錯案工作
早在1975年，西南農學院和北京京劇團“要求摘掉右派帽子”和對右派分子“應加以赦免和利用”的兩封群眾來信就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他曾將此事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1978年，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有人反映“吉林科技界問題很大”，鄧小平決定“就從吉林那里著手”。他當即指示參加會議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方毅與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王恩茂“通個電話，請他們指定人專門解決科技界的問題”，并說道：“要抓典型調查，集中解決，要把整個冤案平反。先平反再說，個別有問題的另作處理”。
1978年1月初，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召開大會，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科技人員予以徹底平反，在全國產生了積極反響。3月，中國科學院陸續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數學家熊慶來、昆蟲學家劉崇樂等著名科學家落實政策，為他們平反昭雪和恢復名譽，并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4月上旬，文化部黨組召開萬人大會，宣布為受“四人幫”迫害的一批文藝工作者平反昭雪。4月8日，北京大學宣布了“各系、各單位最近平反的35人的名單”，陸續為江隆基、翦伯贊等恢復了名譽。到1978年底，北京大學已完成落實政策的案件852件。
與此同時，對全國右派的“摘帽”和“改正”工作也在積極地向前推進。“摘帽”即給被劃為右派且確實已經改造好了的知識分子摘掉右派帽子。事實上，這項工作自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后即已開始進行。從1959年到1964年，先后有5批、30余萬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到1978年，“估計全國大約還有右派分子10萬多名”未摘掉右派帽子。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統戰部、公安部《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并要求各級黨委“切實作好對摘掉右派帽子人員的安置工作”。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貫徹中央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進一步指出：“對于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已經發現劃錯了的，盡管事隔多年，也應予改正”。10月17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專門成立審查改正右派分子辦公室，對錯劃右派的“改正”工作隨即在全國迅速推開。11月，全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罢薄迸c“改正”工作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糾正錯誤的勇氣和解決問題的決心。
結語
1977—1978年，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思考是其向1956年、1962年所確定的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回歸。黨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卓越的政治智慧突破了思想藩籬，徹底解決了曾長期困擾黨內的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這一時期，黨為知識分子恢復名譽、解決困難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不僅著眼于具體問題的解決，而且從更深層次考量服務、管理、統籌知識分子隊伍的體制機制的建立和健全，開啟了新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新篇章。
當知識分子被確認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并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依靠力量”后，黨開始反思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實行的“團結、教育、改造”的六字方針。盡管1977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中仍然重提“要正確地執行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但是鄧小平在次年3月舉行的全國科學大會的講話中即已放棄了一直沿用的這六字方針。1978年10月31日，在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鄭重提出：“我們黨在建國前后提出來的，以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團結、教育、改造這個方針，現在已經不適用了”。與此同時，鄧小平極力倡導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氣逐漸形成。
隨著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出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開始更多地從人才戰略的角度來認識和思考知識分子問題。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深刻指出知識分子工作是黨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人才是支撐發展的第一資源。他反復強調要樹立強烈的人才意識，做好團結、引領、服務工作，真誠關心人才、愛護人才、成就人才，激勵廣大人才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聰明才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1977—1978年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所做的努力開啟了新時期黨的人才工作的新篇章。
［作者簡介］朱薇，研究員，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100080。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