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農村信息化是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強國的重大歷史使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經歷了應用起步、組織建構、體系建設和全面提速四個階段，并取得重大歷史成就：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農村通信網絡和綜合信息服務體系，農業生產由機械化自動化邁向數字化智慧化新階段、電子商務實現跨越式發展、農村基層治理和公共服務數字化水平顯著提升、網絡扶貧助力脫貧攻堅全面勝利，城鄉融合發展格局加快形成。中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的實踐歷程不僅反映了信息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同時也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之所以能克服小農生產方式和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的制約，在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中取得歷史性成就，主要有三方面的經驗啟示：與時俱進的發展理念奠定了必要認知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強大制度保障；中國數字經濟的規模與結構優勢提供了有利市場環境。
［關鍵詞］農業農村信息化；數字鄉村；歷史成就；經驗啟示
“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開發利用信息資源，促進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歷史進程”。農業農村信息化是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強國的重大歷史使命。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從農業管理信息系統建設和計算機應用起步，逐步構建起從中央到地方、覆蓋省市縣鄉村的信息化組織體系，中長期計劃和五年規劃相結合的規劃體系，以及多部門協同的建設體系和工作推進機制。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及其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作用，強調要“提高農業生產智能化、經營網絡化水平，幫助廣大農民增加收入”，“可以發揮互聯網在助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讓更多困難群眾用上互聯網，讓農產品通過互聯網走出鄉村，讓山溝里的孩子也能接受優質教育”。隨著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網信事業要發展，必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重要觀點的提出，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進入全面提速的新階段，信息化建設的規模和力度均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中共十九大之后，黨和國家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基礎上提出數字鄉村戰略，把數字鄉村定位為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這不僅為促進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加快實現鄉村振興創造了機遇和條件，同時也對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
隨著數字鄉村戰略的提出，學界對農業農村信息化問題的關注程度持續上升，研究成果大量涌現。但與對策研究相比，學界對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和發展歷史進程的研究相對不足，通常將其作為國家或國民經濟信息化進程的組成部分予以概述。雖然有些研究者試圖對農業農村信息化的歷史經驗進行總結，但重點聚焦于政策演進和技術應用層面，未能從更加宏觀的全球視野和制度環境的高度揭示信息化發展的一般性規律和中國特色。本文試圖以改革開放為起點，從國家乃至全球信息化建設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把握我國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歷史進程、發展成就，以及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和農業人口大國在推進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過程中的實踐經驗，以期在進一步深化對信息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和中國特色認識的基礎上，為新時代新征程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和數字鄉村發展提供經驗啟示，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信息化建設和發展提供有益參考。
一、中國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的四個階段
我國相關政府部門和學術界曾在不同時期對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歷程及其階段性特征進行過總結和描述，但在起始時間和階段劃分上尚未形成共識。例如，吳龍婷等把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信息化和農村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歷程劃分為起步（1986年以前）、統一規劃（1986—1992年）、發展成形（1993—1999年）和網絡延伸（2000年至今）四個階段；原農業部總經濟師張玉香把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歷程劃分為起步階段（新中國成立至1986年）、發育階段（1987年至20世紀90年代末）和快速發展階段（新世紀以來）；崔凱等從政策實踐和技術應用角度把農業農村信息化進程的起點確定為20世紀90年代初，并劃分為起步建設（1994—2003年）、深入發展（2004—2010年）和全面融合（2011年至今）三個階段。筆者認為，如果把以計算機為標志的現代信息技術在農業農村的應用作為判斷標準，則中國農業農村信息化進程應以1979年從羅馬尼亞引進第一臺大型電子計算機并應用于農業領域為開端。同時，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水平、信息技術應用的廣度與深度以及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的變化，這一過程大體可以劃分為應用起步、組織建構、體系建設和全面提速四個階段。
（一）應用起步階段（1979—1991年）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以及現代科技在“四個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的確立，國家開始高度重視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并大力推進經濟信息管理系統建設。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通過的《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將電子計算機技術明確為8個重點發展的科技領域之一。1982年，國務院成立計算機與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后更名為電子振興領導小組），以推動我國電子和信息產業的發展以及在國民經濟中的應用。1986年，國務院確定在“七五”計劃期間，重點建設國家經濟信息管理主系統，先后批準了經濟、金融、鐵道、電力、民航、統計、財稅、海關、氣象等12個國家級信息系統的建設。
在此背景下，我國農業農村的信息化建設進入起步階段。1979年，我國從羅馬尼亞引進第一臺大型計算機——FelixC-512，用于農業科學計算、數學規劃模型和統計分析等。1981年，中國農業科學院開始籌建我國農業領域第一個計算機應用研究機構——計算中心。1985年，農牧漁業部提出了《建設農牧漁業信息系統的方案意見》并制定了《農牧漁業部電子計算機應用規劃》。1987年，農牧漁業部成立信息中心，以推進計算機技術在農業和農村統計工作中的應用。受當時的經濟社會條件和信息技術發展水平所限，這一時期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建設重點集中在推進計算機技術在農業研究和農業管理中的應用，發揮其在信息收集、統計分析和規劃模擬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二）組織建構階段（1992—2000年）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互聯網成功實現商用，美國等發達國家先后啟動國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設，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互聯網建設的高潮。與此同時，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提出加快市場體系的培育，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同時，強調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強調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供服務和檢查監督。
1993年12月，國務院成立國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以組織協調和統籌推進“三金”工程建設，正式拉開國民經濟信息化的序幕。1994年底，國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召開國民經濟信息化總體規劃會，提出“九五”計劃期間啟動包括“金農”工程（農業綜合管理及服務信息系統）在內的八大重點信息工程建設。1996年1月，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加強對全國信息化工作的統一領導和組織協調。1997年4月，首次全國信息化工作會議在深圳召開。會議研究制定了《國家信息化“九五”規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了國家信息化建設的總體思路和信息化體系的基本構架，以及未來5—15年國家信息化建設的目標。1998年，國務院組建信息產業部，并成立信息化推進司（國家信息化辦公室）。信息化規劃綱要的制定和信息產業部的成立標志著我國信息化建設從解決應急性的熱點問題，逐步轉到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服務的方向上來；從自發到自為，走上了既有組織、有計劃，又按市場規律推進的發展軌道。
隨著國家信息化建設進程的迅速推進，農業部于1993年成立農村經濟信息體系領導小組，1994年成立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初步形成了由領導小組統籌協調、市場與經濟信息司組織實施、信息中心為技術依托，各專業司局和有關直屬事業單位共同參與的信息化建設的組織機構體系。1996年，農業部召開首次全國農村經濟信息工作會議，討論制定《“九五”時期農村經濟信息體系建設規劃》，提出了農村經濟信息體系建設的基本構想。1996年和1997年，中國農業信息網和中國農業科技信息網相繼開通運行，致力于面向農業科研教育機構、農業科技推廣部門、廣大農戶和涉農企業提供農業政務公開信息和綜合性的農業信息服務。1998年，國家廣電總局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啟動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以解決邊遠農村地區聽廣播看電視難問題。
總的來看，這一時期是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的組織建構階段，中央和地方成立了信息化建設的領導機構、業務主管部門和技術支持單位，為推進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奠定了組織基礎，并提出了信息化體系建設的基本設想，初步構建了以農業信息網和農業科技信息網為主要載體的農業農村信息服務平臺。
（三）體系建設階段（2001—2011年）
進入21世紀以來，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上升至“覆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戰略舉措”的高度和優先發展位置。“十五”計劃時期的《信息化重點專項規劃》確立了“統籌規劃，資源共享，應用主導，面向市場，安全可靠，務求實效”的發展方針，強調推進信息技術應用是信息化發展的首要任務，并決定把政務信息化作為國家信息化應用的重點領域，通過大力推進政務信息化，推動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發展。200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見》，指導意見要求啟動和加快建設包括“金農”在內的8個政府業務系統工程建設。2006年，我國信息化發展的第一個中長期戰略《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正式頒發，在面向“三農”服務方面做出了提高農村網絡普及率、建設城鄉統籌的信息服務體系等部署。
2001年，農業部在信息化建設“面向市場”的方針指引下，啟動《“十五”農村市場信息服務行動計劃》，力圖通過農村市場信息多媒體發布窗口建設、農業信息網建設、農村市場信息資源開發整合、省市縣鄉各級信息服務站建設以及農村信息員隊伍建設五大抓手，“使農村市場信息服務滯后的狀況得到根本性改變”。“十一五”規劃期間，在國家做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部署并頒發信息化發展中長期戰略的背景下，農業部加大了信息化體系建設的規劃力度，在2006—2007年相繼出臺《農業部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信息化建設的意見》《“十一五”時期全國農業信息體系建設規劃》《全國農業和農村信息化建設總體框架（2007—2015）》三個重要文件，確立了以信息基礎設施、信息資源、人才隊伍、服務與應用系統、規則體系和運行機制為基本要素的總體建設框架。自20世紀90年代初即已提出的“金農工程”也進入全面實施階段，致力于：建立并完善農業和農村經濟監測預警、市場監管、市場與科技信息服務三大信息應用系統；建設國家和省級農業數據中心、調整布設信息采集監測點，完善共享機制，提高農業信息資源開發利用水平；強化各級特別是基層農業部門信息服務平臺及功能建設。同時還加快推進“三電合一”信息服務工程和啟動實施“信息化村示范工程”等重大項目。
經過“十一五”的建設，我國構建起了較為健全的、覆蓋中央和地方的農業農村信息化組織和工作體系，“縣有信息服務機構、鄉有信息站、村有信息點”的格局基本形成。在信息體系建設規劃及重點工程的大力推動下，農村信息化基礎設施明顯改善，實現了村村通電話（廣播電視），鄉鄉能上網。信息資源建設成效顯著，信息技術在農村綜合信息服務、農業政務管理、農業生產經營和流通等領域得到初步應用和推廣。截至2010年底，農村網民規模達到1.25億，占整體網民的27.3%。
（四）全面提速階段（2012年至今）
中共十八大后，隨著以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并引發新一輪產業革命，信息技術及其應用在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和產業競爭中的戰略地位進一步提升，黨和國家相繼做出建設寬帶中國、網絡強國和數字中國等戰略部署。
在此背景下，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不僅進入全面提速階段，而且上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2013年，國務院印發《“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提出將寬帶納入電信普遍服務范圍，重點解決寬帶村村通問題，力爭到2020年行政村通寬帶比例超過98%。2015年，國務院出臺《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將“互聯網+”現代農業納入11項重點行動之列。2016年，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中央網信辦）聯合相關部門啟動《網絡扶貧行動計劃》，計劃強調，要加強統籌協調，建立由網絡扶貧行動部門協調小組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具體實施的三級網絡扶貧工作機制，推進網絡扶貧政策措施落地實施。2018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首次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把數字鄉村定位為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和數字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確立了數字鄉村發展的四階段目標和涵蓋十個方面的重點建設任務。
配合國家戰略部署，農業部于2013年成立農業信息化領導小組，并在農業農村信息化五年規劃基礎上，先后頒發《“互聯網+”現代農業三年行動實施方案》《關于推進農業農村大數據發展的實施意見》《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等重要文件。與此同時，相關部門先后啟動信息進村入戶、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電信普遍服務試點、農業物聯網示范、數字農業試點、農村“雪亮工程”、“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國家數字鄉村試點等一系列重點工程項目建設，顯著改善了農業農村，特別是貧困和邊遠地區農村網絡基礎設施和信息服務能力，提高了生產經營和社會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總之，中共十八大以來，農業農村信息化進程進入全面提速階段，參與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政府部門數量，以及推進信息化建設的重點工程數量，都遠遠超過以往。農村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再上新臺階，實現了由村村通電話向村村通寬帶的迭代升級，部分省市甚至完成了村村通5G的工程任務。信息化技術的應用范圍突破了以往主要局限于政務管理的范疇，在農業生產和經營領域取得突出成效。在數字鄉村戰略統領下，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進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統籌發展的新階段，信息化不僅在農業生產經營領域，還在農村基層治理、公共服務均等化、生態保護和鄉村文化振興等領域發揮著更為突出的作用。
二、中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的歷史成就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的加速發展，農業農村信息化從農業管理服務的信息化到農村生產生活的信息化，再到“五位一體”的數字化轉型，實現了全方位的進步，在通信基礎設施、農業生產、產業轉型、基層治理和公共服務等方面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網絡扶貧助力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有力推動了城鄉融合與區域協調發展格局的加快形成。
（一）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農村通信網絡和綜合信息服務體系
21世紀以來，為改變農村和偏遠地區通信落后狀況，國家結合基本國情探索實施具有中國特色的電信普遍服務機制，用大約20年時間實現了從村村通電話，到村村通廣電，再到村村通寬帶的升級換代，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農村通信基礎設施和寬帶網絡。在1998年廣電部門啟動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的基礎上，電信部門于2004年以“分片包干”方式啟動電話“村通工程”。截至“十一五”規劃末，全國100%的行政村和94%的20戶以上自然村實現了通電話，100%的鄉鎮接通了互聯網。廣播和電視的人口綜合覆蓋率分別從1997年的86%和88%提高到了2010年的97%和98%。
2015年，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啟動“電信普遍服務試點”工作，按照“中央資金引導、地方協調支持、企業為主推進”的原則支持農村寬帶建設。截至2021年底，行政村、貧困村、“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通寬帶比例分別從2015年的不足70%、62%、26%全部提升到100%，農村光纖平均下載速率超過100Mbps；不僅全面實現了“村村通寬帶”，而且基本與城市“同網同速”，為數以億計的農村居民填平了數字接入鴻溝，也為農村產業發展、鄉村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基礎。
同時，為解決農村信息服務“最后一公里”問題，農業部和相關部門自21世紀初開始加強農村基層信息服務網絡建設，構建線上線下相結合的綜合信息服務體系。截至2010年，全國80%以上的縣級農業部門設立信息化管理和服務機構，70%以上的鄉鎮成立了信息服務站，農村信息員數量超過70萬名，基本形成“縣有信息服務機構、鄉有信息站、村有信息點”的格局。在此基礎上，農業部以信息資源整合為抓手，于2006年啟動“12316”全國農業系統公益服務統一專用號碼，致力于向農民提供涵蓋農業生產經營、物資供銷、災害防范、政策法規等方面的技術支持、信息服務和法律援助；2007年，又在前期試點基礎上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電視、電話、電腦“三電合一”農業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建設，通過強化對多個載體的信息資源的整合提升對“三農”的綜合信息服務水平。2014年，農業部啟動“信息進村入戶”試點工作并于兩年后在全國鋪開，以“政府+運營商+服務商”三位一體模式推進益農信息社建設，在原信息服務站基礎上著力拓展信息服務功能，構建集公益服務、便民服務、電商服務和培訓體驗服務等功能為一體的農村綜合信息服務平臺。截至2021年底，全國共建成運營益農信息社46.7萬個，覆蓋全國90%以上的行政村，建成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農村綜合信息服務網絡。
（二）農業生產邁向數字化和智慧化新階段
自國家啟動“互聯網+”行動，特別是“互聯網+”現代農業三年行動以來，農業生產經營的轉型步伐明顯加快。隨著農業農村數據資源體系的初步建成，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由試點走向推廣，從單項應用走向綜合集成，農業生產由機械化和自動化向數字化和智慧化的新階段快速邁進。截至“十三五”規劃末，農業農村大數據體系初步構建，已基本建成全國自然資源三維立體“一張圖”、全國農田建設“一張圖”和“空天地”立體化農作物對地調查體系，涵蓋糧棉油糖畜禽水產蔬果8類15個品種的全產業鏈大數據試點穩步推進，對農業生產經營和管理服務的數據支撐和決策支持能力明顯提升。與此同時，國家在“十三五”規劃時期投資建設了81個數字農業試點項目，認定了210個農業農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推廣了426項物聯網應用成果和模式，有力推動了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衛星遙感、北斗導航等現代信息技術在農牧漁業各領域以及生產經營各環節的應用和推廣，為促進農業生產降本、提質和增效發揮了重要作用。截至2021年，全國有超過60萬臺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配置了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控制終端，定位導航精度提升至2米—5米。植保無人機保有量超過12萬架，年作業規模超過10億畝次。農業農村部的追蹤調查發現，2021年，農業生產總體信息化率已由2018年的18.6%提升到25.4%，其中畜禽養殖業的信息化水平已達34%，小麥、稻谷和棉花三大作物的生產信息化率分別達到39.6%、37.7%和36.3%。
（三）農村電商實現跨越式發展
隨著農村寬帶和物流等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以及阿里、京東等電商平臺的迅速發展，中國沿海地區農村率先加入電子商務的發展大潮。2008年底，距離義烏國際小商品城6公里的青巖劉村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物流條件開辦了100家左右網店，成為全國網店第一村。2014年，商務部會同相關部門啟動“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項目，持續支持地方建設農村電商公共服務體系和縣鄉村物流配送體系，并開展農村電商培訓和創業帶頭人的培育工作。截至2020年底，全國40.1萬個行政村共建成電商服務站點54.7萬個，電商服務的行政村覆蓋率接近80%，比2016年提升了50多個百分點。隨著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斷加大，農村電商進入發展快車道。反映農村電商集群化發展水平的“淘寶村”數量從2013年的20家增加至2022年的7780家，10年增長388倍。農村網絡零售額從2014年的1800億元提高至2021年的2.05萬億元，增長了10倍以上。
農村電商的跨越式發展不僅為鄉村創造了數以千萬計的創業和就業機會，大大拓展了農民增收致富的渠道，而且深刻改變了農村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模式，為農村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現代化注入新的活力。
位于山東西部的曹縣曾是一個有著170多萬人口的農業大縣和省級貧困縣。2010年前后，當地村民借助淘寶等電商平臺出售表演服獲得成功，進而帶動周邊村民加入表演服加工和網售行業。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曹縣電商規模不斷擴大，電商銷售額突破150億元，電商零售額入圍全國百強榜，列全省第一位。電商企業超過5000家、網店6萬余家，原創漢服銷售額占全國同類市場的1/3，形成了中國最大的演出服產業集群。受益于電商等現代服務業的蓬勃發展，曹縣的三次產業比由“十二五”末的11.9∶53.9∶34.2調整到“十三五”末的10.4∶40.1∶49.5，成功實現了產業轉型升級。
（四）農村基層治理與公共服務數字化水平顯著提升
數字鄉村戰略實施以來，鄉村治理和公共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加速發展。農業農村部的調查顯示，2019—2021年，公共安全視頻圖像應用系統的行政村覆蓋率由66.7%提高至80.4%；應用信息技術實現農村基層黨務、村務、財務“三公開”的行政村比例由63.1%提高至78.4%；包括社會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婚育登記、勞動就業、社會救助、農用地審批和涉農補貼等在內的涉農政務服務在線辦事率由25.4%提升至68.2%。三項指標的增幅均接近或超過15個百分點，其中政務服務在線辦事率的增幅超過40個百分點。2020年國家確定117個數字鄉村試點縣后，各地在運用數字技術提升鄉村治理效率、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展開多元化探索，并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應。例如，位于浙江省德清縣的五四村于2019年率先啟動“數字鄉村一張圖”項目，在整合全村500多個感知設備基礎上構建覆蓋全村的物聯感知網和信息智能化處理系統，實現了垃圾分類、農地保護、水域監測等重要村務的可視化監控和智能化管理，顯著提升了鄉村治理的效率。截至2021年，五四村的“數字鄉村一張圖”模式已覆蓋全縣30萬農村居民，并在全國多地得到應用和推廣。
（五）網絡扶貧助力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
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決策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幫扶在助力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填補數字鴻溝等方面發揮了獨特的積極作用。2014年以來，為摸清全國貧困人口底數，國家啟動貧困識別建檔立卡工作、構建起全國統一的扶貧開發信息系統。該系統收錄全國832個貧困縣、12.8萬個貧困村，2948萬貧困戶、8962萬貧困人口的超過228多億條數據信息，為實施貧困人口的動態監測、開展精準幫扶與返貧預防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基礎與決策依據。2016年，中央網信辦協同相關部門制定實施《網絡扶貧行動計劃》，以網絡覆蓋、農村電商、網絡扶智、信息服務、網絡公益五大工程為抓手，著力構建網絡、信息和服務全覆蓋的網絡扶貧信息服務體系。截至2020年底，貧困村通光纖比例由2015年前的不到70%提高到98%，電子商務進農村實現對832個貧困縣全覆蓋，全國中小學（含教學點）互聯網接入率從2016年底的79.2%上升到98.7%，遠程醫療實現國家級貧困縣縣級醫院全覆蓋，全國行政村基礎金融服務覆蓋率達99.2%，這些建設成效顯著改變了貧困和邊遠地區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落后狀況，為其獲得與其他地區同等的發展機會和公共服務水平奠定了基礎。互聯網公益也以其便捷智能、高效透明的技術優勢在引導和匯聚社會力量參與扶貧救助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例如，騰訊公益借助其平臺優勢于2015年9月發起“99公益日”活動以來，捐款人數和金額呈逐年上升趨勢。2015—2020年，“99公益日”的捐款人次從205萬上升至5780萬，捐款金額從1.27億元上升至23.2億元，分別增長27倍和17倍，其所募集的款項約90%用于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
（六）城鄉融合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隨著寬帶中國戰略的部署以及電信普遍服務試點的實施，城鄉之間的互聯網接入差距不斷縮小。
統計數據表明，2013—2021年，農村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由28.1%提升至57.5%，同期城鎮地區普及率由60.3%提升至81.3%，城鄉差距由32.2個百分點下降至23.7個百分點。互聯網及配套基礎設施的日益完善不僅為促進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城鄉一體化創造了條件，而且加快了數字金融、電子商務等互聯網服務業向農村拓展，帶動了資金、技術和人才等關鍵要素持續流向農村，有力推動了城鄉融合發展格局的加快形成。《中國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研究報告（2022）》顯示，近年來我國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總體發展水平快速提升。2017—2021年，全國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總指數得分的中位數從47.61分提高到97.33分，增長104.44%。大量實證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高支付便利性和緩解流動性約束等作用機制，不僅在個體層面促進了農村居民創業、增收和消費水平的提升，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而且推動了農村產業的轉型升級與融合發展，設施農業、農副產品加工、休閑農業、鄉村旅游、直播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在數字金融、電子商務等新興服務業的有力帶動下，截至2020年，全國各類返鄉入鄉創業創新人員達到1010萬人。其創業項目中，55%為運用信息技術開辦網店、直播直銷、無接觸配送等，85%以上屬于一二三產業融合類型，廣泛涵蓋產加銷服、農文旅教等領域。農村產業的轉型升級和融合發展不僅拓寬了農民增收致富渠道，也推動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2022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為2.45，比2007年的峰值下降0.7，達到新世紀以來的歷史新低。
三、中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的經驗啟示
眾所周知，受人口密度低、市場規模小，資金、技術、人才匱乏等多重因素制約，世界各國的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通常面臨比城市地區更大的挑戰。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全球仍有34%的人口，即27億人從未使用過互聯網，其中絕大多數生活在欠發達國家和農村地區。全球農村地區的網絡普及率僅為46%，非洲地區更是低至23%。從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來看，2021年全球47個主要國家數字經濟對第一產業的平均滲透率僅為8.6%，明顯低于第二、第三產業（分別為24.3%和45.3%）。作為一個有著巨大農業人口，且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發展中大國，中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所面臨的制約和挑戰無疑更加嚴峻。但從國際比較來看，2022年中國農村互聯網普及率已達61.9%，高出全球平均水平近16個百分點。2021年，中國數字經濟對第一產業的滲透率達10.1%，雖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但已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為何在面臨諸多制約和挑戰的條件下，中國能在農業農村信息化的建設和發展中取得上述突出成就？筆者認為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經驗值得總結。
（一）與時俱進的發展理念奠定了必要認知基礎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信息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農業農村信息化雖然和國家信息化建設同時起步，但其建設步伐在較長時期內明顯落后于城市和其他產業部門。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的“金農”工程，直到“十一五”規劃時期才進入全面實施階段。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之后，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政策支持力度全面升級，信息化發展進入全面提速階段，農村通信基礎設施、農業農村大數據的開發應用，信息技術在農業生產經營領域的應用以及農村基層治理和服務的數字化水平在較短時期內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中國農業農村信息化所呈現出的由慢到快、由點及面的發展特點不僅反映了信息技術發展和應用的一般規律，也充分體現了政策支持的重要性。而政策支持力度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政府順應時代潮流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變化，與時俱進對發展理念做出調整的結果。
如上所述，“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決定了在相當長時期內，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水電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明顯落后于城鎮地區。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國家在發展理念上做出重大調整，先后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重塑城鄉關系”、“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農業農村發展進入城鄉統籌和融合發展的新階段：不僅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步伐明顯加快，而且城鄉之間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的一體化建設和產業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為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的全面提速和跨越式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政策環境和制度支撐。在此背景下，隨著信息技術迭代升級的加速和應用范圍的拓展，以及信息化在國家發展中戰略地位的進一步提升，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得以全面提速，在逐步縮小城鄉數字鴻溝的同時有力推動了城鄉融合發展格局的形成。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強大制度保障
長期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在經濟社會治理實踐中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本質的特征和最突出的優勢在于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在確保經濟社會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導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以及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等方面形成了十分明顯的優勢，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有效推進和落實提供了強大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在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方面，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和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更趨完善，形成了一套以規劃布局統領多部門分工協作、以試點示范促進基層創新、以重點工程帶動社會投資，以過程指導與考核評價強化約束激勵的戰略推進機制，有力推進了階段性戰略目標的如期實現。
從部門協同方面來看，在決勝脫貧攻堅時期，中央網信辦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策部署牽頭建立了21個部門和單位參加的網絡扶貧行動部際協調工作機制，為整體推進、高效完成網絡扶貧各項任務提供了強大的組織合力。2019年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頒發后，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繼續保持多部門統籌協調的工作體制（數字鄉村建設的聯合發文部門由4個逐步增加到10個），為協調各部門的數字鄉村政策、統籌利用各類涉農資源，形成建設和發展合力奠定機制基礎。
在基層和社會資源的動員方面，“十三五”規劃實施以來，為配合國家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相關部門先后啟動了網絡扶貧行動計劃、“互聯網+”現代農業三年行動實施方案、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等專門行動，用重點工程和試點示范相結合的方式推進重要政策目標和階段性建設任務的貫徹落實。例如，最新頒發的《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結合八個方面的行動計劃啟動了七大工程。
重點工程與試點示范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動員和政策推進機制，一方面能夠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互補優勢，通過財政資金對社會資金的引導作用動員更多社會力量參與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實施，另一方面則有助于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激勵后者圍繞國家戰略開展基層探索和創新實踐，達到以小帶大，以點帶面的政策推進效果。
（三）中國數字經濟的規模與結構優勢提供了有利市場環境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迭代以及應用范圍的不斷擴大，中國數字經濟在過去十年呈現出高增長態勢，數字經濟增加值從2012年的11萬億元提高到2022年的50.2萬億元，占GDP比重由21.6%提升至41.5%。從總量上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規模僅次于美國，已位居世界第二。從發展結構看，盡管三次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進度呈現較大差異，但中國在電子商務和數字支付等領域已處于全球領先地位。
中國在數字技術領域的比較優勢，以及數字技術應用借助中國巨大消費市場所形成的規模優勢為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技術條件和市場環境，成為實現鄉村振興重要抓手，推動農村信息化發展，促進鄉村地區數字化服務提質增效。盡管目前來看，信息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的滲透率明顯低于第二、第三產業，但在物聯網、人工智能、北斗定位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智能裝備的支持下，智慧農業已由試點示范向普及推廣邁進，畜禽養殖和主要農作物種植等領域的信息化已達到較高水平。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和消費潛力，平臺經濟、共享經濟和零工經濟等新興業態得以快速發展，并對農村地區形成了強大的外溢效應。這種外溢效益不僅表現為向農村居民提供了大量非農就業和增收機會，而且有力地推動了農村電商、直播帶貨、休閑農業、鄉村旅游等新型創業模式的發展和返鄉入鄉人才的回流，為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和融合發展、振興鄉村經濟提供了重要的發展機遇和要素支撐。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中國克服小農生產方式和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的制約，在農業農村信息化方面走出了一條既體現信息化發展一般規律，又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在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產業轉型、基層治理與公共服務的數字化轉型等方面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中國之所以在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中能取得突出成就，有三方面的因素至關重要，一是與時俱進的發展理念，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優勢，三是數字經濟的規模與結構優勢。這些歷史經驗不僅能為新時代新征程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和數字鄉村發展提供啟示，也能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信息化建設和發展提供有益參考。
［作者簡介］劉艷紅，管理學博士，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重點項目“數字經濟在鞏固脫貧成果、促進共同富裕中的作用研究”（2022XYZD03）、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文科建設支持計劃專項“數字經濟促進農民增收共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2022010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