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保持產業鏈安全穩定顯得尤其重要。新中國產業鏈從無到有，實現了產業鏈韌性與安全水平質的飛躍，國有企業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在其中承擔著特殊使命和功能，發揮著主要作用，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可以說，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歷程始終與黨和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提升產業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主要任務、戰略目標相適應。
進入新時代，地緣政治、貿易摩擦、技術封鎖等各類因素不但影響全球產業分工，也不斷增加中國產業鏈不確定性風險，威脅中國經濟安全。在此背景下，國有企業作為大國重器、壓艙石、穩定器和頂梁柱的作用更加凸顯。截至目前，學術界已有大量關于中國產業鏈韌性的研究成果，但是對于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探索歷程和歷史成就尚沒有進行充分討論，也缺乏在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對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作用機制提供一個科學合理的解釋與規律性的認識。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將產業鏈韌性定義為面對自然災害、系統性風險、國際競爭等外部風險時產業鏈展現的抵御能力、恢復能力和發現新路徑的創造能力，具體表現為技術水平提升、基礎產品自給自足、資源可持續利用、產業鏈條延伸、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完善產業鏈空間布局等，通過回顧新中國成立70余年來國有企業承擔國家使命、提升產業鏈韌性的演進脈絡與內在作用機制，以期能夠更加深刻理解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國營企業的誕生與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
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是一個積貧積弱的落后農業國，工業發展水平與西方國家有極大差距，直接關系國防工業的鋼鐵、有色金屬和化工產品多數依賴進口。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扼殺新生人民政權，成立巴黎統籌委員會，對新中國實施封鎖禁運。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武器裝備和后勤水平上的巨大劣勢也暴露無遺。在多重危機壓力下，黨和國家對集中力量發展工業形成高度共識。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為盡快發展工業，中國采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和國家主導的工業管理體制，國營企業成為這一體制的主要載體。國家通過各級政府行使國營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集中動員資源并有選擇性地進行建設，重點發展重工業和資本品工業。從1952年開始的“一五”計劃到“五五”計劃的頭三年（1976—1978年），固定資產投資比率中重工業的比重從來沒有低于85%。國營企業與計劃經濟體制具有天然耦合性，與特殊國情下新中國實施追趕和跨越式發展戰略相匹配，為提升產業鏈韌性積累了物質力量和生產能力。
以“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時期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核心，在黨和國家領導下，國營企業開啟了對維護國家安全和提升產業鏈韌性的探索，建設成了大慶油田、鞍鋼、“一汽”等一大批被譽為“國之棟梁”的國營企業。“156項”工程實際施工的150項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中心，具體構成是：能源工業52項，其中煤炭工業25項、電力工業25項、石油工業2項；軍事相關工業44項，其中航空工業12項、電子工業10項、兵器工業16項、航天工業2項、船舶工業4項；機械類工業24項；冶金工業20項，其中有色金屬工業13項、鋼鐵工業7項；化學工業7項；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項。工程建設集中于東北及中西部地區以適應國防安全條件下的國家長期建設需要，其中布局于遼寧省24項、黑龍江省22項、陜西省24項、山西省14項、河南省11項。經過“一五”計劃，國營企業已經在煤炭、電力、機械等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占據絕對優勢，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得到有力保證。在產業鏈空間布局上，既充分考慮了國防安全、現有工業基礎以及區域均衡發展等多種因素，也充分利用了東北及上海的工業基地，并繼續培養與利用這些基地的工業基礎與技術條件。
進入20世紀60年代，由于中蘇關系惡化以及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發動攻勢，我國開始進行三線建設以應對新的外部危機。在此背景下，國營企業，尤其是中央部署國營企業產業鏈布局進入集中實施階段。毛澤東指出：“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三線建設的實質是將事關國家安全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遷移至中西部地區，或在三線地區建設新工業促進地理范疇上的工業擴散，以保證出現戰爭時國家基本工業體系可以正常運轉。這種工業遷移不能簡單以經濟效益來衡量，更多是出于政治和國家安全的考量，正如鄧小平所言：“一、二、三線建設，是戰略問題”。
國營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努力還顯著表現為通過自力更生解決工業發展過程中的技術和設備供給問題。在技術創新上，雖然蘇聯援助對國營企業和產業鏈建設有重要影響，但是我國工業發展的原則仍是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引進新技術不是一味摹仿，照抄照搬。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結合起來。引進新技術必須同自己鉆研結合起來。”在工業設備供給上，中央政府領導國營企業在20多個基礎性和共用性技術領域發起“大會戰”來攻堅克難，以解決“生產機器的機器”缺乏的問題。這些大會戰包括1961—1964年國產晶體管計算機大會戰、1960—1970年高精度精密機床大會戰、1961—1965年成套石油煉化工藝大會戰、1964—1972年攀枝花鋼鐵基地大會戰、1964—1970年成昆鐵路大會戰以及1962—1964年火車車輪和輪轂大會戰等。以機械工業為例，中央政府在1961—1969年啟動“九大裝備”重大任務專項。該專項的根本目標是解決“工業母機”問題，即用以生產機器設備的巨型機器。這些機器具有規模大、工作壓強大、精度高等特點，反映了整個工業體系最重要的基礎性能力，具有顯著的外部性和戰略意義。當時世界上僅有美、蘇等少數國家擁有與“九大裝備”相關的全套生產能力。9年間，該專項共動員了國務院的10個部委，100多個國營大型工廠，1000多名工程師和超過10000名工人，共設立了100多項重大項目。工程師們通過“土辦法”創新，利用精巧的系統設計和生產流程創新，使得能工巧匠的技藝得以替代部分環節中對大型加工設備的需求。到1969年，該項目建成了9套大型成套設備，包括840類，1400多臺復雜、精密的重大機器設備，基本解決了中國在工業機械上對外依賴的問題。
總體來看，這一階段為維護新中國國家安全、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國營企業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主要發展方向，不斷調整資源和空間布局，建立起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和有利于戰備的工業區域布局。在當時的艱苦環境下，由國家動員并集中有限資源，打破國外對我國關鍵生產設備、關鍵技術環節的封鎖，使中國在當時得以創造新工業并實現生產規模持續擴張。同時，為推動工業體系建設，國營企業將國家利益、國家需求和國家榮譽放在第一位，發揚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愛國精神，艱苦奮斗、不畏艱難的創業精神，埋頭骨干、不求回報的奉獻精神，為改革開放后快速開啟的工業化進程積累了技術經驗、物質基礎和寶貴的人才資源。
國有企業改革與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
經過建立獨立自主的完整工業體系時期，我國產業鏈韌性實現了“從零到一”的突破，但是這也只能夠保證產業鏈在戰爭等極端外部沖擊下的獨立自主與低水平運轉。如何進一步解放與發展生產力，實現全面嵌入全球產業鏈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間的動態平衡，成為下一階段的新目標和新任務。
自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國營企業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并始終處于中心環節。1993年3月29日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國營經濟”修改為“國有經濟”，更加明確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客觀需求和決心。隨著各種體制障礙逐一破除，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路徑發生根本性轉變，即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嵌入全球產業鏈，以企業競爭力提升支撐產業鏈更高水平的發展。1978—2012年，國有企業先后經歷了擴大企業自主權、利改稅、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政企分離、公司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組建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和改組等階段。在問題導向的改革邏輯、寧慢勿亂的改革路徑和底線思維的改革準則指導下，國有企業有效提升了中國產業鏈韌性，成功應對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資涌入帶來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呈現兩大特點：一是在中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面轉軌背景下，不同時期經濟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側重點不同，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路徑和措施也不同。但從總的趨勢來講，國有企業是朝著逐步退出一般性競爭性領域，向自然壟斷和社會公益領域集中。二是同過去相比，在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過程中，計劃的力量越來越小，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國有企業逐步擺脫政府機關附屬物的角色，成為獨立市場主體，通過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落實提升產業鏈韌性的新要求。
在產業鏈布局方面，國有企業針對行業分布過寬、資源配置不合理、主業不突出、核心競爭力不強的問題，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要求，逐步減少企業數量，優化結構布局。2004年，國務院進一步強調國有企業要集中有限資源投入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交通運輸等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到2011年，國有企業數量從1998年的64737個下降到17052個，已經基本退出一般競爭性行業（紡織業占比4.97%、家具制造業占比2.41%、塑料制品業占比5.08%）；在支柱產業和戰略性資源產業占比雖有所下降，但仍然占較高比重（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占比53.19%、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占比54.50%、專用設備制造業占比32.20%）；在自然壟斷、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領域仍然占主導和控制地位（電力和熱力的生產與供應業占比90.65%、煙草制品業占比99.30%、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占比94.73%、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占比72.04%）。
隨著中國深入參與國際分工，改革開放初期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路線使中國在一些關鍵產業中喪失自主技術、自主產品和自主品牌，引發社會對中國工業競爭力的擔憂。為此，國有企業瞄準世界科技前沿，承擔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圍繞載人航天、高速鐵路、第四代移動通信等重點領域進行技術突破。在引領產業鏈技術創新上承擔了突破產業鏈關鍵核心技術，構架國家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使命。
以汽車工業為例，哈飛汽車成立于20世紀80年代，其母公司哈爾濱飛機制造廠由于生產經營困難，不得不通過“保軍轉民”戰略調整，分離出子公司進入汽車行業。自成立之初起，哈飛汽車就對引進的日本汽車制造技術進行逆向開發，利用前期積累的航空技術和生產經驗，自主研發松花江雙排貨車和加長型單排貨車，完成國內汽車行業一大創舉。通過與國際專業汽車車身相關企業開展合作，哈飛汽車逐漸掌握汽車開發的整體流程，并有效地為原來服務于飛機設計及制造部門的工程技術人員轉入汽車開發行業提供平臺。同時，哈飛汽車也帶動吉利汽車等民營汽車品牌進行自主創新活動，培養大批自主設計產品工程師進入民營企業。其他國有大型骨干汽車企業如一汽、東風、上汽、廣汽和北汽也通過收購國外技術資產、開展中外技術合作推出本土品牌車輛，為我國汽車產業鏈參與國際競爭贏得主動權。
在通信設備制造領域，中國在移動通信技術產業鏈的國際競爭力是由國有企業在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時代奠定的。2000年，大唐移動通信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唐移動公司）作為高科技國有企業與德國西門子公司共同推出第三代移動通信國際技術標準TD—SCDMA。該技術成本高昂，并且產業化推廣有限（除中國外，其他國家對TD—SCDMA技術的商業化應用并不多）。但是大唐移動公司的這一投入對我國通信設備制造產業鏈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它孕育培養了一批產業鏈上下游相關研發制造企業，包括系統、終端、核心芯片、測試儀表等，使我國構建起完整的移動通信產業鏈；另一方面，它使中國廠商從設備制造商成為國際標準制定者，為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等后續國有和民營企業從4G開始在國際標準制定中扮演國際主流企業角色奠定了基礎。
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我國已經全面嵌入全球產業鏈，全球經濟增長對于“中國制造”的依存度不斷提高。國有企業經過實質性改革，實現了規模擴張和實力增強，在保證國有經濟繼續發揮主導作用、維護產業鏈安全的同時，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并為下一階段通過創新驅動發展，提升產業鏈韌性奠定了堅實基礎。
國有企業新定位與增強產業鏈核心競爭力
經過改革開放40余年產業鏈建設，到2019年，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基本實現產業鏈全覆蓋。但同時，我國產業鏈韌性面臨新的戰略機遇與嚴峻挑戰。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深入發展、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響，引發了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產業鏈韌性提升也由依靠勞動密集型和工程密集型產業活動規模擴張，轉變為促進國內科研與產業活動結相合，通過自主創新來解決基礎問題和重大問題，以提升產業鏈核心競爭力。
從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角度看，經過40多年改革，特別是新時代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一批現代化新型國有企業脫穎而出。在“國企改革三年行動”中，國有企業不斷做強做優做大，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都得到提升，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日益成熟定型，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取得明顯成效，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更加優化，戰略支撐作用和履行社會責任能力不斷增強。新時代國有企業堅持底線思維，統籌安全與發展，聚焦增強核心功能、夯實產業鏈基礎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補齊薄弱環節、鍛造長板優勢，承擔產業鏈長職責、建設產業鏈良好生態，推動數字化戰略變革，強化產業鏈互聯，引領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升產業鏈國際競爭力。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微觀基礎，大國重器、壓艙石、穩定器和頂梁柱的作用日益凸顯。
在增強核心功能、夯實產業鏈基礎能力方面，為避免國有企業陷入“多元價值沖突”和深化改革“一刀切”困境，中央先后出臺一系列文件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改革，使其分別聚焦引領經濟發展、提供戰略支撐和保障公共服務功能。2012年以來，中央企業從117家調整至2022年的98家，其中包括戰略性重組和專業化整合，例如，南車與北車、寶鋼與武鋼、中國電科與中國普天、中化集團與中國化工；有組建新的中央企業，包括中國航發、國家管網集團、中國電氣裝備和中國物流等。截至2022年，國有企業在軍工、能源資源、糧食、戰略性網絡基礎設施等產業占比超過80.1%。
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補齊薄弱環節、鍛造長板優勢方面，首先，國有企業通過建立產業鏈關鍵技術圖譜，摸排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關鍵環節、堵點卡點，總結影響產業鏈韌性提升的關鍵問題。2021年，中央企業共計投入9300億元，對460個產業鏈堵點卡點設立強鏈補鏈項目，形成“圖譜—清單—舉措”的工作體系。其次，國有企業承擔國家重大科技攻關任務，發揮原創技術策源地功能。以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國家能源集團）為例，該企業是全球最大的煤炭開發、燃煤發電、煤化工企業，是維護我國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國家能源集團在認真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科技創新和能源革命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基礎上，積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1+2+3+N”自主研發體系，在煤炭綠色開發、煤炭高效發電、煤炭清潔轉化和碳捕集利用與封存四大子領域攻關了一批重大前沿技術和關鍵核心技術。其他領域如網信產業鏈，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突破“卡脖子”技術難題，自主研發打造了“中國構架”——“PKS體系”。在高端數控機床產業鏈方面，中國通用技術（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針對國內高端數控機床原創技術不足、國產化率低的問題進行戰略布局和并購重組，自主研發五軸頭、光柵尺等關鍵產品。最后，國有企業通過塑造產業鏈創新共同體，帶動全產業鏈協同創新。國家能源集團牽頭成立“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和應對氣候變化”“新能源與環保”“智能發電”“煤礦智能化”“煤制化學品和新材料”“深部高溫地熱開發利用”六個協同創新中心，并與中國地質調查局、華中科技大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國移動）等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建立內外協同、產學研一體的科技創新體系。
在承擔產業鏈長職責、建設產業鏈良好生態方面，國有企業努力發揮融通帶動作用，通過帶動產業鏈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提高產業鏈韌性。如國家能源集團立足“引領行業科技進步、服務科技強國建設、領先全球能源技術”戰略定位，突出“把方向、定戰略，建體系、強合作、定制度、建生態、提能力，搞攻關、創價值”等關鍵環節，帶動煤電路港航化產業鏈上下游、跨行業開發與經營。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以其世界先進的軌道交通裝備，培育帶動上下游20個關聯產業和300多家中小微企業共同發展。2022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遴選的16家鏈長企業完成強鏈補鏈投資近1萬億元，通過產業鏈共性技術支持、穩產保供、資金支持等方式與相關主體形成共同信念和一致行動，提升產業鏈整體競爭力。
在推動數字化戰略變革，強化產業鏈互聯方面，國有企業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對傳統產業鏈數字化改造以及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中國移動等三大運營商2020年累計投資1847億元，實現全國所有城市5G全覆蓋，為構建產業鏈新模式奠定基礎。在特高壓領域，國家電網有限公司通過特高壓基礎設施建設，帶動設備生產、電源等上下游相關產業發展。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利用區塊鏈、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為企業搭建數字化應用平臺，提升產業鏈智能化水平。在推動產業鏈全面數字化轉型上，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建設智能航運體系，通過船岸兩端數據平臺、自主航行技術、智能運維和能效管理提高船舶航運安全，降低能源消耗，節約生產成本。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在生產端對油田建設實施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利用5G+工業物聯網保障生產安全，提高生產時效；在銷售端構建數字化銷售運營管理一體化網絡，提高市場競爭力。哈爾濱電氣集團有限公司以建設“數字哈電”為目標，對煤電、能電、蓄能儲能、電力裝備全鏈條生產環節數字化升級改造，推動傳統電力系統和裝備制造向中高端邁進。
在實現價值鏈攀升方面，國有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推動產業鏈補鏈、強鏈、拓鏈進程。如中國兵器裝備集團有限公司以“互聯網+”和戰略管控信息化為基礎，提高設計制造數字化能力和管理系統信息化普及率，在2020年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8.5%，利潤總額同比增長94.1%。保利物業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廣州、武漢等地建設物聯網城市試點項目，實現設備故障處理速度提升60%，物業繳費率提升40%。
在引領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升產業鏈國際競爭力方面，國有企業著力對標創建世界一流示范企業，提高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已有研究表明，產業鏈發展存在二元悖論，即一國在某個產業鏈領域的全球競爭力、影響力，以及該國對這個產業鏈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賴于對外國的進口，兩個方面難以同時兼得。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發展也證明這一悖論的真實存在。所以提升產業鏈韌性、抵抗外部風險最根本的路徑是提升本國產業鏈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國有企業作為引領對外開放的主力軍，在提升我國產業鏈國際競爭力方面承擔著重要責任和國家使命。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國有企業積極參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建設。
在營造產業鏈發展良好環境方面，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積極參與中老鐵路、雅萬高鐵建設，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修建中馬友誼大橋、莫桑比克馬普托大橋等跨海跨江大橋200余座，修建牙買加南北高速公路、埃塞俄比亞首都環城路等公路超過13000公里，中國移動在巴基斯坦建立通信基礎設施、提供網絡服務，這在促進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做出積極貢獻的同時，也向世界推廣了以中國高鐵為代表的中國技術與中國標準。
在培育具有影響力的跨國公司方面，國有企業全面融入國家雙循環發展格局，構建國際化發展體系，協調國內國際業務互通互進，不斷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2022年度《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上榜的中國國有企業達到99家，同比增加3家，國家電網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位列前5名。
需要指出的是，民營企業作為對國有企業必要、有益的補充，成為實現產業鏈協同創新、“鍛長板”“補短板”的主要渠道。
第一，民營企業是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產業鏈協同創新的生力軍。隨著全球產業鏈開始向內生化、本地化收縮，國家之間的競爭轉向產業鏈競爭，一個國家想要占據全球產業鏈中高端位置，除了需要培育強大的“鏈主”企業，也需要引導民營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數據，截至2021年7月，全國共有4922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一般國有企業資本力量較為雄厚，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的體現，而民營企業機制靈活，市場嗅覺敏銳，適應力強，具有較強的發展潛力與持續成長能力。
第二，民營企業是產業鏈“鍛長板”“補短板”的積極貢獻者。民營企業在創新研發投入方面基于市場需求，傾向于將有限的創新資源投入產業鏈后端產業化、商業化環節。在創新研發投入方面，民營企業研發投入總量和強度顯著優于同等規模的國有企業。2019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民營企業的研究與開發內部支出為4516.75億元，研發強度達到1.25%，高于同期同等規模國有企業83.18億元的研發投入與0.41%的強度。2021年，民營企業研發投入總量繼續走高，前1000家企業研發總費用達到8185億元，同比增長了16.2%，主要由高新技術企業、瞪羚企業和獨角獸企業貢獻。分行業來看，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領域、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領域、電器機械和器材制造業領域的民營企業更愿意投入資金進行科技研發工作。在研發機構方面，民營企業具有貼近終端市場、決策機制靈活的天然優勢，在研發機構布局方面更加超前。以華為2012實驗室和阿里巴巴集團之江實驗室為代表，民營企業在新型研發組織方式上先行先試。當前，民營研發中心已經涉及量子科學、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
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規律性認識
提升產業鏈韌性是實現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新中國國有企業始終保持憂患意識，為中國產業鏈韌性提升提供持久動力。根據國內外環境變化和時代需求，國有企業對提升產業鏈韌性的探索從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時期以維護國家安全為主；經過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時期以發展為主，安全為輔；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增強產業鏈核心競爭力，辯證看待發展與安全二者之間的關系，形成具有鮮明特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產業鏈韌性實踐經驗。分析不同歷史階段國有企業如何落實國家使命，采取哪些戰略舉措，取得哪些主要成效，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取得的偉大成就，總結寶貴經驗。縱向來看，在解構國有企業歷史貢獻時，要動態把握不同歷史階段的“特殊性”，使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維度對應我國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和現實需求，同時將“摸著石頭過河”的寶貴經驗和改革探索上升為一般規律；橫向來看，國有企業始終是新中國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對當前危局、切實提升產業鏈韌性與安全水平，必須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央企，是解決棘手問題的可靠抓手。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越性是基礎
生產資料所有制作為生產關系的核心，決定著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這里的生產關系不僅包括基本生產關系，比如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還包括決定這種生產關系的具體管理體制以及生產關系的具體表現形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在多種所有制結構中處于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因此，探索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過程也是通過國有企業不斷深化本質認知、調整使命功能，從根本上揭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優越性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通過其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體現。具體到提升產業鏈韌性上，即國有經濟布局于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再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影響產業鏈發展的規模、效率和整體質量。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越性還表現為國有企業在提升產業鏈韌性歷史進程中妥善處理與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們是我們自己人。”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實現我國產業鏈發展和韌性提升的重要基礎。民營經濟在促進產業鏈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實現價值鏈升值、積極推動國內國外雙循環等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重大方針，積極推進國企民企形成優勢互補、分工協作的“國民共進”產業生態系統，保證了產業鏈發展量質齊升。
（二）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研究、政策指導與企業實踐交互促進是動力
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對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作用與路徑的分析繞不開對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問題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后，國有企業承擔的重要任務是盡快恢復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國民經濟正常運轉。改革開放后，國有企業先后經歷“兩權分離”為主的放權讓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國有經濟結構調整、探索新的國資監管體制等制度變遷，都是基于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圍繞如何更好地發揮市場資源配置作用和政府彌補市場缺陷作用展開。進入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為國有企業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新坐標。
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從最開始就是在國家政策指導下展開的，并在實踐中形成了鮮明的中國特色。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國有經濟改革發展和提升產業鏈韌性做出系列重要論述，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國有企業在提升產業鏈韌性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提供了理論指導。“國企改革三年行動”、產業鏈長規劃等頂層政策設計自上而下拉動國有企業通過改革更好服務于國家堅持市場導向、問題導向、底線思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目標。理論研究推動政策制定、指導企業實踐，企業實踐為理論研究與政策制定提出新問題、新要求，三者循環交互促進，使得國有企業始終通過穩健的改革進程推動產業鏈韌性提升。
（三）國有企業“家國情懷”是精神內核
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的性質決定其在發展過程中不僅需要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還需要承擔社會責任。中國產業鏈建設發展過程中，國有企業的作用和貢獻是巨大的，在創造社會價值中作用突出、成效顯著。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國營企業承擔起興建新中國產業鏈基礎部門的重任。從擴大企業民主、開展技術革命的鞍鋼憲法，大慶石油勘探大會戰，鷹廈、包蘭、青蘭新、川黔、黔貴等鐵路建成通車，到自行設計建造南京長江大橋，大批國營企業發揚艱苦奮斗精神，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實施封鎖禁運環境下創造了許多世界奇跡，支撐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使中國工業落后的面貌大為改觀。
面對改革開放后全球經濟一體化新環境，國有企業通過改革發展，落實國家發展戰略，進一步彰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的載人航天精神、“挑戰極限，勇創一流”的青藏鐵路精神、“追逐夢想、勇于探索、協同攻堅、合作共贏”的探月精神，這些先進精神始終支撐國有企業落實提升產業鏈創新水平、優化產業鏈區域布局、維護產業鏈安全的國家使命。
進入新時代，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國有企業主動承擔急難險重任務，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發揮表率作用。中國建筑集團有限公司、國家電網有限公司、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央企通力合作，分別在10天和12天完成“火神山”“雷神山”建設任務，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堅持不停工，保障產業鏈正常運轉，國家電網、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下調企業電力價格和寬帶價格，降低全社會運行成本。上述表明，“家國情懷”支撐國有企業建設成為具有鮮明時代特征、民族特色的世界一流企業，也更好地服務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產業鏈建設。
新中國產業鏈從無到有，再到韌性提升，用幾十年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和開拓創新。之所以能夠統籌好產業鏈建設中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得益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越性奠定了堅實基礎，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研究、政策指導與企業實踐交互促進提供了持久動力，國有企業“家國情懷”提供了精神內核。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實踐充分體現了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的高度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提供理論依據與指導。國有企業立足中國獨特歷史、獨特文化和獨特國情，對提升產業鏈韌性的探索更具中國特色。總結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取得歷史性成就，既是對中國產業鏈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也是對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深入把握。進入新發展階段，提升產業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成為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也對國有企業在更加復雜的內外部環境下發揮作用提出新要求。“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已經結束，新一輪深化改革正在部署，提升產業鏈韌性是國有企業在新發展階段的光榮使命和重大課題。強調國有企業提升產業鏈韌性的歷史性成就，絕不意味著其他所有制企業居于附屬地位。恰恰相反，新一輪國企改革重點就在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共同推進中國產業鏈韌性提升。事實上，近年來，以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京東集團、比亞迪集團、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民營企業，以其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意識在提升產業鏈韌性進程中貢獻突出、備受矚目。在“兩個毫不動搖”方針指引下，中國產業鏈必將通過“國民共進”取得更大發展成就。
［作者簡介］王思霓，經濟學博士，助理教授，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彩萍，管理學博士，教授，中山大學國際金融學院。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時代以創新為引領增強國有經濟‘主力’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