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56年，我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改造不僅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也對體育領域產生了深刻影響。上海作為中國近代體育的重要策源地，也進行了一場以私營體育場館為對象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
學界歷來重視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研究。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開始關注私營電影業、出版業、圖書零售業、報業等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并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不過，學界對體育領域社會主義改造的研究尚顯薄弱，據筆者所見，目前僅有上海體育學院鐘瑞秋教授于20世紀90年代初發表的《淺談五十年代城市民辦體育場所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文。該文從體育發展的視角對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進行了初步介紹與歸納，此后，學界鮮有關于此問題的研究成果。
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上海對私營體育用品生產廠商、私營體育場館進行了改造。由于上海私營體育用品生產廠商納入了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范圍，而武術聯誼會、中華武術會等群眾性體育組織又未被納入改造范圍，因此，本文僅以上海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為研究對象，利用上海市檔案館檔案文獻、報刊和圖書等資料，對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背景、基本過程以及成效等進行梳理，以期深化對相關問題的研究。
一、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背景
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并非偶然，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其中，新中國群眾性體育運動發展帶來的場館需求迅速增長、私營體育場館經營的錯誤傾向以及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到來等因素，推動了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社會主義改造的發端。
（一）發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現實需要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開始大力普及群眾體育。1949年10月，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馮文彬在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籌備會議上，代表籌備委員會做《新民主主義的國民體育》的報告，報告提出了“改變少數人的運動成為國民的普及的運動”的體育發展方針。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在出席大會時進一步指出：“現在我們的體育事業，一定要為人民服務，要為國防和國民健康的利益服務。”1952年6月10日，毛澤東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題詞，發出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號召，更進一步推動了群眾性體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的發展。
群眾性體育運動的蓬勃發展，催生了人民群眾對體育場館的旺盛需求。為滿足群眾性體育運動發展需要，黨和政府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1951年，上海市政府“先將土地收歸國有，以后逐步接管或贖買了場地上的建筑物，修復了其中部分體育設施交體委使用，也有部分場所改成其他文化設施或公園綠地。這類場所接管于1953年基本完成”。上海還陸續新建或改建了一些體育場館：虹口體育場（1951年建造）、淮海廣場（運動場，1951年接管改建）、滬東運動場（1953年建造）、滬西運動場（1953年建造）、山東路體育場（1953年建造）、風雨操場（1953年建造）等。1954年，“中央體委決定修建江灣體育場”，整個工程包括看臺、修建田徑場、體育館、大禮堂和相應設施，1955年竣工。此外，原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滬公安部隊接管的私營大陸游泳池等體育場館，移交上海市教育局管理，改名為新成游泳池，并于1952年7月1日對群眾開放。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上海體育場館數量快速增長。1953年3月，上海市教育局體育處干部俞貴方在談及新中國成立后上海體育場館建設情況時說：“目前的體育場館就由二、三個發展了三倍。”不過，與上海龐大的人口規模相比，公共體育場館在數量上仍存在較大缺口，難以滿足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現實需要。
不僅場館數量不足，場館經營狀況亦然堪憂。以騎馬體育場地為例，上海的騎馬場（有的自稱騎馬學校）“開設者多是解放前跑馬所的養馬工人或馬車工人，設備很差，場地較小。如林肯馬房場地僅2.9畝，馬均老瘦，企業職工十三人，依靠租馬為生”。這些所謂的“騎馬學校”，雖對外宣稱是馬術學校，但無論是人員設備還是場地面積，都與“騎馬學校”的標準相去甚遠。由此可見，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經營規模與場地設備，亦難以滿足發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需求。
（二）實施體育行業整頓的必然要求
上海私營體育場館，不僅在場地和規模上難以滿足發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需要，在服務定位上也存在著脫離群眾的傾向。社會主義改造前夕，上海尚存的體育場館特別是網球場、彈子房等，多由私人經營，消費者也主要是少數資本家等。根據上海市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以下簡稱上海市體委）的調查，全市五所網球場均開設在常熟、靜安兩區，球場開設宗旨也在于為資產階級服務，球場施行“會員制”，“打球對象多數是資產階級上層份子”。除網球場外，上海還有為數不少的彈子房。彈子房最早由外國人引入上海，并被定位為一種高貴、奢侈的娛樂，僅提供給外國人。在上海“卻而司”彈子房，“打一小時彈子要花好幾塊洋錢”。彈子房、網球場等場館在利用上的“貴族化”傾向，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確立的“結合實際情況，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并逐步使之普及和經常化”的體育工作方針背道而馳。因此，在廣泛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時代背景之下，對資產階級體育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大勢所趨。
溜冰場、乒乓房、康樂球等私營體育場館還存在著“流氓化”傾向。例如，有的“乒乓房利用‘女伴打’招攬生意，彈子房、乒乓室、康樂球等賭博行為很普遍”。一些“落后”青年去溜冰場，不是為進行體育活動，他們“往往購買參觀券后在旁觀，一見有漂亮的婦女即購溜冰券入池調戲、侮辱，因而鬧事”。還有一些青年在溜冰場受腐朽思想的影響，影響了工作與學習。上海私營體育場館存在的這些問題，不僅與發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體育工作方針背道而馳，而且與中國共產黨倡導的體育服務人民大眾的意識形態也嚴重相抵觸。上述這些問題也是黨和政府對私營體育場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原因。
此外，私營體育場館在管理上也存在諸多問題。例如，私營體育場館的內部管理缺乏健全制度，存在著“對資財心中無數，運動器材缺乏嚴密的管理制度”等多種問題。同時，場館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也有嚴重脫離群眾的傾向，“有的工作人員對待來場群眾的態度不誠懇不耐心，個別作風惡劣的人員竟與群眾吵架”。這些問題的存在，極大地影響了群眾性體育運動的發展。
（三）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教育與社會主義改造的推動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8月，毛澤東在審閱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結論時，第一次對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做了比較完整的文字表述。12月，中共中央批準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制發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之后，全國各地區、各行業掀起了宣傳貫徹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高潮，對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產生了深刻影響。
通過宣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上海體育界提高了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認識。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并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賀龍在會上做題為《在總路線的照耀下，為開展群眾性的體育運動而奮斗》的報告，要求“體育工作必須積極地為國家的總路線服務”。5月，上海市體委召開了1954年體育工作會議，華東行政委員會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沈體蘭傳達了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基本精神與決議，他在傳達中著重指出：“新中國的體育運動也像其他文化教育工作一樣是服從于總路線的利益，為總路線服務的——就是說它是為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服務的”。對于上海體育界而言，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服務，不僅要推動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而且還要積極推動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
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熱烈氛圍，也對上海體育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經營者受到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感染，認識到私營體育場館改造已成為順應時代的必然要求。當時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經營者，不僅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有切身感受：“爆竹一聲響，上海變了樣；慶祝公私合營，全市喜氣洋洋的心情來祝賀上海進入社會主義”，而且，他們在思想上也發生了較大改變：“上海進入社會主義是實現全市人民的愿望，當然我們這些擊彈社的人員并不例外……我們認為剝削可恥，并且成為一個對社會主義服務者，應該走向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私營體育場館經營者思想上的轉變，奠定了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的思想基礎。
從客觀環境看，私營體育場館在社會主義改造大潮中已經難以維持。1956年4月，上海市體委明確了私營體育場館社會主義改造的原則，強調：“不能像對一般工商業一樣的按公私合營的辦法以企業性質來對待。對他們的改造原則應是：積極領導，加強管理，逐步改造為體育事業單位。”之后，上海市體委進一步指出了改造私營體育場館的必要性：“上海私營體育場所眾多，體育界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較深，因此要求我們今后的工作在改造私營場所和肅清體育工作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到來，不僅促進了私營體育場館經營者的認知轉變，而且使私營體育場館改造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過程
從時間上看，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稍晚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1955年2月，當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進入高潮之時，上海市體委發布了《對私立體育事業機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計劃的初步意見》（以下簡稱《初步意見》）與《對私營體育場所、體育團體、體育用具制造廠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方案（草稿1955年）》（以下簡稱《初步方案》）兩個指導性文件，明確了對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的對象、方針政策、具體要求、基本步驟以及組織領導等問題，開啟了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進程。
（一）上海市體委對私營體育場館狀況的初步研判
1955年2月，上海市體委組織人員對私營體育場館的數量和經營狀況等進行了初步摸底。根據摸底情況，全市有“溜冰場六所，彈子房十六所，乒乓室二十三所，健身房六所，網球場五所，騎馬場三所，康健園（綜合性的體育活動場所）一所，小落彈（類同于擊彈）、康樂球、象棋、氣槍，此外尚有私人開設的各種球場等數量很多，分布面很廣，其中除私人設立的各種球場外，其余均類同于攤販，現僅就北站區小落彈一項，初步了解計有四十四處，初步估計約共有千處”。由此可見，當時的上海有相當數量的私營體育場館。不過，這些私營體育場館的經營狀況堪憂。騎馬學校、健身房經營規模小、場地設施落后，溜冰場管理混亂、風氣不佳，彈子房、乒乓房、康樂球存在較為普遍的賭博行為。通過這次摸底，上海市體委掌握了私營體育場館的數量和經營狀況，為改造工作奠定了基礎。
上海市體委對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采取了有選擇的、循序漸進的步驟以及先行試點再逐步推進的方式。1955年2月，上海市體委決定從“對群眾關系、對社會的影響較大的私立體育事業機構”開始，啟動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并擬定了1955—1957年改造的初步計劃：“一九五五年，以溜冰場為改造重點，經全面調查研究，進行登記后加強管理；一九五六年，根據實際情況，對一些具有一定條件的，接管二、三所，并選一、二所有條件的私立體育事業機構，過渡到由群眾團體接管或管理使用，以吸取經驗；一九五七年私立體育事業機構中的一部分由事業團體接管或管理使用。”此后不久，上海市體委又在《初步意見》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改造方案，制定了《初步方案》，并提出了上海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的三個五年計劃。按照這一改造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是“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逐步領導和加強管理，有計劃有重點地（影響較大者）進行整頓，對政治情況復雜、人員機構臃腫的，配合有關單位，進行清理、貫徹緊縮疏散，逐項制定管理辦法，辦理登記”。第二個五年計劃則須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中的作用，同時將部分規模較大的場所，使之逐步過渡到群眾體育團體辦理，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最終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將大部分（百分之七十）私營體育場所，通過不同形式過渡到公營，并有計劃地協助基層體育團體自行設立體育活動場地，以適應群眾性體育運動的開展”。按照上述三個五年計劃的改造方案，上海市體委把私營體育場館改造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著重于調查研究、加強管理與清理整頓；第二階段把規模較大的私營體育場館由私營改造為群眾體育團體，著重于經營管理方式的轉型；第三個階段，實現大多數體育場館的公營。
（二）上海市體委對溜冰場等私營體育場館的整頓與再調研
對私營體育場館進行清理整頓，是上海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的第一個實質性步驟。此次清理整頓具有較為鮮明的問題導向，即以解決私營體育場館存在的重點問題為整頓目標。在各類私營體育場館中，群眾對溜冰場的問題反映最為集中。早在1951年2月，《新民晚報》刊登的讀者來信就曾反映溜冰場存在場地凹凸不平、場內工人向客人索要小費等設備和管理不善的問題。1953年3月，《新民晚報》再次刊登了讀者對溜冰場的批評，讀者竺靖到私營新都溜冰場溜冰后，認為“有部分青年游客，作風極不正派，有怪叫及輕佻的舉動”。這說明，私營溜冰場在經營管理方面確實存在較多問題。
1955年2月，上海市體委首先啟動了對私營溜冰場的清理整頓工作。上海市體委圍繞調查研究中發現的以及群眾集中反映的主要問題，通過團結教育職工與監督改造資本家的方式對私營溜冰場進行了整頓，增添了安全衛生設備，改善了場內環境，降低了售票限額數，建立了民主管理機制。此外，上海市體委還配合工會，加強對中小型工廠經常去溜冰的青年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同時，為配合上海市體委整頓私營體育場館的行動，公安局逮捕了在新仙林溜冰場腐蝕青年的流氓阿飛、在虹口體育場破壞秩序的搗亂分子等，重點打擊了溜冰場中的地下舞女和暗娼勾引青年、特務分子腐蝕青年等非法活動，有效遏制了私營體育場館的不良風氣。通過整頓，溜冰場等私營體育場館的風氣為之一新，上海市民也深切感受到了私營溜冰場的變化：“從去年春節起，溜冰場就開始變了，有關單位加強了對他們的領導，在溜冰場里的流氓逐漸的被清除。職工們的覺悟逐漸提高，他們知道，溜冰場不像過去的跳舞廳，它不是‘娛樂場’，而是一個為人民健康服務的地方。”通過初步的清理整頓，私營溜冰場經營混亂、魚龍混雜的現象得到初步扭轉，為進一步開展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積累了經驗。
1955年6月，上海市體委根據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計劃，繼續推動了以私營體育場館為對象的調查研究。此次調研根據不同類型私營體育場館的特點，采取了靈活有效的摸底策略。例如，“通過所在區（九個區）公安分局了解和核對資本家和職工的政治歷史情況、一般營業情況。并選擇太湖、新世界乒乓房為重點，用工會名義通過內部職工深入了解情況與發現存在問題”，對私營乒乓房進行了調研；由體委“出面找內部工作人員了解內部基本情況，并通過進步力量（黨、團員）深入發現問題。同時通過派出所和看現場的方法，進一步進行了解”，對網球場、健身房進行了摸底；由上海市體委“向民政局社團科全面了解一般歷史組織基本情況”，實現了對體育社團的調研。此外，上海市體委還對體育用具制造廠商、小型體育活動據點以及工廠、企業、學校、機關所有體育場地進行摸底調研。上述調研活動為進一步的改造工作奠定了基礎。
（三）上海私營體育場館公私合營高潮的到來
1955年秋冬，北京、上海等地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已有相當規模的發展，至1956年初，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席卷全國。這一飛速發展的新形勢，對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直接推動了上海私營體育場館公私合營高潮的到來。
1955年12月，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公私合營高潮首先從私營體育用品制造廠開始。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私營體育用品制造廠作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組成部分，被納入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范疇。6日，私營華南乒乓球廠向上海市輕工業局提出了公私合營的申請，隨后上海市體育文娛用品工業同業公會所屬之羽毛球小組、球網小組、球拍小組、乒乓球小組也紛紛提出公私合營的申請，由此，私營體育用品制造廠首先在體育界掀起了公私合營高潮。
私營體育用品制造廠的公私合營高潮對私營體育場館經營者產生了強烈的心理震撼，不僅增強了他們參與公私合營的緊迫感，而且是否參與公私合營成為衡量其先進與落后的標尺。
1956年1月17日，薛占秋等私營乒乓房經營者聯合向上海市體委提交了公私合營的申請，并在申請中表明了決心：“現在我們國家正轟轟烈烈地掀起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百分之百的私營工商業的資本家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投入了這一運動，為此，我們雖然沒有加入工會，但實質上終是體力勞動者，因此在思想上更應積極地有決心投入這一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高潮。”私營乒乓房經營者的公私合營申請，在私營體育場館經營者中引發了連鎖效應。彈子房、溜冰場等私營體育場館也先后向上海市體委或所在地政府提出了公私合營的申請。錢世和等近20位私營彈子房經營者在向上海市北站區人民委員會的呈文中提出：“現今上海各工商業已被批準公私合營，想我落袋所亦屬高尚文娛健身運動，故而我等響應政府政策，服從國家管理，擬請政府準予批準合營。”
私營體育場館隨即掀起了公私合營的高潮。之后，上海“有45所私營彈子房、乒乓房和溜冰場改為公私合營，10所健身房、網球場改為民辦公助或由政府接辦”。私營體育場館的公私合營，為進一步建立社會主義體育事業單位、發展人民體育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之，在此階段的改造中，私營體育場館經營者表現出充分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上海市體委也因應此種變化，及時調整了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的計劃。
（四）上海市體育事業單位的形成
私營體育場館公私合營高潮的到來，加快了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步伐。上海市體委在1955年初擬定的關于利用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的計劃已難以適應新的形勢。1956年9月，上海市體委重新制定了《關于原私辦體育場所改造的初步規劃方案》（以下簡稱《初步規劃方案》），從社會主義改造的新形勢出發，對現有私營體育場館情況進行了再次研判，分析了其基本特點，并提出了新的改造原則和改造方法。《初步規劃方案》重新對原私營體育場館進行了類型劃分，提出對“沒有或很少有勞資關系基本上屬事業性質的單位，如健身房、網球場、乒乓房”等，“采取政府接辦、郊區體委或體協管理的辦法”；對“有勞資關系在高潮中已按企業性質合營的單位，如溜冰場、彈子房”等，“采取政府領導、私辦公助形式，逐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事業單位”；對“屬群眾團體性質的精武體育會”等，“仍保留場地，并采取政府領導、民辦公助形式逐步轉化為幾個主要運動項目，如拳擊、摔跤、武術的運動協會性質和體育團體”。12月，上海市體委為推動《初步規劃方案》的貫徹落實，進一步向上海市人民委員會文教辦公室提出了《關于貫徹“原私營體育場所改造規劃方案”的措施》，分別對上述三種類別的私營體育場館改造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方案。按照這一方案，上海市體委“批準溜冰場、彈子房為公私合營單位，進行了清產核資、人員輸送和改善管理等工作，對3個網球場改為公立，對健身房實行了民辦公助”。至1956年底，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在此過程中，上海市體委作為政策制定者、市場監督者以及宏觀引導者，通過前期調研、政策制定、場館整頓以及政策引導充分發揮作用，推動了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上海市體委從私營體育場館的特殊性與不同類別體育場館的特殊性出發，提出了“接管合并”“維持管理”等改造方式。特別是對于“沒有必要而又不能維持等（場館）”，提出了“任其自行淘汰，在淘汰前加強管理、監督”的方法，凸顯了改造方式的靈活性。此外，上海市體委與上海市公安局相互配合，對溜冰場等私營體育場館的違法行為進行了堅決打擊，有效改善了體育場館的風氣。通過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廣泛宣傳，上海市體委還積極引導私營體育場館參加公私合營。在改造過程中，上海市體委建構起調研摸底—政策制定—清理整頓—宣傳引導的改造工作鏈，完成了從調研到整頓再到合營的改造過程。
總之，通過對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在上海建立起了以“公私合營”為基本形式的社會主義體育事業單位，為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發展確立了正確的方向。但在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偏差和問題。1955年2月，上海市體委曾擬定三個五年計劃的改造構想，但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高潮的到來，上海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的內外環境發生了變化，改造也驟然加速，至1956年底，私營體育場館已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由于改造驟然加速，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造工作過快、不夠細致等問題。
三、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效
1955—1956年，經過了初步研判、清理整頓和公私合營高潮等階段，上海私營體育場館最終形成了以“群眾需要”為導向的社會主義體育發展模式，確立了服務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公益屬性，形成了以“群眾體育為人民、遵紀守法、公平競爭”為內核的社會主義體育道德風尚。
（一）形成了以“群眾需要”為導向的社會主義體育發展模式
與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重點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不同，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始終堅持把服務少數群體的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為服務人民群眾的體育場所，作為改造的側重點。
在改造過程中，上海市體委把“群眾需要”作為私營體育場館分類改造的首要標準。1956年，上海市體委在其提出的私營體育場館改造政策方針中，明確“群眾需要”成為場館分類的基本標準：“凡符合群眾需要辦理較好的，予以適當發展；凡符合群眾需要而辦理不好的，予以整頓；凡不符合群眾需要而辦理較好的，予以改造；凡不符合群眾需要又辦理不好的，限期改變或停辦”；“凡以此欺騙牟利、為（危）害群眾的，予以取締”。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充分體現了體育發展的群眾需要導向。這一導向對此后的體育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從改造結果看，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提高了體育場館服務群眾的能力。上海市體委不僅“積極地改進和健全管理制度，建立季度財務預、決算和財務計劃，精密分工，明確職責”，而且要求各體育場館要“經常召開業務會議（職工骨干與資方負責人），討論重要業務工作，每季度制定工作計劃和工作總結”，同時為方便群眾，還在“改進開放場次、時間”等方面采取了積極有效的舉措。總之，在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過程中，無論是發展體育事業的基本導向，還是體育場館的管理機制和運行體制，抑或是管理人員業務能力提升措施，都是以滿足“群眾需要”為中心的。
（二）確立了服務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公益屬性
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體育事業，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益服務。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前，私營體育場館不提供體育公益服務。通過對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形成了一批公益屬性的體育場館。這些場館由政府或群眾體育團體主辦或主管，是服務于群眾、服務于集體的公益性體育組織。
首先，改造后的體育場館服從和服務于國家大政方針。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生產、鞏固國防是新生的人民政權得以存在的客觀需要，國家的各項事業必須統一到這個目標上。1953年，上海市市長陳毅在檢查華東區第一屆人民體育運動大會籌備工作時指出：“為了使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勝利地進行，重視發展體育運動是非常必要的”。1955年，上海市體委指出：“對私營體育場所的改造工作，是社會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是一件比較復雜而艱巨的工作……只有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領導，才能使人民體育事業健康地發展起來，為建設祖國與保衛祖國服務。”上海市體委對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建設與管理工作，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均統一于國家文化教育的改造和建設事業。
其次，這些改造后的體育場館由政府或群眾體育團體主辦或主管，實際上具備了服務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公益屬性。把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為由國家或者群眾體育團體主辦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或公營單位，是上海私營體育場館改造的根本方向。在上海市體委制定的私營體育場館改造初步方案中，上海計劃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實現“規模較大的私營體育場所，由群眾體育團體和政府接辦”的改造目標。據《新民晚報》報道，截至1956年1月，上海“十五家彈子房、五家溜冰場、廿四家乒乓房均已聯合向市體育運動委員會申請公私合營；另外，五所健身房、四所網球場及精武體育會，也都已向市體育運動委員會申請由政府接辦”。通過社會主義改造，上海私營體育場館大多成為服務于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公益性事業單位。
人民群眾在參加體育活動時也親身感受到彈子房這一體育場館改造前后的巨大變化：“在從前，由于社會制度和企業性質不同，這項活動常常被一些游手好閑的人作為賭博、消遣的活動，現在，‘擊彈’已回到了勞動人民面前，它已是被大家作為一項真正的體育活動了。”從私營體育場館到具有公益屬性的事業單位，發生改變的并不僅僅是產權性質，還有服務對象。故而，為人民群眾服務已成為體育事業單位的根本宗旨。
（三）形成了以“群眾體育為人民、遵紀守法、公平競爭”為內核的社會主義體育道德風尚
在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上海市體委始終以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改造體育場館的經營者與管理者，使其樹立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提高服務人民的專業技能。因而，對私營體育場館改造，不僅要改造場館的產權、管理權與經營權，還必須要改造經營者和體育界人士的價值觀。1954年，上海市體委在分析解放前上海體育發展情況時，認為這一時期的上海體育發展存在諸多問題，如“把體育作為商品、營利、消遣的工具。運動員中道德敗壞、錦標主義思想相當嚴重。在體育理論上散布著體育視為消遣，好似打牌、喝酒一起，以及‘體育救國’、‘強國先強身’等超政治的資產階級體育論調”，指出“當時的體育運動是脫離廣大群眾的”，上海市體委對舊上海體育發展問題的批評，為新思想的誕生開辟了道路。
在私營體育場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上海市體委“配合了公安局有關部門肅清了糜爛在溜冰場的流氓阿飛，并加強了日常的宣傳教育，侮辱婦女、爭風吃醋、打架、吵架等腐朽的行為逐漸消滅，溜冰場上出現了新的風氣”。在政治規訓與思想教育的共同作用下，“社會風氣改變，群眾覺悟提高，把它作為賭博的情況，一天天的少了，已經有許多工人、學生去擊彈，像全市最大歷史最久的‘卻而司’彈子房過去把擊彈的術語一直用英文來稱呼，現在已改用本國語言了，而且還訂有服務公約”。通過對私營體育場館的改造，不僅更新了場館設施，而且革除了場館中的不良風氣，以“群眾體育為人民、遵紀守法、公平競爭”為內核的社會主義體育道德風尚也逐步樹立起來。
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體育事業的一次嘗試性探索。中國共產黨對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改變了體育場館的私營性質，建立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體育場館，而且形成了與社會主義制度相匹配的體育發展模式，為發展群眾性體育運動提供了制度保證。社會主義改造后，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營體育在上海成為歷史，以“群眾需要”為導向的群眾體育成為社會主義體育發展的新方向。此外，通過私營體育場館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舊社會供資產階級上流社會消遣的各類體育項目“回到了勞動人民面前”，讓群眾切實感受到私營體育場館改造帶來的新變化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更加堅定了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與決心。上海私營體育場館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和經驗，對促進新時代體育事業發展仍具有一定歷史啟示和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張屹，法學博士，副教授，西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申亮，哲學博士，副教授，上海大學體育學院；于明星，博士研究生，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