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率領全國人民適時地轉向社會主義革命。通過沒收官僚資本主義，建立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完成土地改革，采取一系列從低級向高級的過渡形式，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經過1949年至1956年的努力，成功實現了馬克思曾設想過的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和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勝利實現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使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在領導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過程中，既借用了蘇聯的許多做法，又以蘇為鑒結合中國國情，開始了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新探索。在這個探索實踐中，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主張，至今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重要指導作用。然而在晚年他卻錯誤地以階級斗爭為綱，片面地理解社會主義，忽視了經濟建設的基本規律，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造成了消極影響。
在認真總結毛澤東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在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上的完滿結合，成功地進行了新的探索，逐步形成和發展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可以說，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為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起到了理論奠基和經驗準備的作用。而鄧小平理論的產生，則是在毛澤東開始探索的基礎上創新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關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種種原因的制約，中國采取了“一邊倒”的對外政策，堅決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并以蘇聯經驗為基本，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在實踐中，毛澤東發現了蘇聯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了對蘇聯模式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的思想，并開始探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
毛澤東從多個方面對蘇聯經驗進行了反思，第一個站出來批判蘇聯模式，并試圖“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反映宏觀經濟規律”的發展模式。這正是他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反映。他曾明確指出：“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1]。毛澤東多次強調，認清中國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和建設問題的基本依據。毛澤東勇于探索有中國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精神，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沖破長期“左”的禁錮奠定了思想基礎，對黨破除僵化的形而上學的思想路線，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是與毛澤東破除蘇聯迷信，試圖尋找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實踐分不開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2]，是當代科學社會主義最偉大的理論成果。正如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的，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道路“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3]。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鄧小平提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提倡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以后鄧小平講到毛澤東思想，最多的就是實事求是。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強調：“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4]堅持實事求是，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把學習外國經驗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鄧小平強調：“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搬照抄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5]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內容上，鄧小平在許多方面也繼承了毛澤東正確的思想主張。如重視發展農業，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建立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等等。這些都為鄧小平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探索
毛澤東在早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曾意識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1954年6月和1957年2月、7月，他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的講話中，把社會主義區分為“建立”和“建成”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他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剛剛建立，還沒有建成，要建成社會主義，還需要長期的艱苦奮斗和發展社會生產力。1958年11月，毛澤東告誡全黨對中國經濟發展要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其主要問題就是要解決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他明確指出，現階段是社會主義，人民公社中的集體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就是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有10多年的經驗，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結合蘇聯社會主義建設40年的經驗，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進行了較為集中的思考，提出了“社會主義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的思想。他指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不是凝固不變的，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實現后一階段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并提出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需要100年左右或更多時間。
毛澤東的這種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正確認識，在當時急于過渡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狂潮在全國蔓延的大背景下，只是曇花一現，沒有形成理論體系，也不是建立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正確分析的基礎之上，較多的是建立在對馬列社會主義階段論的感性認識之上，因而不可能對其“超階段”、“混階段”的總體認識產生太大影響。但這些思想主張，反映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艱苦探索，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有開創意義，對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兩者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恢復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成為一個基礎性的理論課題。鄧小平是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的一員，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前2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有深刻的認識。1980年，鄧小平在談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時指出，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同時，鄧小平也熟知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的正確思想。所以，鄧小平探索思考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不可能不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有一個發展過程。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于初級階段”。1987年8月，鄧小平在談到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三大的歷史地位時，第一次明確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6]鄧小平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階段性理論，結合中國國情，較好地解決了階段性與整體性相統一的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此后，經中共十三大正式確認，并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經過上百年的時間。從上述過程，我們都能看出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兩個階段思想主張的影子。
三、關于所有制改革路徑的探索
毛澤東在以往理論探索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 1957年2月27日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一文中，系統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7]關于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天真的想法”。這破除了長期以來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矛盾的保守僵化的認識。
毛澤東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規律，使人們對社會主義發展動力問題有了正確認識，這對社會主義發展問題的思想探索是一大貢獻。雖然后來毛澤東并沒有堅持自己的正確理論，也沒有在實踐中找到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正確方法，但這并不影響其具有思想的正確性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意義，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社會主義改革理論的提出起了奠基作用。
毛澤東逝世后，鄧小平寫信給中央，提出了兩個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一是充分肯定和支持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二是提出問題不等于解決問題，用什么方式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需要進一步研究。鄧小平從生產力角度來考慮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適應性問題，他提出：“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把生產力的發展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改變了長期以來，人們在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時，往往忽視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僅僅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考察社會主義發展程度的錯誤。為此，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特殊形式，鄧小平提出了解決這一矛盾的途徑：從發展生產力角度進行體制改革。他多次提到要發展生產力，改革是必經之路。
鄧小平一再強調，改革“實質上是一場革命”，“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樣改革的深度和廣度不僅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變革，而且還涉及整個社會的轉制與改造，并最終引起社會的經濟、科技、文化和人的精神狀態等一系列全新的變化。鄧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8]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改革與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之間的內在聯系，徹底消除了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后，階級斗爭已不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情況下，仍然把階級斗爭當作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的錯誤認識的影響，指明了唯有改革才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徑，才是社會主義發展的直接動力。由此，鄧小平所有制改革理論全面系統論述了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對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偉大作用，解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不斷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重要問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鄧小平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不斷實踐、不斷總結，摸著石頭過河，終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中樞環節——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逐步得到突破性的進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有制改革的過程，就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對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認識越來越科學、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定位越來越高比重越來越增加的過程。鄧小平理論對所有制改革路徑的探索，在實踐中體現了中共中央在大力倡導改革的同時，不僅僅只是注重改革的形式，而是更加注重改革的內容。鄧小平鮮明的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9]這一思想使全國人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了一個科學的認識，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有了更為明確的理解，從而使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得到進一步的統一。從而，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在我國改革開放和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實踐探索中得到創新發展。
四、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向蘇聯學習”，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毛澤東基本上贊同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同意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但是他主張對這一體制進行改革。按毛澤東自己說：從1956年開始尋找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路線。1956年根據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的計劃精神，我國開始改進管理體制的嘗試，然而探索的方式集中在分權與放權方面，只是在計劃經濟體制內尋找平衡點。1958年11月，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說：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地進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10]他還提出讓領導干部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贊同斯大林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存在的原因的分析。此外，毛澤東還提出要有計劃地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論點。他說，社會主義的商品交換應當有計劃地進行，要把國家和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換納入計劃的軌道。這一看法不僅突破了把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而且開始克服了把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對立起來的局限。這與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計劃商品經濟”論斷是一致的。
可以說，毛澤東還是重視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但卻總是把它們放在次要的地位。盡管毛澤東的一些正確認識在經濟建設中沒有始終堅持，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認識在科學社會主義史上是有所突破的，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末他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認識論述，對此后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具有積極影響。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責主要應限于宏觀經濟領域，而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最大弊端在于限制和排斥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調節作用。正是在這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長期滯后。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清醒的認識到了計劃體制的種種弊端。
毛澤東關于計劃經濟體制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把社會主義等同于計劃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因而其思想辯證性沒有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藩籬。由于鄧小平抓住了制約經濟發展的計劃于市場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認識。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說過：“說市場經濟至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1] 1985年鄧小平又重申這一思想，他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12]鄧小平還對計劃經濟、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做了明確界定：“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13]到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南方談話中，對于計劃和市場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再次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4]
在鄧小平思想的指導下，中共中央一步步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鄭重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深刻闡述了這一改革目標的理論原則，在理論上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的正式確立。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理論上指明了解決“新舊體制并存狀態”矛盾和問題的途徑。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提出，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發展的必然產物。鄧小平提出并闡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他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對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而產生的。在他領導和設計的改革開放中，他又總結了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落后地區的經驗，從體制上作了比較，具有時代性、中國性、實踐性與開放性，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創立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嶄新的目標模式，賦予了社會主義發展事業新的生機與活力。
五、關于建立全面開放戰略格局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在外交上曾奉行“一邊倒”的政策，即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一邊的政策。這是當時國內外條件所決定的。在那個時期，國際上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對立。美國和西方主要國家對我國封鎖、壓制和敵視的政策，只有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才積極支持剛成立的新中國。但即使在實行“一邊倒”政策時期，毛澤東也一再強調不能把自己黨和國家的獨立性失掉，外交上不能盲目照搬外國的政策和經驗，而應該獨立自主地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去處理問題，制定政策。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由于中蘇兩黨、兩國從意識形態分歧發展到邊界的武裝沖突，社會主義陣營不再存在。毛澤東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與世界和平，曾制定了在國際上形成了一條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戰略決策，于是有了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訪華以及中美逐步建交。但即使在執行“一條線”戰略時期，我國仍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
新中國遵循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我國不僅堅持自己的獨立自主，而且不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尊重別國的獨立自主。正因為依靠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思想新中國正確處理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中國共產黨與別國黨之間的關系，因而贏得了世界各國和各國黨以及人民的信任，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這些為以后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一貫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極為重視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學習外國的經驗。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專門談到要正確處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毛澤東主張，應該把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長處、本國實際與外國的經驗辯證地結合起來。正是由于在實踐中堅持和遵循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這一方針，新中國戰勝了帝國主義國家的長期封鎖，捍衛了國家的獨立與主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
但是，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毛澤東在處理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學習外國的關系問題上產生了一些失誤，主要表現在過分強調自力更生和內因的作用，而忽視了與外國交往及向外國學習，使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基本處于閉關鎖國的狀態，造成了政治上的孤立，經濟上的停滯和文化科學上落后的嚴重狀況。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繼承了毛澤東獨立自主基本原則，并進行了新的概括和發揮。首先，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指出“建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還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15]其次，鄧小平根據世界局勢的變化，順應時代潮流，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16]，指明了中國一定要面向世界的發展方向。再次，鑒于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確保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鄧小平指出“沒有對外開放政策這一著，翻兩番困難，翻兩番之后再前進更困難”[17]，指明了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是符合我國國情并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只有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吸收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經驗，包括資金，才能加速中國的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全面開放，也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鄧小平思想的指導下，至2002年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逐步形成了由沿海到內地，從東部到中部、西部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多渠道的對外對內全面開放的格局，標志我國全面開放戰略新格局的最終確立。
鄧小平在不斷的實踐中把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提出的對外開放思想是毛澤東有關思想主張的繼承和創新發展。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確立、發展的過程及實踐證明，獨立自主必須同對外開放相結合，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在對外開放中增強我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使毛澤東獨立自主原則達到一個全新的境界。
結語
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理論巨著是研究總結蘇聯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重要成果，對我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主張，已與那個時代緊緊地連在了一起，與新中國社會主義前十年的艱辛探索連在了一起，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筆寶貴財富。雖然遺憾的是毛澤東在實踐中沒有始終堅持正確的思想主張，出現了重大失誤。但正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真正恢復發展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鄧小平在總結毛澤東經驗及教訓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少走了彎路，并勇于創新，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加快了中國社會前進的步伐。
鄧小平理論的卓越貢獻，體現了他對黨和人民事業的赤誠忠心，堅持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體現了他對中國的國情和歷史、現狀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研究；體現了他具有極高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與理論勇氣，在實踐中堅持、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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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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