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將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列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筆者擬結合自身研究，就此話題談點粗淺認識。
一
通過帶領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就指出：“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社會主義不是使人盡富或皆貧，是使生產、消費、分配適合的發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給，得最大的幸福”。新中國成立后，1953年中共中央做出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1955年7月和10月毛澤東先后在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和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以及1957年2月發表的題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都一再強調要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1955年10月，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指出：“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階級”。同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全國工商聯執委會會議告全國工商界書》中明確提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飯吃，大家共同富裕。”
但是很遺憾，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國民經濟出現了重大比例關系失調的狀況。以積累和消費比例關系為例，1952—1978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6.7%，而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率不足2%。即使扣除人口增長的因素，居民收入增長也比經濟增長低3—4個百分點。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全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甚至低于1957年。那個時期還有2.5億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基尼系數在0.2上下，但平均主義盛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影響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生產效率不高，嚴重影響了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黨和國家不得不對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二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生產力，讓生產者自主選擇最適合的生產經營方式。于是就有了包產到戶的興起，直至包干到戶在農業生產責任制中確立統治地位。幾乎是在同一時期或者緊隨其后，城鎮就業領域開始允許自主創業、自行就業，國營和集體經營企業也逐步循著“放開搞活”的思路開始了改革。這意味著允許居民收入拉開差距，于是就有了鄧小平“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著名論斷。20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幾次講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1990年12月，鄧小平再次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從最初的“放開搞活”到變計劃經濟體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40余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循序漸進，改革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總量由居世界第11位躍居第2位，由低收入國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與此同時，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闊步邁進全面小康社會。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實際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8322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實際增長18.0倍，年均實際增長7.8%。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用31年時間實現了人均收入跨萬元大關，用5年時間實現人均收入跨2萬元大關，至2019年又用了5年時間實現人均收入跨3萬元大關。40余年的輝煌成就雄辯地證明了鄧小平在改革初期的斷言：“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
三
毋庸諱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擴大到了令人憂心的程度。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3年以來中國居民基尼系數顯示，2004年為0.473，2008年和2009年最高分別達到0.491和0.490，2012年回落到0.474，2016年為0.465，但仍在國際警戒線之上徘徊。“接近0.5的基尼系數可以說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過0.5的國家只有10%左右；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間。”按收入分等統計，高、低收入組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較大。2010年，城鎮居民家庭中20%高收入組與20%低收入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達5.4∶1；農村居民高、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之比為7.5∶1。這表明無論城鄉，高、低收入組之間的收入差距均很懸殊。需要指出的是，我國是個大國，地區發展極不平衡，人均收入相差最大的莫過于將東部的城鎮居民收入水平與西部的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相比。收入最高的人口大多集中在東部大城市中，收入最低的人口則主要生活在西部的農村里。即便就全國平均水平而言，我國也是世界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2005年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個國家超過了2，中國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總之，在2010年以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仍在擴大，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純收入之間的倍數從2002年的3.11擴大到了2009年的3.33，2010年以來逐漸有所縮小，2016年降低到2.72。
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長期在警戒線附近徘徊卻沒有導致嚴重的社會分裂，主要是由于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實現了有差別的同步增長，沒有造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能夠做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尤其是在就業、社會保障、扶貧諸方面的突出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始終把就業工作擺在優先位置，千方百計滿足勞動者的就業需求，提升了就業總量，保持了就業形勢的長期穩定，失業率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而且就業質量不斷提高，勞動權益得到保護。2017年末，城鄉就業人員總量達到77640萬人，比1978年增加37488萬人，增長了93%，平均每年增長961萬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創造了條件，城鎮就業人員總量達到42462萬人，比1978年增加32948萬人，增長了346%，平均每年增長845萬人。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保持在4.3%以下。特別是在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大力推動創業帶動就業，在經濟增長由高速轉向中高速的宏觀背景下，就業形勢呈現了總體平穩、穩中向好的態勢。“2013—2017年，全國城鄉就業總量年均增加187萬人，城鎮就業人員年均增加107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穩定在4.0%左右，城鎮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0%左右的較低水平”。就業是民生之本，“2018年我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達到82461元，是1978年的134倍，年均增長率達到13.0%，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了18.3倍，年均實際增長率為7.7%”。農民工的工資也顯示了同樣的增長態勢，各類不同性質企業的最低工資制度普遍建立起來且實現了最低工資額連年上漲。
20世紀末期，多年形成的國有企業冗員問題凸顯，許多國有企業經營困難，減員增效成為必然選擇。為配合國有企業改革、減輕國有企業職工集中下崗對社會的影響，我國加快了對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以養老、醫療、失業三大保險為主體的企業職工社會保險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完畢。進入21世紀，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事業快速發展，初步建成了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截至2019年底，基本養老、失業、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9.67億人、2.05億人、2.55億人，社保卡持卡人數達13.05億人。此外還有民政部門負責的養老服務、兒童服務、殘疾人福利和社會救助、慈善事業等。“社會保障作為調節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手段之一，其靈魂在于‘抽肥補瘦’和‘扶弱濟貧’，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將其作為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工具之一。在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轉型中，作為社會‘安全閥’和收入分配‘調節器’的社會保障，理應發揮獨特作用。”發達國家的居民收入再分配主要通過稅收（個人所得稅等）和社會保障來調節，從其經驗看，社會保障比稅收的作用更為突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國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狀況的調查證實，社會保障制度已經開始發揮緩解和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積極作用。例如，“2012年在對多省調查后顯示，社會保險收入使全國居民收入差距下降4個基尼點，其中使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下降7個基尼點，使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下降1個基尼點”；“該年的全部調查數據顯示，社會保險收入使基尼系數下降6個百分點”。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無疑也發揮著同樣的作用。
在我國，縮小貧富差距的重心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減少貧困人口方面的成就堪稱世界楷模，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評價。按照2010年標準，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有7.7億農村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高達97.5%；2017年末，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為3046萬人，累計減少7.4億人，貧困發生率下降至3.1%；到2020年，我國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沖擊，率先實現復工復產和經濟正增長，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通過大規模、強有力、創造性的扶貧行動，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持續保持較快增長，與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差距縮小，生活消費水平明顯提高。另外，有研究表明，精準扶貧政策還能有效縮小省域內的城鄉收入差距，并對鄰省產生顯著的空間效應。
與此同時，我國還大力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例如，“十一五”時期的“堅持實施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十三五”以來實施的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長江經濟帶共抓大保護、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區域發展協調性不斷增強，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明顯縮小。2017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71，比2007年下降了0.43，比2012年下降了0.17。以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為1，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為1.66∶1，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為1.08∶1，東北地區與西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為1.19∶1，東部、中部、東北地區與西部收入相對差距分別比2012年縮小0.06、0.02、0.11。
四
實踐證明，立足制度優勢采取適當的社會政策，可以有效彌補市場缺陷，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就像上述積極的就業政策、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政策、以產業扶貧為基礎的“造血式”扶貧政策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發揮出的縮小貧富差距作用那樣。總體上看，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走勢也將是一個倒U形曲線，目前已經過了最高點，呈逐漸縮小的趨勢。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最近幾年出現的翹尾現象，“十三五”時期收入差距縮小的力度小于“十二五”時期，2019年的基尼系數與2016年處在同一水平，還略高于2015年的水平，隨著社會保障覆蓋任務的基本完成和現行標準下扶貧對象的大量減少，現行社會政策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勢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減，從而使這一問題再次擺到了決策者面前。
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突出地體現在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所謂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最終也都體現為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的差距。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較大便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較為突出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更何況，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通過擴大內需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已經成為現實需求和既定方針。所以，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做出的《建議》，在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中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突出強調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并相應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舉措：“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探索通過土地、資本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建議》的說明中強調：“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任務，但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筆者認為，今后一個時期，在初次分配方面，要破除壟斷，充分體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二次分配方面，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社會政策，進一步擴大政策受惠面和政策調節力度，統籌解決養老問題、住房問題、入城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和相對貧困問題，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在三次分配方面，要著力提升社會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推進慈善機構的規范化、法治化、專業化發展。
總之，我們已經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兼顧效率與公平、處理好先富與后富的關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我國有獨特的政治和制度優勢、雄厚的經濟基礎、巨大的市場潛力，我們有理由有能力做好做大并分好蛋糕的這篇大文章。
［作者簡介］李文，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