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要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1］這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也是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部署之一。回首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衛生工作方針的演進與人民健康狀況的改善都充分體現了這一戰略的階段性成果。
一、“四大方針”：新中國第一次衛生革命
改變舊中國積貧積弱的社會面貌，為人民群眾創造健康幸福的生活，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革命的初心與使命。盡快確立衛生工作的指導方針，確保將緊缺的衛生資源最大限度地服務于百姓，改善人民群眾的健康狀況，在新中國籌建之時便作為一項重要任務被提上議事日程。
1949年9~10月，軍委衛生部主持召開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首次就新中國成立后衛生工作的方針和任務進行研討，“初步地確定全國衛生建設的總方針應是以預防為主，衛生工作的重點應放在保證生產建設和國防建設方面，要面向農村、工礦，依靠群眾”。［2］這次會議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的衛生工作方針的表述，但為一年后制定明確的衛生工作方針奠定了基礎。
1950年8月7~19日，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421位來自各地區、各軍衛生部的負責人和中西醫藥界知名專家出席，161人列席。［2］會議著重檢討了一年來“預防為主”方針的實施情況，在深入討論和征求意見的前提下，確定了今后全國衛生工作的總方針是：“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3］
1952年12月，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與會代表進一步分析了衛生工作存在的問題和解決辦法，從一年多來愛國衛生運動的成功做法和經驗出發，認識到要做好衛生工作必須動員人民群眾廣泛參與。［4］會議接受周恩來的建議，在衛生工作方針中增加了“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5］的表述。至此，衛生工作“四大方針”形成，其精神內涵始終是新中國衛生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指導原則。
“四大方針”之所以被順利提出并能持久發揮作用，不僅是因為符合新中國衛生工作的實際，而且因其來源于革命戰爭年代衛生工作的實踐，是人民軍隊和根據地、解放區衛生工作的經驗總結，其中還包含著對中國傳統醫療保健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面向工農兵”明確回答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為工農兵服務，表明新中國的衛生事業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突顯了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性質，指明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的方向。“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運動與群眾運動相結合”，解答了衛生工作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問題，是落實“面向工農兵”的方法。中國傳統醫學證明，預防是最經濟有效的健康策略，《黃帝內經》中就提出了“上醫治未病”的思想。紅軍初創時期，由于醫療條件差、藥品稀缺，戰士缺乏良好的衛生習慣，一些傳染性疾病蔓延嚴重。時任軍委總衛生部部長的賀誠首先提出“預防為主”的思想，通過組建衛生預防組織、頒布衛生工作條例、開展衛生運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后，他又進一步提出了“預防第一”的口號，將預防工作提升到衛生工作的首要位置。［6］中醫藥學是我們的祖先在勞動生活中創造并逐步建立起來的具有獨特理論體系的醫學，然而自西醫傳入我國以來，中醫遭到排擠甚至一度被廢止。毛澤東在蘇區時針對歧視中醫、中西醫之間存在矛盾與隔閡的狀況，多次強調中西醫要加強團結。［7］1950年8月，他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8］“團結中西醫”這一方針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保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立場，對我國醫學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戰勝疾病的斗爭中，群眾路線是一條成功經驗，它與“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這兩大方針相互配合，使人民群眾在缺醫少藥的艱苦環境中抵御了各種疾病的危害。
“四大方針”確立后，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毛澤東因勢利導，將衛生工作作為全民事業和新中國建設的重要支柱之一。1951年9月，他指示各級黨委“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9］，不僅要進行經常性的督促檢查，而且要在經費上給予保證。1952年，面對美帝國主義發動的細菌戰，毛澤東發出了“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8］（p.628）的號召，全社會的力量被充分動員起來。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倡導下，衛生工作的重要性深入人心，“清潔衛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10］的號召喚起了每個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營造了講究衛生人人有責的社會氛圍。1956年，毛澤東驕傲地說：“過去說中國是‘老大帝國’，‘東亞病夫’，經濟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講衛生……但是，經過這六年的改革，我們把中國的面貌改變了。我們的成績是誰也否認不了的。”［11］
1957年，依據部分地區的調查統計，我國人口預期壽命由1949年的35歲提高到57歲，［12]一些嚴重威脅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得到控制，有的甚至已經滅絕。1964年，我國總人口突破7億。［12］（p.9）一大批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的醫務工作者被培養起來，成為維護人民群眾健康的“白衣戰士”。人民群眾身體素質的顯著提高，不僅為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建設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資本，而且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積累了巨大的人口紅利。
二、以農村為重點：發展中國家衛生工作的典范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新中國成立時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而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務人員卻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區，鄉村醫療衛生組織幾乎是一片空白，只有零散的個體中醫為農村群眾提供極其有限的醫療服務。
1950年6月，旨在解決農村醫療衛生問題的全國農村衛生座談會召開。基于農村醫療衛生的惡劣狀況，為了鞏固土地改革成果、促進農業生產，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蘇井觀指出：“今后衛生建設的重點在農村，城市是對舊有衛生機構加以改造的問題”，會議還要求衛生工作人員要“明確認識到農村衛生的重要性，掃除對農村衛生工作的忽視態度與偏差認識”，不怕困難，為農民解除疾苦。［13］緊接著，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在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的總結報告中又提出：“最近幾年我們的衛生建設，重點不在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農村工礦與部隊。”［14］在各級人民政府和醫務人員的共同努力下，農村醫療條件改善很快。到1953年底，全國縣醫院和縣衛生院已由新中國成立前的1437所發展到2102所，［15］縣以下的區、鄉也大力組織和培訓醫療衛生隊伍，組建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
國民經濟恢復后，中共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各方面的工作都緊緊圍繞落實總路線來展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過程中提出要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衛生工作的重點也隨之發生了轉移。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持召開了各大行政區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會議，會議明確提出衛生工作要為工業建設服務，“應著重加強和建立城市、工礦和交通線的醫療衛生機構”。［16］12月24~28日，第三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確定衛生工作的重點是：“要加強工礦衛生和城市醫療工作，使農村衛生工作和互助合作運動密切結合，并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防治對人民危害性最大的疾病。”［17］此后，城市醫療衛生投入大幅度增加，公費醫療與勞保醫療水平不斷提升。廣大農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后才開始自發建立合作醫療，以解決農民的看病、吃藥問題。在“大躍進”運動中，衛生部提出了“為六億人民服務，城鄉兼顧，城市支援鄉村”（李長明主編：《農村衛生文件匯編（1951~2000）》，衛生部基層衛生與婦幼保健司2001年印，第12頁。）的思想，但是，當時工業化建設的艱巨任務和國家經濟面臨的嚴重困難都決定了衛生工作只能以城市、廠礦為重點，農村醫療衛生的供給還只能處于低水平的緩慢發展狀態。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同他的保健醫生談話時，批評衛生部只給占全國15%的城市人口服務，而且主要是為干部服務，廣大農民得不到醫藥，“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為農村服務，還叫什么為人民服務”。［18］毛澤東一貫提倡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此時對“四清”后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判斷，使他無法容忍對農村衛生工作的輕視，［19］他指示衛生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20］，因為這一指示是6月26日發出的，因此又被稱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發出后，劉少奇、周恩來等先后組織衛生部門的同志座談，進一步了解情況，要求落實好“六·二六”指示，加強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自此，“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成為衛生工作方針中一條重要內容。以此為指導，衛生部加大了對農村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以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為例，1965年農村只占40%，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21］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于農村。（李長明主編：《農村衛生文件匯編（1951~2000）》，第420頁。）農村合作醫療全面開花、巡回醫療廣泛開展、“赤腳醫生”隊伍迅速壯大。到1976年7月，全國有110多萬人次城市和人民解放軍的醫務工作者到農村巡回醫療，有十幾萬名城市醫務工作者在農村安家落戶，70%以上的醫學院校畢業生分配到農村工作。全國5萬多個農村人民公社基本建立起了衛生院，“赤腳醫生”達到150萬人。（李長明主編：《農村衛生文件匯編（1951~2000）》，第420頁。）在城鄉醫務工作者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農村醫療衛生狀況大為改善。
我國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獨特方法和顯著成就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關注。1976年，被譽為“合作醫療之父”的覃祥官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出席了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委員會第27屆會議和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并做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回答了與會各國衛生部部長和記者們的提問。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的情況令各國代表贊嘆不已，他們認為“中國農村人口這么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跡”［2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和一些國家的代表團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學習，拍攝“赤腳醫生”工作的專題紀錄片，還將《赤腳醫生手冊》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1978年，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的經驗被寫進《阿拉木圖宣言》，世界衛生組織把它們作為解決初級衛生保健問題的成功范例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并據此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戰略目標。［23］走向世界的中國衛生工作經驗，對發展中國家改進衛生工作方法、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三、“二為”方向：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行動指南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各項建設事業圍繞發展生產力、繁榮經濟這一核心任務先后進行了工作方針和政策的調整。衛生事業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工作方針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1985年初，為了貫徹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精神，衛生部召開了全國衛生局（廳）長會議，隨后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起草的《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醫療改革正式啟動。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國家在醫療衛生領域積極推行“多渠道辦醫”、“簡政放權”等改革措施。［24］醫療衛生部門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中，為指導衛生工作健康發展，開始醞釀衛生工作的新方針。1991年，衛生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公布了《中國衛生發展與改革綱要（1991~2000）》，確定新時期衛生工作的基本方針為：“預防為主，依靠科技進步，動員全社會參與，中西醫并重，為人民健康服務”。［25］1991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將其作為我國“八五”計劃期間的衛生工作方針。［26］
與前期的衛生工作方針相比，這一方針繼續堅持“預防為主”，強調中西醫并重和群眾參與的重要性，將醫療衛生工作的服務面由“面向工農兵”擴大為“為人民健康服務”。同時，針對提升醫療衛生業務水平的要求，方針中增加了“依靠科技進步”的內容，將對待中西醫的態度由“團結”改為“并重”，將動員群眾的方法由“運動”改為“參與”。這些變化適應了改革開放后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新形勢。然而，此時醫療機構以實行承包責任制、有償業余服務、調整醫療衛生服務收費標準等方式（李長明主編：《農村衛生文件匯編（1951~2000）》，第53~56頁。）投入到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帶來了一定的社會問題，引發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對醫療改革的熱議：醫療衛生工作的目標是以社會效益為主，還是以經濟效益為主？農村合作醫療還要不要堅持？基層保健網絡是否還要作為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醫德醫風該如何維護？醫療衛生事業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將如何體現？在探索和反思中，醫療改革不斷調整方向和策略，新時期的衛生工作方針也得到進一步修訂和完善。
1996年12月9~12日，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召開的衛生工作會議，可見在緊迫的醫療衛生形勢下黨和政府對人民群眾健康的關心。會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衛生工作的成績和經驗，明確了新時期衛生工作的奮斗目標，并對工作方針做了新的概括，即“新時期衛生工作的指導方針，是以農村為重點，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動員全社會參與，為人民健康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27］1997年初，這一方針寫入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28］與“八五”計劃期間的衛生工作方針相比，這一方針的主要不同之處是：恢復了“以農村為重點”，并放在第一條的突出位置；將“依靠科技進步”調整為“依靠科技教育”；將醫療衛生工作的宗旨和目標明確表述為“二為”方向，即“為人民健康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這些調整使新時期衛生工作方針更加完備，更加符合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要求。同時，這七句話的排列順序也有所變化，更趨同于“四大方針”，體現了黨的衛生工作思想的繼承性和政策的連貫性。不僅如此，新時期衛生工作方針還直指醫療衛生改革10年來出現的嚴重問題，如重治療、輕預防，以致一些曾經得到控制的傳染病再度流行；農村醫療衛生狀況嚴重下滑，農民醫療負擔加重，以致“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愈發突出，等等。［29］這種鮮明的問題意識使新時期衛生工作方針在醫療改革的探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我國醫療改革進入全面深化階段。“醫改之難，超乎想象。”［30］醫療改革成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焦點問題，考驗的是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31］。我國的醫療改革在政府主導下謹慎試驗、逐步推開。1998年12月14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標志著城鎮職工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傳統的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將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隨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相繼建立。此外，大病醫療保險、醫療救助等補充性醫療保障制度不斷發展，它們共同發揮著維護人民群眾健康的作用。2005年，“我國人均期望壽命達到72歲，孕產婦死亡率為4.8/萬，5歲以下嬰幼兒死亡率為2.5%”。［32］我國居民的重要健康指標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先進水平，其中醫療改革的作用功不可沒。截至2009年底，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到4.3億人，參加新農村合作醫療的人數達到8.3億人，90%以上的城鄉人口有了基本醫療保障。［33］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階段性勝利。與此同時，醫療服務體制、醫藥生產流通體制改革也在不斷深化。
一段時期以來，對醫療改革的評價一直處于熱度不減、眾說紛紜的狀態。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分析，評價醫療改革是否成功不僅要看結果，更要看過程，既要看到醫療改革遭遇的挫折和挑戰，更要看到醫療改革始終沒有背離“二為”方向，黨和政府始終知難而進，為建立公平有效的醫療保障制度做了大量工作。醫療改革與新中國第一次衛生革命一樣，也是人民群眾病有所醫、健康長壽、擁有美好生活的奮斗歷程。
四、全民健康：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的承諾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衛生與健康工作也表現出新的特點：一方面，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對健康越來越重視，越來越希望獲得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另一方面，國家對衛生與健康工作給予高度重視，積極統籌規劃，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2013年8月，習近平在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時指出：“中國政府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把維護人民健康權益放在重要位置”，［34］道出了新一屆中央政府對待人民健康的立場與態度。國家把健康權作為人的基本權益加以保護，不僅解決人民群眾的看病、吃藥問題，而且提供保障人民身體和精神健康的社會福利，促進從食品安全到生態環境一切有益于人民健康的事業發展。健康是一個人全面發展的基礎，也是民族昌盛、國家富強的標志，因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中，人民健康是重中之重。習近平多次強調：“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使全體中國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也是我們兩個百年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34］習近平這種“大健康”理念具有鮮明的人民性，既是對毛澤東衛生工作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也是新時代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內容。
全民健康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它需要全體人民和各項社會事業的參與協作。為此，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新目標，這是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出發，“更好地維護國民健康作出的制度性安排，必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有力健康支撐”。［35］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出臺，明確提出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加快貧困人口精準脫貧”，完善全民醫療保險，堅決防止和阻斷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發生。在精準扶貧的行動中，要求對建檔立卡的貧困戶，不僅要詳細記錄家庭的健康信息，而且實時跟進，給予政策照顧，保證貧困戶看得起病、看得好病。［36］2016年，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扶貧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教育部、科技部、民政部等15個部委聯合頒布了《關于實施健康扶貧工程的指導意見》，健康扶貧成為國家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37］
2016年8月，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講話中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深刻闡述了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和決策部署。回首新中國衛生與健康工作的成功經驗，他指出，在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過程中，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衛生與健康發展道路。為此，他對新形勢下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做了新的概括：“以基層為重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38］
這一方針把衛生與健康相提并論，突顯了新時代衛生工作的目標與本質要求，同時也擴展了方針的適用范圍，是一切與健康相關聯的事業的指導方針。從內涵上看，這六句話繼承了以往衛生工作方針的思想精髓，不僅保留了“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的原話，而且浸透著“為人民健康服務”的精神。方針把“以農村為重點”調整為“以基層為重點”，既涵蓋農村又包含城鎮基層社區，適應了城鎮化的快速進程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新要求，堅持了我國在衛生與健康工作中一貫倡導的大眾化與公平正義原則；增加了“改革創新”、“共建共享”的新元素，與新形勢下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和發展理念相協調，為衛生與健康工作增添了新活力；“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則突出了大健康的新觀念，展現了黨和國家在維護人民群眾健康上的決心和力度。會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詳細而清晰地規劃了今后15年健康中國建設的總體部署以及健康中國“三步走”的目標藍圖。［39］
在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宣布“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承諾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要“全面建立中國特色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和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健全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全科醫生隊伍建設”，“堅持預防為主，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倡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預防控制重大疾病”，“堅持中西醫并重，傳承發展中醫藥事業”。［1］這些是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的具體抓手，是實現承諾的可行路徑。從以治病為中心轉變為以人民健康為中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與進步。
最新的人口健康數據顯示，我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6.3歲，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20.1/10萬，嬰兒死亡率下降到8.1‰”，［40］總體上優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這些成就為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同時也對全民健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康中國戰略任重而道遠，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我們既面對著發達國家面臨的衛生與健康問題，也面對著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衛生與健康問題。”［38］因此，堅定不移地落實好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把保障人民健康同實現全面小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緊緊聯系在一起，不斷深化醫療衛生改革，才能夠使健康中國戰略落地生根，使健康福祉惠及全體人民。
回望歷史，我們看到新中國成立以來衛生工作方針由“四大方針”到以農村為重點，由新時期衛生工作方針到新形勢下的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盡管表述的繁簡、強調的主次乃至具體詞匯有所變化，但其思想精髓卻始終沒有變，即為人民健康服務、防患于未然、發揮中西醫各自的優勢、動員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共建共享的核心要義沒有變。究其根本，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衛生工作方針是符合中國實際、與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目標相一致的方針，是經過實踐反復證明的治國安邦的寶貴經驗，也是未來中國發展必須堅持的重要策略。
［參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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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張芹：《關于農村衛生建設問題——記中央衛生部農村衛生座談會》，《人民日報》1950年7月25日。
［14］《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賀誠副部長在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人民日報》1950年10月23日。
［15］《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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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三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在北京舉行確定今后衛生工作的方針和任務》，《人民日報》1953年12月31日。
［1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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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國務院批轉衛生部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加快衛生事業發展提高服務質量管理水平利于防病治病》，《人民日報》1985年5月8日。
［25］彭瑞驄、蔡仁華、周采銘主編：《中國改革全書（1978~1991）·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卷》，大連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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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名家領讀經典”課題組：《人民公開課——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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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2015年11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
http://www.gov.cn/zhengce/2015-12/07/content_5020963.htm，2017年12月7日。
［37］《關于實施健康扶貧工程的指導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16-06/21/content_5084195.htm，2017年12月21日。
［38］《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戰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人民日報》2016年8月21日。
［39］《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2017年12月25日。
［40］李克強：《在第九屆全球健康促進大會開幕式上的致辭》，《人民日報》2016年11月24日。
［責任編輯：鄭珺］
［作者簡介］姚力，法學博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