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加強對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的組織領導，1958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了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防科委），負責加強對軍內外有關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的組織領導、規劃協調、監督檢查，主任為聶榮臻。20世紀60年代初，國防科委組建、發展了一批國防研究院所，國防工業部門陸續建立了第三機械工業部（主管航空工業，以下簡稱三機部）、第四機械工業部（主管電子工業，以下簡稱四機部）、第五機械工業部（主管兵器工業，以下簡稱五機部）和第六機械工業部（主管船舶工業，以下簡稱六機部），科研試制與生產的矛盾不斷出現。國防工業部門的一些領導提出改變管理體制，將工業部與相關國防研究院合并的建議，即所謂的“部院合并”，由此在國防科技工業系統內引發了關于這個問題較長時間的討論。經過醞釀與研究，中央決定國防部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分別劃歸三機部、六機部、四機部領導。但“部院合并”的爭議并未停息，在之后較長時間成為一個周期性反復的問題，對中國國防科技工業管理體制的發展變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對這個問題，學術界少有涉及，僅在若干回憶性著作和文章中有所提及，缺乏較為深入的探討。而“陰謀論”、“大科研主義”、“科研人員留戀待遇，不愿脫軍裝”等錯誤認識卻長期流傳。本文綜合已有文獻，結合回憶史料，嘗試對此問題進行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一、“部院合并”問題的由來
新中國成立后的十多年里，國家投入數十億元建設了100多個大中型國防工業項目，至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國國防工業已初具規模。在此期間，為了適應武器裝備發展的需要，國防工業部門先后組建了一些國防科研機構。中國人民解放軍各軍兵種也相繼成立了一些研究機構，對常規武器裝備的研制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總體來看，這些科研機構研制力量分散、重復，專業門類不全，不能形成集中的攻堅力量。
1959年10月，國防科委副主任陳賡提出：“在常規武器的發展上，以仿制為主的階段已成過去，今后應著重設計和生產適合我國我軍情況的新裝備。但由于現行體制一機部任務很重，再加上有些認識問題尚未統一，試制新產品的工作開展得并不很好?！保?］他認為，常規武器規劃的指標和措施遠遠達不到要求，首先是隊伍問題，現有的技術力量太分散，研究儀器設備也非常缺乏。對這個問題，陳賡同許多同志進行了討論研究，大家的認識基本一致。因此，陳賡建議按照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九研究院的做法，組建常規武器研究院。像當年組織軍隊那樣組織研究隊伍，不但把科技人員組織起來，還要充實必要的儀器設備。他主張，和平時期可以少建些生產廠，少生產些武器裝備，少養些兵，多騰出錢來建設研究機構。他這個“三少一多”的思想得到聶帥的贊同。［2］1959年10月30日，陳賡向中央軍委遞交了《關于導彈研究生產情況和對軍工生產管理體制的意見》。［1］（p.775）
1959年12月，國防科委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議組建無線電電子學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和海軍艦艇研究院的報告。12月11日，聶榮臻審閱了國防科委的報告草稿后批示：“此事牽動面較大，問題也很復雜，請將報告草稿先送一機部趙爾陸部長閱并提出意見。”12日，趙爾陸看了報告草稿后表示：“我完全同意。這樣做，其結果肯定是多快好省的。”29日，國防科委把這個報告正式報送中央軍委。［3］30日，中央軍委常委第九次會議討論了國防科委的報告，聶榮臻建議軍委予以批準。賀龍、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都表示同意國防科委的報告。會議決定同意國防科委的建議，“為了加速建設國防科學技術各方面的研究、設計體系，除積極建設第五研究院、原子研究院和準備組建空氣動力研究院外，再組建：無線電電子學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和海軍艦艇研究院等三個研究院”。［3］（p.703）
1960年1月5日，中央軍委就組建三個研究院問題向中央遞交了報告，但因一機部黨組有不同意見而拖了下來。9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國防工業從一機部分出，成立三機部。陳賡親自同各方面領導交換意見，并兩次向鄧小平總書記匯報。［2］在中央書記處的協調下，三機部黨組同意了軍委組建三個研究院的建議。10月，中央軍委責成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張愛萍負責邀請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國防科委、空軍、海軍、通信兵部、三機部等有關部門負責人，共同研究籌建研究院的有關問題。隨后，空軍、海軍、通信兵部分別組成了籌備小組，負責建院的籌備工作，并提出了具體的建院方案。［4］12月9日，聶榮臻代中央軍委再次起草了關于成立三個研究院問題的報告，14日，中央軍委將這個報告報送鄧小平并中共中央。20日，鄧小平批示：“這個問題擱了很久了，應迅速解決。故擬予同意?！保?］（pp.749~750）
12月27日，中央軍委發出了《關于組建航空、艦艇、軍事無線電電子學等三個研究院的通知》。［3］（p.753）通知指出：上述三個研究院從1961年1月正式列入軍隊編制，番號分別為國防部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業務工作由國防科委統一領導。三個研究院的主要任務是負責軍用飛機、艦艇、軍事電子裝備的研制，并解決仿制、引進中的技術問題。1961年6月，三個研究院基本組建完成。至此，中國的國防科研工作在國防科委的統一組織領導下，已擁有38個單位、約8萬人的規模，形成了一支尖端和常規武器裝備的研制隊伍，初步建立了一個比較配套的國防科技體系。［4］（p.38）廣大科研人員擁護中央組建三個研究院的決策，認為國防科研事業可以因此向前大大邁進一步,因為“部隊需要什么,自己最了解,經過慎重的研究然后自己設計出來，工業部門只需按軍隊的需要,保質保量的生產就行了”。（程不時主編：《搏擊長空——熊焰紀念文集》，1998年，第216頁。）
國防部各研究院成立以后，“新裝備的研究、設計主要是在專門的研究設計單位承擔的；材料問題，有其他工業部門承擔的，也有國防研究單位和國防工廠承擔的；工藝問題，主要是工廠為主，也有研究部門幫助解決的；至于試制和組織生產，主要是依靠工廠”。［5］在當時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科研院所與生產部門的組織協作關系非常復雜，科研部門與生產部門之間不斷出現一些矛盾和問題。在管理體制上，國防科研院所由國防科委負責，國防工業部門由國防工業委員會領導，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科研與生產之間的矛盾。
為解決新出現的問題，中央軍委常委會議曾幾次討論國防工業的領導體制問題。1961年夏季，中央軍委北戴河會議再次討論了改革國防工業管理體制的問題。三機部一位司長向部長孫志遠建議，在國務院建立一個管國防工業的機構，監督國家有關國防工業的生產、供應和組織協調。孫志遠認為此方案可行，便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采納了此建議。隨后，周恩來與賀龍（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分管國防工業。）、聶榮臻（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分管國防科研。），羅瑞卿（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孫志遠等商量后，向中央建議成立一個國防工業辦公室，作為國務院的一個口（國防工業口），在黨內向中央書記處和軍委負責,直接管理國防工業各部和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所屬范圍的工作。主持軍委工作的領導也贊同此建議。1961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批準了周恩來就成立國防工業辦公室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12月18日，中央軍委決定國防工業辦公室列入軍隊編制。［6］國防工業辦公室（以下簡稱國防工辦）成立后，直接管理第二機械工業部（主管核工業，以下簡稱二機部）、三機部和國防科委所屬范圍的工作。其具體任務是：對常規武器、國防尖端、科學研究、干部培養以及生產、建設等工作進行統籌規劃，全面安排，組織執行和督促檢查。國防工辦主任為羅瑞卿。［7］
國防工辦的成立，有利于加強和改善國防工業各部門與國防科研院所及其他有關部門之間的協作及關系協調，但科研部門與生產部門的矛盾和問題并未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二、1962年“部院合并”的建議被擱置
幾個國防研究院組建不久，有關科研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便開始出現。
1962年3月，孫志遠在國防工業系統內部發表了《研究設計脫離生產是不是分散主義》一文，對集中組建國防研究院提出公開質疑。羅瑞卿表示，條件不具備為什么要成立幾個研究院？交給工業部門，困難大家分擔點，問題不就解決了嗎？7月，三機部正式向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委提出了《關于調整國防工業研究、設計體制的意見》。意見認為，在國防科委系統中成立研究院，把技術人員集中到研究院所，脫離了生產，影響了工廠的產品生產，是工廠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意見從國防工業研究、生產與使用三者的關系，中國國防工業研究設計工作發展的歷史過程以及將科研設計機構移交國防科委后出現的矛盾三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必須實行科研部門與生產部門結合的理由。三機部明確提出：“研究設計與試制生產是現代工業統一的有機整體，在具體工作中每日每時都需要密切配合，協調一致……考慮到這種情況，我們認為需要對現在國防工業的技術力量加以調整，將研究設計部門從體制上實行由工業部門集中統一領導是完全必要的?！保?］7月，在中央書記處和軍委聽取國防工業匯報時，孫志遠正式提出了三機部全部收回19個研究所，實行生產、科研結合的建議。（孟廣榮、孫廣運：《新中國航空事業史稿》，航空工業部檔案館，1982年，第350頁。）
1962年，在鄧小平主持的一次研究導彈工作的會議上，軍委副主席賀龍對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工作進行了批評：一是五院搞壟斷，二是五院的科研試制搞亂了一些國防工廠的正常生產工作。對此，五院院長王秉璋在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會議上進行了匯報說明，列出了五院在與全國各地的協作單位和試制工廠的情況，以事實說明各協作單位、工廠的人力和設備只占這些單位人力、設備總數的1%~1.5%，沒有影響這些單位的正常生產。賀龍表示，自己以前不了解情況，批評錯了，同意五院的意見。［9］鄧小平專門把張愛萍（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找去，詢問這方面的情況，并叮囑他說：“這個問題要組織好，不能讓兩位老帥（指賀龍和聶榮臻。）打了架”。張愛萍研究后認為，應該把國防科委下屬的幾個研究院交給工業部，需要研制什么，由總參提出計劃，報請軍委批準，再交給研究院研制；研制出來后，要不要投入生產及生產多少，再由總參根據部隊需要等實際情況，部署任務給工業部門生產。這個機構可由總參裝備部和總后軍械部負責分配的部門抽調人員組成。周恩來同意這個建議，認為非常有道理。賀龍對此方案也很贊成，于是張愛萍專門寫了報告呈送軍委。［10］
1962年11月6~19日，羅瑞卿主持召開國防工業辦公室擴大會議，討論代中央軍委起草的關于國防工業建設問題的報告。會議期間，有關部門開會研究了國防工業生產與科研之間的關系，就三機部提出的“部院合并”問題進行了討論。王秉璋主張應加強科研機構的建設，因為只有建立起比較健全的研究設計機構和生產機構，才能獨立自主研制出新武器。［9］
11月23日，在國防工辦會議上又對“部院合并”問題做了研究討論。會上，王秉璋進一步表明了五院的態度：第一，研究設計和生產是導彈工業一個整體的兩個方面，必須緊密結合，這是肯定的。研究設計機構合并到工業部門之內，在密切研究設計與生產的聯系方面可能帶來一些方便，但是還應看到各研究設計機構間的聯系和協作這一方面。而且這一方面的協作較之前者更廣泛得多，復雜得多。第二，當前生產部門和研究設計單位，都有大量急需解決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或者還沒有解決好。在這種情況下，把兩個具有不同特征的單位合并成一個單位，工作內容成倍增加，可能產生照顧不周的情況，放松了研究設計或放松了成批生產的領導和工作，都會對國防工業帶來相當大的損失。王秉璋不主張“部院合并”，認為最低限度看兩三年再說，暫不合并。［9］
對此，大部分研究院領導也不贊同改變國防科研體制、取消國防科學研究院。
國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長劉華清專門就這個問題寫了報告，提出：“當前對常規和尖端的安排原則，以及生產與科研的分工原則，有些同志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同志提出，科研主要應為當前產品生產服務，認為科研部門和生產部門是在做同一件事。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因為從基本任務來看，科研部門和生產部門不能不有所分工、有所側重?！币恍┩具^分強調生產對科研工作的依賴性，“認為生產離開科研寸步難行，因此主張現階段的科研工作（包括搞尖端產品）必須由工業部門主導。這些意見只從科研工作必須與當前生產密切聯系這一方面出發，從而忽略了國防科研工作還應為今后生產開辟前進道路和為部隊提供最優良裝備的任務”。劉華清認為，“目前在體制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實質是工業生產和科研兩個相對獨立、但又互相依存、互相滲透的體系應怎樣協調工作的問題。由于科研和生產有密切的聯系，因此在基層組織上也不可避免要出現互相滲透交錯的情況……我國成立幾個國防科學研究院以后，目前需要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以解決與工業部門的關系問題。這些制度條例現在正在制定，不少已經制定出來。按照這些條例執行是可以逐步建立起有次序的工作程序的，而不是像有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樣，一定要取消國防科學研究院才能解決問題?！保?1］
1962年11月30日，聶榮臻在聽取羅瑞卿匯報國防工辦擴大會議的情況時明確表示不贊成“部院合并”。他說：“科學研究必須獨立發展，幾個研究院不能與生產部門合到一起，否則，科學發展就會受到影響。至于個別單位，可以考慮調整?！甭櫂s臻擔心好不容易集中起來的國防科研隊伍又被分散了，使剛剛開展起來的科研工作被影響和削弱。12月1日，羅瑞卿表示同意這一看法，他說：“六院與七院要像十院一樣，由國防科委統一管，國防科委一定要搞好自己的工作，搞好與各方面的關系?！保?］（p.869）
主持軍委工作的領導也不贊同“部院合并”。中央軍委開會研究了這個問題，決定不改變現有各研究院的領導關系。
1962年12月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了羅瑞卿關于國防工業問題的匯報。［12］會議決定：“國防科技研究機構和國防生產部門的關系，可維持現狀不變，今后主要是從加強它們的協作中，使它們的關系協調起來；成立第四機械工業部（無線電工業部）。”［13］
12月初，聶榮臻提出了加強國防科委與國防工辦的分工協作，改進科研院所與生產部門關系的總體思路：“國防科委是負責國防科研的業務部門，科研項目根據總參謀部提出的戰術技術要求確定，然后提出科研計劃報軍委批準后組織實施。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基建投資的平衡安排，組織科研、生產的協調及技術力量的調度。國防科委應將工作范圍、任務、職責予以明確”，特別是哪些工作“經過口子（口子，即國防工辦，是國務院的國防工業口。），哪些不經過口子”，要“明確關系，以便于此工作”。［3］（p.869）
12月19日，羅瑞卿在國防工業辦公會議上提出：“在國防科學研究機構和國防生產部門維持現狀不變的情況下，各委、部要協調的事情，還是先送到口子（指國防工辦這個口子）上來，先通過口子上處理，不要事無巨細都直接捅到兩位元帥那里去”?！皣揽蒲械臉I務工作還是要由科委機關負責，口子不管，也管不了……口子對基本建設、生產、科研試制，以及整個計劃的調整、平衡要管，對科研為生產服務的事情也要管……如果發生矛盾，口子上有決定之權。又如，科研部門需要生產部門搞試驗件、專用設備等，可以直接商量解決的，不必捅到口子上來，如果解決不了，口子就要統一指揮，統一調度……否則不好辦事”。［14］
為了統一安排國防研究工作，1963年底，國防工辦“建議二、三、四、五、六機部所屬工廠及研究設計單位的研究任務由國防科委統一歸口，統籌規劃，全面安排”。各研究院的領導關系，羅瑞卿表示“仍按1962年11月三座門會議的決定不變”。［15］
三、中央決定國防科技工業進行“部院合并”
為了適應國防建設和國民經濟建設的需要，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把電子工業從第三機械工業部分出來，成立第四機械工業部，即無線電工業部”。［16］同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國防工委，其任務合并到國防工辦”；成立五機部和六機部；三機部主管航空工業。［17］9月底，在毛澤東提議下，中央決定由賀龍接替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8］賀龍強調要加強常規武器的生產，科研要為生產服務。國防工業內部對于國防科委集中組建和領導國防研究院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新的國防工業部門組建后，“部院合并”問題被再次提出。
孫志遠認為，目前的管理體制使得產品的試制和批量生產之間的銜接不順，甚至在管理層面互相掣肘，致使科研成果的轉化以及產品產業化過程較長，應實行科研與生產相結合，改變管理體制。他與三機部副部長、主管新技術的劉秉彥再次討論這一問題，認為：“精通科學技術的專家必須同工業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發展?！睘榱诉m應這一要求，研究設計所、研究設計院只能屬于工業部門，不能是別的樣式。［19］1964年11月，孫志遠代表三機部再次提出“部院合并、廠所結合”的建議。四機部部長王諍也提出了國防工業部門與國防科研機構合并的建議。［20］二機部副部長劉西堯強調科研工作要結合生產，支持“部院合并”。
主持國防科委常務工作的副主任張愛萍也主張改變現有體制。張愛萍根據自己近幾年的工作實踐，認為“搞研究設計，沒有工廠，沒有生產，就沒有所為”。搞試制工廠這樣干不行，因為“試制工廠和生產工廠差不多，僅規模不同罷了”，“當前國家的經濟狀況是不允許的”。“工廠不愿承擔試制任務是錯誤的，研究部門另搞一個中間工廠也是錯誤的，延長了生產周期”。關于科研與生產的關系，張愛萍認為工廠生產是居主導地位的，一切工作應服從于為部隊生產軍備這個任務。［21］他看到幾份來自研究部門和工業部的報告，反映科研與生產之間的矛盾，于是建議快刀斬亂麻：“把國防科委的四個研究院同對口工業部合并，使之既擔負研制任務，又擔負生產任務”。他把這一建議報告了周恩來及有關領導，周恩來表示贊成。［10］（p.792）在一次研究科研與生產結合問題的會上，國防科委領導堅持科研必須形成拳頭，意即獨立建院，歸軍隊領導。周恩來當即表示不同意見。他說，對此不能強調過了頭，生產實踐是人類的基本活動。他主張把研究所交給工廠。［22］周恩來強調，“部院合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科研、生產、使用三結合，理論聯系實際。［22］（p.347）
作為國防工業部門的直接領導，羅瑞卿一直強調科研為生產服務。他認為，由于帝國主義戰爭威脅，時間緊迫，研究設計要同國家工業水平、生產工藝水平、原材料水平結合，這樣能夠很快生產出武器裝備，能夠爭取時間。［23］1963年10月，羅瑞卿同國防科委幾位領導座談時提出：“六、七院還是交出去，由工業部領導好，其他暫時不變。十院因涉及面很廣，交不交四機部，應再很好研究一下。”［3］（p.909）1964年8月，羅瑞卿在國防工業工作會議上提議將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與相關試制工廠合并，組成第七機械工業部。他說：“現在看來，導彈的研究、設計、試制、生產，要有一個抓總的部門。維持現狀，肯定要多花錢，時間還要推遲。據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負責同志講，導彈的科研與生產結合起來，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管理，在三線以型號為綱，按地區配套，科研、生產部門不各搞一套，‘三五’期間可大大節省投資，試制周期可以縮短兩年。如果這個意見站得住腳，為什么不走這條路？”。［14］（p.250）9月，在國防工辦召開的國防工業會議上，與會代表再次就科研與生產的關系問題展開了討論。羅瑞卿在總結講話中就科研與生產的關系問題表示：“科研與生產結合起來，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管理，既可節省投資，又可縮短試制周期”，“應當說，這件事情到了解決的時候了，因為時機成熟了，不能再拖了。”（孟廣榮、孫廣運：《新中國航空事業史稿》，航空工業部檔案館，第350頁。）
在“部院合并”醞釀過程中，聶榮臻多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一是當時國防工業部門生產的武器裝備性能都比較落后，我們要迎頭趕上，必須適當集中科研力量，在仿制消化技術的基礎上，自行研制所需要的武器裝備。二是飛機、艦艇、重要電子整機都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絕不是哪一個研究院能完全獨立完成的，由國防科委統管，有利于早出成果。三是工業部門忙于完成生產任務，實踐證明，容易忽視或削弱對新型武器裝備的研制。四是三個研究院的領導班子都是軍隊干部配備組成的，從上到下都強烈希望留在國防科委系統內。［24］針對科研單位脫離生產、脫離實際的說法，聶榮臻認為應具體分析，國防研究院的科研任務和成果，絕大多數都是為工業、農業、國防服務的。例如新型金屬材料，“3年來共研究試制成功208個品種、10700多項，有6800項已供應使用”?！靶滦褪彤a品，3年來共研制了109個品種，已投產的92個，其中有研究機構單獨完成的52個……其余是由研究機構和工廠合作，消化了國外技術資料搞出來的。這不能說科研脫離生產。與之相反，許多科研成果在生產中安排不上，是當前一個突出問題”，應該經過調查研究，加以改革。關于科研人員到第一線的問題，聶榮臻表示“應該提倡，過去也是提倡的”，但“要區別不同情況”。實驗工作也是科學研究的第一線，許多工作確實要在實驗室或中間試驗車間進行，有一些意見認為大部分研究所搬到工廠去、歸工廠領導就結合實際了，這是把問題簡單化了。聶榮臻提出：“今后幾年正是繼續攻堅和收獲成果的時候。對研究機構領導體制的變動，要慎重研究才能決定，而且不要變動過于頻繁?！保?5］（pp.531~533）
由于種種原因，聶榮臻的“意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24］
國防部第七研究院的領導認為不宜對現有體制進行改變，院長劉華清等領導用集體的或個別的、會議上或會議外、書面的或口頭的多種形式，多次向有關領導機關反映不同意的意見并陳述理由。在9月11日國防工辦召開的會議上，劉華清講述了七院不宜合并的理由。［25］他說，目前造不出船來，我們認為有三個原因：工業基礎薄弱，設備配套跟不上；專業化生產未貫徹，協作網沒有建立起來；技術管理上有缺點。當前生產與科研中存在的問題，不能簡單認為是科研協作配合的問題，主要還是屬于一般工作中的矛盾，而不是組織體制上的問題?！霸诩夹g力量生長起來、工業基礎加強、分工問題明確、協作問題搞好后，是可以解決的。目前，即使從組織體制上將七院劃歸工業部門，也不能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保?1］（pp.89~91）9月18日，在國防科委召開的各研究院領導干部會議上，劉華清又談了他對“部院合并”的不同看法。他說：“部院合并問題，組織上如決定了，我們堅決服從。幾種方案各有利弊。七院和六機部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搞清楚，即使將七院合過去，矛盾也不能解決。七院主要是搞研究設計的，而六機部目前任務是搞仿制……目前還考慮不到研究設計，連改進都很少考慮，更不要說基本理論工作了。目前一些人說，有些東西擋住了生產，其實影響生產的并不是科研問題?？蒲杏绊懮a究竟表現在哪里，應很好研究一下，不能說集中就集中，說分散就分散”?！翱蒲猩喜蝗ゲ⒉皇且驗槊撾x了生產，七院有些項目目前就放在工廠里也一樣上不去。因為不是有了加工力量就能上，還需有一套科研設備，而工廠搞的試驗設備有工廠用途……它是為生產的，科研單位要去擠用……靠排隊的辦法根本滿足不了科研工作的需要……插進去安排必然打亂它的生產流水線。合起來就能搞好科研？我看不那么簡單”?！把芯吭汉系焦I部門，研究、試制、生產合過去了，由工業部門抓總，但兩頭兩尾他們抓不了，因為頭尾都在軍隊。六機部搞工業生產，那么多任務，沒有多少精力搞科研，很可能影響科研發展。七院目前剛開始搞，還未形成拳頭，有大量弱門、缺門，空白很多，正是加強建設的時候，現在將七院合過去，只會削弱，很值得考慮。”他建議，如允許的話，應“進行詳細調查分析，待情況弄清和全面權衡利弊后再作決策為宜”。［11］（pp.95~96）但七院的意見并未引起廣泛關注。
國防部第六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曹丹輝給中央領導寫信，力陳利弊并提出自己的建議。在信中，他一方面為“黨苦心經營，花了幾年心血才組建起來的科研隊伍，被一下子拆散了”而痛心，另一方面希望引起對科研隊伍的重視，加強科研設計與試制力量，他說：“幾個研究院（五、六、七、十院）不僅不應拆散，而且必須力求設法加強……形成強大的拳頭……去打幾個硬仗、殲滅戰，才談得上十年趕上、二十年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保?6］
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兩大系統在“部院合并”問題上的認識并不統一，長期爭論不休，影響了工作，聶榮臻對此極為擔憂。他表示：“科研和生產的關系，認識很難取得一致。為了避免工作中的扯皮，現在可以考慮把六院、七院交給工業部領導……但是，我對這種做法是懷疑的，我擔心將來會不會走彎路?！保?］（p.902）1964年 9月16~1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第九次會議，決定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為基礎成立導彈工業部。［3］（p.945）
1964年10月，羅瑞卿就國防工業部與對口的研究院合并的問題給周恩來、鄧小平寫了信。［4］（p.50）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討論“部院合并”問題。周恩來、賀龍、聶榮臻、羅瑞卿、薄一波以及劉亞樓、王諍、王秉璋、趙爾陸、谷牧等領導參加了會議。經過數天討論，大多數與會領導都同意“部院合并”。
10月中旬，聶榮臻向國防科委的領導傳達了中央的決定：“中央決定國防科委管的幾個研究院要分別與三、四、六機部合并，方向是合下來有好處。合并以后有了矛盾由工業部統一調整。我們在移交時態度要積極，注意幾個研究院的攤子不要散了”。［3］（p.947）隨后，幾個國防研究院先后召開了院黨委擴大會議，為實行“部院合并”進行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11月21日，國防科委召開國防部第五、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干部參加的“部院合并”動員大會，張愛萍做動員報告。他說：“中央這次決定合并，我的理解就是如何使研究、設計與生產結合得更緊密，配合得更好”，“這樣工作就會快……我覺得黨中央最近決定合并，在目前時機、目前情況下是適當的。將來怎樣？起碼在我們看得見的時候（即對今后發展情況一般可以估計到的方面）也是適當的。這就是過去一段的實踐加上當前的情況證明，合并的決定是正確的”。張愛萍強調：“將來還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那是工作中的問題，不是合并的問題……究竟將來怎樣做，可以研究討論，提出意見。但有兩個原則，一是合并是黨中央決定的。沒有什么可發表議論的。個人有意見可以保留，但必須執行；二是合并后如何有利于工作，怎樣把科研、設計、生產結合得更好，促進其發展，更快地拿到有用的武器。我們這次合并不是走回老路上去，不是老樣子，是有新發展的。”［21］（pp.290~291）
12月21日，國防工辦提交了關于“部院合并”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根據周總理關于國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與生產部門合并，以進一步密切科研與生產關系的指示，各部和研究院分別召開黨委（黨組）會議和部院黨委聯席會議，研究了合并方案和準備工作。確定在年底以前把部院的機構合并起來，從1965年1月1日起，各研究院正式由各部領導?！?nbsp;26日，周恩來批準了該報告。［3］（p.952）
196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國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與生產部門合并的決定》。決定指出：為了適應國防工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科研、設計、生產應該緊密結合，實行統一領導，統籌規劃，以便更好地集中力量，更快地掌握尖端技術，加強常規生產。為此，中央決定：“國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分別與第三、第六、第四機械工業部合并，各研究院改屬各部領導。”中央認為，這樣做對生產有利，也對科研有利；對仿制有利，也對自行設計有利；對當前有利，也對長遠有利。［3］（pp.957~958）
四、思考與結論
1965年6月，“部院合并”工作基本完成。國防部所屬的三個研究院、約十萬人全部就地整建制集體轉業，劃歸各工業部領導。賀龍認為，應進一步從組織體制上解決工廠、科研機構、學校三結合和研究、生產、使用三結合問題。他在聽到部分科技人員反映希望把研究所合到廠里的意見后，積極贊同實施“廠所合并”。賀龍在同孫志遠等交換意見后，就科研機構和生產單位合并問題給羅瑞卿寫信，建議：“國防工業各部黨委認真研究討論一下，把能夠合并、要求合并的廠、所合一批試試。這個方向我認為是不會錯的，而且從當前技術發展需要看，這個問題越早解決越有利?！焙髞恚泄仓醒氩杉{了賀龍的這個建議。［27］國防工辦隨即做出了“廠所合并”的決定。按照六機部提出的實施方案，各院要把大部分的技術力量整合到工廠和其他單位。鑒于“廠所合并”中存在不少問題，1966年2月11日，聶榮臻給周恩來、林彪寫信，建議暫?！皬S所合并”。18日，周恩來閱后批示：“請（趙）爾陸同志告各部，暫停廠、所合并，并將各部主張合并的理由和程序見告，以便處理。”［3］（p.1012）但“廠所合并”的勢頭未能得到控制。
國防研究院和國防科委的大多數干部群眾對“部院合并”有不同意見，認為有關領導只聽了國防工辦與生產部門的一面之詞?！拔幕蟾锩遍_始后，廣大科技工作者就“部院合并”的體制問題紛紛向上級表明了看法，一度成為爭論的焦點。［8］（p.223）1967年3月，聶榮臻向中央遞交了關于軍事接管和調整改組國防科研機構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現在各國防工業部的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承擔國防科研任務的各研究所，大多癱瘓，研究工作停頓，三線建設問題也很多。這種狀況十分不利，必須迅速改變。建議將二機部九院、三機部六院、五機部機械研究院、四機部十院、六機部七院、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所屬各單位，由國防科委軍事接管……迅速恢復科研和生產工作。”3月20日，毛澤東批示：“退總理照辦”。［3］（pp.1056~1057）毛澤東很關心國防科研體制的調整改組工作，幾次向聶榮臻詢問這方面的進展情況。［15］（p.620）為了集中力量，形成發展國防科技的拳頭，聶榮臻主張按照科研生產聯合體的模式對國防科研體制進行調整改組，由國防科委副主任劉華清組成工作班子，與各有關方面反復醞釀研究，提出了將中央批準接管的國防科研單位調整改組為18個研究院的方案，經中央軍委和國務院業務小組先后審議同意后，聶榮臻于1967年9月20日將《關于國防科研體制調整改組方案的報告》報送毛澤東并中共中央。［3］（p.1081）10月25日，毛澤東批示：“很好，照辦?！保?8］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國防科技工業對“部院合并”體制做了調整。從1968年1月1日起，二機部九院、三機部六院、四機部十院、五機部機械院、六機部七院列入軍隊系統，劃歸國防科委領導。一批承擔國防科研任務的工廠也轉交給國防科委領導。［29］此后，國防科技工業領導體制在動亂中又歷經多次變動。在周恩來親自過問下，1974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國防科技工業再次實行“部院合并”。根據“部院結合，廠所掛鉤”的原則，先后將核武器、航天技術、航空、艦艇、軍事通信、電子設備、電子元器件、兵器等研究院分別劃歸對口的國防工業部建制領導。
“部院合并”幾經反復，影響深遠。在有關“部院合并”的是是非非問題上，反映了以國防科委為代表的各研究院和以國防工辦為代表的各軍工機械部之間的觀點對立?！安吭汉喜ⅰ眴栴}爭論的實質是在當時我國工業科學技術基礎薄弱、人力物力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處理科研與生產的關系和如何配置科技資源的問題，［24］（p.271）并非是出于一己之私、本位主義的意氣之爭，一些長期流傳的錯誤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通過以上對“部院合并”歷史過程的梳理，筆者有以下幾點思考：
（一）關于“部院合并”的原因和背景
1959年9月新中央軍委成立后，對戰略形勢和戰爭的估計是：受目前政治形勢、技術形勢的影響，在短時間內戰爭打不起來。［30］同年10月，中央軍委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國防工業應以抓尖端技術為主，目前主要是導彈問題，同時也要注意核彈頭問題。［4］（p.44）中央軍委決定，常規武器的生產，除了適當滿足目前部隊裝備的需要和極小量儲備外，今后主要應著重于研究和改進。1960年2月，中央軍委進一步明確指出，在今后若干年內，常規武器的生產，除供應負有作戰任務部隊的戰斗需要、學校和部隊的訓練需要以及小量的儲備以外，不應大量生產；新型號的常規武器制成后，除供應科學試驗和指定的學校、部隊作訓練之用外，不要大量生產，一般部隊也不要改裝。［31］中央軍委明確了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方針是“兩彈為主，導彈第一”，并要求軍隊裝備建設的各項工作都要根據這個方針，突出重點，合理安排，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保證“兩彈”研制的需要，以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時間內突破國防尖端技術。［4］（p.44）總參謀長羅瑞卿強調：“發展國防尖端技術，建立特種技術部隊，應當成為全軍重點中的重點，應當從各方面優先保證它的需要。”［23］（pp.593,594） 1962年，東南沿海局勢緊張，中央提出要“備戰整軍”。國防工業從一般性戰備整頓轉入臨戰生產，雖然開足馬力生產，但與備戰的需求仍有差距。［32］中央對國防工業的生產狀況感到擔憂，周恩來明確表示：“這幾年搞尖端，注意多了一些，常規武器減弱了，影響了庫存”，“軍工，首先要著重生產……常規是尖端的基礎……首先要把常規搞得像個樣子嘛”。［6］（pp.429~431）鄧小平多次提出，武器“庫存底子太薄”。［23］（p.612）彭真批評說：前幾年國防工業沒有抓緊，蔣介石準備竄擾大陸，國防問題就暴露出來了。［33］毛澤東指出：“我贊成中央政治局確定的方針，要利用這個機會，把軍工搞起來”，并提議建立武器彈藥的戰略儲備。［32］（p.584）但毛澤東同時指示：“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制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松或下馬。”［34］在軍委主要領導反對下，“部院合并”的提議暫時擱置。1962年底，羅瑞卿表示，現在情況有所變化，目前的主要工作“一要備戰，二要援外”，“必須立足于大戰”，“在今后十年內……努力增加品種、數量，滿足軍隊裝備和援外的需要，完成三百萬人打一年的儲備任務”。［23］（pp.627~628）1964年以后，國際安全形勢發生了變化?！氨辈繛呈录焙?，美國在越南的戰爭規模迅速擴大，毛澤東敏銳地指出：“要打仗了”。［18］（p.382）此后，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準備打仗”。1965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35］常規武器的生產更加受到重視。9月，中央提出，要“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35］（p.360）以上可以看出，中央對安全形勢判斷上的變化和對國防工業發展方針的調整是“部院合并”的重要背景。從“大搞尖端科研，重中之重”到“研究設計不能脫離生產，要為生產開路，同時不放松尖端”，國防工業領導態度上的變化推動了“部院合并”。
（二）關于在科研與生產關系上的認識差異問題
在“部院合并”爭論過程中，有兩種主導性的看法，一種是強調科研對當前生產的依附性，認為當前生產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生產技術還沒有完全過關，就不應該開展尖端產品的研究工作；另一種則過分強調生產對科研工作的依賴性，認為生產離開科研寸步難行，因此主張現階段的科研工作（包括搞尖端產品）必須由工業部門主導。聶榮臻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建設，是互相聯系的，互為因果；有互相制約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有互相促進的一面”，“生產推動科學的前進，而科學成果在生產中的應用又促進生產的發展……反復循環、相互提高”。他強調，“從國防工業來看……最突出的是科學技術問題了?？茖W技術問題的解決，是我們國防工業自力更生的關鍵，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就不能前進?！保?］（pp.501,499）因此，聶榮臻主張在當時的國防科研體制下，集中科研力量形成拳頭，科研工作適度先行。同時，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揚協作配合的精神，逐步總結經驗，搞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以加速從研究設計到生產的進度。時任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兼炮兵科學研究院院長的孔從洲認為，1964年的“部院合并”體制，將科研和生產結為一體，體現了科研為生產服務的指導思想。這個體制的優點在于，有利于提高生產水平，滿足數量要求，同時對于研制與現生產產品技術性能差別不大的改進型產品也是比較合適的。但是，科研過分依附于生產，強調新產品的性能適應于現有生產手段，對技術上的重大突破起到阻礙作用。國防科研也很難及時地反映作戰需求的發展。［36］由于時代的局限，科研先行的思想在當時沒有得到廣泛重視和認同。
（三）關于通過“部院合并、廠所結合”發揮科研和生產相結合優越性的問題
有一些積極主張“部院合并、廠所合并”的國防工業部領導始終不理解：理論上，“部院結合、廠所掛鉤”有利于產品的統一規劃發展，一代接替一代，技術力量可合理使用；生產和科研在二機部、七機部從來都是緊密結合的，而在三機部、四機部、五機部、六機部實行科研和生產的結合，“部院結合、廠所掛鉤”為何成為一個周期性反復的問
題。［20］（pp.372~374）這是因為，二機部、七機部的情況與其他國防工業部不一樣，這兩個部具有其特殊性，是在科研院所基礎上組建的，基本上是“科研部”。二機部、七機部的工廠實際上是試制廠，研究院所和生產工廠整合起來后仍然是以科研為主。而其他工業部則不一樣，它們的主要任務和方向是搞常規武器的批量生產，對科研工作重視不夠，投入不足，發展沒有后勁。正如聶榮臻所分析的：“部院合并”后，國防工業部領導的精力都集中去搞生產任務，沒有人花精力抓研究工作和學校工作。在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市場競爭，逼著企業必須采用先進技術。而“我們在工業管理上許多問題嚴重得很。任務壓的很重、成本、效益等問題考慮得不多，因而，容易安于現狀，偏重搞現成產品，這是客觀現象。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如何把科學技術推向前進，使我們的工業部門樂于搞創新的東西……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3］（p.908）著名發動機專家吳大觀從計劃體制下的工廠的任務、性質和特點方面，對“所廠結合”體制做了分析和反思。［37］四機部部長王諍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認為，由于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加之領導不力，在思想認識、組織建設和科研發展方面，工作做得不深不細”，“部院結合”未能發揮科研、生產結合的優越性，這是應該檢討的，但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方針應堅定不移。從體制來說，國防科研和工業生產、尖端和常規裝備實行自上而下的結合可能更好一些。［20］（pp.373~374）
劉華清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認為，當時實施“部院合并”的時機還不夠成熟?！坝矛F在的眼光看，如果當時研究院能穩定幾年，有些院不實行‘廠所合并’，而發展成科研——生產聯合體，會更有后勁，更有競爭力，更有利于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增強我國海防乃至國防實力，同時牽動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保?5］（p.306）實踐證明，科研先行、科研和生產相結合的方針是正確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下，以建立軍民結合的專業總公司為目標，國防工業部門領導管理體制改革加速推進。1999年7月，為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政企分開、產研結合、供需分離、精干高效的管理體制，中國國防科技工業在原國防工業部門的基礎上新組建了十大國防科技工業集團公司。新組建的國防科技工業集團主動順應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積極探索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途徑和方式，努力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老一輩國防科技工業領導者的夢想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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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孔從洲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5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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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 珺］
?。圩髡吆喗椋菁牟?，法學博士，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