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役制度是國家一項重要的軍事制度。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一直實行志愿兵役制（動員制）。（A 抗日戰爭期間，晉察冀邊區曾在短期內實行過義務兵役制。1942年3月，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頒布了《義務兵役條例》，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兵役制度上的一項重要嘗試。）它“既不是舊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種兵役制度——動員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會造成那樣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們目前的條件，還只許可我們采取動員制，還不能采取征兵制”［1］。新中國的成立為兵役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必要條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兵制度”，“并準備在適當時機實行義務兵役制”。［2］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進一步明確規定：“保衛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圣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3］1955年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以下簡稱《兵役法》），其主要內容是：改志愿兵役制為義務兵役制，平時進行定期征集、定期退伍，戰時實行動員，凡年滿 18 ~ 40歲的男性公民，身體、政治合乎條件的都要服現役或預備役；服現役的期限依據兵種不同，分為3年、4年和5年；對預備役軍人要進行登記、統計和集訓；高級中學和高等院校學生實行軍訓。［4］實行義務兵役制，是國家軍事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雖然“義務兵役制是一種先進的合理的兵役制度”，［5］但在實踐過程中仍出現了一些問題，經過較長時間的探索、實踐和爭論，符合中國實際的兵役制度逐漸發展完善起來。
一、關于建立預備役制度的問題
“志愿兵制度由于缺乏定期的征集和退伍制度，不便于積蓄強大的經過訓練的預備兵員”。［6］長期實行志愿兵役制，使戰士和基層干部的年齡普遍偏大。據20世紀50年代初對5個團的班長和戰士的調查，年齡在26 ~ 30歲的占各團總人數的25% ~ 40%，服役年限達5 ~ 9年的占各團總人數的24% ~ 55.8%。［7］他們在家庭生產、生活上的困難和個人婚姻問題都難以解決。不僅如此，實行志愿兵役制還不利于現役兵員的更新和后備兵員的儲備。義務兵役制的優點在于士兵服役時間短，定期征兵和退伍使兵員經常輪換，有利于常備軍兵員更新，既可以保持兵員年輕力壯，又可以儲備兵員，同時可以使更多的人服現役。其不足是服役時間短，兵員很難全面的熟練掌握復雜的軍事技術與裝備，只能在預備役組織中進行復訓，方能達到現代條件下合格后備兵員的要求。
《兵役法》確立了預備役訓練制度，對復員、退伍轉為預備役的人員進行復訓，對高級中學學生進行軍事常識教育，對部分高等院校學生進行預備役軍官訓練，同時通過國防體育活動，進行通信、跳傘、航海等專業技術的訓練。《兵役法》頒布后，預備役軍官、士兵的登記和訓練試行、試點等工作相繼展開，但不久就遇到各種問題而停頓下來。
按《兵役法》規定，復員兵和適齡青年均需登記，編為第一、第二類預備役，由省、市、縣兵役部門負責組織領導，定期實行軍事訓練。這是學習蘇聯的辦法，但是并不完全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兵役法》頒布后，開始試行對預備役士兵的登記和訓練。1955年冬，總參謀部制定了《預備役軍士和兵的登記暫行辦法（草案）》，對當年復員的士兵、多余的應征公民以及18 ~ 30歲的男性公民和具有專業技術的女性公民試行了普遍登記。1956年4月，國防部發出《關于預備役軍士和兵的登記工作指示》，要求各地結合本地具體情況，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預備役登記。［8］1956年，全國共登記了3327萬余人，其中復員軍人141萬人。同年，在農村進行了預備役士兵集中訓練的試點工作，來自3518個鄉的40.4萬余人參加了訓練。［9］訓練在農閑季節進行，時間都在10天左右。在這次預備役士兵的登記和訓練試點工作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第二類預備役“登記的年齡太多了，手續復雜，預備役士兵遷居時辦理轉移手續不便”［9］（p.596），地方政府感到執行起來難度大。1956年6月，河北省委領導向毛澤東反映，地方工作忙碌，難以實施登記訓練，鄧小平把毛澤東的意見函告彭德懷：“河北省委在匯報時，要求預備役的登記工作推遲一年（目前地方工作很緊），主席認為推遲一年還是必要的，要我告訴你們，請加以考慮。如同意，應即通知全國各地。”［10］彭德懷復信說：“國防部準備再發一個補充指示，把軍官、軍士和兵的預備役登記工作一律推遲到1958年完成。”［11］補充指示發出后，預備役登記工作在一些地方實際上停頓下來。
為了加速組訓后備力量，毛澤東率先提出組訓預備役師的方法，以解決戰時后備兵源。在《兵役法》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前，毛澤東曾指示：“為了解決應付突然事變的預備力量，光靠常備軍不行，要搞國民兵訓練，就地組織，就地訓練，訓練后解散，必要時再集中，很方便，好處很多。各軍區成立預備師，對于財政、干部、動員、復員、預備部隊都有好處”。1955年6月15日，彭德懷在軍委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12］7月8日，軍委會議決定：“必須有計劃地、逐步地建立一支相當數量的預備隊。因此從今年開始就應積極籌備建立預備師的工作，今年應爭取建成10個到20個預備師（如果不可能，建成幾個師也是好的），到1957年爭取建立40個預備師。”［13］8月2日，軍委會議討論建立預備役師的方案，彭德懷表示：“今年冬天我們成立10個預備師，數目不小，困難也不少。但一定要搞，這是戰略任務決定的。今后每年建5~10個師，共搞到40個師”。［12］（p.601） 8月6日，彭德懷向中央報送關于補充現役各軍種部隊的缺額和有計劃地訓練預備兵的報告。報告說：“為了應付突然事變，迅速有效地積蓄現代化兵種的預備力量，僅靠最近幾年內復員的預備役是很不夠的，軍委擬定在現役常規軍外，采取組建預備役訓練師的辦法以加速訓練預備兵員，計劃自一九五五年開始到一九六〇年度分五期組建和訓練，累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共可訓練出一百三十個師的兵員。這些預備師，主要在我國西南、西北及中原地區訓練”。8月12日，毛澤東批示：“此件請印發各政治局委員，于數日內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14］ 8月14日，彭德懷簽發了先組建10個預備師的命令，“規定預備師組成后，集訓4個月；于1956年2月15日接收新兵，4月1日開始訓練，期限為一年半”。［11］（p.560）
組建預備役部隊，突破了全軍350萬人的總定額，且用于訓練的財政開支較大，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生產，不久，彭德懷意識到了這些問題，開始考慮撤銷預備師。1956年2月，彭德懷根據國際局勢和第一批預備師的建設情況，報中央批準，以國防部名義發出《關于今年不再組建預備師的通知》。［12］（p.616）中共八大后，1956年10月11日，彭德懷在軍委會議上檢討說：“去冬今春軍隊的總數超出原來定額30萬，是迷失了方向的。去年搞10個預備師是有錯誤的，我要負責；預備師要撤銷。”［12］（p.630）總參謀長粟裕也認為“現有預備役師作用不大，可全部撤銷”，并將建議報送中央。［13］（p.597）從1957年開始，軍隊進行了精簡整編，4月25日，軍委會議決定撤銷預備師。
對于高等學校和高級中學的學生應當在校內接受軍事訓練的問題，1955年8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的報告說：“根據兵役法規定，在高等學校和高級中學，應當進行軍事訓練，以便使學生養成必要的軍事生活習慣和紀律觀念，同時經過學校的軍事訓練，為軍隊培養一批預備役軍官，特別是預備役技術軍官，這對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國防建設都有很大好處，是國防建設上不可缺少的工作”。報告對在高等學校和高級中學進行軍事訓練的原則及具體實施方案做了說明。11月1日，毛澤東批示：退軍委照辦。［14］（p.290）1955~1957年，全國先后有14所高等學校的約8萬余名學生接受了一定的軍事訓練，［15］但效果并不理想。1957年5月，彭德懷表示：地方上高等學校的軍事訓練，要逐漸收縮。請業務部門再研究一下，我是不同意再搞的。［16］6月28日，經中共中央批準，國防部、高等教育部聯合發出通知，暫停高校和高中學生軍訓。［17］
彭德懷認為組訓后備兵員的辦法必須作很大改進才行，1955年9月和1956年3月，他到汕頭、舟山等地調研，了解到駐軍訓練民兵協同守島情況，深受啟發。1957年5月，彭德懷在第111次軍委會議上提出了改進預備役士兵登記和訓練工作具體思路，即將民兵和預備役結合起來，把預備役登記工作、訓練工作和民兵工作合而為一，實行民兵即預備役的辦法。以復員軍人為骨干，結合青年組成基干民兵，基干民兵利用農閑時間進行定期訓練，一般10天，至多15天；其余年齡較大而又適合預備役條件的人編為普通民兵。預備役的登記范圍大大縮小，只登記當年復員的士兵和參加民兵的青年。彭德懷認為，這樣可以使全國的預備兵員經常保持在2000萬名左右，基本上解決了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的矛盾。［18］
1957年6月19日，彭德懷把軍委會議上大家討論的意見整理成《關于改進兵役工作的指示》送毛澤東審閱。6月20日，毛澤東批示同意。［14］（p.350）民兵與預備役合而為一的原則就這樣正式確立下來，盡管還有許多具體問題尚待探索和解決，但經過初步實踐已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在一段時間里，民兵組織得到了加強，預備役工作也有了較大的改進。
二、關于是否應改變現行兵役制的問題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提出，“二五”計劃期間將用于國防和行政費用的支出降低到20%左右。［19］為落實中央決議，第88次軍委會議決定，全軍總人數將裁減1/3，壓縮至250萬人或者更少一些。［12］（p.631）隨著常備軍的減少，如何解決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這一矛盾問題就更加突顯出來。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毛澤東認為義務兵制解決不了后備兵員的問題。1956年12月22日，毛澤東與即將率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出訪緬甸的葉劍英談話時明確表示：“靠義務兵役制積蓄后備力量，每年最多能積蓄80萬人，100年才能積蓄8000萬人。靠現在這種辦法，不夠戰爭時期補充、擴大部隊的需要”。［20］葉劍英向彭德懷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
1957年5月30日，第111次軍委會議討論了總參謀部動員部提出的有關兵役工作的報告，檢查兵役法實行后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彭德懷提出了對兵役制度的幾點看法：“必須考慮平時常備軍隊如何盡量少，而戰時的后備兵員又盡量多的問題。義務兵役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募兵制（即志愿兵制）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必須把民兵和預備役結合起來，把適齡青壯年和復員軍人都組織成民兵，以復員軍人作骨干，進行民兵訓練，在若干年內就可以訓練出上千萬的后備兵員”。經會議討論，決定義務兵役制暫不改變。［12］（pp.651~652）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1957年7月16日，彭德懷在第三次國防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就軍事建設工作做了匯報。關于如何解決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的矛盾問題，彭德懷說：“憲法規定的精神，我國是要實行義務兵役制，最近，有些委員和有些同志提出，應當恢復志愿兵制或者募兵制。當然，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義務兵役制已經實行了三年，共征兵二百萬人左右。從征兵的情況來看，是比較順利的”，如果改變征兵制度，恢復志愿兵制，就有許多問題需要考慮。恢復志愿兵制，無非是為了志愿兵服役的年限可以長一些；但是志愿兵在軍隊服務過久，復員時安置就業比較困難，婚姻問題也難處理。在待遇上如果低于農民或工人的平均收入，征募志愿兵入伍和鞏固部隊都有困難。彭德懷明確表示：“選擇兵役制度，主要應當考慮如何解決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的矛盾問題。志愿兵制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同時，我國兵役法公布前反復征求過人民的意見，實行三年以來人民群眾一般是擁護的，經我們考慮暫時不加改變為好，但具體執行工作中的缺點必須改正。”［18］（pp.478~479）
在兵役制問題上，粟裕也主張保持現行義務兵役制不變，但應在具體問題上加以改進。他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里提出：“義務兵役制較之志愿兵制確實優越合理，易為群眾所接受擁護。”［13］（p.579）1957年10月，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聯合召開的兵役工作會議上，粟裕對實行義務兵役制的情況作了分析，肯定了它的成績和實行的必要。［13］（p.614）
雖然毛澤東批示同意了中央軍委關于改進兵役工作的報告，實行預備役工作與民兵工作合而為一的方針，但毛澤東認為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的問題。不久，受到當時美國、蘇聯正在進行的軍事改革的影響，毛澤東產生了對軍隊編制進行重大改組的想法。
1958年2月，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改義務兵役制為志愿兵制。［16］（p.37） 2月10日晚 ，毛澤東同彭德懷、黃克誠、粟裕、羅榮桓、譚政等軍委領導談話。［21］毛澤東提出，軍隊減至200萬人。其辦法是，“我們只要三十個師是滿員的，學美國的辦法，每個師有二萬人，非常之滿員，而不是現在的一萬三四千人，搞大師。其他那些架子，都可以保存，但是官多兵少，骨瘦如柴，一個師有兩個小團。”［14］（p.376）羅榮桓當時表示說，軍隊有落后之感，地方向前走了，軍隊存在一些問題。兩天后，粟裕就軍隊問題向毛澤東致信。［13］（p.620） 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讓大家研究。25日，彭德懷在軍委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軍費減至35億，軍隊減至200萬……陸軍組成30個主力師，每師2萬人，其余的師都搞成空架子師；主要搞民兵，每年訓練兩個月，學打步槍、機槍、手榴彈，造成民兵海洋。”［12］（p.674）
1958年3月18日，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以下簡稱成都會議）上，彭德懷就國防建設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做了報告，他重申了自己在第三次國防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所堅持的觀點，并且進一步分析說，軍隊減到200萬人時，“以服役期為3年計，每年需征集30萬人左右”，“如果采用志愿兵制的辦法……每年需要動員5萬人左右入伍補充缺額。以100萬士兵服務10年，平均每年需要動員10萬人，兩項合計每年亦需要動員15萬人左右，動員規模雖然比義務兵較小。但是，輩子兵的問題又要出現。這些士兵長期脫離生產以后，勞動就業比較困難”。實行義務兵制的同時，通過延長各種技術兵員的服役年限等措施，可以保持志愿兵制的好處。［16］（pp.528~529）
3月21日，會議討論了彭德懷的報告，大多數人表示同意。在鄧小平主持下擬寫了《中共中央關于國防工作的意見》，意見中說：“在目前國際形勢下，適當地逐步地減少軍隊人數，以便進一步地節減軍費的經常開支，用以發展國家經濟建設和解決軍隊新的裝備，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由于我們保持了足夠數目的軍隊骨干，同時加強全國民兵的組織和訓練，即使發生突然事件也是能夠應付的”；“現行的義務兵役制可以不變，但應盡可能地簡化兵役登記和兵員征集的手續。可以考慮把預備役同基干民兵結合起來，適當地增加基干民兵的人數，以后就在基干民兵中征集新的兵員”；“建議軍委召集一次擴大會議，用整風的方式，討論軍事建設中的重要問題，統一認識，提高覺悟”。［22］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了該意見。
三、關于民兵工作的問題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自1953年朝鮮停戰后，沒有管軍事工作。今年要回過頭來搞點軍事工作。軍隊要整風。”［12］（p.676）8月，他又指出：“要恢復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的傳統，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要把資產階級思想作風那一套化掉”。［21］（p.418）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在“主要搞民兵，造成民兵海洋”這一想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以民兵組織的形式，實行全民皆兵”［23］的人民戰爭思想。
對于民兵工作，彭德懷也非常重視，但他認為民兵的任務是應該隨著革命的發展而相應地改變，否則就容易引起混亂。民兵“最大的特點是不脫離生產，這就使我們不得不考慮在組織民兵武裝時，不僅要求政治上、成份上都要好，而且在民兵數量上、組織形式和使用上，也都要建筑在發展生產和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礎上，并且也要適當的照顧到民兵個人的某些利益，這是幾十年來發展和組織民兵的一條基本經驗”。這條經驗，尤其在農村最為適宜。否則，民兵組織是不易鞏固或容易流于形式而起不到應有作用的。［9］（p.626）在這個思想影響下，彭德懷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磋商后，于1953年4月草擬了《關于民兵建設工作的幾點指示》，規定“民兵活動要適應不脫離生產的特點，不要用現役軍人方法管理，要有利于生產”，“普遍民兵制的試點和宣傳應即行停止”。［12］（p.548）為了糾正“民兵誤工妨礙生產的嚴重現象”，1953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務院聯名發出了《關于民兵任務和解決民兵誤工問題的聯合指示》，明確規定民兵的三項任務是：積極殲滅空降特務、維持地方治安和保護生產，并對調用民兵執勤的范圍和批準權限以及民兵活動制度做出了嚴格的規定。［24］
在民兵隊伍的組織形式上，于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武裝工作會議決定“把民兵基干團改為基干隊，以鄉為單位進行編組”［25］。8月27日，彭德懷在審閱張宗遜和蕭華關于《全國人民武裝工作會議的綜合報告》時提出：“民兵與人口比例以1%至3%為宜，普遍民兵制口號不再強調，暫時也不必取消。根本取消所謂民兵基干團”，報告修改后上報中共中央。［12］（p.556）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會議綜合報告》。報告提出：“人民武裝工作應該適應這種已經變化了的情況，改變戰爭時期的工作方法和內容。”根據實行普遍民兵制后全國“民兵數量已經發展很龐大”的情況，報告還提出：“適當地控制民兵數量，避免盲目發展。”這些意見和措施，對糾正民兵工作存在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現象，改進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產生了積極作用。但是，報告提出的“不要再去強調普遍民兵制”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也給民兵工作帶來了不利影響。［8］（p.713）
1955年實行預備役登記訓練以后，一些地方軍事部門放松了對民兵的領導，致使不少地區的民兵組織出現渙散的現象，但這些情況很快得到糾正。關于民兵工作，彭德懷在成都會議上強調：1953年確定的三項任務實踐證明是恰當的，仍應堅持。基干民兵的訓練方法，以不脫離生產的訓練為主，以鄉或合作社為單位進行。訓練時間為10天左右，最多不超過15天。［16］（pp.524~525）
1958年年初，“全國民兵總數達到3800萬人，其中以復員軍人為骨干結合青年積極分子所組成的基干民兵是1030萬人，其他不編入基干民兵的適合預備役的公民則編為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掌握的步槍130萬支，輕機槍100挺”。［16］（p.524）毛澤東認為，這個數字仍然偏少，沒有把民兵提高到戰略地位來考慮。他認為“民兵現在對維持秩序還有作用，但主要是對付帝國主義侵略”，［14］（p.456）“我國應當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21］（p.507）
全民皆兵思想是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拓展。1958年7月12日，毛澤東就民兵工作等問題指示說：“積極防御戰略方針不變，把敵人打敗之后打出去；全軍員額不再減少，要搞原子彈、海軍陸戰隊、空降兵；大搞民兵，每人一條槍，做到全民皆兵；學校都發槍，從兵里培養干部；軍事訓練時間不可太多，主要是有文化科學知識，有政治就好辦，也要與勞動生產相結合。”［12］（p.691）按照指示精神，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7月22日通過的決議中明確提出：“必須積極積蓄和壯大后備力量，貫徹執行把預備役和民兵合而為一、實現全民皆兵的方針。”（A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2冊，1986年，第493頁。）
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展為實現全民皆兵提供了空前優越的有利條件。［26］1958年8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民兵問題的決定》，強調“必須在全國范圍內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裝起來，以民兵組織的形式，實行全民皆兵”，“把軍隊的后備力量建立在全民的基礎上，這對生產建設和國防建設，都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和戰略意義。全民皆兵，就是以人民公社為單位，逐步實行全民武裝”，“一九六二年，預計全國有七億人口……把年滿十六歲至五十歲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都組織在民兵之內，預計約有三億左右。其中又以復員退伍軍人為骨干，把年滿十六歲至三十歲的男性青壯年組成基干民兵，預計大約五千萬。在農村中，以人民公社為單位，根據生產組織情況和民兵多少，以基干民兵為主，編為民兵大隊、中隊、小隊。設正職負責基干民兵，設副職負責普通民兵。在城市，以廠礦、企業、學校、機關為單位，或者視城市人民公社組織的形式以人民公社為單位，建立民兵組織。這種武裝起來的人民，既是民，又是兵；既是生產隊、學習隊、工作隊，又是戰斗隊”。［23］（pp.460~461）9月底，毛澤東在巡視大江南北后指出：“民兵師的組織很好，應當推廣”，“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21］（p.451）
以民兵組織的形式實行全民皆兵思想在軍內外得到積極響應。分管民兵工作的羅榮桓表示：“民兵是貫徹全民皆兵的最好組織形式，過去對這個問題認識是不一致的……過去彭德懷同志想靠復員、退伍來解決后備力量的問題，十年才搞了七百萬人，而（原文為面）這七百萬人戰時還有百分之三四十不能出來當兵，能出來當兵的只有四百萬人。靠這點兵，在戰時無論如何也是不行的”，“關于民兵工作，軍委曾討論幾次。過去沒有把民兵工作看成是戰略問題，只認為民兵就是維護治安，捕捉特務，沒有提高到戰略意義上看。實際上，最能體現人民戰爭的組織形式是民兵。過去以劣勢裝備戰勝裝備占優勢的敵人，主要是靠民兵……將來在新條件下的戰爭也要靠民兵。”［27］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強調，大辦民兵師“標志了人民戰爭思想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具體應用”，“是對付帝國主義現代戰爭的有效措施”，“是粉碎敵人原子戰爭威脅的有效手段”。［28］不久，到1958年年底，全國民兵迅速發展到2.2億多人，參加民兵的人數占全國人口總數的35%，有的地區達到40%以上，個別地區甚至超過了50%。［29］
大辦民兵師作為反對侵略的一項戰略措施，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教訓也極為深刻。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把大辦民兵師同實現全民皆兵混為一談，把‘全民皆兵’這個戰略方針作為行動口號付諸實施……要求把全國百分之三十的人都編入民兵，這就超越了客觀需要與可能。加之大辦民兵師是隨著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展一哄而起，沒有做細致的組織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這就導致了民兵工作中產生弄虛作假、追求形式、組織不純等問題……在群眾中造成了不良影響”，［8］（p.715）預備役工作與民兵工作合而為一方針的貫徹也由于大辦民兵師熱潮的興起而中斷了。
經過較長時間的探索與實踐，符合中國實際的兵役制度終于確定下來，并不斷改進。軍隊兵員得到定期輪換和更新，保持了兵員年輕化，許多義務兵經過培養和鍛煉成長為軍隊干部。同時，通過定期退伍，為軍隊儲備了大量的訓練有素的后備兵員。［7］（p.405）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義務兵役制度的缺點也逐漸顯現出來。軍隊武器裝備現代化程度在不斷提高，士兵需要學習和掌握的軍事技術越來越復雜，許多關鍵崗位的士兵因服役期短而難以勝任工作，軍隊建設與義務兵役制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針對這些矛盾，在1977年8月舉行的軍委座談會上，鄧小平指出：“兵役制度要解決。這是一個大問題”。［30］1978年3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批準了《關于兵役制問題的決定》，改單一的義務兵役制為義務兵與志愿兵相結合的兵役制度。［31］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了適應國內外新形勢的需要，中央決定恢復預備役制度，在搞好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基礎上，采取組建預備役部隊的辦法，建立健全快速動員體制。1984年5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確立了以義務兵役制為主體的義務兵與志愿兵相結合、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兵役制度。［32］它是以往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兵役制度上的一項重大改革。新兵役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中國特色兵役制度更加完善，中國的兵役工作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參引文獻］
［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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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譚政：《保衛祖國是青年的神圣職責——在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上的報告（摘要）》，《人民日報》195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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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國人民解放軍》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頁。
［9］《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597頁。
［1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2~1293頁。
［11］《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559頁。
［12］《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7頁。
［13］《粟裕年譜》，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頁。
［14］《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頁。
［15］《當代中國教育》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4頁。
［16］鄭文翰、王焰等：《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頁。
［17］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回顧與思考——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系若干問題（之二·下）》，《國際政治研究》2004 年第4 期。
［1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80頁。
［1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頁。
［2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頁；《彭德懷年譜》，第651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297頁。
［2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322頁。
［2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8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頁。
［24］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民兵任務和解決民兵誤工問題的聯合指示》，《江西政報》1953年第10期。
［25］鄧禮峰：《新中國軍事活動紀實（1949~1959）》，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1頁。
［26］傅秋濤：《大辦民兵師好——對毛主席關于“大辦民兵師”指示發表前后的回憶片斷》，《人民日報》1978年9月28日。
［27］《羅榮桓年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7、796頁。
［28］《張愛萍軍事文選》，長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15、217頁。
［29］《當代中國民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4 ~35頁。
［30］《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頁。
［31］《五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葉劍英委員長主持會議 會議討論批準了國務院提出的〈關于兵役制問題的決定〉 會議通過決定任命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人民日報》1978年3月8日。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84年6月5日。
［收稿日期］2015-02-25
［作者簡介］姬文波，法學博士，助理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