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神仙會”作為一種全新的會議形式迅速走入了與中共統戰工作有關的各個領域，促進了中共與社會各界的協商和交流，受到當時社會的普遍關注。但是，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較少，僅有的研究也多沿用李維漢在其著作《回憶與研究》中的相關說法，對“神仙會”過程的梳理較為簡單，其研究成果所用材料及話語具有一定的重復性。筆者以各方的資料及研究為基礎，擬對1959～1962年間影響全國的“神仙會”的起源、在民主黨派工作中的發展、全面鋪開及終止的過程進行梳理，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一、將“神仙會”引入民主黨派工作
“神仙會”本是在江南一帶盛行的一種廟會形式。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將這一名稱引入中共黨內，并賦予其全新的含義。據李維漢回憶：約在1942年秋，毛澤東曾建議老干部的整風可以采用一種新的形式，即“成立一個小組，也開小組會，互相交換意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和風細雨，弄清是非，團結同志”。此后，毛澤東將這種通過自學和討論等方式和風細雨地解決矛盾或問題的會議形式，稱為“神仙會”。［1］新中國成立后，在1959年7～8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神仙會”的形式被再次采用。在此次會議前期，根據會議安排，白天開會、讀書、看文件，晚上看戲或跳舞，星期天休息，會議的氣氛比較輕松愉快，因此人們稱之為“神仙會”。但是，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彭德懷于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引起了軒然大波，此后，會議轉為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神仙會”隨即停止。
廬山會議后，中共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運動。中央先后批轉了一些地區和部門關于“反右傾”斗爭的報告，要求所有地區和部門都必須深入開展反對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斗爭。這場突如其來的反右傾運動使多數人思想緊張，針對這一情況，中共中央在對待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上采取了較為慎重、穩妥的政策。1959年9月15日，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負責人、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等78人開會。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指出：“這回在黨內是搞運動，研究分析，要搞透，而在黨外不要搞運動。所以，那種顧慮可以解除。”［2］會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1月21日發文指出：“這次反右整風運動，不要在民主人士中進行，即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級知識分子中進行”，“現在已經開始進行的單位，應該采用適當方式加以結束。”［3］雖然中共中央明確指示各民主黨派不搞反右整風，而是實行緩和的方針，但運動仍波及各民主黨派，加之當時國內外困難局面的來臨，進一步引起了各民主黨派的緊張與不安。“多數中間狀態的人，思想動蕩不安，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產生懷疑，特別害怕黨內整風反右會延伸到黨外，再來一次一九五七年的斗爭。”［4］
1959年12月至1960年春，中國民主建國會（以下簡稱民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工商聯）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聯合舉行。會議前期，工商界、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人士普遍帶有緊張情緒，據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以下簡稱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回憶：參會的大多數人思想上比較緊張，怕批判斗爭，不敢講真話，心情不舒暢。不少代表心情緊張，口袋里裝著發言稿，準備在大會上一擁護、二檢討，爭取過關。［4］“進步分子則準備在會上大批大斗一場”。［1］（p.859）
為真正消除與會人員的顧慮，改變會議的緊張局面，統戰部決定把在黨內多次成功實施的會議形式——“神仙會”引入各民主黨派的工作中。在會議召開之前，統戰部多次開會討論，并最終決定“大會方針，進行正面教育，提高思想，方法是和風細雨，神仙會是方式”。［5］會議開始前和過程中，李維漢和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多次向會議領導陳叔通和黃炎培提議改變以往程式化的開會方法，而采用“神仙會”的方式，發揚民主、和風細雨，實行“三自”（即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和“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方針，并用“三不”來保證“三自”，用“三自”來達到敞開思想、講心里話、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目的。［1］（p.859）最終，陳叔通和黃炎培接受了統戰部的提議。
12月16日，黃炎培在預備會議上指出：這次大會要“更進一步貫徹和風細雨的自我教育的精神”，將“采取多種多樣的方法”，主要包括報告學習、討論和參觀訪問等，并“更多地采用三三五五、自由結合的方法，便于大家親切談心，暢所欲言，把工商界帶有普遍性的問題，盡量反映出來，充分交換意見，求得適當的解決。同時，通過這些普遍性問題的反映、討論和解決，就可以使我們每個人的思想覺悟有所提高，心情舒暢，就可以使大會得到良好的效果”。［6］但是與會代表仍然顧慮重重，害怕是“釣魚”、“記賬”和“抓住小辮子”［7］。針對大家的疑慮，李維漢等人一方面引導大家放下顧慮，通過自由交談、討論和辯論達到提高認識、統一思想的目的；另一方面勸說與會的“進步分子”端正態度，放下“棍子”和“帽子”。經過不斷的引導與勸說，與會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了顧慮，敞開了思想，展開熱烈的爭論和小組漫談，走廊里、飯桌上到處都在交談、爭辯，相互間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會議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心情舒暢。［1］（p.860） 1960年1月18日，李維漢在講話中肯定了這一會風的轉變。他指出：“兩會聯合舉行的代表大會，開得很好。用開‘神仙會’的方法，和風細雨地討論問題，搞通思想，明確方針任務，花費的時間要多一些，但是開得更細更深，更有結果。各地都這樣開一次會，就會成為工商界一次比較深刻的自我教育運動。”［8］
在預備會結束后，黃炎培亦高度評價了“神仙會”的會議形式，他說：“我們的預備會議開得十分生動活潑，細致深入。這次預備會議，對我們大家來說等于進了兩個月的社會主義學校，等于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過了兩個月的豐富多采、心情舒暢的集體生活。應當肯定，我們這次大會的預備會議已經勝利地完成了預期的任務。”［6］（p.255）最終，經過不斷的交談、討論和辯論，會議的焦點集中到工商界亟待解決的幾個普遍性問題上。為使會議精神真正落到實處，劉少奇于1960年2月12日同民建和全國工商聯的領導人就會議集中反映的幾個問題舉行了座談。劉少奇在講話中對工商界比較關心的定息、高薪、學銜、政治安排和生活待遇等問題進行了說明，重申了中共“包一頭、包到底”的政策，即“工商業者只要接受改造，為國家做事，同共產黨合作，生活上國家照顧到底，負責到底。工商業者要顧思想進步的一頭，國家包生活照顧的一頭”［9］。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根據劉少奇講話精神起草的社論《工商業者應當下決心“顧一頭”、“一邊倒”》，號召工商業者“一心顧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這一頭，倒向社會主義這一邊”。［10］4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再次重申了“包下來，包到底”的政策。［11］工商界的主要問題都獲得了較為圓滿的解決，中共將“神仙會”引入民主黨派工作的嘗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神仙會”影響的擴大
在民建和全國工商聯的全國代表大會成功召開后，“神仙會”的形式受到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肯定。會議結束后，民建與全國工商聯的代表即趕赴各地，積極宣傳中央精神，并將“神仙會”的會議形式推介到各地。此后，“神仙會”被迅速推至全國工商界，受到工商界的廣泛歡迎，并在各民主黨派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與此同時，“神仙會”亦被政協系統所接受，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大。1960年3月29日至4月11日，政協三屆二次會議舉行。在此次會議中，部分曾于此前參加民建與全國工商聯全國代表大會的委員先后發言，對“神仙會”的會議形式做出了肯定的評價，其中，來自上海的劉靖基指出：“‘神仙會’的確是一個適合新形勢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基本方法，有利于揭露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進一步調動我們的積極性。”［7］ 7月1～17日，全國政協常委會召開政治、理論學習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神仙會”的經驗，提倡在學習工作中推廣這一方法，并于隨后的各工作組活動中普遍采用了該形式。7月17日，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在會議總結發言中指出，“神仙會”是在有正確方向和正確領導之下，一種群眾性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是在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民主人士、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間進行互相幫助、互相啟發，有利于揭露矛盾，分析問題，有利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因此，更有利于認真、細致、深入地討論和解決一些思想問題，提高人們的自覺性和積極性。這種方法，比較容易為多數人所接受，這是貫徹和風細雨精神的一種良好經驗，在今后的學習中應當加以推廣。［12］在此后的工作中，“神仙會”的形式被政協系統廣泛接受，并為政協工作帶來了較為明顯的積極影響。
此外，統戰部亦不斷推廣“神仙會”這一會議形式。1960年2月，統戰部決定在知識分子工作中繼續采用“神仙會”的形式，并將之推廣開來。4月23日，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和平杰三向彭真匯報統戰工作座談會的情況。彭真同意統戰部關于知識分子狀況的總體估計，同意在知識分子工作中執行“弛”的方針，并肯定了“神仙會”的會議形式。［13］5月，統戰部在上海市召開十個城市黨內外結合“對資改造工作經驗交流會”，肯定了實行對資產階級以團結為主、采取和風細雨的“神仙會”、進行正面教育的正確做法［5］（p.270）。自此，“神仙會”的形式在統戰工作中得到進一步推廣。
1960年7～9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六個民主黨派的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此時，國內仍面臨嚴重困難，國際環境更趨復雜，民主黨派中許多人士對此憂心忡忡。為幫助各民主黨派開好這次會議，統戰部專門組織了有關知識分子工作問題的討論，并在北戴河進行了座談。在座談中，李維漢指出：“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對知識分子來說都是很尖銳的問題。改造世界觀也很尖銳，這個改造是長期的、更是細致的，不能粗暴，要更和風細雨，更‘神仙會’。”［5］（p.271）座談期間，統戰部擬定了《對于民盟、民進、農工和九三等黨派召開中央全會擴大會議的一些帶方針性問題的意見向中央的請示報告》，提出“這次民主黨派會議采用開‘神仙會’的方式，和風細雨，敞開思想，提出問題，辨明是非，提高認識，進一步推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加強自我改造”。［1］（p.863） 7月30日，中央批準了這一報告。
為了使“神仙會”的形式真正落實到此次會議中，李維漢等多次邀請民主黨派有關人士座談，反復強調“神仙會”的精神，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不要怕意見，會議不作個人檢查。［5］（p.272）在會議召開期間，由于會議采用了“三自”和“三不”的方針，與會者在寬松的氣氛中解除了思想顧慮，敞開思想、暢所欲言，在自由爭辯中互相啟發、互相學習，通過小組討論會、談心會、游園活動、經驗交流會、報告會以及大會發言等形式提高了認識，明確了方向，取得了很大收獲。［14］8月22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彭真等接見了參加會議的人員，毛澤東在與會議代表的談話中肯定和稱贊了“神仙會”這種形式。［1］（p.864）
經過“神仙會”上的交流討論，各民主黨派參會人員普遍解開了思想上的疑慮，放下了思想包袱，解決了認識上的問題。因此，各民主黨派代表對“神仙會”大多比較滿意，紛紛對這一形式做出了肯定的評價。9月5日，《中國民主同盟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擴大）會議討論總結》高度贊揚了“神仙會”的形式，認為“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收獲很大”。有的盟員甚至認為“這是本盟歷史上開得最使人滿意的一次會議”［15］。9月19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何香凝和副主席程潛都在講話中對“神仙會”的會議形式進行了贊揚。何香凝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和風細雨、自我教育和“神仙會”的精神應貫徹到我們經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去。至此，“神仙會”獲得了與會各民主黨派的一致肯定，其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三、“神仙會”的全面鋪開
經過多次實踐后，“神仙會”的會議形式被統戰系統、工商界、知識界、各民主黨派及政協系統廣泛運用，成為對民主協商的一種積極探索。
1960年8月10～29日，統戰部請各省市委統戰部部長進行座談，并向與會人員介紹了“神仙會”的情況。10月11日到11月中旬，徐冰在黑龍江和吉林等地進行調查研究期間不斷強調“和風細雨”方法的重要性。［16］11月下旬，上海市統戰工作會議召開。平杰三在會議中介紹了各地召開“神仙會”的情況。他指出：“神仙會全國全面鋪開，上面開、下面開，大家都開。各級黨委重視，宣傳部也主動配合，成績很大”，“神仙會”規模之大，參加人數之多，黨內外重視程度，工作細致深入，都是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以后所沒有的。［5］（p.285）
9月26日，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審查通過了《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政治、理論學習工作會議的報告》，報告指出：“學習政治、理論，必須采取和風細雨、說服教育的方法”，“今年以來，在各界民主人士的改造工作中，發展了‘神仙會’的經驗。‘神仙會’是在有正確方向和正確領導之下，一種群眾性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這種方法更有利于互相幫助，互相啟發，更有利于揭露矛盾，分析問題，更有利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因此更有利于認真、細致、深入地討論和解決一些思想問題，提高人們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和風細雨和‘神仙會’的方法，就是我國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階級斗爭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種好的方法”。［17］該文下發后，“神仙會”的形式在全國政協系統內得到進一步推廣。
1961年6～7月間，統戰部在北京召開八省九市統戰部部長座談會。平杰三在對全年工作進行部署時再次強調了“神仙會”的方法，并指出對黨外人士應“正面幫助，正面教育”［5］（p.290）。
與此同時，各民主黨派也自發開展了“神仙會”的宣傳、推廣和實踐活動，并使之逐漸成為各民主黨派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自1960年7月至1961年1月，中國民主同盟從中央到基層的各級組織普遍召開了“神仙會”，絕大多數盟員和民盟聯系的知識分子都參加了“神仙會”。［18］“許多地方到現在還在開神仙會，有的要開到春節以后。”［15］（p.693）1961年1月31日，《光明日報》發表專文指出：“半年來，九三學社的絕大多數成員和所聯系的知識分子，都分別參加了中央、地方或基層的神仙會。”［19］9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指出：“民革各地方組織積極繼續貫徹‘神仙會’精神，廣泛展開形勢教育。使基層組織的學習生活大大活躍起來，這是近半年多來基層組織工作中的一派新氣象。”與此同時，中國民主促進會各級組織也開始逐級傳達貫徹會議精神，并紛紛采用“神仙會”的方式開展形勢教育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北京、上海、陜西、天津、杭州、武漢等地先后以“神仙會”方式召開會議，出席率均極高。［14］（p.180）
在各領域不斷召開“神仙會”的形勢下，《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新聞媒體也加大了對“神仙會”的宣傳，并于1961年上半年形成了一個小的宣傳高潮。其中，《光明日報》在1961年3月15日刊發了《廣泛地用“神仙會”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社論，并于當天刊發了5篇文章對“神仙會”進行介紹和總結。5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發了4篇相關文章，并對“神仙會”未來的發展提出了具體的指導性意見。在各方廣泛的宣傳推介下，“神仙會”的形式開始遍及工商業領域、知識分子工作和民主黨派工作等相關領域，甚至被應用于學術討論、理論學習、宗教工作、民族工作、文藝工作和農村工作等領域。據《人民日報》報道，至1961年5月，“全國各地已經召開了大小規模的‘神仙會’數千次。其中，工商業者除小商販以外，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普遍地參加了各級組織召開的‘神仙會’；各民主黨派省、市地方基層組織的成員，也大都參加了‘神仙會’。其他如無黨派的知識界人士、宗教界和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也都分別召開或準備召開這樣的會議。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近百萬人參加，這對于調動廣大社會人士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發生了很大的作用。”［20］
在普遍召開“神仙會”的基礎上，各民主黨派均對這種會議形式做出了高度評價，并決定將其作為自身工作的重要方法進行推廣。1961年初，中國民主促進會在其年度工作計劃要點中要求各級組織要把推廣“神仙會”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做，并要及時總結和推廣好的經驗。［14］（p.180）中國民主同盟亦于1961年3月下發指示，指出“集體學習應貫徹神仙會和風細雨，三自三不的方針”。［15］（p.710）1962年5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通過決議指出：“神仙會是在有正確方向和正確領導下的一種群眾性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有效方法，應該廣泛運用。”
1962年4月20日，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總結指出：政協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廣泛的學習活動，并“在學習中普遍采用了‘神仙會’的方法”，截至1961年12月，全國政協在中央和各地社會主義學院和政治學校中共培訓民主黨派成員14萬人以上。此外，工商業者講習班、學習座談會、業余政治學校、學習小組、讀書會、短期學習班等學習組織形式亦得到推廣。［21］
四、“神仙會”的終止
“神仙會”在全國范圍內的廣泛應用，充分證明了這一會議形式的生命力，但是由于“神仙會”是在“左”的理論與實踐不斷發展的形勢下作為“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進行推廣的，目的是為了各民主黨派等“資產階級人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22］，推廣的過程又摻雜了群眾運動的方式，因此，“神仙會”也就難免出現偏差，并最終走向終點。
自1960年夏秋之際各民主黨派的中央全會后，“神仙會”的運用范圍不斷擴大，逐漸被應用于國家工作的諸多方面，這充分說明了“神仙會”形式受歡迎的程度。早在1961年3月18日，民建中央常委吳大琨即指出：“去年的一年，我從年頭到歲尾，幾乎都在參加‘神仙會’”。［23］由此可見“神仙會”數量之多，但在影響擴大的同時，“神仙會”也發生了一些變化，4月20日，張執一在講話中指出：“某些地方沒有考慮學員的自覺，而一度采取群眾壓力的辦法來推動學習，結果引起不必要的緊張，使大家害怕學習，產生假象，得不到應有的效果。”［12］（pp.285～286）1961年5月16日，《人民日報》在盛贊“神仙會”的會議形式時亦強調“神仙會”要與改造相結合，與黨的領導結合，與群眾路線結合，要接受來自黨和勞動人民的教育和幫助。［24］而且，“這種教育和幫助，常常對解決重要的思想問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22］。這就在實際上改變了“神仙會”最初設定的“三自”原則，該文還提出：“在思想改造中運用‘神仙會’的方法，就它解決的問題來說，屬于階級斗爭的范圍，因而這種方法也就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22］這一提法，將原本和風細雨的“神仙會”與階級斗爭聯系在一起，使之后的“神仙會”難以真正貫徹和風細雨，也為“神仙會”的最終結束埋下了伏筆。
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再次講到階級、矛盾和形勢問題，強調指出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代表大會就講”［25］。這次會議后，中共中央對于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狀況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統戰部亦于隨后開始了對李維漢的持續批判，并徹底否定了之前統戰部關于各民主黨派的部分正確估計。［1］（pp.876～877）緊張的情緒逐漸彌漫于各民主黨派中。此后，雖然“神仙會”的形式在全國范圍內仍在繼續，統戰部亦在不斷宣傳，但各民主黨派人士卻因為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不斷緊張而無法開展真正的“神仙會”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各民主黨派實際上停止了活動，“神仙會”不但無從談起，甚至很快被污名化，成為“反革命活動”的代名詞。“神仙會”被誣蔑為“牛鬼蛇神會”，參加“神仙會”被視同參加反動會道門，在“神仙會”上交心的話被羅織為整人的材料。［26］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神仙會”才最終得以恢復聲譽。
綜上所述，1959～1962年的“神仙會”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中共與各民主黨派自反右斗爭以來的緊張關系，調動了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各種社會力量的積極性，對新中國順利度過三年困難時期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產生了較為積極的影響。同時，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神仙會”通過討論和協商的方式順利解決了各民主黨派內部及其與中共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認識分歧，成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順利貫徹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有效方式。總而言之，“神仙會”是中國共產黨處理與各民主黨派關系的一次探索性嘗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實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具有很強的歷史及現實意義。
［ 參 引 文 獻 ］
［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78～479頁。
［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頁。
［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32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頁。
［4］李維漢：《劉少奇同志對統一戰線工作的指導》，《人民日報》1980年5月10日。
［5］平杰三：《我的一生：平杰三回憶錄》，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頁。
［6］全國工商聯文史辦公室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重要歷史文獻選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9頁。
［7］《“顧一頭”、“一邊倒”?進行自我改造?劉靖基委員的發言》，《人民日報》1960年4月9日。
［8］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頁。
［9］《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78～479頁。
［10］《工商業者應當下決心“顧一頭”、“一邊倒”》，《人民日報》1960年3月1日。
［1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33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6～557頁。
［12］《張執一文集》上冊，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頁。
［13］《彭真年譜（1960～1978）》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頁；平杰三：《我的一生： 平杰三回憶錄》，第270頁。
［14］《中國民主促進會簡史》，開明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頁。
［15］《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9～1988）》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頁。
［16］《中共黨史人物傳·政治經濟建設卷》中，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815頁。
［17］《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政治、理論學習工作會議的報告》，《人民日報》1960年10 月20日。
［18］《民盟各級組織普遍召開“神仙會”推動成員加強自我改造取得成效》，《光明日報》1961年1月 26日。
［19］《啟發成員自覺 加強自我改造?九三學社召開“神仙會”成效顯著》，《光明日報》1961年1月 31日。
［20］《敞開思想百家爭鳴自己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各界人士百萬人參加“神仙會”?我國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我教育的有效方式》，《人民日報》1961年5月16日。
［21］陳叔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62年4月20日。
［22］友今、焦琦：《談談“神仙會”》，《人民日報》1961年5月16日。
［23］吳大琨：《關于“神仙會”與百家爭鳴——與吳晗同志商榷》，《光明日報》1961年3月18日。
［24］張國藩：《黨的領導是開好“神仙會”的根本保證》，《人民日報》1961年5月16日。
［2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頁。
［26］李維漢：《關于我國統一戰線的新階段和新任務——重讀周恩來同志一九六二年政府工作報告和政協會議閉幕詞》，《人民日報》1979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