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現代化是標志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和工業文明的核心術語，是人類從傳統社會逐漸躍升到現代社會的階段性歷史過程。由于這一過程受到技術、資本、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因而不同民族和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也不盡相同、并不一致。在世界歷史坐標軸上，西方現代化確立了近代工業文明的基本框架，但吊詭的是，這種現代化由于資本的主導、控制而引發了社會兩極分化，甚至造成了“現代的災難”，出現了“現代性之殤”。相反，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的歷史進程中，高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嶄新創舉，是超越資本邏輯、彰顯人的價值的發展道路，具有普遍而深遠的世界歷史意義和文明發展指向意義。我們要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本質規定、歷史方位、全新價值和世界意義，必須將其置于人類現代化的總體歷史軌跡中加以考察，從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人類現代化的總體規律和趨勢中加以審視，從而揭示其理論意蘊、生成邏輯、歷史坐標和重大意義。
一、唯物史觀視野下現代化的生成意蘊
作為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現代化是一場持久、劇烈而影響深遠的革命性社會變革，更具體地說，是一場貫連思想、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心理等社會要素并使之產生急速的功能變遷的綜合性變革。在此意義上，“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劇烈、最深遠并且顯然是無可避免的一場社會變革”。由于現代化是歷史時序中重要的“轉型升級”過程，其發生機制、內生動力和現實影響必然是極為復雜的，對其進行探究必須首先明確現代化的標志性時間和重大事件，即現代化的歷史起源、邏輯起點和時間節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18世紀出現了蒸汽機等重大發明，成就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社會現代化歷程。”在唯物史觀的歷史邏輯中，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最早起源是西歐，其標志性事件是工業革命，它創造了現代社會獨有的機遇和條件，如早期的城市化、商業化、工業化和世俗化等，這一過程是西歐社會“內源型的現代化”，即“原初現代化”。對肇始于西歐、擴散至北美、影響到全球的西方現代化之歷史進程進行全面把握，能夠在比較和辨別中標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坐標，映照中國式現代化的出場背景和獨特優勢。
1.現代化生成的“動力源”
現代化最早源起于西方，隨后擴散至全世界。其間，盡管不同民族在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中走出了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但西方現代化的本質規定和動力機制依然沒有改變。可以說，在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影響下，“自16世紀一直到整個19世紀，每一個世紀都可以而且曾經被命名為第一個‘現代的’世紀”。從地域上看，現代化最初發生在西歐，而早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馬克思就開始對這種變革所引發的“現代的”生產方式進行理論研究，他耗盡畢生心血寫出的《資本論》就是要揭示現代化的“經濟動因”，即“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可以說，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馬克思是系統研究和全面反思批判西方現代化的先驅者，也是對西方現代化的“動力源”“問題因”“矛盾鏈”進行全面診斷的思想家，更是探索如何破解西方現代化之“困境”和“苦果”的先行者。所以，列寧曾追問：“既然馬克思以前的所有經濟學家都談論一般社會，為什么馬克思卻說‘現代（modern）’社會呢？他在什么意義上使用‘現代’一詞，按什么標志來特別劃出這個現代社會呢？”實際上，馬克思對西方現代化（或現代社會）的所有“診斷”都是基于唯物史觀而進行的科學解釋，在唯物史觀論域中，現代化內嵌于人類社會形態變遷的歷史進程，其“動力源”是生產方式，而西方現代化的真正動力則是現代生產方式變革進程中裹挾的資本和大工業生產。
首先，從唯物史觀的歷史邏輯看，現代化的最早呈現是西方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現代社會轉型升級的歷史過程。馬克思認為，現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人類生產方式演變和發展的結果。馬克思通過比較西方傳統社會和現代工業社會，發現人類現代化是社會形態中呈現的階段性過程。馬克思指出：“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看作歷史演變中的“現代社會”，他的這個論斷揭示了“現代社會”在社會形態演變中的“大致排序”，但他并非把人類社會形態看作“單線條”演進過程，而是看作“一元多線”的發展過程，即這個過程大致按照以上邏輯發展，但并不是說每個民族或每個國家的社會歷史演變都要嚴格依循這個“邏輯公式”發展。相反，馬克思認為，社會歷史發展從來沒有“修剪齊整的處方或圖式”，而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辯證發展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化內生于社會形態的發展過程，其標志是西方“現代社會”的產生。在西方歷史發展中，“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也就是說，在唯物史觀視域中，馬克思所論及的現代化就是從傳統農業社會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過程，而16世紀以來歐洲發生的社會巨變和工業革命，正是人類社會現代化的開端。在唯物史觀語境中，人類社會最早的現代化就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化或工業化。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把西方“現代社會”和“工業社會”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代名詞，而其語境中的“現代”所代表的歷史意蘊即“資產階級時代”。
其次，從唯物史觀的主要論域看，現代化的內在動力是生產方式的變革，特別是現代生產工具的產生及其引發的生產關系革命。唯物史觀揭示了生產方式變革對于社會進步的革命性意義。在生產方式變革中，生產工具的革命性變革對于人類社會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現代化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生產工具變革催生了人類社會具有“現代意義”的生產方式。恩格斯指出：“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是從上個世紀后半期，隨著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明而開始的。大家知道，這些發明推動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同時又推動了整個市民社會的變革，它的世界歷史意義只是現在才開始被認識。”馬克思認識到，西方現代化最直接的動力是蒸汽機、棉花加工機等現代生產工具的發明和應用，這些生產工具催生的機器工業或大工業的興起，直接標志著西方進入了“現代社會”。所以，在生產方式的演變邏輯中，現代化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由現代生產工具推動而形成的普遍的、持續的生產方式的更新過程。正是在此意義上，列寧客觀評價道：“在機器的影響下（請注意，正是在機器工業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全部社會關系開始受到急劇的改造，這種改造在經濟學中通常稱為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它建立了現代歐洲社會來代替宗法式的半中世紀社會）”。這充分說明，現代化的歷史邏輯深刻映照在人類生產方式的變革中，而歐洲工業革命正是人類現代化的原初表達，馬克思對歐洲現代化的最早論述是基于唯物史觀所作的科學論斷，是現代化的唯物史觀表達。
最后，從世界歷史的生成過程來看，現代化是世界歷史性的活動，是工業不斷使商業發生革命的過程。馬克思認為，現代化是世界歷史性的活動，是現代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產生的連鎖效應，即現代生產方式“所固有的以越來越大的規模進行生產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場不斷擴大，所以，在這里不是商業使工業發生革命，而是工業不斷使商業發生革命”。馬克思認為，西方現代化是現代工業不斷推動現代商業變革的過程，這一過程產生的連鎖效應是形成了世界市場，催生了世界歷史。這一現代化的直接后果是，“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在世界歷史視域中，現代化不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單獨的變革，而是代表了經濟落后、工業不發達的國家的共同發展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現代化的發展趨勢是“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
2.西方現代化的“問題鏈”
馬克思不僅揭示了西方現代化的發生動力，而且還揭示了這一現代化對人類社會生產的雙重影響。一方面，西方現代化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這種現代化“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創造了“現代國家政權”，使人類從傳統走向現代，從“人的依賴關系”進入到“物的依賴”階段，這一階段“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另一方面，西方現代化是以資本為內驅力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由于依賴于資本的增殖邏輯和擴張邏輯，因而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了現代性的危機，出現了現代化的“問題鏈”，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理論診斷，構成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病理學”。
首先，西方現代化最根本的“問題因”是資本及其擴張邏輯。資本是西方現代化的內核，西方現代化就是建立在資本邏輯的基礎之上的。資本作為一種現代社會全新的社會生產關系，在西方現代化的進程中具有統治地位。在某種程度上，資本主義本身就是現代性或現代化的代名詞。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就是資本擴張邏輯的體現，這種現代化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而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既充當了現代化的內驅力，也是傳統生產方式的破壞者。“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資本推動的西方現代化盡管開啟了人類文明的新時代，但它卻“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所以，在馬克思看來，西方現代化歸根到底是資本野蠻擴張推動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蘊含著自身毀滅的邏輯。
其次，西方現代化帶來的最明顯的社會問題是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由于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主要推力，這種現代化模式最主要的價值邏輯就是追求增殖、財富和效率。不可避免地，這種現代化會使大量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里，造成“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可以說，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積累的巨大社會財富，都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完全貧困化為代價而取得的”。與傳統社會相比，西方現代化造成了社會兩極分化、拉大了貧富差距，促成了更加明顯的階級對立。馬克思指出：“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最為重要的是，西方現代化的“問題鏈”還在于，這種現代化模式會帶來盲目生產、消費主義和經濟危機，使得生產過剩、恐慌、慢性蕭條等問題周期性出現。作為對西方現代化之“問題”的全面總結，恩格斯指出，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的速度越快，也就會越快、越充分地實現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社會分裂為兩個階級——一面是資本家，一面是雇傭工人；一邊是世襲的富有，另一邊是世襲的貧困；供過于求，市場無法吸收日益增加的大量的工業品；不斷重復出現周期——繁榮、生產過剩、危機、恐慌、慢性蕭條、貿易逐漸復蘇，這種復蘇并不是持續好轉的先兆，而是新的生產過剩和危機的先兆”。在唯物史觀的歷史邏輯中，資本主義既是現代化的結晶，也是現代矛盾的根源，當這種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就會造成“整個現代社會毀滅”。
最后，西方現代化造成的最深層的問題是人的異化。在唯物史觀的歷史邏輯中，人的發展經歷了三大形態：人的依賴關系→物的依賴性→自由個性。其中，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就是把人從傳統的依賴關系卷入物的依賴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但又重新淪為資本的附庸，全面依賴于“物”。馬克思認為，人對物的依賴是人的異化的表現，在這種形式中，“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的社會關系；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人不再是社會關系的唯一主體，而是讓位于物的邏輯，甚至對物進行崇拜。具體到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歸根到底是對人的關系的撕裂和重置，在這一現代化過程中，資本邏輯“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馬克思深刻揭示了西方現代化造成的人的異化集中表現為人的勞動的異化和人的精神的異化。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人深受資本的控制，他的勞動表現為犧牲，他的精神受到“物欲”的侵染，“他的生命表現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現實化就是他的非現實化，就是異己的現實”。馬克思深刻批判西方現代化誘發的人的問題，闡明了在資本主導的現代世界里人的關系表現為純粹的物的關系。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坐標
馬克思揭示了西方現代化的生成邏輯、主要問題和內在悖論，建構了超越西方現代化的新道路，這條道路的歷史原點即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揚棄資本邏輯的弊端，走出一條“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新路。從唯物史觀的宏觀歷史視野看，中國式現代化就是馬克思所設想的“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成功運用，其縱向歷史坐標表現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過程，其橫向歷史坐標體現為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超越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串聯式”現代化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條復合型的“并聯式”現代化新道路。
1.歷史原點：中國式現代化是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
在馬克思的語境中，現代化并不是定于一尊的獨有模式，也不是以西歐和北美為藍本的“歐化”或“美化”的模式，而應摒棄以資本為導向的道路，重新開辟一條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馬克思揭示了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起點和發展邏輯，其真正目的是批判這一現代化的弊端，在此基礎上論證了并非所有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都要必經“西方現代化”的階段。特別是1877年，馬克思在唯物史觀的宏觀邏輯中進一步說明，不能將現代化進程“框定”在西歐國家，他極力反對把“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在馬克思看來，西方現代化固有的弊端不可能通過其自身的調節得以消除，因為這種現代化本身就是建立在資本邏輯對人的發展的排斥基礎之上的。馬克思認為，西方現代化的弊端可以通過新的現代化道路加以“回避”，這條道路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為前提。所以，“實現社會形態跨越的中國式現代化并沒有違反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恰恰是它的具體表現”。
從理論上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構想的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是可能的。從人類現代化的類型來看，“現代化本身不像任何其他事物，它既有采用資本主義路線的現代化，也有采用社會主義路線的現代化”。馬克思通過考察俄國公社發現，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俄國不僅具備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階段的可能性，而且其土地公有制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提供了可能。馬克思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理論判斷，絕非主觀臆想，而是基于對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考察所得出的事實判斷。正如列寧所言：“馬克思絲毫不想制造烏托邦，不想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問題，正像一個自然科學家已經知道某一新的生物變種是怎樣產生以及朝著哪個方向演變才提出該生物變種的發展問題一樣。”所以，在唯物史觀宏觀歷史視野中，馬克思構想了一條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超越路”，這條道路為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走向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從實踐上看，中國式現代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構想的“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理論的成功運用。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在性質上遵循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統一性和多樣性，通過“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從而規避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種種弊端。列寧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形態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中國式現代化正符合列寧的論斷，這種現代化道路的獨特性質在于，找到了一條既適合中國國情又遵循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現代化模式，成功把“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準確處理了“資本”與“現代化”的關系，最終激活了資本的文明面，開創了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成功駕馭資本的現代化模式，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從社會主義自身發展的邏輯看，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不同的起點和形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視域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立在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的基礎之上，它往往高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水平和形態。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將科學社會主義置于中國實際所形成的“后發型”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發展邏輯中的現代化，是適合中國國情但又成功抑制資本負面效應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與馬克思批判語境中的西方現代化道路截然不同，它在社會形態上的歷史起點要高于西方現代化，而在發展方式和發展類型上又屬于“趕超型”或“超越型”的現代化。
2.縱向歷史坐標：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獨立自主的現代化
回望歷史，中國的現代化經歷了從“被動”到“主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所經歷的現代化形態在歷史時序上可分為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階段：一是早期現代化階段，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被迫卷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為標志的“被動型”現代化，這種現代化肇始于洋務運動，可以看作中國近代的“資本主義化”；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獨立自主的現代化，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以主動建設“四個現代化”為標志，進而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過程。這兩種現代化在中國歷史時序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前者是“一個屢遭挫折的失敗的現代化”，具有被動性、復合性、非自主性和非統一性特征；后者是現代化的另一番景象，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主動性、趕超性、自主性和統一性特征。在中國近現代歷史坐標中，中國式現代化特指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開創的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起源于中國共產黨從精神上主動步入探索現代化歷史軌道的過程。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潮流中，有兩種典型的模式：一種是馬克思現代化批判理論視域中的西方早期現代化，即“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另一種是后發國家由于外部世界的刺激和示范效應而推動的現代化，即“后發外生型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在歷史起點上屬于后者，但是，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盡管中國的現代化在初期的探索方式和建構模式上屬于后發外生型現代化，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其對中國現代化的探索和領導卻經歷了從“行為的被動”到“精神的主動”再到“行為的主動”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以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標識，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發展的現代化道路，使中國人民在實踐中“最終取得了政治的合法性，從而確立起中國現代性的資格與身份”。具體而言，中國共產黨探索現代化起于“精神上的主動”，這種主動表現為中國共產黨人自主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所構想的“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毛澤東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對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探索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獨立自主進行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構想以及后來付諸的行動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獨立自主完成的。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人成功接力建構“四個現代化”所形成的發展道路。現代化在中國的開拓和發展，集中體現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對“四個現代化”的接力探索和實踐推進，這種探索書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發展目標之中。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首次提出“現代化”概念并指出：“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現在被我們廢除了，或者即將被廢除，在這點上，我們已經或者即將區別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地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中國現代化的實踐起點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開啟了國家工業化的發展目標。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正式提出“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并指出“我們一定可以經過幾個五年計劃，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這說明，中國的現代化既沒有以西方的現代化為藍本，也沒有完全照搬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論斷，而是在中國特殊的國情和社會主義條件下，堅持“四化并舉”。同時，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化，“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顯然，我們黨從提出現代化開始，就把目標聚焦于改變國家貧窮落后面貌，最終目的是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更確切地說，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與西方的現代化最本質的區別在于，中國的現代化在社會性質上屬于社會主義，在社會形態上屬于超越資本主義的全新的現代化模式。由此，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反復強調中國的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本質關聯，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人們常常忘記是什么樣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在鄧小平看來，現代化具有多種模式，每個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而中國的現代化，只能依托社會主義，“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顯然，鄧小平把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創造性地運用于中國實際，從而提出了中國現代化的獨特道路。中國的現代化并不是仿照他國模式建構的發展道路，而是從中國特點出發開創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是基于鄧小平的判斷：“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中國的這種現代化需要經歷一個較長的初級階段，目的是追趕或超越西方現代化，“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在唯物史觀的理論視域中，中國的現代化并不是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是確立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相反，中國式現代化之“式”所蘊含的獨特性正在于它與中國國情相契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我們所推進的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國情的中國特色”“我們的任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當然我們建設的現代化必須是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這充分說明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世界社會主義現代化之普遍特征與中國現代化之特殊實際相統一的發展道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優勢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優勢的有機統一。
3.橫向歷史坐標：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并聯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既具有中國歷史境遇中的縱向發展邏輯（縱向坐標），也具有世界現代化歷史發展中的橫向比較邏輯（橫向坐標），這兩種邏輯共同規約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方位和歷史坐標。中國式現代化的縱向發展邏輯展現了其出場背景、內在本質和發展趨勢，中國式現代化的橫向發展邏輯展現了其模式差異、比較優勢和世界意義。只有從這兩種坐標中全方位透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才能進一步堅定“四個自信”，通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圖偉業。
一方面，在橫向歷史坐標中，中國式現代化是超越資本邏輯的現代化，它開創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在世界現代化歷史邏輯中，西方現代化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使“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即資本的增殖邏輯壓倒了人的價值邏輯。正是在此意義上，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僅給工人制造出貧困、剝削、壓迫，而且給‘人的世界’帶來嚴重的摧殘和貶值，因而是人的生命和文化價值的雙重毀滅過程”。中國式現代化正好“翻轉”了“資本增殖邏輯”與“人的價值邏輯”的關系，重置了資本與人的位置，把人作為現代化的主體、目的和歸宿。所以，在當代中國，我們所開創的“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堅持人民至上，把人作為現代化的目的，從而規避了“資本至上”對人的價值的排擠。所以，在世界現代化的橫向比較中，中國式現代化真正體現了人的價值，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本質。“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廓清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追求，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黨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奮斗目標，不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促進社會全面進步，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獨特內涵：“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一論述深刻標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所蘊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邏輯。
另一方面，從橫向比較看，中國式現代化破除了西方現代化的悖論，開創了人類現代化的“疊加式”“并聯式”模式。西方現代化的悖論即“物與人的悖論”，具體體現為“在市場或資本力量發揮主導作用的過程中，在過于追逐物質財富的過程中，造成了貧富之間的差距，進而造成了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統治，造成一些人把他人當成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或手段，造成利己主義，導致了人與人的疏離”。這種西方現代化的矛盾性決定了其不得不選擇“串聯式”的發展模式，即依托資本驅動并按照“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這是西方世界中資本主導的現代化的“經典方案”。相反，中國式現代化與此截然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西方現代化的“經典方案”，破除了資本邏輯與現代化之間的“魔咒”，堅持人的現代化與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生態文明現代化、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協同推進，走出了以人的發展為主脈的“并聯式”的現代化道路，實現了以人的發展為統領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的疊加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資本主義以資本為中心的文明形態統治世界的局面，用事實證明了人類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樣性，彰顯了社會主義條件下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優越性和獨特性。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
在世界現代化的歷程中，西方現代化“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與西方現代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世界歷史坐標軸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典型代表，開創了后發國家走向現代化的中國方案。盡管中國式現代化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但在整個世界歷史進程中以歷史性、開創性的成就打破了西方現代化“一統天下”的局面，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對資本主義文明具有超越性意義，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作用，拓寬了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的場域。
1.中國式現代化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超越性意義
人類現代化的道路確證了人類文明演進的不同樣式和不同類型。西方現代化典型的文明意蘊即工業文明，它孕育和開創了現代文明新形態，這種文明之“新”是相較于“前”資本主義文明形態而言的。在馬克思的語境中，資本主義開創的現代文明是資本主宰的文明，這種文明把人類卷入世界市場和世界歷史的潮流之中，從而建立起了“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形態”，這種文明形態最本質的特征是階級分裂、人的異化和社會陷入沖突、對抗之中。馬克思認為，盡管西方“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但人類現代化的道路不是“終結”于西方模式，而是超越這種“內在分裂的文明”。從宏觀歷史視野看，西方現代化是建基于市民社會、由資本和物欲驅動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的后果即人的功利化、工具化，促使人產生了物欲和貪欲。在資本驅動的現代西方社會中，社會發展的價值邏輯是金錢和財富，它以資本為主要形式遮蔽了人的價值，阻礙了人的全面發展。由此，馬克思認為，建立在西方現代化之工業文明基礎上的未來文明（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文明）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新走向、新趨勢。馬克思深刻指出，資本主義文明有其“文明面”，具體表現為資本的“文明面”：“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這說明，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不是文明的“終結”，而是能夠為更高級的新的文明形態創造條件。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確認，中國式現代化就是指向未來文明的現代化，就是超越工業文明并代表未來社會的全新文明形態。
作為指向未來文明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對于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具有深刻的反思、比較和批判功能。在21世紀的世界格局中，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獨特的文明意蘊，它不僅在現實層面證明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可行性和優越性，而且在文明邏輯層面形成了對西方工業文明霸權或統治地位的超越，這種超越不僅在中國自身的發展邏輯中是成立的，而且在唯物史觀的理論邏輯中也是成立的。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改換了“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扭轉了西方現代化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的局面，實現了中華民族從貧窮落后向繁榮富強的轉變，這種轉變扭轉了中國人民在現代化中的精神被動性，徹底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和精神自立，“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全面邁向現代化，讓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中國式現代化“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新的歷史性跨越，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今天，我們正在此前發展的基礎上續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的歷史”。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展現了社會主義文明的光明前景。社會主義文明是高于資本主義的新文明，但在人類現代化發展中，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將社會主義文明本身的優越性徹底展現出來。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文明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實踐邏輯相結合的產物，這種現代化道路盡管還沒有完全定型，但它已經展現出了強大的文明效應和文明前景，對于揚棄資本主義文明，引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推動世界進步具有引領意義。
2.中國式現代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借鑒作用
西方現代化自產生以來，它的發展邏輯大致經歷了由西歐、北美向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不斷外溢和擴散的過程。“它從17世紀至19世紀形成于西歐和北美，而后擴及其他歐洲國家，并在19世紀和20世紀傳入南美、亞洲和非洲大陸。”遺憾的是，有些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移植、嫁接甚至照抄照搬西方現代化模式后，并沒有對本國的發展帶來積極的影響，也沒有改變本民族的命運，反而造成水土不服或相對倒退的局面。從總體上看，當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甚至緊跟西方步伐邁向了“依附性發展”道路，這種發展模式完全依循西方現代化這個唯一選項，按照既定的一種模式、一種道路發展。與此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在中國的成功實踐向世界給出了現代化的“新選項”。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充分證明：超越西方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能夠走得通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并不是向西方現代化的“轉型趨同”，而是可供人類借鑒和選擇的成功范本。
中國式現代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借鑒作用主要體現在不同發展中國家所選擇的現代化道路要避開“依附模式”“趨同模式”或“脫鉤模式”。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之道即獨立自主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走出了一條‘既能發展又能獨立’的現代化之路：既對外開放，充分占有資本主義一切積極文明成果，又有效抵制國際資本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控制；既積極加入、參與、順應乃至引領經濟全球化潮流，又能有效防范全球化風險，掌握自身發展的主動權”。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成功，正在于它植根于民族特色、扎根于本土文化，選擇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不是照搬西方、依附他者。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牢牢把握兩個根本原則，即“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兩個原則深刻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本質屬性。如果把中國式現代化置于人類現代化的總體歷史時序中加以考察，那么，當今人類還沒有哪種現代化道路能夠替代或超越它，也沒有哪種道路能夠解答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難題，所以，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其他國家或民族的示范和引領作用正好體現在，它“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所以，中國式現代化給世界現代文明標注了全新的顏色，改寫了世界現代化亦步亦趨的發展圖式，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園中彰顯了中國特色，也向全世界展現了人類走向現代化可以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3.中國式現代化拓寬了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的場域
自科學社會主義誕生以來，人們對它的評價存在著諸多歧見，有的人支持它，有的人反對它，甚至有人謾罵它。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不少人更是產生了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質疑，促使“社會主義失敗論”一度興起。如福山曾指出：“當今世界上，我們卻難以想象出一個從根本上比我們這個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種不以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為基礎的未來。”雖然西方部分學者或政客對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大加鞭笞，甚至不斷歪曲科學社會主義，貶損和圍攻社會主義政權，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嚴重曲折的情況下經受住了考驗，從中吸取了歷史教訓，在21世紀的中國成功高揚起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成功，冷戰結束后世界社會主義萬馬齊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轉，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競爭中的被動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轉，社會主義優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顯”。如今，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現代化史上的“兩大奇跡”。一是經濟快速發展，我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窮二白”發展成為經濟總量超過100萬億元、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是社會長期穩定，中國社會在現代化的急劇變革中保持和諧穩定，中國人民安居樂業，成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這兩大奇跡共同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失敗論”失敗了，“歷史終結論”終結了，“中國崛起為世界主要大國標志著西方普世主義的終結”。在世界現代化的橫向比較中，中國式現代化超越了人類現代化的依附模式、趨同模式、串聯模式，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豐富和拓寬了世界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深刻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本身的立場和價值。
在人類歷史發展中，中國式現代化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實踐運用，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何去何從”的理論解答和實踐探索。當前，我們堅持和拓寬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中國式現代化充分彰顯了世界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本質要求，科學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它不僅從事實上向世界說明，人類“存在多種通往現代性的不同路線”，而且還從理論上向世界說明，馬克思主義所開創的人類現代化的道路是可行的，科學社會主義是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所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具有鮮明的獨特性，它“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能為世界現代化發展提供中國方案，也是人類邁向現代化的最好注釋。我們堅信，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對世界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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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黃建軍（1972- ），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5）。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