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光輝典范
——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和發展的歷程充滿著斗爭的艱辛。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這其中就包括70年前發生的“抗美援朝的偉大斗爭”。這是一場帝國主義侵略者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戰爭。朝鮮內戰爆發后，美國杜魯門政府悍然派兵進行武裝干涉，發動對朝鮮的全面戰爭，并且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越過三八線，直逼中朝邊境的鴨綠江和圖們江，出動飛機轟炸中國東北邊境城市和鄉村，把戰火燒到了新中國的大門口。在此危急關頭，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不畏強權、敢于斗爭，不懼困難、善于斗爭，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以弱勝強的斗爭奇跡。
堅韌的斗爭意志：“充分準備，出手就勝”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解放軍）取得了遼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的決定性勝利后，中國共產黨一邊同國民黨政府繼續進行斗爭，一邊開始收拾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從新中國成立至1950年8月，解放軍“解放了華南、西南廣大地區，以及海南島、舟山群島，解放區有很大的擴大”，但“在這期間重要的是建政”，只用了“部分力量搞軍事”。1949年12月5日，《軍委關于一九五〇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指出，解放軍“除繼續作戰和服勤務者而外，應當負擔一部分生產任務，使我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借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對軍人復員工作做出明確指示：“在保障有足夠力量用于解放臺灣、西藏，鞏固國防和鎮壓反革命的條件之下，人民解放軍應在一九五〇年復員一部分，保存主力。”6月16日，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所做的軍事報告中提出：“解放軍今后的任務是：（一）解放全部國土；（二）消滅殘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三）參加生產建設；（四）提高文化水平；（五）做好整編和復員工作。”可見，朝鮮戰爭爆發前，在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形勢下，為適應和平時期恢復和發展生產的需要，解放軍的職能和任務已經發生了變化，除繼續擔負保衛國防、鞏固治安等常規軍事任務外，還擔負起進行生產建設的任務。
愛好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近代以來，飽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之苦的中國人民更是深深懂得維護和平之寶貴，而新中國確實也需要和平的環境集中精力恢復國民經濟，進行國家建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放松對帝國主義的警惕，更不能忍讓帝國主義的侵犯。正如1950年5月16日周恩來在全軍參謀會議上所指出的，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它們還是會來進攻我們，侵略我們，因此我們就必須加強力量，鞏固國防。這是一條牢不可破的真理”。可見，面對帝國主義用戰爭來威脅世界人民的行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保持了憂患意識和戰略定力的統一，并且做好了斗爭的準備。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這向中國提出了“新的課題”，對此，中共中央冷靜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權衡各種利弊，迅速做出準備斗爭的反應。
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宣布要武裝援助李承晚政府，同時以武力阻止中國解放臺灣。針對美國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的軍事行動，中共中央主要通過外交斗爭譴責美國，對于美國介入朝鮮內戰，周恩來認為：“一切都要準備好，不要成為‘臨急應戰’，而要有充分準備，出手就勝。”6月30日，中共中央做出“美帝國主義者必糾集更多的國家出兵，所以朝鮮戰爭長期化很難避免”的判斷，決定“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聯系”，以“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系并及時了解戰場的變化”。同日，周恩來在同海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談話時明確指出，中國要“推遲解放臺灣的時間”。這說明，為限制戰爭規模和避免分散軍力，中共中央已經將軍事斗爭的重點集中于朝鮮戰場，并且以做好軍事斗爭準備的姿態向“處在斗爭的第一線”的朝鮮同志表示支持。
7月2日，美軍在釜山登陸。為防患于未然，應付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即“準備同美國人打仗，要準備打前所未有的大仗”，中共中央首先從整體上調整了國防部署，將軍事斗爭準備的重點由東南沿海地區調整為東北邊防。7月7日、10日，中央軍委兩次召開會議，討論了組建東北邊防軍的問題，包括部隊調動部署、指揮機構組織、后勤工作準備、兵員補充準備、軍隊政治動員等。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7月13日，正式形成《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組成東北邊防軍指揮機構，抽調4個軍、3個炮兵師、4個高射炮團，共25.5萬余人到東北地區集中整訓，“最后調動的部隊限八月五日前到達東北指定地區”。除進行兵員抽調和有針對性的集訓外，中央軍委還開展了兵力預置工作。8月4日，毛澤東批示同意聶榮臻提出的派部分高炮部隊進入朝方一側，保護鴨綠江大橋，以保持中朝之間的交通聯系的建議。
8月中旬，朝鮮人民軍解放了朝鮮南方約80%的地區，但進到洛東江邊時，在美軍和李承晚軍的阻擊下，朝鮮人民軍的處境愈加不利。鑒于朝鮮戰局會發生變化，8月23日，周恩來召集中央和東北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磋商東北邊防軍的人員補充和后勤補給工作。8月2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檢查和討論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強調指出東北邊防軍要加緊戰前準備，建議一旦參戰后最好“采用換班的打法，進行補充”，并對可能參戰的各軍兵種部隊的組建、適合在朝鮮作戰的部隊的編制規模、裝備、部署和訓練等都做出了具體的規定。8月2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為了應付時局，現須集中十二個軍以便機動（已經集中了四個軍），但此事可于九月底再作決定”。但實際上，隨后不久，為充實力量尚較單薄的東北邊防軍，中央軍委便決定抽調“第九兵團為第二線，第十九兵團為第三線，部署于山海關內機動地區，一旦有事，便于支援”。
此時，解放軍已基本上完成了國內革命戰爭的任務。1950年8月1日，《軍委關于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明確提出，解放軍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國防建設，準備對付帝國主義的可能侵略，維持國內治安，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提高全體指戰員的文化科學和技術水平，就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偉大的新任務”。顯然，敢于斗爭首先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戰略預見。
事實上，早在1950年4月，毛澤東就告訴金日成：“要嚴重地注意外國反動軍隊侵略朝鮮的可能性”。朝鮮內戰初期，正當朝鮮人民軍作戰甚為順利之時，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又預估到美軍可能在朝鮮人民軍側后海岸登陸，于是提醒“人民軍應當作充分準備，適時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從長期戰爭中爭取勝利”。這就進一步說明，處于軍事斗爭準備階段的敢于斗爭，主要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以理性為前提的堅韌的斗爭意志。正是因為具有現實基礎上的戰略預見和理性且堅韌的斗爭意志，毛澤東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人才能高瞻遠矚地做好戰略斗爭準備，并未雨綢繆地調整了具體的軍事斗爭部署，在1950年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的基礎上，最終實現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朝鮮和在朝鮮戰場上“出手就勝”。關于出兵朝鮮之前軍事斗爭準備的重要意義，毛澤東曾在1956年9月23日同蘇共中央代表團談話時指出，因為我們“總共有五個軍，擺在鴨綠江邊。所以，到后來當帝國主義過三八線后，我們才有可能出兵。否則，毫無準備，敵人很快就要過來了”。
明確的斗爭目標：“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做好軍事斗爭準備，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出現臨急應戰的被動局面，另一方面是以敢于斗爭的氣勢震懾敵人，使其不敢與我們斗爭。這是敢于斗爭最理想的結局，也是和平環境下最需要的一種狀態。但是，當我們面對戰爭威脅時，還需要根據形勢確定斗爭目標、做出斗爭決策。
朝鮮戰爭是一場怎樣的斗爭？中國要不要參與斗爭？和誰斗爭？以上問題集中于一點，就是中國是否要出兵援朝。為此，中共中央曾經多次召開會議進行討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背后，是多個日夜的慎重思考、集思廣益、深入討論、反復權衡。同時，出兵決策是在蘇聯不能保障空中掩護的情況下做出的，由此說明，出兵朝鮮是中國獨立自主決策的結果，是完全從中國國家安全和國家長遠建設與發展的需求出發而做出的決定。還在朝鮮人民軍戰勢發展比較順利之時，毛澤東就指出：“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愿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須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一開始，一些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并不主張出兵，“主要的顧慮是國內困難太多”，而對毛澤東本人來講，要不要出兵也是十分艱難的抉擇。因為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國內現狀，因為西藏和臺灣還沒有解放，因為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還很落后，而對方又是經濟實力雄厚的美國、具有現代化武器裝備和現代化作戰經驗的美軍。此外，還不能忽略美國已經掌握原子彈技術的現實。但毛澤東指出：“我們可以提出幾十條，幾百條甚至于幾千條顧慮，這些顧慮都是揣測可能發生的”，“我們應該在朝鮮爭取反美勝利，應該給美帝國主義這個世界各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的頭子一個打擊，把它的氣焰壓下去”。
但是，一旦參戰，中國能否在作戰力量極不對稱的對抗中贏得斗爭的勝利？中國的國家建設和經濟恢復會不會受到影響？這是黨內外人士包括黨內高層領導最擔心的兩個問題。1950年10月27日，毛澤東在與民主人士周世釗的對話中對上述問題做出了精辟地回答。
當得知中國人民志愿軍已經出國的消息時，周世釗說他最擔憂的就是會不會影響和平建設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有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帝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我是不打無把握之仗的。這次派志愿軍出國，我們中央一些同志經過周詳的考慮研究，制定了持久戰的戰略，勝利是有把握的。”毛澤東的這段話，有理有力地打消了人們對于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朝鮮的顧慮。中國必須與外來侵略進行堅決的斗爭，而對于斗爭的結果，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也是心中有數的。
毛澤東將志愿軍出兵朝鮮的目標定位于“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也就是說，打出抗美援朝這“一拳”，“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此后，即便“美國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承認朝鮮的勝利”，即使美國宣布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但是，那時的形勢就變為于革命陣線和中國都是有利的了”。這樣，就能避免可能出現的“百拳”。“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斗爭目標的確立，既是為了保衛當時及此后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國家安全，還有高瞻遠矚、統攬全局的國際戰略考量。因為朝鮮戰爭同國際上的其他問題密不可分，所以“我們對于朝鮮不僅看作兄弟國家問題，不僅看作與我東北相連接而有利害關系問題，而且應該看作重要的國際斗爭問題”。而這場國際斗爭已經發展到與中國有關的境地，因此，中國“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
第一，美國在朝鮮戰爭中觸碰了中國的底線。在杜魯門發表聲明的第二天，即6月28日，毛澤東便譴責美國撕毀了關于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同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宣布：“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于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于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東方各被壓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奮起，制止美國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新侵略”。此后，周恩來還通過外交手段與美國斗爭，希冀通過和平的方式遏止美國的侵略行為。但美國卻無視中國的公開宣示，甚至當中國嚴正聲明：“美軍如越過三八線，我們要管”，美軍仍在10月7日大舉越過三八線北進。因此，毛澤東于10月8日發布了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對于美軍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我們要理，要管。但如何理？如何管？要有進一步的決策。過去我們是管過理過的，例如向聯合國控訴等。現在這樣已經不夠了，應有新的決策”。“只有拿出力量來管，才能起作用。”故此，中國正式決定打出抗美援朝這“一拳”。
第二，中華民族歷來不畏懼強權和侵略，更何況此時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中國要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的力量。美國之所以侵犯臺灣，干涉中國內政，并對中國的聲明和底線置若罔聞，歸根結底是因為美國認為中國不具備與其抗爭的實力。殊不知，通過斗爭，實力會發生變化。面對敵我力量的懸殊，1950年10月24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18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指出：“我們必須全面地發展地考慮問題，到斗爭中去增強自己，在狂風暴雨中鍛煉自己。革命的力量有時看起來是劣勢，在斗爭過程中卻會變為優勢”。事實證明，通過抗美援朝戰爭，中國樹立了在局部戰爭中以弱勝強的典范。就連美國也承認：“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御能力中，美國及其盟國已經清楚地看出，共產黨中國已成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因為有如此不一般的中國力量，所謂的“百拳”也不敢再來。自朝鮮戰爭后，美國一直非常謹慎地避免與中國在軍事上產生正面沖突，其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美國在朝鮮的戰爭很可能會導致東方和平陣線門戶大開，如果真是這樣，“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于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中國必須援助朝鮮。“我們應該在朝鮮爭取反美勝利”，這樣“才能夠使我們中國人民的勝利繼續發展，才能使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受中國人民勝利所鼓舞而不至于低落下去。全世界人民為著和平民主陣營努力反對侵略戰爭的運動，才能更加高漲起來”。中國抗美援朝的出發點不僅是出于對國家安全的考慮，而且是從全世界反抗侵略戰爭、維護世界長久和平出發做出的國際擔當。
歷史證明，通過抗美援朝戰爭，新中國敢于在國際事務中進行正義性抗爭的形象樹立起來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威望和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
高超的斗爭本領：“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
斗爭要講求策略方法，要根據形勢需要合理選擇斗爭方式、把握斗爭火候，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應朝鮮勞動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請求，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的率領下開赴朝鮮戰場。盡管面對的是全新的戰爭環境和強勁的作戰對手，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以及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從戰爭全局考慮，以“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為原則，進行全面統籌和部署，并根據戰場實際實行既堅持原則又機動靈活的軍事戰略指導。
（一）掌握戰略和戰役的主動權
“主動權在我手里，可以從容不迫地作戰”。抗美援朝雖是中國人民志愿軍為援助朝鮮人民反抗侵略、保衛中國國家安全而被迫進行的一場戰爭，但在戰爭中志愿軍始終保持了戰略和戰役的主動權。
第一，以斗爭的正義性動員軍隊。中國人民志愿軍進行的是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戰爭，政治上是有理的，形勢上是有利的，如此一來，軍事上必然會是有力的。正如毛澤東在發布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中所言，入朝作戰可能遇到和必然會遇到各種困難，但要“用高度的熱情，勇氣，細心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去克服這些困難……只要同志們堅決勇敢，善于團結當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戰，最后勝利就是我們的”。在此后的戰役中，中國人民志愿軍政治部始終重視戰場動員工作，強調要“以堅定的戰斗意志，轉危為安的毅力，堅決對敵斗爭”。
第二，“打好出國第一仗”。無論是從戰略角度來講，還是從戰役戰斗來看，首仗必勝都是掌握斗爭主動權的關鍵。10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出兵決策后，1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就計劃要“在十一月內在敵進攻德川區域時打一個勝仗”。21日，毛澤東做出明確指示：志愿軍要“打好出國第一仗”，“此次是殲滅偽軍三幾個師爭取出國第一個勝仗，開始轉變朝鮮戰局的極好機會”，希望彭德懷和志愿軍第13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精心計劃實施之”。經過周密部署，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取得了入朝以后第一場殲滅戰的勝利，在溫井以北兩水洞地區“采取攔頭、截尾、斬腰的戰法”，全殲李承晚軍第6師一個加強營和一個炮兵中隊。首戰告捷后，中國人民志愿軍軍心穩定，士氣高漲，此后又經過11個晝夜的激戰，將敵人從鴨綠江邊趕到清川江以南，穩定了朝鮮戰局。
第三，做好保密和偽裝工作。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當天，毛澤東即電告部分中共中央地方局書記等：“志愿軍參戰目前只做不說”，“不將此事在報紙上做任何公開宣傳，僅使黨內高級領導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準備”。同時，“為嚴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隊每日黃昏開始至翌晨4時即停止，5時以前隱蔽完畢”。入朝之后，中國人民志愿軍也巧妙有效地隱蔽了自己的行動。美國戰史學家羅伯特·萊基曾經說道：“聯合國軍在同他們接觸以前，一直沒有發現他們。我們的飛機在上空搜尋時，偽裝得十分巧妙的中國軍隊都隱蔽起來了”。美國根本沒有料到中國會參戰，更沒有想到人民志愿軍已經入朝并做了充分的斗爭準備。而中國人民志愿軍就是以這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打得美軍和李承晚軍“還未能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當然，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保密原則也會根據戰場形勢做出靈活的調整。第二次戰役之后，鑒于志愿軍已經打出了國威軍威，對志愿軍的作戰行動就不需要再保密了。1950年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朝鮮人民軍和我人民志愿軍正向平壤進攻”的消息。這種對戰場形勢的公開宣傳，既促進了國內抗美援朝運動的發展，也進一步激發了中國人民志愿軍作戰的主觀能動性。
（二）保持作戰指導的靈活性
斗爭不是蠻干，要敢于斗爭，更要善于斗爭。關于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作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直強調應當從穩當的基點出發，但穩當并不意味著保守和一成不變，也要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斗爭策略。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人民志愿軍既堅持了人民軍隊一貫的作戰原則，又根據戰爭形勢變化審時度勢調整戰略指導，適時創新作戰方針，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第一，“捕捉戰機最關緊要”。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之前，為了避免在不利情況下同敵人進行無把握之戰，決定“先在朝鮮北部尚未喪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穩腳，尋機打些運動戰”，待志愿軍空中和地上均對敵軍有壓倒的優勢條件之后再去平壤、元山。但當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之后，卻發現美軍已占領了平壤。原來，就在志愿軍動身入朝的第二天，美國空降兵第187團1000多人便在平壤以北的肅川、順川地區實施了空降。然而，這時候“美偽均未料到我志愿軍會參戰，故敢于分散為東西兩路，放膽前進”。鑒于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果斷決定：“爭取戰機迅速完成戰役部署”，以便幾天后開始作戰，“而不是先有一個時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談攻擊的問題”。這是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后指導方針的第一次調整。根據這一調整，中國人民志愿軍大膽進攻，在第一次戰役中打出了戰場上的有利形勢。但此后，志愿軍并沒有按照常理乘勝追擊，而是故意示弱，后撤幾十公里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突然發動強大的攻擊，同時抓住美軍怕抄后路的弱點，果敢實施戰役上的迂回包圍和分割包圍戰術，用了兩三個月的時間便取得了第二次、第三次戰役的勝利，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局，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第二，“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相結合”。到1951年6月中旬，在朝鮮戰場上，交戰雙方在三八線地區出現了相持局面。經過前一階段的戰役，美國意識到單純依靠軍事手段不可能解決朝鮮問題。于是，在各方面關于停戰和談的呼聲愈來愈高的情況下，6月30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發表聲明，表示愿意通過和談實現停戰。事實上，在此之前的6月17日，毛澤東就已經告訴鄧華，今后作戰總的方針由以軍事攻擊為主轉變為軍事打擊和停戰談判相結合，要“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在戰略方針上，由戰略性反攻轉為“持久作戰，積極防御”。也就是說，要“邊打邊談邊穩”，“談還是要談，打還是要打，和還是要和”。不管是打還是談，根本目的都是“和”，要將“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相結合，如此做法可能使美帝完全陷于被動”。但是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美帝雖急于求和，但不會改變其侵略本質，可能玩弄花招與欺騙陰謀，我軍必須高度警惕，不準有絲毫松懈……須知惟有經過堅決激烈的斗爭，才能換得和平”。顯然，面對談判促停的新情況，中國人民志愿軍是做了“此次和不下來、還須繼續打、還須給敵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殲滅，然后才能和下來的打算”。
在具體作戰方針上，中國人民志愿軍也進行了相應調整，做到了戰略判斷與戰術決斷的統一。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將此前試圖包圍美軍一個師或幾個師并殲滅之的方案改為打小殲滅戰，即“每軍每次只精心選擇敵軍一個營或略多一點為對象而全部地包圍殲滅之。這樣，再打三四個戰役……則其士氣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動搖不可，那時就可以作一次殲敵一個整師，或兩個三個整師的計劃了”。這種被毛澤東稱作“零敲牛皮糖”的小殲滅戰戰術，在朝鮮戰場邊打邊談的過程中不僅有效實現了以打促談，而且大大打擊了“聯合國軍”的士氣。正如毛澤東所料，打了幾個小殲滅戰之后，積小勝為大勝，戰爭轉入打大殲滅戰的階段。在1953年7月的金城戰役中，中國人民志愿軍貫徹了穩扎狠打的指導方針，集中優勢兵力、火力，形成強大的進攻力量，“突破南朝鮮軍4個師防守的正面25公里的堅固設防陣地，突入縱深最遠達18公里，共殲敵5.3萬余人，將南朝鮮軍4個師打殘，收復陣地160余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停戰談判，加快了朝鮮戰爭結束的步伐。
頑強的斗爭精神：“這次戰爭我們打的是品質戰”
經過兩年零九個月艱苦卓絕的戰斗，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者，他們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共同鍛造出以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為內核的抗美援朝精神。這一頑強的斗爭精神是抗美援朝戰爭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
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體體現。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愛國主義不僅體現在前線，還體現在后方。抗美援朝戰爭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譜寫的斗爭凱歌。當時，全國各條戰線和廣大人民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成千上萬的鐵路職工、汽車司機和民工紛紛到朝鮮前線去擔任戰地運輸和勤務工作，醫務工作者組織了大批醫療服務隊為中朝軍隊服務。全國規模的慰問志愿軍運動、捐獻武器運動、優待志愿軍烈軍屬運動極大地鼓舞了前方將士的斗爭士氣。正是由于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才形成了同仇敵愾、戰勝一切困難和強大敵人的無窮力量，最終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
（二）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
1951年5月，毛澤東又一次與周世釗談話。在談到抗美援朝戰事發展情況時，毛澤東說：“我們志愿軍的武器不如敵人，大炮都少，飛機更沒有上前線，但常常打勝仗。這是因為志愿軍戰士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到這個戰爭是為支援被侵略的朝鮮而戰，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因此奮勇殺敵，敢于犧牲。可以說，這次戰爭我們打的是品質戰”。在朝鮮戰場上，在美軍的“絞殺戰”中，中國人民志愿軍冒著
密集的轟炸和嚴密的封鎖，形成了“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在“空中拼刺刀”的勇猛戰斗中，中國人民志愿軍搏擊長空，創造了世界空戰史上的奇跡；涌現出楊根思、黃繼光、邱少云等30多萬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個功臣集體。他們不愧為中華民族的英雄兒女，不愧為祖國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堅強衛士。
（三）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抗美援朝戰爭是艱苦的、艱巨的、殘酷的。在朝鮮戰場上，“因為敵人用大量空軍封鎖我軍戰線的近后方，我們的車輛大部被擊毀，糧彈送不上去”，同時，朝鮮北方許多城市都已經被炸毀，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無法就地取得補給，因此，為解決運送糧彈的問題，中國人民志愿軍甚至組織過人力運輸隊，使用最原始的手推車運送糧彈，并要求戰斗員作戰時自己攜帶7天的糧食和彈藥。此外，志愿軍還要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作斗爭。尤其是第二次、第三次戰役時，正值零下30多攝氏度的嚴寒，衣著單薄、破爛的中國人民志愿軍赤腳涉冰河，單衣臥冰雪，忍饑守坑道，常常是“一把炒面一把雪”之后就要繼續與敵人戰斗了。條件如此艱苦，但中國人民志愿軍卻始終保持著高昂的斗爭士氣、旺盛的斗爭勇氣和必勝的斗爭信念，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戰勝了種種困難，最終創造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斗爭奇跡。
（四）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
在戰場上，所謂忠誠是指將士對使命從一而終的堅守。這種忠誠必須是絕對的、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抗美援朝戰爭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還因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具有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而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他們在國家危難之時敢于擔當，敢于沖向斗爭第一線。在完成使命的過程中，他們不懼艱辛、不畏困難、不怕犧牲，無數勇士身負重傷后依然從血泊中爬起來沖向敵人，甚至用自己的身體擋住敵人的槍口，即使戰斗到只剩一人一槍，仍然堅守陣地，頑強地同敵人血戰到底。他們就是這樣用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書寫了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忠誠。
（五）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
朝鮮戰爭本是朝鮮人民為實現統一而進行的內部斗爭，但卻因美國杜魯門政府的武裝介入而演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一場大規模的國際性局部戰爭。美國不僅發動了對朝鮮的全面戰爭，而且還嚴重威脅到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因此，抗美援朝戰爭從一開始就高舉著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正義旗幟，既是從中國的安全利益出發而進
行的自衛戰爭，也是與朝鮮同志“親如兄弟般地團結在一起，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為戰勝共同敵人”而進行的“必要的正義的斗爭”。當然，敢于斗爭并不等于好戰。“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的侵略”。所以，毛澤東總結道：“中國人民有這么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而這兩樣的出發點實際是一致的，就是為了人類的和平與正義事業。也正因如此，這場正義之戰得到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同情、支持與援助。中國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這是正義之師的偉大勝利，打擊了美國在亞洲的侵略氣焰，打亂了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圖謀和擴張勢力范圍的部署，這是對亞洲與世界和平、對鞏固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
70年前，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打贏了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場戰爭。從進行軍事斗爭準備到毅然決定出兵朝鮮，從舍生忘死的浴血奮戰到有理有利有節的談判斗爭，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志愿軍以堅韌的斗爭意志、明確的斗爭目標、高超的斗爭本領、頑強的斗爭精神贏得了戰爭的勝利，由此向世界證明：“一個覺醒了的、敢于為祖國光榮、獨立和安全而奮起戰斗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
［作者簡介］聶文婷，歷史學博士，副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100091。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5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