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逐步形成了由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研究機構以及地方研究機構組成的統一的科學研究體制。在這個統一的科學研究體制中，中國科學院處于中心地位，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研究機構以及地方研究機構處于從屬地位。這種地位上的差異，實質上是政策支持、經費投入、科研條件上的差異，在科研實踐中往往會導致中國科學院與其他科研機構之間的“矛盾”。
1956年底1957年初，《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通過后，中國科學院承擔了其中大部分科研任務，急需調入科研人才，但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研究機構也都在加強科學研究工作，同樣急需科研人才。在這樣的背景下，1957年上半年，中國科學院與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研究機構之間因為人才調動問題引發了一場延續半年的科學研究體制之“爭”。目前，學界關于1957年科學研究體制之“爭”的研究成果較少，有待深入討論。基于此，本文擬對這場“爭論”的來龍去脈做具體分析，以期揭示新中國科學研究體制發展的復雜歷程。
中心不“中”：“爭論”之緣起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科學研究工作，并逐步構建起以中國科學院為中心的全國科學研究體制。但是，這些科學研究力量之間事實上存在著競爭關系，這就為后來科學研究體制之“爭”埋下了伏筆。
（一）“中心突出，多翼并進”：統一科學研究體系的形成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明確規定“科學院”是政府組成部門之一，歸政務院領導，接受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指導。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1950年6月14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又明確指示，中國科學院基本任務之一包括組織開展科學研究。1951年3月5日，政務院發出《關于加強科學院對工業農業衛生教育國防各部門的聯系的指示》，強調各部門及其研究機構要支持、協助中國科學院的工作。1952年下半年起，高等學校進行了院系調整，并逐步重視科學研究。總的來說，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科學院在國家科學工作中的地位最為突出，其他系統的科學研究工作還在準備過程中。
自1953年起，我國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這就在客觀上要求全國科學研究工作必須服務于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為此，中國科學院黨組于1953年11月19日向中央呈送了《關于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報告提出，為保證各個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和國家總的要求有機地密切聯系和配合起來，建議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內成立專門機構，負責綜合審查全國科學研究工作的計劃；加強中國科學院的機構建設，擬設物理數學化學部、技術科學部、生物地學部、社會科學部四個學部；等等。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對上述報告做出重要批示，首次明確了中國科學院是“全國科學研究的中心”，并對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各部門的研究機構做出一定分工。這就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科學院在全國科學研究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其他研究機構則處于從屬地位。
隨著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召開，中國科學院的職能發生重大變化。11月10日，國務院發出《關于設立、調整中央和地方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有關事項的通知》，規定：“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所屬中國科學院，今后不再作為國務院的組成部份，但中國科學院的工作仍受國務院的指導”。這標志著中國科學院不再是政府組成部門，而是國家最高科學研究機構。
1955年6月1—10日，中國科學院召開學部成立大會，初步解決了中國科學院在科學研究中遇到的問題，但同時也面臨著如何安排高等學校及產業部門科學研究機構的科學研究工作問題，為此，有人就中國科學院領導全國科學研究工作提出了改進意見。11日，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在中國科學院學部聯席會議上再次明確了中國科學院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指出：“科學院是領導本院還是領導全國？黨中央、國務院認為科學院是全國科學領導中心，過去現在都是如此，將來更無問題仍是如此”。同日，高等教育部邀請70多位擔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高校教師在北京飯店召開座談會。參會的學部委員一致認為：“過去高教部與科學院之間配合是很不夠的。高教部的工作計劃與科學院的研究計劃往往互相矛盾，結果雙方工作都受了影響”。因此，大家建議：“今后高教部與科學院及有關部門必須加強聯系，統一對科學研究工作的領導”。9月20日，中國科學院向國務院呈送《學部成立大會工作總結報告》，提出既會遵照上級要求把該院建成“全國的科學研究中心”，也將進一步加強與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的聯系與合作。可見，中國科學院全國科學研究中心的地位已得到國家認可，并在科學研究實踐中予以強化。
為進一步理順中國科學院與高等學校之間的關系，1956年1月11日，中國科學院與高等教育部聯合發出《關于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關幾項試行的合作辦法的通知》，對二者共同開展科學研究提出了具體的合作辦法。14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發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強調：“用極大的力量來加強中國科學院，使它成為領導全國提高科學水平、培養新生力量的火車頭”；“各個高等學校中的科學力量，占全國科學力量的絕大部分，必須在全國科學發展計劃的指導之下，大力發展科學研究工作”；“政府各部，特別是地質、工業、農業、水利、運輸、國防、衛生各部門，應該迅速地建立和加強必要的研究機構，同科學院進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要求“加強中國科學院，使科學院能夠確實地成為領導全國科學研究的中心”；“高等學校必須在全國科學發展計劃的指導之下，加強本身的科學研究機構，分別成為發展科學研究工作和培養科學、技術的新生力量的重要基地”；“政府各部門也必須積極地建立和加強自己的科學研究機構”。同年底，中共中央同意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關于征求〈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意見的報告》，并將其批轉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西藏工委，國家機關各黨組征求意見。《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提出：“我國的統一的科學研究工作系統，是由中國科學院、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高等學校和地方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組成的。在這個系統中，科學院是學術領導核心，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是兩支主要力量，地方研究機構則是不可缺少的助手。”這種統一的科學研究系統充分體現了“中心突出，多翼并進”的特點，從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角度明確了中國科學院在科研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二）中國科學院的優勢與不足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結束后，中央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科學院的建設。以干部隊伍建設為例，1956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為中國科學院抽調第一批黨員領導干部18人，以加強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力量。11月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為中國科學院抽調干部的通知》，指出：“積極地開展科學研究工作，以便在十二年后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是中央既定的方針，但要實現這一要求，必須全黨支持才有可能。”中共中央給中國科學院抽調第二批黨員領導干部共77人。再以科研人才隊伍建設為例，據統計，1956年全國科學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共有科學技術人員77771人，其中高等學校58346人占78%、科學院4808人占6%；高級科學技術人員共9879人，其中高等學校7895人占80%、科學院605人占6%。該數據反映出高等學校與中國科學院在人才隊伍方面存在著結構性矛盾。對此，中央要求高等學校和各產業部門科研機構必須大力支持中國科學院的人才隊伍建設。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閉幕時便明確要求國務院各部積極支持中國科學院的發展，指出：“科學院的科學研究人員只有一千零十二人，可是單是重工業部的科學工作人才就有三千五百七十八人，第一機械部有兩千零六人，鐵道部有四千七百七十五人，煤炭工業部有一千六百四十八人。我只舉這四個部，其他還有很多部。從這些部里撥那么一點人來，加強科學院，那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應該的，不會把這些部門的生產特別是把基本建設搞垮。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把眼界放寬一點，不要只看本位。”
由于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無論是在科研經費、科研條件，還是工資待遇與出國留學等各個方面，中國科學院都占有優勢。對此，不少高校老師希望到中國科學院去工作。例如，著名心理學家潘菽曾談道：“中國大多數的科學家都是在高等學校中，但高教部和教育部捧著這只‘金飯碗’都好像不知愛惜。高教部和教育部都在埋怨科學院拉人拉得太厲害以至造成‘人心向院’的局勢。但這種‘人心向院’的局勢固然一部分是由于科學院的拉，但我看主要還是由于兩個教育部在無形中做著推和送的工作。因為捧著‘金飯碗’而只用來吃飯或者甚至去討飯，‘金飯碗’是會感覺到很大的冤屈的。”
隨著高等教育部以及產業部門對科學研究工作日益重視，不希望將科學研究人才都調往中國科學院。語言學家羅常培早在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的提案中就提出：“現在，中國科學院為了開展科學技術研究，高等學校為了積極地培養干部，對于專門科學技術人員往往發生爭取和強留的矛盾。有些大學不問哪一個科學技術人員怎樣使用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凡經調用一律批以‘礙難照準’，甚至邀請參加專業學術會議表面上也難獲得校方允許……在國家積極建設時期，文教各部也和經濟各部門一樣，必須樹立全局觀點，克服局部觀點，互相聯系，互相配合，協同合作起來，才能符合人民的需要，把工作搞好。”羅常培所說的情況，也進一步證明全國科學研究工作中存在著人才之爭。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科學院在全國科學研究中的領導作用究竟發揮得怎樣？早在1955年6月2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該院學部成立大會上便指出：“中國科學院是組織并領導科學研究的中心機構……但是所存在著的缺點確是很多……科學院領導工作中最主要的一個缺點，就是沒有認真研究國家建設的需要，來制定科學發展計劃；推進我國科學事業。我們和政府各部門的聯系是很不夠的，政府各部門對于科學研究工作的要求我們不很清楚。”這表明，中國科學院的領導中心作用并沒有發揮好。為此，中央屢次強調中國科學院在全國科研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并且采取有力措施來加強該院的建設。
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中國科學院承擔了57項重大任務中87.7%的研究任務，故急需大量科研人才。但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研究機構也在大力加強科學研究工作，也需要大量科研人才，再加上高等學校和產業部門研究機構本身就集中了全國絕大多數科研人才，自然不會放任“人心向院”的現象持續發展。這就在無形中加劇并導致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研究機構對于中國科學院的“不滿”，以致變成了科學研究體制之“爭”。
高校要研：“爭論”之興起
如果要改變中國科學院作為全國科學研究中心地位的這一既成事實，高等學校與產業部門研究機構就必須拿出有說服力的依據。1956年底到1957年初，高等教育部赴蘇聯考察則為此提供了新的契機。
（一）高等教育部考察蘇聯高等教育
1956年11月，經國務院批準，高等教育部派出以副部長曾昭掄為團長的高等教育工作者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高等教育工作的先進經驗。代表團成員包括綜合大學校長、教授和高等教育部司長共24人。自1956年11月3日至1957年1月16日，歷時兩個多月，代表團先后到過10個城市，訪問過蘇聯高等教育部、烏克蘭共和國高等教育部、75所高等學校、7所中等技術學校、38個科學研究所和幾所工廠、國營農場、集體農莊等。歸國后，1957年3月，綜合大學小組撰寫的《高等教育工作者訪蘇代表團綜合大學小組總結報告》對蘇聯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工作發展變化情況做了詳細陳述，指出：“帝俄時代大學就是科學研究的中心，這種情況在革命后仍然保持。到1930年高等教育大發展，教師教學負擔加重，高等學校里的科學研究工作就逐漸不受重視。到1936年，黨中央曾指出這個缺點，但不少的人仍認為高等學校的主要任務是進行教學。科學研究工作應以科學院為主……此后高等學校里的科學研究工作仍未能開展，蘇聯的科學研究中心就轉移到科學院，到1950年才開始扭轉。1952年第十九次黨代會后，由于黨和政府的提倡與鼓勵，蘇聯高等學校，首先是綜合大學的科學研究工作才全面開展。短短幾年間，已有了很大的成就。”為扭轉我國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工作不能順利開展的局面，報告還從人才隊伍建設、經費投入等方面提出具體建議，以保證“使高等學校至少使綜合大學成為科學研究的中心”。
與此同時，高等教育部負責同志與代表團部分成員也撰寫文章介紹蘇聯高等教育領域的先進經驗，著重談到蘇聯高等學校科學研究方面的變化情況。例如，高等教育部創辦的《高等教育通訊》在1957年第7期集中發表了《對蘇聯高等教育先進經驗的一些體會》《蘇聯綜合大學的發展概況及科學研究工作》《略談蘇聯高等學校的外語教學工作》《我所看到的蘇聯高等學校的勤儉節約精神》等文章。其中，《對蘇聯高等教育先進經驗的一些體會》的作者為曾昭掄，該文后又以《談談蘇聯的高等教育》為題發表于1957年5月28日《人民日報》。這些文章給人們的印象是蘇聯將科學研究中心放在高等學校，蘇聯科學研究體制已經發生了新變化。后來，高等教育部主張將科學研究中心放在高等學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認為蘇聯已經是這樣了。
以往研究在談到1957年科學研究體制之“爭”時，幾乎沒有注意高等教育部此次赴蘇考察。但事實上，這次考察及其所形成的政策建議為高等教育部以及高等學校提出改變中國科學研究的中心提供了直接依據。
（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對于科學研究體制的討論
1957年3月13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結束當晚，毛澤東主持召開科學工作者座談會。參加者有文教科學戰線領導人彭真、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胡喬木、張際春、周揚、錢俊瑞、楊秀峰、黃松齡、張勁夫、于光遠，還有科學界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錢三強、談家楨、潘梓年、向達、費孝通、沈志遠、翦伯贊。座談過程中，高等教育部部長楊秀峰與郭沫若因為人才調動問題發生爭論。毛澤東要求雙方停止爭論，劃定“三八線”，具體“停戰協定”由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討論解決。中國科學院黨組擴大會議的一份會議記錄對此有詳細記述。現摘抄部分內容如下：
在主席面前，高教部又提到體制問題，主席要他們具體的說明什么問題。他們提出四點：
①先鋒（重點、空白、科學情報等）；
②向高教部拉人，弄得人心向院，高等教育無法辦下去，并說科學院拉人的方式很多，比如請出國、培養、合辦研究機構，最終拉出去；
③科學院經費條件好，高等學校困難，相形之下，造成高等學校無法辦（科學院六千萬，高教部一千萬〔外匯〕）；
④科學院窩工，許多研究人員無事做，現在到北大進修的有500人，對這種做法，有的人很憤慨，認為這樣下去國家很危險，后繼無人。
……
主席指示：
是否科學院暫時停挖，要幫助大學一下。向達說不做官，主席說是呀，官做久了是不好。郭老說我這個科學官也不要做了。主席說，本位主義當然不好，但一點本位主義沒有也不好，一切都太平無事，沒味道，矛盾是經常發生的。自然科學跑在前面是對的，就是我國的薄弱環節應加速發展。大家都承認三八線，停戰協定到規委去談。
郭沫若與楊秀峰二人的聽力都不好，又爭得面紅耳赤，以致人們常用“二龍（聾）戲珠”“雙聾奪珠”來形容這次“爭論”。此次會上的“爭論”使得中國科學研究體制之“爭”漸趨激烈。毛澤東指示由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開會討論解決。
（三）公開化：《高等學校應當成為科學研究的主要陣地》一文發表
1957年4月2日，《光明日報》發表《高等學校應當成為科學研究的主要陣地》一文，使中國科學研究體制之“爭”公開化。《光明日報》記者在北京、天津、上海、大連等地對一些高等學校領導和教授的調查發現，學校領導和教授們認為，“高等學校應該成為國家的科學研究的主要陣地”，“擔負起科學研究的主要擔子”，有的同志更提出“國家的科學研究的中心應該放在高等學校”。對此，該文章指出：“高等學校不只是傳播知識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創造知識的地方；高等學校擁有大量的科學研究人材，又是培養科學研究后備隊伍的場所；而且，根據蘇聯重視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的經驗和教訓——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應該十分重視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在國家科學研究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這篇文章引發了科學界與社會上的廣泛關注。4月8日，中國科學院秘書長裴麗生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的科學體制座談會上明確表示：“《光明日報》發表那篇報道不好，應引為教訓。”4月13日，高等教育部副部長黃松齡也在會議上指出：“應由我負責。但原因不是借報紙攻科學院，而是理解上的問題，組織上也檢點不夠。”可見，中國科學研究體制之“爭”已引起多方關注。
激烈交鋒：“爭論”之展開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57年4月8—13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科學體制問題座談會。國務院副總理、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聶榮臻主持會議，郭沫若、張勁夫、裴麗生、楊秀峰、黃松齡、李云揚、黃敬、韓光、于光遠、范長江、李強、武衡、安東等科學戰線的領導同志參加。會上，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黃敬主張中國科學院的大部分研究機構應交給產業部門和高等學校，黃松齡認為基礎研究部分應交給高等學校；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則認為，1956年2月《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已對科學研究工作體制做出明確規定，沒有必要從根本上改變它。在座談會召開之際，中國科學院黨組、高等教育部黨組以及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也分別提出了改進科學研究體制的意見。
（一）中國科學院黨組的意見
在堅持“沒有必要從根本上改變”的意見基礎上，中國科學院黨組又提出三點意見：一是強調必須迅速加強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工作，使其逐步成為科學研究戰線中的重要陣地。“高教系統科學研究工作能否加強，并不完全決定于科學院的存廢和地位。因為即使取消了科學院，騰出600名高級研究人員和一千多萬外匯，分散到227個高等學校，對高教系統來說，頂不了多大事情，對國家說來，反而取消了一個可以集中使用的力量。”二是強調科學院和高教系統必須在科學工作上正確分工密切合作，“通過分工合作去解決人材不足和任務繁重之間的矛盾，才是正確途徑。過分強調矛盾，而忽視存在相輔相成的一面，是不合事實的”。三是指出中國科學院、高教系統、產業部門和地方研究機構在研究人才、任務分工等方面都有些問題，這是事業發展帶來的新問題，“現時進行一次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是完全必要的”。
在上述意見基礎上，中國科學院黨組又提出《對于科學研究工作的體制的意見》，強調建立科學研究體制的關鍵在于正確地解決集中與分散的問題，“一方面應當密切結合生產和教學任務，按那里有研究人才就在那里開展研究的原則部署力量；而不可過分強調集中，影響了發展技術基礎和人才后備。另一方面，又必須在必要的科學部門，集結一定的突擊力量，以保證在一定時期完成重要的緊急任務，并帶動科學事業全面前進；而不宜過分分散力量，影響了前進速度”。按照上述原則，在已有科學研究系統中，“中國科學院是全國科學研究的中心，高等學校和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是我國科學研究的兩個重要基地。同時，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的某些研究單位，當具備必要的條件時，也自然會在某些任務、某些學科方面形成研究中心；它們和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機構相輔相成地帶動整個科學事業的發展”。意見還闡述了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科學研究工作的特點與任務，強調：“對業已建立的科學院必須繼續加強，而不能有任何削弱”；“高等學校進行科學研究的基礎一般還比較薄弱，今天需要特別強調予以加強，高等教育部應當有步驟地有重點地積極推動和組織這項工作”；“各產業部門科學研究工作也必須相應加強”。最后，意見指出，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和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之間，“應當特別強調相互輔助、密切配合，兼顧科學研究、教學與生產三方面任務的良好完成”。
總體來說，中國科學院黨組的意見是不改變現有科學研究體制，堅持中國科學院作為全國科學研究的中心地位。
（二）高等教育部黨組的意見
高等教育部黨組在《對科學研究工作的方針和體制的意見》中提出：“目前科學研究工作的系統，是由中國科學院、高等院校、中央產業部門和地方所屬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組成的。在這個系統中，科學院應該成為全國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術領導和重點研究的中心。高等學校應該成為全國一般基礎和應用科學的研究中心，主要是以進行基本理論研究（包括基礎理論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理論方面）為主，以實際應用和技術改進的研究為輔。廠礦企業和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應成為有關的技術改革和實際應用方面的科學研究中心，也可做一些基本研究，但不是它的主要任務”。
為什么說高等學校必須而且可能成為一般基礎和應用科學的研究中心，意見給出的理由是：“第一，必須在高等學校發展科學研究才能保證培養干部的質量；第二，高等學校的科學領域極端廣闊，其中各部門又是密切聯系，相互為用，特別在發展邊緣性學科方面，比任何單科研究單位具有更多的優越性；第三，在高等學校進行科學研究，擴大科學隊伍，最為經濟。高等學校有龐大的師生隊伍，容易形成科學集體。青年多，富有朝氣，對新事物敏感，離開了青年人，科學家就容易衰老。還可以充分發揮人力物力作用，同一份人力，同一份設備，同一份基建，既進行了科研，又進行了教學，既發展了科學，又培養了干部，一舉兩得；第四，高等學校分布在全國各個地區，與當地的經濟、文化、地理、歷史、民族有著長期密切的聯系，因而形成各高等學校有其不同的學術傳統、學術特點和發展方向，有利于科學網的分布能夠比較平衡。第五，高等學校歷來就是科學家生長的園地和文化遺產的寶藏。發展大學的科學研究工作也是國際共同經驗。”
高等教育部黨組意見是主張改變現有科學研究體制，強調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成為各自研究的中心，也就是形成“兩個中心”。
（三）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的意見
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提出《關于科學體制問題的意見（草稿）》，全面分析了中國科學院與高等教育部關于科學研究工作體制問題爭論的由來與發展情況。意見既肯定了雙方對一些問題認識的合理性，同時也指出了各自認識的不足：“科學研究應以高等學校為中心的說法，是不妥當的”；“依靠科學院來領導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是不合理的，也是辦不到的”；“科學研究應以高等學校為中心的說法，不但不是社會主義蘇聯的經驗，（蘇聯科學研究轉移中心的說法是不確實的），而且也不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等等。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認為，科學研究體制的爭論，是由于高等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問題，“只要指導思想明確了，科學家中間的問題是不難解決的”。最后，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指出：“我國的統一的科學研究工作系統，應由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和地方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組成的。在這個系統中，中國科學院應逐步形成全國學術領導和重點研究的中心，高等學校和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則是我們科學研究的兩個主要基地，地方研究工作是一個重要方面。”實際上，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的意見是不改變現有科學研究體制的規定。
正當中國國內對科學研究體制熱烈討論之際，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一行應邀訪問中國，陪同來訪的成員中包括蘇聯高等教育部部長葉留金。1957年5月4日，葉留金應邀在高等教育部的歡迎會上做《蘇聯四十年來高等教育建設經驗》的報告，指出：“我們所關心的不是把科學研究中心放在什么地方，是在科學院呢？還是在高等學校？我們所關心的是如何能使科學研究更好地開展起來”。他提到蘇聯高等學校在蘇共二十大后加強了科學研究工作，指出科學院和高等學校“不一定非以那個系統為中心不可”，它們之間是“圓桌會議的關系，是友好的，要用協商的辦法進行工作”。針對中國科學界流傳著蘇聯將科學研究中心放在科學院的說法，他表示這“似乎是一種誤會”。這對正在進行的科學研究體制的討論無疑會產生重要影響。23日，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郭沫若在開幕式上指出：“中國科學院是全國學術領導的中心，而它本身又從事著重大的科學研究。它的任務是很艱巨的。它本身的研究任務必須采取‘重點發展，相應照顧’的方針，而又必須面向全國、兼善天下。它必須集中一定的力量來進行基礎理論的研究，吸收世界最新的技術科學，擔負比較長期的綜合性的科學任務；它也必須經常注意到思想工作，了解全世界的和全國的學術動態，指導和確定學術發展的方向。”他還談到了中國科學院該如何發揮全國科學研究中心作用的問題，但沒有專門談到科學研究體制問題。在會議過程中，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在討論中涉及了科學研究體制的問題，甚至還有人提出了意見建議。這些都為結束科學研究體制之“爭”做了一些準備。
強化體制：“爭論”之結束
1957年5—6月，為解決科學研究體制問題的爭端，周恩來召開會議來進行討論。與會者包括聶榮臻、黃敬、張勁夫、黃松齡、范長江、武衡等。聶榮臻在會上發表意見說：“中國科學院這個‘火車頭’不能削弱，應該加強，我認為蘇聯組織科學院的經驗是可取的，但要再調很多科學家進來，現在看不大可能，只能逐步加強。工業部門和教育部門也不應該挖科學院的墻腳。大家都不要有本位主義，現在總的說是人才太少，國防科研方面也碰到了人才奇缺的困難，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們還是應該強調互相協作，充分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為好。”張勁夫、黃敬、黃松齡在討論發言中也都贊成聶榮臻的意見。最后，周恩來表示同意聶榮臻的意見，要求大家克服本位主義，顧全大局，共同推動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這也就是說，中國科學研究體制不需改變，但要大力加強各方面科學研究工作，要處理好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研究機構、地方研究機構之間的分工協作問題。
6月13—15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其中一項重要議題就是討論解決科學研究體制的問題。13日上午，聶榮臻在會上指出：“我國統一的科學研究工作系統，是由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和地方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組成的。在這個系統中，中國科學院是全國學術領導和重點研究的中心，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包括廠礦實驗室）和地方所屬的研究機構則是我國科學研究的廣闊的基地。”這個講話明確了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等科學研究機構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就是對長期以來中國科學研究體制之“爭”做出的結論。
6月26日，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重申科學研究體制的問題時表示：“全國科學研究力量，應該統籌安排，一方面是適當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協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爭鳴’，另一方面也要反對因門戶之見而妨礙協作。我國的科學研究工作系統，應該由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和地方的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組成。在這個系統中，中國科學院是全國學術領導和重點研究的中心，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包括廠礦實驗室）和地方所屬的研究機構是我國科學研究的廣闊基地。這是組織我國科學隊伍的原則問題，我們要求有關部門的負責干部認真地提倡協作精神，推行協調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義的不良作風”。
周恩來關于中國科學研究體制問題的講話，標志著長達半年之久的中國科學研究體制之“爭”結束。
7月12日，聶榮臻向國務院提交《關于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的報告》，明確表示：“在我國科學研究工作系統中，中國科學院是全國學術領導和重點研究的中心，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包括廠礦實驗室）和地方所屬的研究機構是我國科學研究的廣闊基地；在這個系統中，一方面是適當分工，但是更重要的是密切協作；等等。大家認為這些意見是適合我國目前具體情況，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應該確定下來。”9月6日，國務院第57次會議批準該報告，最終將中國科學研究體制確定下來。
結語
1957年中國科學研究體制之“爭”是新中國科學發展史上關于科學研究體制建設與發展的一次重要“爭論”，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研究機構以及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都參與其中，最終由國務院做出結論而宣告結束。這場“爭論”的焦點問題是中國科學院與高等學校究竟誰才是科學研究的中心。從表面上看，中國科學院、高等教育部等都有各自部門利益的考慮，存在“本位主義”的傾向，但它們參與“爭論”的目的又是一致的，就是盡快搞好科學研究工作，在短時間里趕上或超過世界先進科學水平。正如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在《關于科學體制問題的意見（草稿）》中所指出的：“爭論的焦點，表面是人與錢之爭，實質上是對于我國科學研究工作在科學院、高等學校和產業部門三個系統中間應該如何合理分工和合作問題，是如何組織中國科學隊伍的原則問題。”總體來看，社會各界對此次“爭論”關注度頗高，也對“爭論”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民盟“科學規劃問題”臨時研究組提出了《對于關于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其中有不少值得參考借鑒的意見建議。
這場“爭論”的積極意義在于，進一步理順了中國科學研究體制的問題，明確了各科學研究力量的分工，既為當時我國科學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也為此后科學研究體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總的來說，這場科學研究體制之“爭”并非個人意氣或部門利益之爭，而是關系新中國科學研究發展方向之“爭”。此次科學研究體制之“爭”結束后，黨和政府在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產業部門研究機構、地方研究機構的基礎上組建了國防軍工科研機構，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研究體系，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研究體系。
［作者簡介］儲著武，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