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這個重大戰略問題上實現了新的突破，首次明確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概念及其功能定位，進一步厘清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功能定位，進一步完善和創新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待遇、產權保護等重大理論問題。這個成果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接力探索的結晶。盡管鄧小平沒有使用過“混合所有制經濟”這個概念，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決策是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在公有制經濟占優勢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戰略決策的繼承、發展和創新。如果忽視30多年來一脈相承的內在的演進邏輯，就不可能正確領會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戰略意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十四大：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理論與政策的提出和發展
（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十二大：在公有制經濟占優勢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提出和發展
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目前在有限范圍內繼續存在的城鄉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附屬和補充。”［1］1980年10月,《國務院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指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優勢的情況下，允許和提倡各種經濟成分之間、各個企業之間，發揮所長，開展競爭。對有利于國計民生的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應予以支持和保護。［2］這是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政策的肯定，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個體經濟實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左”的做法。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指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優勢的根本前提下，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長期并存，是我黨的一項戰略決策，決不是一種權宜之計”，“黨中央、國務院的各個有關部門，要采取積極態度，堅決地迅速地改變那些歧視、限制、打擊、并吞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政策措施，代之以引導、鼓勵、促進、扶持的政策措施。”［3］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提出了“兩個決不允許”的政策主張，即“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我國經濟的基本制度，決不允許破壞”；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決不允許任何方面對它們排擠和打擊”。［4］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堅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個體經濟對于發展社會生產、方便人民生活、擴大勞動就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是從屬于社會主義經濟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還提出“三個決不”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是社會主義前進的需要，決不是退回到建國初期那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尚未在城鄉占絕對優勢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決不會動搖而只會有利于鞏固和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全民所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主導力量，對于保證社會主義方向和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決不應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發展為條件”。［5］ “三個決不”從理論和政策兩個方面否定了“一大二公三純”的傳統社會主義所有制模式和經營管理體制。這里的“多種經濟形式”與后來的“多種所有制經濟”是同義的，只是由于當時的認識水平和改革實踐的局限還不可能上升到這樣的理論高度。在這個時期，我們黨提出并不斷完善在公有制經濟占優勢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戰略決策，出臺了一些政策，但是，具體措施主要著眼于允許、鼓勵、扶持個體經濟發展，很少涉及私營經濟。
（二）中共十三大：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戰略方針的提出和發展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第一次從理論和政策上解決了發展私營經濟問題，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必須盡快制訂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和法律，保護它們的合法利益，加強對它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被確定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長遠意義的指導方針”。［6］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對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提出了“鼓勵它們在國家允許的范圍內繼續發展，發揮它們在發展社會生產、方便人民生活和擴大勞動就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限制它們不利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消極方面”［7］的政策。
（三）中共十四大：提出不同經濟成分可以實行多種形式聯合經營的新政策與“財產混合所有的經濟單位”的新概念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報告提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8］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各種不同經濟成分之間可以實行多種形式聯合經營的政策主張，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傳統所有制理論的重大突破，是我們黨對傳統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重大突破。這一重大突破，為打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界限，跨所有制聯營、并購、重組破除了理論禁錮，掃清了政策障礙。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提出“財產混合所有的經濟單位”的概念。在積極促進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展的同時，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經濟發展，“隨著產權的流動和重組，財產混合所有的經濟單位越來越多，將會形成新的財產所有結構”。［8］（p.526）
中共十四大的重大理論突破與創新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中共十五大至十七大：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理論與政策的提出與發展
（一）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理念和決策的提出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報告第一次使用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提法：“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9］ 這時只是提出了一個理念，還沒有形成界定清晰的定義，沒有做出理論闡發和政策決策，沒有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闡發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思想，第一次明確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決策：“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于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 ［10］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重申了這一思想和決策［11］，這說明中共中央下定決心繼續深化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理論探索，全面推進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決策的實施。
（二）第一次界定混合所有制經濟概念，第一次認定非公有制經濟的功能定位、政策待遇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對混合所有制經濟給予明確界定，即“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11］（p.466）簡單地說，就是用“三個參股”來定義混合所有制經濟。這個初步界定的概念此后沿用了10年時間。
《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導向確定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11］（p.466）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取向就是既鞏固、發展公有制經濟又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一點從總體上說是沒有動搖過的。但是，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新框架下，嘗試厘清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功能定位、政策待遇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則是始于中共十五大。所以，習近平指出：“堅持和發展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論述”［12］，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在強調“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的前提下，《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將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定位為“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11］（p.466）
《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待遇放寬到“同等待遇”，即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11］（p.466）這里提出的“其他企業”，是否就是指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等公有制企業呢？決定并沒有明確說明。事實上，此前和此后很長一段時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等多個領域并沒有享受到“同等待遇”。
（三）第二次認定非公有制經濟的功能定位和政策待遇
2005年2月，《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又稱“非公經濟36條”），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功能定位提升到“兩個重要”、“三個有利于”這樣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積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有利于繁榮城鄉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13］
“非公經濟36條”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待遇提升到“四個進一步”的新高度：“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確立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實現公平競爭；進一步完善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依法保護非公有制企業和職工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政府監督管理和服務，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進一步引導非公有制企業依法經營、誠實守信、健全管理，不斷提高自身素質，促進非公有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13］（pp.684~685）
“非公經濟36條”還從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完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服務、維護非公有制企業和職工的合法權益、引導非公有制企業提高自身素質、改進政府對非公有制企業的監管、加強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指導和政策協調7個方面，將全面推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具體化為36條措施。［13］（pp.685~694）
“非公經濟36條”明確提出，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13］（p.686）
（四）第三次認定非公有制經濟的功能定位和政策待遇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把“兩個毫不動搖”與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聯系起來，并明確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調整上的戰略目標：“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14］
為了落實中共十七大確定的戰略目標，國務院于2010年發布《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又稱“新36條”），以“四個重要力量”、“四個有利于”大大提升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功能定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四個重要力量”即“我國民間投資不斷發展壯大，已經成為促進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繁榮城鄉市場、擴大社會就業的重要力量”。“四個有利于”即“在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有利于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有利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有利于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穩固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增加居民收入，拉動國內消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15］
在政策待遇上，“新36條”規定，市場準入標準和優惠扶持政策要公開透明，對各類投資主體同等對待，不得單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并從12個方面出臺了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新36條政策措施。這12個方面包括：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領域；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社會事業領域；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商貿流通領域；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國防科技工業領域；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重組聯合和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推動民營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和轉型升級；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環境；加強對民間投資的服務、指導和規范管理。 ［15］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重新定性并不斷提升個體、私營經濟的地位和功能，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此同時，我們黨始終堅決反對私有化，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不動搖。
1989年9月，江澤民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我們要繼續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方針，發揮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以及中外合資、合作企業和外資企業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的、必要的補充作用。堅持這個方針，是為了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促進我國經濟的更快發展，絕不是要削弱或取消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更不是要實行經濟‘私有化’。”［7］（p.621）
“非公經濟36條”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務院出臺的第一個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專門性文件，其開篇第一句話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13］（p.684）接著，重申“兩個毫不動搖”，之后才是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36條政策措施。
2013年11月，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全會決定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12］（pp.500，501）
中共十八大以來：混合所有制經濟概念、理論和政策的重大完善與突破創新
（一）完善和創新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概念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用“三個參股”簡單定義混合所有制經濟。此后，經過10年的理論和實踐探索，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從三個方面完善和創新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概念。
《決定》對混合所有制經濟概念做出如下定義：“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12］（p.515） 這個定義與2003年用“三個參股”簡單定義混合所有制經濟有一個共同點，即混合的對象是相同的，都是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的混合。不同之處是，《決定》對混合所有制經濟概念實現了“一個完善”和“兩個創新”。這樣，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概念已經發展得比較完備：第一，以“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替代“參股”，更加完善、更加準確地表達了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制資本相互混合的廣度、深度和力度。第二，《決定》對混合所有制經濟概念的一個重大創新是，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從提出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到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是一個重大理論創新和決策創新，是我們黨認真總結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經驗獲得的重大理論突破，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和基本經濟制度認識不斷深化的重大認識成果，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內涵的重大豐富和發展。第三，《決定》對混合所有制經濟概念的另一重大創新是，以“兩個有利于”厘清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功能和作用，即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12］（p.515）
（二）做出服務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產權保護規定
《決定》指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為了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必須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同時《決定》規定：“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12］（p.515）這個有利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產權保護規定，更加完善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法律保護體系。
（三）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功能定位的重大歷史性突破
《決定》提出的“兩個都是”、“兩個重要”，實現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功能定位的重大歷史性突破。《決定》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12］（pp.514~515）這“兩個都是”、“兩個重要”，突破了以往我們黨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功能定位的認識傳統，不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它們都是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它們都是重要基礎，突破了幾十年來“厚公（公有制經濟）薄非（非公有制經濟）”的傳統認識，是一個重大歷史性突破。
（四）第一次明確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功能定位
《決定》第一次明確混合所有制經濟具有“兩個有利于”的重要功能。《決定》指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12］（p.515）這“兩個有利于”是我們黨第一次對混合所有制經濟本身的功能做出明確定位。此前幾十年中，我們都只是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相互關系及其各自功能進行探索并做出認定，從來沒有對混合所有制經濟本身的功能做出一個明確認定。
（五）非公有制經濟政策待遇的重大完善與突破創新
《決定》在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待遇方面提出“三個允許”、“三個鼓勵”、“三個平等”、“兩個廢除”、“一個制定”，在多個方面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2］（pp.515，517）這“三個允許”、“三個鼓勵”，為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企業深度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開辟了廣闊的政策空間，政策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第一次提出“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 ［12］（pp.516~517）這“三個平等”、“兩個廢除”、“一個制定”，為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政策空間和發展前景。
必須指出的是，2014年3月，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審議時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本政策已明確，關鍵是細則，成敗也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改革關鍵是公開透明。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指出：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16］ 8月，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中央企業負責同志肩負著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的使命。［17］
2015年7月，習近平在吉林調研時指出：“我們要向全社會發出明確信息：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有企業，把實體經濟抓上去。”“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創新是企業的動力之源，質量是企業的立身之本，管理是企業的生存之基，必須抓好創新、質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掌握主動。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18］習近平關于國企改革“三個有利于”的重要論斷，在理論上豐富了我們黨關于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內涵，在實踐上是保障國有企業改革方向的指南。
正本清源：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戰略意圖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多年中，中央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反對私有化始終是一以貫之和毫不動搖的，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始終是一以貫之和毫不動搖的。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改革和發展進程中，公有制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共同發展、相互融合，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斷發展壯大。
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推進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共同發展、相互融合，這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在公有制經濟占優勢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戰略決策，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框架下，一脈相承地繼承、發展、創新的必然結果，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戰略意圖之所在。
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任何私有化的解讀都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是錯誤的和有害的。關于這一點，可以從近現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史中得到深刻理解。在近現代中國，混合所有制經濟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發展歷程。在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中國經濟是以私有制占主體和主導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對個體私營經濟實施“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左”的錯誤政策，導致個體私營經濟被掃蕩殆盡，“一大二公三純”的僵化體制給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極大困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們建立和發展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從表象上看，好像是1956年之前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回歸，其實不然，兩者之間有本質的不同。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其本質特征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絕不是私有制經濟的回歸。
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決定》提出的這個新論斷，準確揭示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核心內涵和戰略意圖。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9］（p.808）混合所有制經濟，既已被《決定》確定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也必定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重要實現形式。因此，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任何政策措施，必須有利于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相反。
有人建議修改憲法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主張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過程中淡化甚至否定公有制主體地位，還有人試圖借助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途徑搞“國退民進”、搞私有化。這些都是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戰略意圖的嚴重歪曲。
［ 參 引 文 獻 ］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頁。
《國務院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1980年10月17日）》，南寧法制網，http://www.nnfzw.com.cn/news_show.asp?id=14518，2015年5月15日。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3~984、987頁。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7頁。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6頁。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4、13頁。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頁。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頁。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9頁。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頁。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00頁。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84頁。
《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頁。
《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 www.gov.cn/zwgk/2010-05/13/content_1605218.htm，2015年5月2日。
《習近平談所有制改革：國企民企“合”得來才能“混”得好》，中國經濟網，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408/19/t20140819_3382163.shtml，2015年5月11日。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14-08/18/content_2736451.htm，2015年5月16日。
《習近平長春考察聚焦國有企業》，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7/c_1115963593.htm，2015年7月20日；《習近平在吉林調研時強調?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新華網，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8/c_1115967338.htm，2015年7月20日。
［責任編輯：葉張瑜］
［作者簡介］冷兆松，法學博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