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糧食調運是黨和國家在經濟戰線的重大部署之一，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調運”。糧食調運作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要事件，學界對此頗為關注，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立足于政策視角，從中央的決策部署和取得效果的角度，研究政策緣起和工作推進；探討糧食調運的計劃、組織、實施及與控制物價穩定市場的關系。也有學者解析了1950年上半年糧食大調運的政治意義，認為這是一次鞏固新生政權、心系人民利益、檢驗民心向背的政治行動。從區域研究來看，有一些涉及四川、江西等省份新中國成立后糧食調運的資料整理與初步研究?？偟膩碚f，對于糧食調運的研究亟待進一步拓展，尤其需要以地方視角和民眾視角對更多的具體個案進行歷史分析；對于糧食調運的歷史作用和意義，同樣需要超越糧食工作層面，從歷史角度和社會層面進行總結；對于糧食調運與基層政權、財政經濟體制的關系，糧食調運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等重要問題，均需要深入探討。
新中國成立后，湖南一直是全國穩定提供外調商品糧的省份之一，外調糧數量居全國第三位，大米調出量居全國第一位。因此，湖南糧食大調運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本文以湖南為個案進行研究，以期洞見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調運體系的建立、運作以及其政策效果和歷史意義。
一、湖南糧食調運的政策與體制
全國糧食調運緣起于黨和國家在經濟戰線保障民生、打擊投機資本與爭取市場主導權的斗爭，隨著新的經濟秩序建立而體制化，從傳統的商業運作轉化為政府行為，形成統一調度體制。作為新解放區和產糧大省，湖南在做好糧食征購的基礎上，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結合省情，逐步建立和健全了糧食調運工作的政策與體制。
?。ㄒ唬┙y一調度的政策及部署
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央就開始籌劃和實施恢復國民經濟、建立新的經濟秩序的工作。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春節前后，全國四次大的物價上漲使得物資調運、控制物價顯得尤為緊迫，特別是上海等大城市面臨著糧食供應短缺和物價波動問題，全國糧食調運成為緊迫的政治任務。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對東北、內蒙古、中南和四川的余糧進行統一調度。調撥任務最重的是中南地區，1950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原臨時人民政府聯合發布《關于調運公糧問題的決定》，號召各省委、省政府督率所屬人員把調運公糧工作作為經濟戰線上一個重大戰役。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進一步明確規定：“全國各地所收公糧，除地方附加糧外，全部歸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統一調度使用……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擬定全國范圍的公糧調撥計劃，以便達到合理使用的目的。”
為保證“統一調度”政策的落實，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在全國范圍內統籌計劃，各大區建立專門的運糧機構，各省也設立各級運糧指揮部，糧食、財政、交通、保險等部門均參與其中，糧食公司承擔糧食調運的具體實施。1950年3月1日，中國糧食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承擔控制物資、保障流通、掌握市場主導權的使命。自此，中央層級的糧食調運工作政策體系建立。
（二）湖南糧食調運體制
1949年8月，長沙和平解放，長沙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在接管舊田糧處的同時，建立了湖南省糧食局。同年11月，湖南省糧食專業公司成立，原稱華中糧食公司長沙分公司，次年4月15日改稱中國糧食公司湖南省公司，內部組織設置儲運科作為糧食調運的執行機構。
在糧食調運體系創制之初，湖南省運糧司令部是重要的領導協調機構。1950年1月，由中財委召集華東糧食公司貿易處、航業公司華中運輸公司等成立湖南運糧委員會。4月1日，湖南運糧委員會改組為湖南省運糧司令部，負責全省運糧指揮工作。11月，湖南省運糧司令部機構進一步改組，強化領導職能，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袁任遠擔任司令員，省財政經濟委員會、商業廳、財政廳的主要領導任副司令員，建立統一指揮系統。在調運糧食的各專區成立指揮部，由專員（或副專員）專署、專署財政科科長、工商科科長、糧食局局長、糧食或貿易公司經理及地方公安部門負責同志等擔任正副指揮，統一指揮全專區糧食調運工作。縣一級設運糧指揮部，由縣行政部門或縣財委領導，交、接、運三方派員參加，統一指揮全縣糧食調運工作。此外，湘西行署也成立了運糧委員會，領導湘西三個專區指揮部。上述組織的建立，為湖南省完成糧食調運的艱巨任務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公私兼顧的運輸體制
運輸系統是糧食調運工作的關鍵環節。在運輸形式方面，一方面要實現現代化的交通工具與落后的交通工具相結合，水陸聯運，以降低運輸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借助各種運輸力量，實現公私結合。根據湖南的交通特點，形成了多種性質的運輸力量分工合作、公私兼顧的運輸體制。
在湖南境內，粵漢鐵路及湘桂鐵路沿線的糧食都是利用火車運輸，一些火車站站長兼任運糧站的副指揮或副站長。但是，湖南境內火車里程有限，貫通全省的只有粵漢線，浙贛線和湘桂線在湖南的里程較短。汽車是很便利的運輸工具，不過，由于公路路況和車況不好，汽車無法承擔大規模的糧食調運任務。
湖南省內糧食調運以水運方式為主。“湖南的民船有七萬艘，將近七十萬噸，通行民船的河流有六十多道，共長九千公里，鐵路只有一條，輪船航行里程有限，汽車雖然好，成本運費高，只有民船能裝上貨，到處都能跑，所以湖南的物資交流，主要是依靠民船擔任?！痹陂_展水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公（國）營運輸力量領導，私營運輸行、民船聯運社共同參與的運輸體制，體現了“公私兼顧”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特性。
公（國）營運輸力量主要是湖南省航業公司以及各專區公營運輸公司。由于水運條件的限制，掌握輪船運輸工具的湖南省航業公司主要負責長沙、常德、益陽三個專區的運輸。
私營運輸是糧食調運的參與者。如常德專區承運公糧聯合辦事處的建立和運行，即公私運輸力量合作進行糧食調運的實踐。根據湖南省運糧司令部的建議，1950年10月24日，常德專區承運公糧聯合辦事處成立，參加的公（國）營單位是湖南省航業公司、益陽專區運輸公司，私營運輸行有：宏安輪船局、民眾輪船公司、興華輪船公司、大華汽船公司、中和輪船局、復華輪駁公司、常德市運輸業同業公會、常德市民船業公會等。常德專區承運公糧聯合辦事處“不單只是把運輸商人發動起來，建立聯營形式，而且要嚴密地組織起來，把運輸工具確實掌握組織起來，做到統一調配合理使用，成為堅強而有力的聯營組織”。
具有合作社性質的民船聯合運輸社逐漸成為糧食調運工作的重要力量。在糧食調運過程中，把個體的分散的民船初步組織起來，成立民船公會，隨后進一步發展成為合作社組織“民船聯合運輸社”，在糧食調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巴ㄟ^民船公會，就地直接組織船民，掌握船只，參加運輸，這是一個成功的強有力的運輸組織力量?！?/p>
總的來看，自上而下的政策體系很快在地方層面得到落實。湖南根據自身的特點，借鑒老解放區的經驗，構建了適合省情的行政體制和運輸體制，符合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要求，既做到統一集中調度，又吸納各方面的力量，公私兼顧，保證了糧食調運目標的完成。
二、民眾動員與糧食調運工作的展開
糧食調運工作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決策部署和周密安排，同樣需要基層政權與民眾自下而上的配合。新舊政權更替之際，糧食緊張，百姓頗多疑慮?！昂鲜∩蕉嗨疁\，交通不便，糧不易集中”，調運糧食更需要民眾支持。因此，只有爭取民心，才能化解社會阻力；只有動員民力，才能克服湖南的自然環境阻力。
（一）以工代賑的民眾動員
發動并組織群眾參加運糧是運糧工作的基礎。“因為糧食與群眾有著血肉相連的關系，并且在倉庫分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處處都需要廣大的人力起卸挑運，基本上我們的運糧工作，就是一個群眾工作，如不依靠群眾，就一定完成不了任務”。因此，如何組織和動員民眾顯得格外重要，中南軍政委員會曾指示：“可以在各界代表會或農代會對廣大人民說明情況，并對群眾的糧食，予以適當的解決，如領導群眾退租退押，以工代賑，政府救濟等。”
以工代賑是最有效的動員方式，可以緩解群眾對缺糧的恐慌心理，解決部分農民口糧和種子的困難。“如水災嚴重的湖南省常德區，在組織運糧中即解決了災民八萬八千余人的生活與生產問題”。澧縣在每次秋征后都要精心組織調運，“擔運公糧，除義務里程外，一律給以應得的運費，不使工作有礙，不把群眾吃虧”。郴州專區桂陽縣在組織群眾運糧時，由交糧責任區政府派1名財糧干部住宿在糧食倉庫內，負責交糧和結算運費等手續，及時發放運糧錢款。
據1950年秋征后湖南省糧食局的統計，“全省除永順專區外，共發動民夫2394778人，運力總數29919519.12斤谷；有些地區系高山峻嶺，如沅陵專區，人挑不易，百里百斤人挑運力提高到25斤，每人每日平均力資標準為14斤大米，每人每日平均生活費為2.5斤大米；全省依靠運力解決生活人數達到9773572人每日”。
實施以工代賑，結合政府救濟，解決群眾實際困難，提高了民眾的積極性；同時，基層人民政權在開展糧食調運時，結合中心工作，加強民眾的思想政治教育，讓民眾了解糧食調運的意義，從而有效動員民眾，保證了湖南糧食大調運的順利進行。
（二）湖南糧食大調運漸次展開
湖南糧食調運分省外調撥和省內調運兩種。其中，省內糧食集運是外運的基礎，也是難點所在，“要從全面的數萬的小倉，把糧食集中到五六百個水陸據點，再沿著湘、資、沅、澧、洞庭湖，和粵漢、湘桂、浙贛，以及各大小道路的交通線，然后把糧食運出來”。
向華東緊急調糧 1950年上半年緊急調運糧食至華東，是湖南糧食大調運的首戰。1月25日，中財委和中南軍政委員會指令湖南調糧任務為4億斤大米，分運華東、廣東、廣西及省內調劑，其中調運華東為1億斤。在省運糧司令部的指揮下，湖南擴充糧食調運隊伍，完善調撥手續，建立交、接、運三方的協調制度，保證糧食的有序交撥。此次糧食外運的特點是：第一，主要調糧點在長沙、益陽、常德、岳陽等環洞庭湖區，水運交通便利。譬如在運往漢口（調往上海等地主要在漢口轉運）的公糧中，稻谷的起運地在益陽、常德、安鄉、沅江、漢壽、汨羅、湘陰等地；齊米的起運地在岳陽、常德、臨湘等地。第二，運輸方式采取水陸并進的方式。華東運輸公司負責通過鐵路將糧食運往武昌等地，湖南省航業公司負責通過水路將糧食運往華東。到4月底，向華東緊急調糧的任務完成。
省內的糧食集運 省內的糧食集運又稱“二步集并”，即先由農民將公糧義務送到附近小糧庫，再由國家花運費請農民把小倉庫的糧食挑運到交通便利的大倉庫。20世紀50年代初，湖南境內幾乎沒有正規的農村糧食倉庫，只得利用祠堂、廟宇、公房及原地主和私商倉庫作為臨時倉庫。這些臨時倉庫儲糧條件差、容量小、點多、面廣。如常德縣石板灘區糧庫就有存糧點1568個。因此，秋征結束后，糧食集運的任務就非常繁重。據統計，1949年秋征后各地的存糧主要集中在交通不便之處，如長沙區的瀏陽、岳陽的山地，益陽區的寧鄉邵陽全區，郴州全區等，存谷數額達到6.3億多斤。而在需用供應方面，大都在交通沿線城市要糧。
關于湖南省內糧食集運的方式，沿河地區主要是靠民船由小倉運到大倉。例如，長沙是省內糧食主要集散地，每年秋夏之交，沿湘江從新河到西湖橋整個港區，糧船云集。1952年，糧食船運量為57萬噸，占總運量的55.2%。但是在湘西、湘南等山嶺丘埠地區水陸均不便，集運難度大。以桂陽縣為例，“陸路僅有45公里長的桂新公路和25公里的桂魯公路，水路僅有水淺灘多，河岸狹小的一道小河，雖流經我縣，但運糧很少，其他的系羊腸小道”，其糧食調運只能是“一月連著一月人挑運糧”。據統計，新中國成立后全省每年運糧勞力達100萬人，花費近1000萬個勞動日。特別是山區，每個勞動力每年要用20—30天為國家集運糧食。地方政府在交通狀況沒有根本改變的條件下，通過民力動員，把大量的“死角糧”和“難運糧”調運出來，確保了其他地區的糧食供應，這正是湖南糧食大調運的重大使命和價值所在。
三、湖南糧食大調運的政策效果
湖南糧食大調運克服了各種困難，順利完成了數額巨大的調運任務，有力貫徹落實了中央關于財經工作的政策部署。糧食調運工作的成效顯著，主要表現為：穩定物價、保證供給、支援解放戰爭與抗美援朝戰爭、救濟災荒和出口創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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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前后糧食大調運的初衷是穩定物價，打贏與不法投機商人的經濟戰。“糧棉之戰”的勝利及可持續的物價穩定就有湖南糧食的貢獻，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成果較多，本文不再贅述，需要補充的是，湖南糧食大調運對于穩定廣東的物價也有著重要作用。廣東是中南地區的缺糧省份，當時主持廣東黨政軍工作的葉劍英十分重視并采取多種措施解決糧食問題，親自向中央請求支援，組織人員往湖南、湖北、江西接運糧食。陳云亦指示相關部門，要求“南運糧食以濟廣州之急”。湘糧運粵，對保障廣州市的糧食供應、平抑市場糧價發揮了重要作用。糧價初定之后，各地糧食市場相繼建立了牌價制度，以維護糧食價格穩定。
?。ǘ┍ＷC供給
湖南的糧食調運，“不但保證本省供給穩定市場，并且有力支援廣東、廣西和漢口、河南、華北、西北等友鄰地區”。據1946年和1947年的資料顯示，“估計全省每年外銷稻谷七百七十六萬八千二百石，其中運出稻谷三百一十八萬零二百石，運出大米三百一十一萬石（六八折谷四百五十八萬八千石）”。以1石約等于106斤計算，相當于每年約0.823億斤的糧食外運出省。但此數額與新中國成立后湖南糧食外運量相比較，已是遠遠落后了。1950—1952年，湖南糧食外運量分別為2.7億斤、5.2432億斤、8.63億斤，遠超歷史紀錄，充分說明湖南糧食外運對國家的軍政民需及各項建設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支援解放戰爭與抗美援朝戰爭
湖南在軍糧供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新中國成立之初，解放戰爭尚未結束，1949年冬至1950年，湖南省支前司令部為過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第四野戰軍調運大米2.5億斤，由長沙、衡陽等地調往廣東、廣西。僅1950年上半年就支付軍糧運費3472.5萬斤糧食（不包括支付貨幣）?？姑涝瘧馉幤陂g，1950年冬至1952年上半年，湖南先后調撥大米1.2205億斤至中國人民志愿軍沈陽后勤基地，并派出10余名干部在武漢市設立運糧照料站，負責糧食過江北上，還從長沙、常德、益陽等地抽調100多名干部，成立了長沙軍糧交接站，監督檢查軍糧發運。中國糧食公司在工作總結中指出：“自從抗美援朝運動開展以來，我們由中南、華東兩區積極的調運到東北大量的細糧以供應前線和東北較大市場，在國防的供應上作用亦是很大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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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的糧食問題一向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湖南是水旱災害頻發區域，新中國成立后，湖南省各級人民政府通過積極組織生產救災，做好糧食供應，改變了災民忍饑挨餓流離失所的局面。由于1949—1952年間救災糧食供應總量沒有具體的統計，只能通過個案窺見一斑。例如，1950年春荒嚴重，全省約有20%的農民缺口糧、缺種子。省政府決定以工代賑，修堤調糧建倉，支出腳資大米2055萬公斤；發放救災糧大米2617萬公斤，賑災救濟大米1750萬公斤；在夏荒期間，發放抗旱貸米3196萬公斤。1952年，洞庭湖水災嚴重，國家實行以工代賑政策，僅在整治南洞庭湖工程中就調撥供應了5000余萬斤糧食。
通過糧食出口換取外匯。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出口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部分，1952年我國出口消費品合計27億元（新幣），其中來自農業的26.6億元（新幣），來自農業的消費品占出口總值的98.5%。大米是湖南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自1951年起出口到蘇聯，1952年開始向印度等國家和地區出口。1952年湖南對外出口大米超過1億斤，成為中國糧食出口大省。湖南省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是湖南出口創匯大戶，創匯額一直居全省外貿企業之冠。國家通過糧食出口以換取外匯，從國外購買國內經濟建設急需的工業設備和原料，為恢復和發展經濟提供了資金支持。
從糧食調運政策的初衷來看，湖南糧食大調運按照中央決策部署開展工作，達到了政策預期效果，特別是結合自身的地理環境與社會特點，克服困難，為新中國的政權鞏固、社會安定以及各項事業的展開發揮了重要作用。糧食調運及其帶來的物價穩定，“成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財政經濟狀況好轉的前奏”。
四、湖南糧食大調運的歷史意義
糧食調運是事關城鄉人民生活安排和社會安定的大問題，深刻影響了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政治建設和新的經濟秩序建立。全國統一的糧食調運是解決糧食問題的新探索，必然產生長時段的歷史社會效應。
（一）建設黨和國家與農民的新型關系
糧食調運不單純是糧食部門的運輸工作，更是黨和政府通過各種有效措施，把農村農民的財政糧與貿易糧（可統稱為“余糧”）調運到城市、工廠和各處需糧地方，以支持各項建設，本質上是黨和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問題。
在剛獲解放的新區，廣大農民還存有被國民黨政府田賦征實及各種苛捐雜稅剝削、壓迫的記憶以及普遍存在缺糧的恐慌心理。新中國成立前后，隱藏的敵特分子煽風點火，造謠蠱惑，大肆喧嚷糧荒，暴力抗糧事件時有發生，糧食調運工作面臨重重阻力。
隨著各級地方人民政權的建立、鞏固以及農民政治覺悟的提高，對新政權認同感增強，對糧食調運工作由抵觸轉變為支持。湖南各地群眾在運糧過程中，涌現出不少典型事例，如衡陽專區有的地方舉行了挑戰競賽；寧鄉利用黑板報進行批評和表揚，使群眾運糧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澧縣運糧的船戶認識到“現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參與運糧的群眾認識到“公糧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尤其是土改區的翻身農民們，送糧熱情空前增長，只要政府一個號召下來，他們都爭先恐后的日夜運糧，不怕風雨，不怕寒暑，都說這是運的翻身糧”。長沙縣的農民們說：“我們分了田，翻了身，是搭幫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今天政府要運糧，是我們應盡的義務?！边@些典型事例深刻反映了黨和政府的威信提高，與人民群眾形成了血肉關系、魚水關系。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國家公共事務，體現了新型民主政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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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調運工作的可持續在于其體制化和制度化，成為建立集中統一的新的經濟秩序的一部分。糧食調運有助于發展壯大國營糧食經營管理機構，鞏固其市場領導地位。1952年11月，全國糧食機構合并改組，自中央至省、專區、縣各級糧食機構，包括行政管理機構和企業管理機構合署辦公，其意義在于“統一領導、統一計劃、統一調度，加強集體主義精神，加強糧食的掌握與運用”。在糧食流通領域，全國的國營糧食商業銷售量占社會上公私銷售總量的比重，1950年占20%左右，1952年上升到51%左右。
糧食調運增強了國民經濟工作的計劃性。湖南糧食大調運是在自上而下的體系中進行，調運數額及交、接、運三方均有嚴密計劃性。中國糧食公司作為全國性的專業公司，在貿易部統一領導下，“按八大計劃辦事”，這是從上而下高度統一的商業體制。可以說，糧食調運成為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一部分，為1953年開始實施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提供了前提條件。
（三）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糧食調運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環節。獨立自主或靠進口解決糧食問題是新中國必須直面的重要問題。近代以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狀況下，受國外糧食傾銷影響，走向依賴進口糧的道路，成為糧食進口大國，糧食安全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在國民黨統治時代，一面是谷賤傷農，一面是依靠洋米入口來解決大城市的糧食問題”，“糧食進口升到進口品的第一位”。
新中國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權為擺脫依賴進口糧的局面，掌握糧食自主權，開始新的實踐探索，其中一個重要途徑便是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糧食大調運。糧食部部長章乃器指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只有一九五〇年進口了少數的外國米，那時因為一九四九年是荒年，新國家剛成立，我們心中無數，為保證糧食不出問題，所以進口了一些，后來事實證明不進口也是夠吃的。從一九五一年開始，我們不但不要進口，而且還有五十多萬噸糧食運到印度去，一九五二年以及今后，糧食出口可能會更多一些。我們扭轉了過去五十多年依靠外糧的可恥現象，這不能不說是糧食情況已經根本好轉吧……糧食好轉的基本原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就是全國統一的大調運，過去不去調或調不出來的，現在都調出來了——這就是我們糧食工作的成績?！?/p>
譬如，湖南境內偏遠地區的大量的“難運糧”和“死角糧”，經過黨和政府充分發動民眾，利用民船，實現水陸聯運，“調運工作做好了，死的糧食就會變成活的糧食，山溝里的糧食就會到城市來，到工廠里來，甚至到華北西北等地去，發揮了他應有的效果”。最突出的例子是湘西糧食調運?！跋嫖鬈平?、會同、麻陽各縣，每年存糧很多，可是運不出來，如果用汽車運、運費比谷價還要貴，大批糧谷時常霉爛變成泥塊，去年底，常德分社組織船只，從那里運出來七千噸，每噸運費比汽車節省六十萬元，打開了湘西糧運的出路。”湘西糧食能運輸出來，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正是通過合理和有效的糧食調運工作，調劑盈虧，解決了供需矛盾，使“死”的糧食有了“活”的用途。做好全國性的糧食調運工作，使得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來基本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成為可能。
全國統一的糧食大調運是新中國治國理政的一項歷史成就，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戰線上的重大決策能力和強大領導能力。黨和政府在實踐中建立并完善了糧食調運政策與體制機制，使之成為國家制度體系建設的一部分。糧食大調運成功的關鍵是在黨和政府強有力的領導下，建立健全了集中統一的管理體制，堅持群眾路線，有效地組織起來，上下一心，公私兼顧，發揮了各方面積極性，體現了“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新中國的糧食工作與各項社會建設事業相結合，深化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魚水關系，建設和鞏固了新型的民主政治。全國統一的糧食大調運是新中國探索“解決全國人民吃飯問題”的一項重要的歷史經驗，徹底改變了傳統的商業化糧食運銷模式，使得黨和政府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方面有了新的認識?！霸诖罅Πl展糧食生產的基礎上，通過合理的分配和流通，基本上解決了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傊?，糧食調運體制化以及此后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都是黨和政府解決糧食問題的實踐探索，其經驗彌足珍貴。
［作者簡介］尹紅群，歷史學博士，副教授，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