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位于福建省廈門東部七八海里處，是連接祖國大陸與臺灣的樞紐。1949年10月，毛澤東因攻打金門島失利，遂下決心總結渡海作戰經驗。1954年“九三”炮擊金門，促使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1958年炮擊金門則是“毛澤東純熟地運用政治斗爭、軍事斗爭、外交斗爭和輿論宣傳攻勢，并將它們交融于一體的一次重大行動”。［1］國內史學界關于炮擊金門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1]已有的研究大多利用美國檔案進行考察，本文在利用各方檔案的同時，以中方新公布的檔案文獻資料為主，以金門為切入點，考察新中國在臺海地區推進統一的歷程。
一、金門戰役推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形成以美蘇為首的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并存的冷戰格局。新中國成立后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國際體系中，對外政策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系深受兩極格局的影響。1952年4月，周恩來在一次中國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一直堅持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國在執行和平政策中的主要外交方針是“另起爐灶”、“一邊倒”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2］1950年2月，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與此同時，中國還發展了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國派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
朝鮮戰爭爆發后，出于綜合考慮，金門戰役推遲。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即決定由粟裕負責解放臺灣的籌劃準備工作。“解放臺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一直是毛澤東的一個夙愿，也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強烈愿望。”［1］（p.847）1949年10月，毛澤東就攻打金門島失利指出，“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必須以金門島事件引為深戒”。［3］1949年12月18日，毛澤東就渡海作戰指出：“渡海作戰，完全與過去我軍所有作戰的經驗不相同，即必須注意潮水與風向，必須集中能一次運載至少一個軍（四五萬人）的全部兵力，攜帶三天以上糧食，于敵前登陸，建立穩固灘頭陣地，隨即獨力攻進而不要依靠后援”。［4］由于當時中國空軍力量落后，新中國領導人多次向蘇聯尋求幫助。1950年4月13日，毛澤東曾為購買空軍裝備器材致電斯大林。［5］同年4月13日和5月13日，周恩來為軍事訂貨事致電布爾加寧。［6］
1950年11月11日，毛澤東在聶榮臻似宜暫時放棄攻打金門的報告上批示：“同意，但在福建的三個軍不能減少”。［5］（p.344）1951年5月10日，毛澤東審閱聶榮臻關于推遲金門戰役的報告并批示：“同意你的意見”。［3］（p.338）聶榮臻在報告中提出，在朝鮮戰爭未結束前，奪取金門之戰以推遲舉行為宜。估計攻占金門須經過劇烈戰斗，各項物資準備必須充分。而在朝鮮戰爭未結束前，兩方同時供應，力量恐來不及。因此所需船只以暫不集中和補造為好，以免形成很大浪費。5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毛澤東的批示致電華東軍區：“朝鮮戰爭未獲決定性的勝利前，暫不舉行攻奪金門的戰役。為此，現有的五百艘機帆船仍應分地進行訓練與保養外，所缺船只暫不建造。”［5］（p.483）
二、第一次臺海危機
抗美援朝期間，新中國不得不面臨“邊打邊建”的境況。1952年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明確規定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1953年7月，朝鮮戰爭結束。全國上下希望在和平環境下加快國家建設。1954年6月27日，周恩來在新德里記者招待會上的書面談話中，具體闡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本思想。［7］
美臺關系的發展阻撓了新中國的統一。為推行“保臺遏共”戰略，美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對臺政策，給予臺灣軍事、經濟上的援助并縱容國民黨軍隊騷擾大陸東部沿海地區。1953年8月，美臺舉行首次海空軍聯合演習。當然，美國對臺政策也有一個演變過程。美國曾有意拖延與臺灣當局談判締結《共同防御條約》。1953年3月19日，臺灣當局“駐美大使”顧維鈞受命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正式提出締結《共同防御條約》的建議。杜勒斯表示：美國有意在太平洋地區締結這樣的安全條約，但是問題在于必須考慮仔細。由于臺海現狀，美國不想締結可能令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爆發戰爭的協議，還要再考慮一段時間，再看一下形勢的發展是否需要采取這樣的措施。［8］臺灣當局則一方面積極準備“反攻大陸”，另一方面對東南沿海進行騷擾破壞。“僅據福建省的不完全統計，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國民黨空軍就投下1680余枚炸彈，掃射180多次，炸死炸傷1400余人，炸沉炸傷各種船艇91艘，還炸毀許多房屋。與此同時，國民黨空軍還頻繁地對大陸內地進行偵察騷擾活動。他們的大型夜航飛機，經常竄入大陸腹地上空，近至閩、浙、贛、皖、粵諸省，遠及冀、青、川、康和云貴高原。”［9］
1954～1955年，新中國進行了保衛領土主權的斗爭。1954年9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規模炮擊金門。[2]（據葉飛回憶：“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我接到中央軍委命令：為了打擊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制止國民黨軍對東南沿海的侵襲，在美蔣預謀簽訂《共同安全雙邊條約》期間，對金門國民黨軍實施懲罰性打擊”。參見《葉飛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644頁。）華東軍區9月13日的請示電說：“國民黨軍正在向金門增兵加強防務，但仍有可能對我采取登陸突襲報復。為報復國民黨軍海空轟炸，準備在九月二十日前后對大小金門組織第二次集中炮擊。”9月14日，毛澤東審閱中央軍委關于同意再次炮擊金門計劃給華東軍區的復電，批示：“照發。”［10］12月2日，美國與臺灣當局簽訂了《共同防御條約》的草案，1955年3月3日生效。1955年1月18～20日，經過一江山島戰役，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島。2月5日，在美國第七艦隊的掩護下，國民黨軍撤離大陳島。此事對蔣介石心理造成沉重的打擊。［11］1955年3月5日，毛澤東在給赫魯曉夫的復信中反映了他對第一次臺海危機的思考。信中分析了“目前在中國沿海島嶼地區的軍事情況”。毛澤東在信中提出“解放臺灣應該分兩個步驟：第一步是解放沿海島嶼，第二步（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是解放臺灣本島”，并且申明：“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因為美國武裝干涉中國解放臺灣，造成臺灣地區的危險局勢，所以才需要同美國進行談判，要求它放棄干涉和撤離臺灣和臺灣海峽”，“尤其是不要給聯合國以過問臺灣問題的任何機會”。［12］
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簽訂之后，暴露了美國長期霸占臺灣的企圖，中美兩國坐下來談判以緩解緊張局勢成為迫切需要。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13］4月26日，杜勒斯發表聲明，表示不排除同中國進行雙邊談判。5月26日，毛澤東在與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談話中指出：“如果美國愿意簽訂一個和平條約，多長的時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夠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國干不干。現在主要的問題就是美國，我想你們是不會反對的。”［14］8月1日，中美大使級談判開始，第一次臺海危機解除。但是美國依然向臺灣提供援助，相關研究表明，“在不承認中國的前提下，美國決策者主張對國民黨采取更為積極的政策。進入1957年后，美國加大在軍事上支持國民黨的力度。美國開始在臺灣修建可以起降B-52戰略轟炸機的大型機場。3月6日，美國同國民黨當局就在臺灣部署地對地‘斗牛士’中程導彈達成協議，5月6日雙方就此發表聯合聲明。‘斗牛士’導彈是美國較先進的武器，既可攜帶常規彈頭，又可以攜帶核彈頭”，“10月5日，美國駐臺協防司令部宣稱，該導彈部隊已經完成作戰部署”。對此，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予以譴責。［15］
三、1958年炮擊金門
1956年，“以毛澤東《論十大關系》和黨的八大為標志，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有了一個良好開端”，但是“八大路線未能在實踐中完全堅持下去”。［16］在中蘇貿易方面，“中蘇兩國的貿易額，從1950年的13.5億盧布，擴大到1958年的61.55億盧布，即增加為456％。中蘇貿易額比重約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一半”。［17］關于蘇聯援建項目，“蘇聯方面在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初期幫助建成或者基本建成的有140多個項目。”［17］（p.332）盡管中蘇有同盟關系，但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已有檔案資料和研究顯示，1958年炮擊金門，中方事先并未告訴蘇聯。
第一次臺海危機之后，福建省一批空軍機場、海軍基地和其他戰備工程的建設任務于1956年完成。鷹廈鐵路也于1957年4月全線通車。1958年3月5日，彭德懷向中央報告：“經軍委、空軍黨委和福州軍區黨委討論，均同意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關于考慮我空軍一九五八年進入福建問題的批示”。［12］（p.379）4月27日，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上將、政治委員葉飛上將又根據總參謀部的電示，上報炮擊封鎖金門的作戰方案，準備在適當時候對金門實施大規模炮擊封鎖。［9］（p.307）1958年6月1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會議，討論外交問題。毛澤東說：和美國接觸的問題，在日內瓦會議時我也說過，可以有所接觸。事實上美國也不一定愿意接觸。［1］（p.851）
1958年7月爆發的中東事件（中東事件指1958年7月，伊拉克卡賽姆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推翻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國，美英借此派兵進駐黎巴嫩與約旦，中東形勢緊張。），促成了炮擊金門決策的出臺。7月15日，美國政府派遣海軍陸戰隊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附近登陸。同月，蔣介石即飭“國防部”轉令三軍提高警覺，自7月17日12時起，進入緊急戰備駐防。［18］針對中東事件爆發后臺灣海峽出現的緊張局勢，中央軍委及時做出了加強東南沿海軍事斗爭的決定。7月18日晚，毛澤東召集軍委副主席和空軍、海軍等單位的領導人，布置東南沿海的軍事斗爭任務。毛澤東指出，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爭，不能僅限于道義上的支援，還要有實際行動的支援。他同時指出，金門、馬祖是中國領土，打金門、馬祖，懲罰國民黨軍，是中國的內政，敵人找不到借口，而對美帝國主義則有牽制作用。當晚，中央軍委召開會議，彭德懷在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部署了炮擊金門的作戰事宜。會議預定7月25日開始炮擊。［9］（p.309）根據中央軍委的決策和部署，人民解放軍立即展開了戰前準備。經中央軍委批準，福州軍區組成了以葉飛為首的前線指揮所；調任聶鳳智為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組成福州軍區空軍前線指揮所；海軍組成了以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彭德清為首的艦隊前方指揮所。到8月21日晚，做好了戰前的一切準備。［19］
1958年8月17～3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炮擊金門的最后決定。“炮擊金門是在北戴河指揮的。也可以說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揮。”［20］8月20日，毛澤東與眾人討論炮擊金門問題。毛澤東一面聽匯報，一面看地圖。葉飛匯報完后，毛澤東問：你用這么多的炮打，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國人？葉飛答：那無法避免。［21］8月22日，毛澤東召開會議討論領海問題和炮擊金門問題，他對葉飛說照你們的計劃打，并要葉飛留在北戴河指揮。毛澤東還提出請兩個法律專家到北戴河來。隨后周鯁生、倪征
、劉澤榮等到了北戴河。［21］（p.419）8月23日下午5點30分，炮擊正式開始，“大規模的炮擊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發射炮彈近三萬發，擊斃擊傷國民黨軍中將以下官兵六百余人”。［1］（p.858）國民黨軍隊自25日起被迫停止對金門的海上運輸，并從27日起改變運輸方式，由直接進港靠岸卸載改為駛至料羅灣外海錨泊，再由小汽艇向碼頭駁運。［15］（p.336）自8月23日開始炮擊，到10月5日暫停炮擊為一個階段。1958年9月15日，中斷了9個月的中美大使級會談重新恢復，會談地點由日內瓦改為華沙。談判桌成為中美斗爭與溝通的另一條戰線。
在正式炮擊開始之前，毛澤東曾推遲炮擊具體時間。1958年7月27日，毛澤東給彭德懷、黃克誠寫信，說：“睡不著覺，想了一下。打金門停止若干天似較適宜。”［12］（p.407）葉飛接到電報后，考慮到“空軍進入福建前線的轉場尚未完成，海軍入閩部隊尚在調動中，認為推遲炮擊時間較為有利。當即復電表示：根據前線情況，準備工作做得充分些再進行炮擊，較有把握”。［20］（p.652）影響毛澤東推遲炮擊金門有多重因素。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長波電臺’和‘共同核潛艇艦隊’的事件。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不能不分出精力，來處理中蘇關系中的這一重大事件”；“蘇聯在中國沿海建立‘長波電臺’和中蘇兩國建立‘共同核潛艇艦隊’的要求，是七月二十一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提出的，當即遭到毛澤東的拒絕。毛澤東把這個事件看作是蘇聯企圖控制中國的一個嚴重步驟。二十二日毛澤東約見尤金，歷數蘇聯對待中國的老子黨作風和大國作風”。［1］（p.854）隨后，赫魯曉夫來華向毛澤東解釋。從7月31日到8月3日，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舉行了4次會談。會談期間，毛澤東只字未提炮擊金門的計劃。不過，赫魯曉夫秘密訪華，引起美臺的種種猜測。臺灣當局認為，朱毛“在蘇俄促使之下，向我外島陣地猛烈進犯，已在臺灣海峽造成空前緊張之局面，為全世界人士所矚目”。［22］
在8月23日炮擊金門的同一天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一號樓召開會議，與周恩來以及法律專家周鯁生等討論領海問題。［21］（p.420）
1958年9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領海的聲明》宣布，中國領海寬度為12海里，“一切外國飛機和軍用船舶，未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許可，不得進入中國的領海和領海上空”，“臺灣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權采取一切適當的方法在適當的時候，收復這些地區，這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國干涉。”［23］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絞索政策”。他還指出，“國際形勢，我們歷來有個觀點，總是樂觀的。后來總結為一個‘東風壓倒西風’。”［14］（p.341）9月6日，針對杜勒斯9月4日發表的威脅要在臺灣海峽地區擴大對中國的侵略范圍、進行武裝挑釁的聲明，周恩來受權代表新中國發表了《關于臺灣海峽地區局勢的聲明》。9月18日，周恩來接見了蘇聯駐中國臨時代辦安東諾夫，表示目前的中心問題是美國應當把它的軍隊撤離臺灣和臺灣地區，也只有美軍撤離這個地區才能消除緊張局勢。我們將仍然集中火力對金、馬島嶼上的蔣軍進行懲罰性的攻擊。［24］9月22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建議，在目前形勢下對金門作戰方針，仍以打而不登，斷而不死，使敵晝夜驚慌，不得安寧為妥。［25］當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即照此辦理，使我們完全立于不敗之地，完全立于主動地位。”［26］
1958年10月2日，毛澤東在會見保加利亞等六個國家的代表團成員時指出，“金門打炮，這是真打，基本上還是文打……我們沒有跟任何外國人開戰。美國人要我們停火，我們沒有跟你打仗嘛，為什么停火？”［21］（p.453）10月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毛澤東起草的《告臺灣同胞書》指明：“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21］（p.458）10月13日，毛澤東起草的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給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中提出：“金門海域，美國人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21］（p.463）10月21日，毛澤東提出：“我們索性宣布，只是單日打炮，雙日不打炮。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這樣打。”［21］（p.473）10月22日，蔣介石與杜勒斯就防守金門談及是否使用核武器問題，杜勒斯指出，“使用傳統武器，不足以擊毀共產黨軍隊的炮兵陣地。但是使用核武器將會危及臺灣。如果臺灣遭受核打擊，該地區將不復存在。”［27］美國投鼠忌器，最終放棄在臺海危機中對大陸實行核打擊。10月25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名義又起草了《再告臺灣同胞書》，宣布對四種軍事目標實行隔日炮擊的做法。［1］（pp.883，884）自1961年12月起停止實彈射擊，只在單日打宣傳彈。此后，這種象征性的炮擊一直持續到1978年底才正式結束。
關于1958年炮擊金門的原因，各方有不同的解釋。總體上來看，炮擊金門的決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推進統一進程的內在延續。周恩來曾在談話中指出，“當時，我們就知道杜勒斯執行的是邊緣政策，他不讓我們越過臺灣海峽，他顧慮的是在金門、馬祖解放以后，我們將立即解放臺灣。但是我們沒有這個計劃。可是杜勒斯倒要蔣介石從沿海島嶼撤出，企圖把臺灣海峽同中國大陸隔絕開來，以便美國完全控制臺灣，成立所謂獨立的政治實體。我們炮轟金門的意圖是為了牽制蔣介石在這些島嶼上的部隊，以便借此宣傳他是準備‘反攻’大陸的。當時蘇聯派了外長葛羅米柯來華談判這個問題。我們把全部情況告訴了他，我們只打沿海島嶼，不越出中國的領海或領空以外，不向美國挑釁。那個時候，我們也清楚，美國國防部下令美國海、空軍不能進入中國的領海、領空進行挑釁。因此并不發生引起更大沖突的可能。”［28］臺灣當局認為，“發動外島戰爭，除軍事企圖外，顯更有重大政治陰謀。”［22］黃克誠將炮擊金門的目的總結為，“聲援中東人民，懲罰蔣介石，引起全世界人民群眾注意臺灣問題，就是為了這個打炮的。我們原來沒有想占領金門、馬祖。”［29］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在美國強權干涉下懸而未決。新中國成立初期推動統一的進程受冷戰格局的影響。朝鮮戰爭的爆發，令金門戰役被迫推遲直至取消。朝鮮半島局勢明朗后，臺海問題凸顯。這一方面是由于美臺動作頻頻，給新中國國家安全帶來了壓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心系祖國統一。1949年10月，攻打金門島失利，令毛澤東在嘆息“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的同時，強調吸取渡海作戰經驗，并就相關事項向蘇聯尋求幫助。雖然《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蘇聯給予了中國一些援助，但其限制中國國防尖端工業的發展也是眾人皆知的。為了維護中國的獨立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總結金門島事件失敗的經驗，通過炮擊金門，采取軍事與外交手段相結合的方式，為臺海現狀奠定了基礎。相伴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而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領海的聲明》，為此后中國維護海洋權益提供了法律依據，具有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
［ 參 引 文 獻 ］
［1］《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84頁。
［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67頁。
［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頁。
［5］《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頁。
［6］《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306頁。
［7］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頁。
［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2～1954，Volume XIV，p.158.
［9］《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頁。
［1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頁。
［11］“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臺北：1979年，第1頁。
［12］《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262頁。
［1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70頁。
［14］《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頁。
［15］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04頁。
［16］《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2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403頁。
［17］《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342頁。
［18］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編：《冷戰國際史研究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頁。
［19］《中國人民解放軍》上，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頁。
［20］《葉飛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656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頁。
［22］《金門馬祖外島防御問題（1955.01～1958.12）》，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1-10-08-01-015。
［2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領海的聲明》，《人民日報》1958年9月5日。
［2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172頁。
［25］《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頁。
［2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425頁。
［27］FRUS，1958～1960，Vol.XIX，pp.430～433.
［28］《周恩來總理同本·貝拉總統第二次會談記錄（1965年3月31日）》，外交部檔案館：203-00651-02。
［29］《黃克誠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678頁。
［作者簡介］孫翠萍，歷史學博士，助理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從研究現狀來看，研究1958年炮擊金門的成果比較多，如廖心文的《1958年毛澤東決策炮擊金門的歷史考察》（《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黃文娟的《沒有硝煙的“戰爭”——1958年臺海危機期間的美臺關系》（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編：《冷戰國際史研究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牛軍的《1958年炮擊金門決策的再探討》（《國際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沈志華的《炮擊金門：蘇聯的應對與中蘇的分歧》（《歷史教學問題》2010年第1期）等。對于1958年炮擊金門之前的研究相對較少。關于第一次臺海危機，詹亦嘉的《長期措施還是權宜之計——試析第一次臺海危機中美國對臺政策的調整》（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編：《冷戰國際史研究Ⅲ》）一文值得關注。此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等根據中方檔案對炮擊金門的過程進行了翔實的歷史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