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及其《決定》，成為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全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立足于當代中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國情實際，審議通過了《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總體思路和目標任務，描繪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宏偉藍圖，豐富和發展了以社會主義改革觀為核心內容的改革開放理論。
一、深化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科學內涵
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改革開放堅持什么樣的社會制度、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與實現什么樣的國家治理的內在統一，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制度基礎與國家治理能力的有機結合，本質上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統一。
首先，當代中國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在繼承和發展黨在改革開放前積累和創造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基礎、理論準備和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在改革開放后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而開辟、堅持并不斷推向前進的，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共十八大在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時指出：“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九十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4］（p.11）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道路是實現途徑，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因此，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地講，就是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健全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全會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內涵和根本意義在于，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進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好、發展好，并不斷推向前進。以上“六個圍繞”的改革，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與方向，進一步深刻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五位一體”總布局中的主要矛盾、重要問題和發展趨勢，是對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與運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改革規律的深入探索與遵循。
其次，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質在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體制機制保障。全會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全會創造性地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基礎上，由比較注重物質技術領域，深入發展到需要注重制度文明領域，形成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有機統一的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體系。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這一現代化的思想理論來源、歷史與現實基礎、基本內涵與精神實質。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認識成果，也是對人類社會創造的優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與借鑒。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承和發展了黨治國理政的實踐經驗與理論成果，也是黨適應黨情、國情和世情的不斷變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執政能力建設規律的深刻認識與把握。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根本立足點和出發點的，同時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身優勢與特點，通過科學、有效的體制機制的保障與支撐，不斷轉化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物質力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
在當代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貫穿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領域和黨的建設之中，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治理體制與機制建設的有機結合。為此，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矛盾關系、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及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擴大人民民主，鞏固和增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進一步實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
二、豐富并深化了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
改革開放以來至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黨關于市場作為經濟手段在資源配置中起什么作用問題的認識發展，經歷了如何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同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探索過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拓展，黨對于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作用的認識，逐步擺脫了“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的傳統觀念，從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和“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6］（p.201）黨不僅把市場調節進一步納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中，而且把計劃與市場之間關系的認識，從“主輔”發展到“內在統一”和“相結合”。鄧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中關于計劃與市場的屬性及其與社會制度之間關系的論述，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并奠定了中共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這一改革決策的思想理論基礎。鄧小平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2］（p.373）十四大在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同時，認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14］。在此基礎上，黨進一步探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科學定位，從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再到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史和政策史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無論是在制度和體制機制上，還是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呈現出強化的趨勢。正是在不斷深化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和實踐探索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并形成與之相適應的基本法律體系。然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以來受到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等問題的影響與制約，集中到一點就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為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十八屆三中全會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遵循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這一規律，《決定》圍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從而把黨關于市場作為經濟手段的作用的認識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全會提出的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并以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與前提的。全會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旨在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全會明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決定》堅持和發展中共十五大以來有關論述，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從根本意義上說是為了發展和創新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
然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就需要以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為基礎，統籌兼顧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正確認識和把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黨的理論創新成果，在思想認識上，既要把市場作為經濟手段的作用從“基礎性作用”轉變到“決定性作用”上來，又要防止將市場的這一作用從“資源配置”泛化到“市場決定制度”［15］等方面中去的錯誤傾向。
三、豐富和發展了黨關于改革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內涵
黨關于改革開放的科學認識成果，以及在其指導下的改革開放實踐及其歷史經驗，既蘊涵著社會主義改革觀，又蘊涵著社會主義改革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形成黨的改革開放理論，并融入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成果之中，為改革開放事業全面而深入發展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論基礎。
黨關于改革的性質、地位與作用的認識，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而不斷深入。改革與革命一樣，也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革是一種革命，具有革命意義。鄧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2］（p.113）這次全會堅持中共十七大的論述，強調“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否堅持改革開放，能否取得改革開放的成功，關系到當代中國的前途命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鄧小平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2］（p.370）在堅持和推進改革開放中，黨把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結合起來，形成并確立了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8］（p.1717），以及“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和“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等一系列認識成果，不斷賦予黨的改革開放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黨在不斷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深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全面而深入發展的。全會強調，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經驗，必須長期堅持。對此，全會繼承中共十七大關于改革開放的“十條經驗”［8］（p.1717），進一步概括了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歷史經驗。這就是，在改革的領導力量、發展道路與方向上，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在改革的思想基礎、基本依據和實現途徑上，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勇于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在改革的依靠力量和根本宗旨上，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改革的基本原則、策略與方法上，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基本特征是，既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并發揮其牽引作用，又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全會決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適應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同時又是有規律可循的。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有推進改革的信心和勇氣，又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作者為當代中國研究所理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 參 引 文 獻 ］
［1］ 《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8/c_125490697.htm。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頁。
［3］ 《改革開放激活力生動力中國經濟，世界奇跡》，《人民日報》2013年11月21日；《35年，中國經濟“一路向上”》，《人民日報》2013年11月21日。
［4］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頁。
［5］ 成思危：《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新京報》2013年11月15日。
［6］ 《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頁。
［7］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頁。
［8］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0頁。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10］ 《我國糧食十年豐產背后：2012年自給率跌破90%》，《華夏時報》2013年12月25日。
［11］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5日。
［12］ 張立群：《城鎮化進程取得巨大成就》，《光明日報》2012年10月15日。
［13］ 《國家統計局回應數據差異：城鎮化率為何是52.57%》，《光明日報》2013年4月16日。
［14］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59頁。
［15］王長江：《改革“政左經右”說法太片面》，《第一財經日報》2013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