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自身建設問題，在整風整黨中提高黨性修養，在“三反”運動中錘煉黨性。把黨的自身建設與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等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相結合，在實際工作中檢驗黨性純與不純，是黨教育黨員、清除腐化變質分子、整理組織的一大特點。為“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再次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在“第二次結合”中增強黨性，是黨的工作的又一特點。提高黨性修養關鍵是要站穩人民立場，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唯如此，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黨性修養；“第二次結合”；為人民服務
［作者簡介］王建華，歷史學博士，教授，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思想建黨的歷史經驗研究”（25&ZD00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2022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春季學期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強調：“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只有黨性堅強、摒棄私心雜念，才能保證政績觀不出偏差。”這一重要論述是基于中國共產黨百余年歷史發展的經驗總結。考察現有研究成果，除偶有以整風整黨為主題的研究成果外，鮮有聚焦新中國成立初期黨性修養的研究成果。有鑒于此，本文擬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整風整黨、“三反”運動等重大事件以及提升黨性修養入手，深入總結中國共產黨提高黨性修養的歷史經驗。
一、在整風整黨中提高黨性修養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大發展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魚龍混雜、思想作風不純等問題。其時，部分老黨員驕傲自滿，沾染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更有違法亂紀等極端現象發生，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對此，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明確提出：“在中央的總領導下，領導全黨全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嚴格地整頓全黨作風，首先是整頓干部作風。”此后，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重申：“全黨應在一九五〇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項工作任務密切地相結合而不是相分離的條件之下，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用閱讀若干指定文件，總結工作，分析情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等項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改善黨和人民的關系。”中央有關整風的指示與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體現了一個剛獲得全國執政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高度的組織自覺，這與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提出的“兩個務必”是一脈相承的，即唯有保持黨的先進性，才能跳出1945年黃炎培和毛澤東“窯洞對”所說的“歷史周期率”。
各地各部門迅速結合實際落實中央指示精神。1950年7月，中共中央華北局（以下簡稱華北局）發布《關于執行中共中央整風整干指示的決定》，其中所列學習文件除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還包括《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以及毛澤東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反對自由主義》等10個文件。其中第一個文件就是《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按照黨中央部署，各地各部門黨組織通過整風動員、學習文件、檢查總結工作、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等步驟和方法進行整風，目的就是要消除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義、脫離群眾等錯誤傾向，以增強黨性，轉變作風，密切黨群關系。這次整風運動歷時半年，于1950年冬結束，為全面整黨拉開了帷幕。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一次整黨運動。會議通過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提出：“整黨，應以三年時間實現之。其步驟，應是以一年時間（一九五一年）普遍進行關于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教育，使所有黨員明白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并訓練組織工作人員。同時，進行典型試驗。然后，根據經驗進行整黨”。對黨員進行“共產黨員標準”教育就是要提高黨員的各方面修養。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早在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就作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講演，強調共產黨員是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擔當者和推動者；不應該只是做一個起碼的夠格的黨員，而應該按照黨章的規定力求進步，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修養，要有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和處理各種問題的修養；要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略、戰術的修養；要有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的修養；要有堅持黨內團結、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遵守紀律的修養；要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的修養；要有善于聯系群眾的修養，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修養等。對中國共產黨而言，黨員提高自身修養，就是要根據實踐發展的需要，不斷充實自己的理論知識，提升自己的政治本領。可以說，這是一個不斷豐富與提高的過程，一個永遠在路上的過程。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講演發表12年后，1951年3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在會上指出，由于中國革命勝利，共產黨已經成為領導我們國家的政黨。因此，有很多人愿意加入我們黨做一個黨員。在這種情形下，投機分子、破壞分子也在想各種辦法鉆入到我們黨內來，企圖取得黨員的資格。同時，部分過去參加過革命斗爭的黨員，“認為中國革命勝利就是中國革命業已‘完成’”，拒絕黨所分配給他們的艱苦的任務。對這些黨員，如果不使他們重新下定繼續革命的決心，不重新給他們以革命的教育，他們是要喪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條件的。4月9日，會議通過了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具體包括：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一切共產黨員的斗爭和工作，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進行；一切黨員必須把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即黨的利益，擺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黨員的私人利益必須服從人民的即黨的公共利益；一切黨員，必須努力學習，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使自己的覺悟更加提高等內容。劉少奇在會上作了《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的總結報告，強調：“由于中國革命已經勝利，新的更偉大更艱苦的革命任務已經被提了出來，今后共產黨員必須比過去具有更高的條件，才能擔負這些任務”。為更高的共產黨員條件而斗爭，就是要在整黨運動中提高共產黨員的黨性修養。
根據中央要求，整黨工作要與“三反”運動結合起來。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三反”運動和整黨運動結合進行的指示》明確提出：“‘三反’運動是一個更加現實與深刻有力的整黨運動。”“整黨工作必須與‘三反’運動相結合，在‘三反’運動的基礎上，進行黨員八項標準的教育，進行登記、審查和處理。”各級黨組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在“三反”運動結束后繼續進行整黨工作，并不斷充實整黨工作的內容。7月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在《人民日報》發文，再次強調要在“三反”“五反”勝利的基礎上加強整黨建黨工作，主要是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和危害，提高黨員的標準，加強黨的戰斗力，以便率領全國人民為國家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而斗爭。
整黨運動期間，恰逢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造等黨和國家重大任務的實施，把整黨與每個時期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相結合，在實際工作中考驗每個黨員的表現、檢驗黨性純與不純，是這一運動的又一特點。自1951年初開始的整黨運動到1954年春基本結束，在總數為650余萬的黨員中，共有41萬人被開除出黨或被勸告退黨。純潔黨員隊伍的過程，既是一次有關共產黨員標準的大討論，也是以事實教育黨組織中每一個個體的過程，由此提高了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經過整黨運動，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得到加強，更加密切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提高了黨的威信。
二、在“三反”運動中錘煉黨性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發布。此前，毛澤東對上述決定草案作了三次修改，強調：“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開展全國范圍的“三反”運動，就是要抵制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侵蝕，批判黨內的錯誤思想，清除黨內腐化變質分子。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下達限期發動“三反”斗爭的指示——《中共中央關于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的指示》，要求縮短學文件的時間，召開干部會，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坦白檢舉。為了推動運動發展，2月3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的“中共中央關于轉發中南局組織部將整黨報告改為‘三反’報告的通知的批語稿”中提出：“必須毫不遲疑地開除一批喪失無產階級立場、貪污蛻化分子出黨，撤銷一批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進、消極疲塌、毫不稱職的分子的領導職務”。那些“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人無疑是黨性出了問題，由此才出現了一系列的腐化變質現象。通過“三反”運動，清除腐化變質分子，教育一般黨員干部，無疑可以達到錘煉黨性的目的。
為在“三反”運動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黨的干部隊伍建設，1952年4月9日，《人民日報》“黨的生活”欄目發文指出，各級黨組織應向廣大干部特別是從事國家經濟工作的干部說明：按照黨和國家的需要從事經濟工作并且把自己所擔負的經濟工作做好，是考驗每一個干部對新民主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前途是否具有透徹認識和無限忠誠的重要標志；對黨員而言，更是考驗黨性是否健全的重要標志。黨應當在“三反”運動中和“三反”運動后，加強對全體經濟工作人員的教育。凡經“三反”運動“考驗證明確實一貫廉潔奉公、忠誠地保護著國家財產、并在工作上有出色貢獻的優秀國家經濟工作人員”，應在運動總結中給予表揚，“借以樹立國家經濟工作者的模范標準”。可以看出，“三反”運動不僅是清除腐敗、轉變作風的過程，也是錘煉黨性、發現優秀典型的過程。
到1952年6月，“三反”運動進入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階段。思想建設主要是通過學習總結，使全體工作人員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組織建設則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建立必要的學習、工作制度。經過“三反”運動，不僅改變了領導干部的工作作風，也消解了干群及同事之間的誤解。例如，有國營公司青年干部王文給《人民日報》寫信，以自己在“三反”運動中的親身經歷，敘述自己經過了這次運動的考驗，通過調查研究，查證事實，解除了大家對他的懷疑，自己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階級覺悟。經過“三反”運動的考驗，領導和同事對他更加信任了；并表示有勇氣和熱情，積極負責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迎接國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任務。窺一斑而知全豹，“三反”運動極大地改善了上下級之間、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提高了廣大干部群眾的政治覺悟和工作熱情，同時也鍛煉了黨員干部，切實加強了黨的組織建設。
為鞏固“三反”運動成果，各地各部門還出臺了相關規章制度。以華北局為例，其制定了充實黨內民主生活、健全黨內民主制度、密切領導機關和全體黨員及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等五項制度，要求所有黨員干部都必須過嚴格的組織生活，接受黨所分配的任務，建立健全黨日制度，經常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根據《人民日報》報道，華北局機關“三反”運動后，各項工作呈現出新的氣象，每個黨員都過著嚴格的組織生活。如黨委會統一規定：每星期有一個黨日，每月有四個黨日。支部委員會針對黨員在每一時期的主要思想問題，進行適當的批評、教育。為發揚民主，密切上下聯系，吸收“三反”運動中民主改革的經驗，華北局常委會規定定期召開討論工作、改進領導的干部會議，聽取大家對領導方面的意見和建議。華北局的“三反”運動成績具有普遍意義。到1952年10月，以專區及以上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為主要對象的全國范圍“三反”運動基本結束。通過清理黨內腐化變質分子，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更加緊密，極大地提高了黨的戰斗力。同時，這也是一次全黨上下的思想改造運動，黨員干部進一步增強了黨性修養。
“三反”運動“基本上解決了中央、大行政區、省市和專區四級有的工作人員中存在的貪污和浪費兩個問題，也基本上解決了有的領導者和被領導的機關人員相脫離的官僚主義的問題，但對于不了解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離開自己工作機關稍為遠一點的下情，不了解縣區鄉三級干部中存在著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等官僚主義問題基本上還沒有解決。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發出，“新三反”運動由此展開。該指示指出，鑒于山東省政府積壓了7萬多件人民來信沒有處理，“新三反”運動就從處理人民來信入手，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分子展開堅決的斗爭。
各地各部門迅速落實中央指示精神。1953年1月16日，華北局召開“處理群眾來信，接見人民來訪工作座談會”，第三書記劉瀾濤指出：“今后對所有群眾來信、來訪工作，黨委要負責組織、檢查，重大事件作典型處理。”他強調：“加強處理群眾來信和接見人民來訪工作的重要環節在下層機關，特別是縣級機關。”再如，1月28日至2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員會召開上海市第一次黨代表會議。在充分發揚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礎上，會議對一些干部工作作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等缺點與錯誤做了初步的揭發與批判，并“對某些黨的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思想斗爭不開展、政治原則性薄弱，對危害黨與群眾利益的現象采取自由主義和調和姑息的錯誤態度”做了嚴肅批評。
“新三反”運動結合各項具體工作持續深入推進。1953年3月13日，《人民日報》發文指出：“因為官僚主義現象是表現在各項具體工作上的，離開了對各項工作的具體檢查，就無從發現和糾正官僚主義；如果離開了當前的重要工作，放松了當前的重要工作，去孤立地進行什么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不只是發現不了因而也打擊不到官僚主義的要害，而且還會因為放棄了或放松了當前的重大工作，給國家人民帶來更多的損失。”其時，恰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公布施行。結合地方選舉，通過候選人提名等環節，表揚好人好事，批判壞人壞事，教育和幫助基層干部改進領導作風，成為各地“新三反”運動的又一特點。
以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為主要內容的“新三反”運動是“三反”運動的延續，既要解決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問題，又要解決與人民群眾聯系最為緊密的基層干部中存在的“壞人壞事”問題。1953年2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貫徹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給華東局的批復》中深刻總結了“三反”運動的經驗教訓：“反對官僚主義是一個長期的、經常的斗爭，不能像‘三反’一樣，采取短期的突擊。”反對官僚主義的長期性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屬性決定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時刻要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不斷錘煉黨性，改進工作作風，改善干群關系，做好人民的公仆。
三、在“第二次結合”中增強黨性
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毛澤東的《實踐論》一文，這是《毛澤東選集》出版前，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滿足干部群眾學習需要的一種方式。作為對這篇著作的導讀，1951年1月15日，《學習》雜志發表了社論《〈實踐論〉——學習和工作的指南》。文章強調，我們所改造的世界既包含著客觀世界，也包含著自己的主觀世界——自己的認識能力。這兩個方面的改造是分不開的，只有認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然后才有可能積極參加改造客觀世界的任務，客觀世界是永久不斷地發展變化的，要正確地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就必須要永不停息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文章還強調要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中，提升自己的政治理論素養，增強自己的黨性。1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一文，強調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基本特點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共產黨員要在不斷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改造自己。
《實踐論》重新發表之后，1952年4月1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毛澤東的《矛盾論》。為此，19日，艾思奇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學習〈矛盾論〉，學習具體分析事物的科學方法》一文。文章強調，這兩篇著作都是結合著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深刻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辯證法唯物論。這個思想告訴我們：一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都是具體實際的研究成果，都是工人階級的具體的革命實踐經驗的總結，當我們應用這些普遍真理來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時候，“我們又必須再一次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必須特別注意研究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的特殊問題，研究許多在普遍真理中尚未涉及過的或未完全涉及過的新的事物，這樣才不至于像教條主義者那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變成枯槁的僵死的東西，才能夠正確地指導中國革命運動。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經常為我們指出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原理”。
對于新中國的各項建設，無論是“三反”“五反”運動，還是社會主義改造，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尚未涉及過的或未完全涉及過的新的事物”，這就有了“再一次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的問題。1953年11月4日，毛澤東在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結束前夕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相關人員的談話中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須切合實際，不合實際就錯了。切合實際就是要看需要與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和干部條件。”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潛在力很大。如果不去發掘，那就是穩步而不前進。“腳本來是走路的，老是站著不動那就錯了”；而超過實際可能辦到的程度勉強去辦，冒進也是錯誤的。既反“左”又反右，從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是毛澤東談話的核心內容。在此意義上說，即便沒有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講話，中國共產黨人也在思考著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新中國建設的各項工作相結合的問題。而能夠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存在，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黨性的體現。
正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面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對中國的影響，1956年4月4日，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鄧小平等開會，最后一次討論修改《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會上，毛澤東說：“發表這篇文章，我們對蘇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確的但也是初步的態度。議論以后還會有，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從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該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其實，我們過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獨創。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作為“第二次結合”的代表性成果，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著學到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里已經不要了，結果栽了個斤斗，像孫悟空一樣，翻過來了。比如，過去有人因為蘇聯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就說我們犯了原則錯誤。他們沒有料到，蘇聯不久也改設文化部，和我們一樣。有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準。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后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毫無主見地順風倒，顯然是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這種人沒有堅定的立場，又何來堅定的黨性。因而，深入推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是增強黨性的重要方法論。在此意義上，1956年5月31日，《人民日報》發文指出：“理論和實際的統一，對于我們來說，這是需要終身奮斗的事業。”
四、提高黨性修養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1950年5月20日，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習仲勛在西安干部大會上指出：“搞財經工作的同志，常表現有‘只管數字，不問政策’的錯誤觀點，但他們的數字，還是這樣的不可靠，這就不能怪知識不夠，而是對人民事業的負責精神不夠，也就是黨性不強。不深入下層，不接觸實際，光向下面要報告，靠報告了解情況，又靠發指示決定去布置工作，這樣就弄壞了我們的事業，使領導工作變成紙上空談。”這一重要講話揭示了黨員干部因缺少黨性，給黨的各項工作帶來的嚴重危害。重視人民群眾的利益是黨的領導人的共同品質。1951年9月12日，毛澤東審閱石景山發電廠黨總支書記王自勉、石景山鋼鐵廠黨委的來信，信中反映工廠工資制度不合理影響到職工生產積極性，建議進行調整。毛澤東將這兩封信批轉時任重工業部部長李富春處理，并分別復信。同時，對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部門延遲了幾天送閱這兩封來信提出批評：“共產黨員不為工人階級辦事，還算什么共產黨員？”只有提高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為提高黨性修養，早在延安時期黨就開展了理論學習競賽與整風運動。1951年6月25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開的“七一”紀念活動報告員大會上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30年來的歷史經驗，把其概括為“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密切地聯系群眾”“為黨的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三個方面。他強調：“只有提高黨員的政治理論水平，才能使他們更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為提升黨員干部為人民服務的本領，早在1950年初，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就發出《關于1950年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學習內容包括業務學習、時事政策和以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水平為目的的理論學習；同時規定，凡文化程度尚不夠初中畢業水平的在職干部均應以學習文化為主。在系統總結各地干部學習經驗的基礎上，同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干部學習問題的指示》下發，對干部學習的形式與內容作了較為具體的規定，更加注重學習的自主性，強調學習指導員和宣傳員的“個別指導”與對“疑難問題”的解答。
此時，重視業務、輕視政治學習是很多企事業單位黨的工作者普遍存在的問題。對此，1952年1月14日，《人民日報》的“文化生活簡評”欄目刊發文章指出：“有些文化工作者把政治和業務截然分開，而且把兩者的關系完全弄顛倒，成為業務第一、政治第二了。他們錯誤地認為：進行政治學習就會妨礙提高業務，妨礙為人民服務。特別是有些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居然還認為只要設備好一點，就可以好好為人民服務，不必參加政治學習。這種把業務提到不適當的位置，以至把它和政治對立起來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文章還引用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的重要論述，提出：“必須以完全正確的態度，來參加政治學習運動，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
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就要勇于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優良傳統。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回首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歷程，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經常在黨內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用嚴肅負責的態度對待自身的缺點和錯誤，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特有的作風。這種作風保證了工人階級的政黨能夠及時地發現和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保證黨的事業不斷地前進。為配合全黨開展的整風整黨運動，《人民日報》發表多篇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主題的文章，介紹各地在推進這一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反省自己的缺點，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水平，已經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推動黨的建設的重要手段。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的重大課題，在整風整黨中提高黨性修養，在“三反”運動中錘煉黨性，同時，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中增強黨性，鞏固黨的領導。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問題，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作出一系列指示批示，為黨員干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十五五”開局之年，全黨深入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既是新征程上錘煉黨性的需要，也是真抓實干的行動號召。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提高黨性修養，就是要求領導干部胸懷“國之大者”，站穩人民立場，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做好人民群眾的勤務員，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積極貢獻。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