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朱玖琳，副研究館員，上海宋慶齡研究會。
2025年8月，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一重要歷史節點，上海宋慶齡研究會攜手中國福利會（以下簡稱中福會）和上海市檔案館，以三卷匯編的形式，共同推出總計150.1萬字的《永遠和黨在一起——中國福利會英文歷史檔案選編》（中國中福會出版社2025年版）系列叢書《延安卷》《上海卷》《國際卷》（以下簡稱叢書）。這套叢書真實記錄了1938—1952年間宋慶齡領導中福會與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的歷史脈絡，生動展現了她始終秉持“永遠和黨在一起”的堅定信念、通過國際統一戰線爭取海外援助的實踐歷程。
一、系統公布中福會英文歷史檔案
叢書的出版，是基于對上海市檔案館館藏203卷中福會英文歷史檔案（全宗號U143，以下簡稱“203檔案”）系統整理而成的重要文獻成果。“203檔案”全宗共計17247頁，形成于1938—1964年，其核心部分集中于1942—1952年，完整覆蓋了中福會三個歷史階段。檔案主體為英文，內容構成以書信、會議記錄、工作報告、物資清單等一手文件為主，是中福會在上述時期開展國際聯絡與國內救濟工作的核心記錄。
叢書之所以推出《延安卷》《上海卷》《國際卷》，系聚焦中福會重點援助對象是陜甘寧邊區首府延安、解放戰爭時期其總部在上海、與國際援華組織及個人密切合作的特點。“203檔案”本身數量分布的狀態也體現了這一特點。
叢書對“203檔案”的系統性整理與出版具有明確的學術指向性。“203檔案”形成背景與中國革命的具體進程緊密相連。從1938年在香港成立以爭取國際援助支持抗日根據地，到抗戰勝利后遷至上海并在復雜內戰中繼續支援解放區，再到新中國成立后致力于婦女兒童福利事業和國際宣傳工作，“203檔案”提供了連續性的原始記錄。基于此，叢書的獨特性在于：一是系統保存了其與數百個國際援華組織交往的原始記錄，呈現了國際統一戰線的鮮活細節；二是記錄了在國統區環境下，宋慶齡領導中福會對中國共產黨正義事業進行隱蔽而堅定支援的運作實態；三是完整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宋慶齡領導中福會向“實驗性、示范性、加強科學研究”工作轉型、擴展國際宣傳工作的過程。
二、生動詮釋宋慶齡“永遠和黨在一起”的政治承諾
此次由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牽頭，聯合“203檔案”的生成單位中福會和保管單位上海市檔案館，歷時7年完成的編譯出版工作，其目的不僅在于公布史料，更在于通過對這批長期未獲系統利用的英文檔案的整理，為實證性研究宋慶齡“永遠和黨在一起”的政治承諾及其多層次實踐提供扎實的文獻基礎。
宋慶齡創建中福會的目的是支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因以華北地區居多，時被簡稱為“華北項目”），延安是援助的重中之重，同時也是物資分配的樞紐。中福會對根據地的援助物資基本集中運到延安，再從延安分配到華北各地。
為根據地建立并維持一個有效的國際和平醫院醫療體系是宋慶齡領導中福會開展的核心工作。1938年7月，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巴黎會議決定在中國設立國際和平醫院。經宋慶齡爭取，晉察冀邊區五臺山模范醫院被命名為國際和平醫院，白求恩出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白求恩犧牲后，為紀念他，國際和平醫院改名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哈勵遜大夫去世后，為紀念他，河北邯鄲國際和平醫院改名為哈勵遜國際和平醫院。截至1947年12月，解放區國際和平醫院共有8個中心醫院：第一院在陜甘寧，第二院在晉察冀，第三院在晉冀魯豫，第四院在蘇北，第五院在山東，第六院在晉綏，第七院在冀熱遼，第八院在中原。各中心醫院下設分院、診所，形成覆蓋主要解放區的醫療網絡。
叢書顯示，國際和平醫院醫療網絡的運作主要依賴于需求對接、資源動員與國際協作三個環節。
首先，中福會通過其派駐延安的代表馬海德建立直接的需求反饋機制。在安排馬海德去陜北時，宋慶齡就特別囑咐他盡可能詳細地了解當地的醫療衛生情況。馬海德負責定期報告國際和平醫院和西北其他醫療救濟工作的情況，并就送往該地區的物資接收和分配情況提出建議。1942年9月12日，馬海德代表整個國際和平醫院體系發出求助報告，報告詳細陳述了在嚴密封鎖下，邊區國際和平醫院系統面臨藥品與醫療器械極度匱乏的困境，并列出急需物資的清單。1946年12月10日，他到上海報告了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工作的艱難情況。這些報告是中福會規劃和爭取援助的根本依據。
其次，宋慶齡領導中福會廣泛募集物資、資金與招募國際醫療人員以響應需求。1944年9月至1945年12月，延安總計接收18噸醫療物資（445種藥品器械）并送達各解放區。在這些醫療物資中，有20萬片當時屬于新藥的阿司匹林，還有當時中國大城市也不具備生產或仿制能力的牙科X光膠片、顯微鏡載玻片等器材。這些珍貴的醫療物資極大地緩解了前線的醫療壓力，挽救了無數戰士與群眾的生命。在1944年青霉素剛剛在英美醫療體系中使用時，奧地利醫生傅萊就利用從美國援華會募得的青霉素菌種及研制資料在邊區成功研制出了粗制青霉素。此外，中福會還為國際和平醫院招募外國醫療隊或醫務人員，除了眾所周知的印度援華醫療隊外，還有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以下簡稱聯總）、公誼服務會、新西蘭對外救濟團體聯合會等派出的醫療隊和醫務人員。
最后，國際醫務人員的直接參與是該醫療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印度尼西亞醫生畢道文1946年關于陜甘寧邊區醫務工作的報告、美國著名外科醫生艾樂思1946年考察延安的報告、聯總牙醫羅別愁1946年在延安工作的報告、公誼救護隊任桐年1946年考察延安的報告、公誼服務會第19醫療隊1947年撤離延安的報告，等等，均詳述了國際醫務人員在戰地救治、醫療培訓與公共衛生建設中的關鍵作用。他們不僅帶來了先進醫術，更通過手術示范、課程講授培養了大批本土醫務人員。白求恩、哈勵遜等國際主義戰士的事跡，更凸顯了人道主義援助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內涵。
叢書揭示了在中福會的支持下，一個依靠外部物資、技術與人員輸入，與華北根據地內部醫療需求相結合的國際和平醫院醫療網絡運作模式的誕生。此外，華北根據地的兒童保育工作和生產建設工作同樣也得到了中福會的重點關注和支援。
三、具體反映中福會的光榮歷史
在解放戰爭全面爆發、聯總解散、中福會無法再通過聯總運輸船只向解放區大量運送物資后，中福會依舊“盡可能地援助華北”。他們開發了“手提箱”這種“輸入少量寶貴物資的唯一方式”，還與公誼服務會達成協議，通過空運先把醫療物資運往開封和中牟，再尋機運往華北和華中解放區。在1947年12月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上海辦事處工作人員被迫撤離上海、中福會與解放區徹底失去聯系的“最艱難時刻”，中福會妥善保管300噸無法運送至解放區的“特殊醫藥物資”，同時努力開拓在上海的工作，使其得以合法生存，并以“上海項目”掩護“華北項目”。由中共地下黨員顧錦心負責的上海兒童工作項目是中福會開展業務的“許可證”，顧錦心領導的上海兒童工作組也成為中福會為迎接上海解放、新中國成立做準備的主力軍。1949年2月，上海兒童工作組組長顧錦心指出，要為迎接新的時代到來開展工作，教育孩子們“成為明天新中國的建設者”，“在將來則為人民中間的干部”。
中福會“上海項目”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保護國統區的進步文化人士。在國統區政治高壓環境下，中福會承擔了掩護與資助左翼及進步文化人士的特殊職能。1947年8月9日，文化工作者福利基金成立，主席郭沫若、副主席茅盾、干事洪深、助理干事葉以群等核心成員均為左翼文化界知名人士。中福會援助的對象涵蓋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新音樂社、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香港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等進步文藝團體。接受醫藥費等資助的個人包括蔡楚生、張天翼、聶紺弩、廖冰兄等眾多左翼文化人士。資助范圍甚至還包括已故左翼作家郁達夫、王魯彥的家屬，以及聞一多遇害后的喪葬費用。中福會為在文化戰線上配合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發揮了獨特作用。
隨著解放戰爭的局勢發展，宋慶齡領導中福會實現主動轉型，從支援解放區轉向投身新社會的治理和建設。上海解放前夕，中福會迅速調整工作部署以配合黨的城市接管工作。1949年4月25日，由上海地下黨領導，上海社會公益人士和救濟福利宗教團體共同成立上海市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以下簡稱臨救會），以安頓難民和難童。中福會率先將其全部設施交由臨救會統一調配使用，其所屬的兒童福利站也被改為臨時難民收容站，宋慶齡還將自家老宅作為難童收容站使用。
上海解放后，中福會轉型進一步深化。顧錦心領導上海兒童工作組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將協助疏散難民、遣返回鄉生產作為中心任務，其站點被納入政府設立的難民疏散工作體系。這標志著中福會的工作已完全融入新生人民政權的社會管理框架。
對于未來工作如何開展，宋慶齡多次寫信給周恩來以征求意見。1949年8月21日，應周恩來要求，宋慶齡派中福會工作處處長陳維博赴京闡述中福會計劃和目標，陳維博歸來后，在9月20日召開的中福會員工會議上作了專題報告。他總結說：“政府批準了我們的計劃，不僅認為我們的工作是必要的，而且認為中國福利會能夠肩負起責任，因為他們高度評價孫夫人在救濟和福利工作中的貢獻和我們項目的經驗。”宋慶齡隨后公開宣布，中福會將致力于“實驗性、示范性、加強科學研究”工作，同時開展國際宣傳工作。這一系列檔案表明，中福會在歷史轉折關頭，主動完成了從黨的革命事業支持者向新中國國家建設體系內專業性機構的身份轉變與功能銜接。
四、集中展現宋慶齡積極塑造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歷史貢獻
宋慶齡及其領導下的中福會長期扮演著向國際社會宣傳中國共產黨真實情況的重要角色。這一功能主要通過兩個途徑實現：一是向海外傳遞來自第三方的觀察報告，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際援華輿論。
《延安卷》“延安國際友人報告”板塊集中展現了國際友人對延安的正面評價。例如，聯總醫藥專員艾樂思在對延安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考察后，給聯總提交了一份長篇報告，認為延安精神是“對于工作、合作和改善的熾熱的激情；執行和實施任何可行建議的熱切意愿；我們很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能量、青春活力，以及一種非同尋常的高效精神”。艾樂思回到上海后還做了一個講座，中福會邀請了所有救濟機構的人來聽，“講座做得相當好”。
如同保盟時期以通訊、年報等會刊宣傳中國抗戰真實情況的國際宣傳方式，中國福利基金會向海外援華團體和友好人士發送《中國福利基金會報告書》，以專題報告的形式向海外報道其創辦或資助的項目情況。公誼服務會施旦麗與米福蘭關于洛杉磯托兒所的報告、陽早著《陜甘寧邊區農業規劃和擬建實驗農場》就是以《中國福利基金會報告書》的形式發送出去的。這些客觀記錄通過上述宣傳渠道發送至海外，有效對沖了當時國民黨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負面宣傳，向國際社會呈現了華北解放區建設的積極面貌。
“由于中福會建立了很好的國際關系，使得在國民黨橫暴的新聞控制之下，能夠向國際間傳達中國真實情況。”宋慶齡及其領導下的中福會聯系全球數百個援華組織為中國共產黨爭取援助的過程，也是向海外塑造中國共產黨正面形象的過程。應中福會招募來華工作的新西蘭對外救濟團體聯合會工作人員喬治·梅森夫婦1950年9月回國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80%的中國人民完全支持現在的共產黨政府”，“中國人民正在為和平而不是大戰而努力”。
在“華北項目”上，美國援華會曾是中福會重要的合作伙伴。該會主席卡特夫人在獲悉國民黨軍隊轟炸國際和平醫院及運送解放區救濟物資的救濟船只后，曾向美國政府和蔣介石提出抗議，這反映了國際進步輿論對中國共產黨正義事業的同情和支持。盡管后來美國援華會立場發生變化，但耿麗淑、愛潑斯坦等人隨即脫離該會，組建中國福利呼吁會，繼續在美國開展宣傳新中國、募集“友誼物資”的工作。《中國福利呼吁會報告》專門向美國介紹中福會的工作、新中國的新氣象，力求使中國福利呼吁會及其“友誼物資”項目成為“建立中美人民友誼的重要橋梁”。報告呼吁：“有些人認為中國和美國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漸疏遠，悲哀地走向敵對關系甚至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我們不會聽任這種前景發生。我們相信友誼與和平是值得擁有的——也是可能的。”
宋慶齡及其領導下的中福會通過持續的國際傳播等工作，在塑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的國際形象、爭取國際輿論支持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為相關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史料基礎
叢書的出版是對“203檔案”的系統公布，其首要價值在于為相關學術研究提供了此前未被系統利用的第一手資料。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叢書具有多方面的填補空白意義。對于宋慶齡研究而言，它超越了生平事跡敘述，通過大量工作文書，為研究宋慶齡的政治實踐、組織策略與國際交往提供了生動的操作性文本。對于中福會機構史研究而言，它比較完整地揭示了該組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內部運作機制、資源流轉模式與戰略調整過程。對于黨史、新中國史研究而言，它提供了來自“外部”視角的寶貴記錄，細致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如何通過黨外進步組織進行國際動員、對外宣傳和特殊領域工作的歷史細節，豐富了黨史和新中國史研究的維度。對于近代中外關系史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而言，它詳細勾勒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至冷戰初期一個復雜的國際援華網絡及其在中國政治進程影響下發生變化的圖譜，是考察跨國人道主義活動與政治交互影響的典型案例。
叢書具有重要的認知與啟示價值。它是宋慶齡“永遠和黨在一起”這一政治理念的具體實踐記錄，表明這種“在一起”體現為目標一致前提下的協同行動。叢書揭示的國際主義協作、在困境中的務實努力、依據形勢變化進行的主動轉型，以及通過民間渠道開展的國際傳播，不僅具有歷史研究價值，也為理解統一戰線工作的歷史形態、認識民間外交的潛在作用提供了歷史參照。其所承載的忠誠信念、國際友情與奮斗精神，作為歷史遺產的一部分仍具有重要意義。
叢書將宋慶齡的莊嚴政治承諾，實證性地還原為一系列可考可感可敬的歷史行動。它不僅為相關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也為理解“永遠和黨在一起”政治承諾的精神實質提供了來自歷史深處的、富有細節的生動詮釋。叢書是中國共產黨從艱難走向勝利、新中國從孕育到誕生的真實見證，是宋慶齡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集中展現，也是世界人民同中國人民并肩戰斗、同舟共濟的生動寫照。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