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必須有一支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強化干部的理論武裝，對于培養具有較高政治素養、理論水平、專業能力、實踐本領的新時代好干部意義重大。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立足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革，著眼黨內干部的文化和理論水平，從組織機構、內容方法、制度建設等多個方面開展了系統、深入、廣泛的理論武裝干部工作，不僅為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培養了大批干部和人才，也為新時代加強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推動理論武裝干部工作守正創新、不斷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和有益借鑒。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理論武裝；干部隊伍
［作者簡介］楊文，法學博士，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思想是行動的指南，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沒有思想指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說，理論強，才能方向明、人心齊、底氣足。” 作為黨和國家的中堅力量，干部隊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建設、改革的輝煌成就和開創新時代偉大事業的過程中發揮了示范和帶頭作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將馬克思主義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高度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注重提升黨員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理論素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明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政策，創辦了眾多黨校、干部學校、短期訓練班，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出版了《共產黨》《勞動周刊》等報刊，形成了《古田會議決議》《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等重要文獻，有組織、有計劃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干部頭腦、指導革命實踐，不僅積累了寶貴經驗，還培養造就了千百萬德才兼備的革命干部，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提供了人才支撐。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新紀元。從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中國不僅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開展了大規模建設，而且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面對新舊意識形態交鋒、黨的中心工作轉變等一系列特殊形勢和任務，中國共產黨在繼承革命戰爭年代開展理論武裝干部工作寶貴經驗的基礎上，著眼這一時期黨內廣大黨員干部的實際情況，繼續將理論武裝置于黨的建設十分重要的地位，開展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富有成效的工作。目前，學界關于中國共產黨開展理論武裝干部工作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圍繞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裝干部工作展開專門性、系統化的研究則較少，多散見于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史、思想政治教育史、干部教育歷史和理論等相關研究之中。 鑒于此，本文聚焦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裝干部工作，系統梳理并總結經驗，旨在為新時代進一步加強黨的理論武裝工作、推進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建設提供有益參考和借鑒。
一、歷史背景
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系統開展了理論武裝干部工作，不僅因為理論武裝是黨員干部上好“必修課”、打好“基本功”、練就“真本領”的重要途徑，更緣于這一時期干部構成復雜，很多干部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教育、培養和訓練，文化、思想、理論水平不能適應工作需要，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以及黨的自身建設對具有較高文化素養、思想覺悟、理論水平黨員干部的迫切需要，同黨員干部自身在文化、思想、理論等方面水平較低的現實之間存在矛盾，亟須以黨的理論武裝干部頭腦、解決實際問題、推動工作開展。
（一）存在干部數量不足等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干部數量嚴重不足。以西北地區為例，該地區人口約有2300多萬，需要很多干部，而“原根據地的黨員加上新解放區原有的地下黨員總共不過五萬人左右，約占全人口千分之二點二，加上部隊黨員，約占全人口百分之一；其中可抽出擔任各方面工作干部的，又只占一小部分；可作為各地工作中領導骨干的老干部，則數量更少”。 同時，這一時期干部隊伍來源廣泛、構成多樣，既有從解放區和軍隊抽調的干部、新解放區的原地下黨干部、新吸收的知識分子、在各項工作和運動中選拔吸收的工人農民積極分子，還有留用的在管理和技術方面有一定專長的舊人員等。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在陜西關中新解放區中共地委書記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指出：“新老干部之間，根據地來的黨員與當地地下黨員之間，各個根據地來的黨員之間，還存在有不團結現象，有的發展到了嚴重的程度。” 因此，如何正確處理上述問題，成為這一時期黨和政府面臨的一項嚴峻挑戰。
（二）干部整體文化水平偏低
由于革命戰爭年代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較差、缺乏受教育的機會，因此，新中國成立后，文盲、半文盲數量龐大，干部整體文化水平偏低。1949年下半年統計顯示，“在300多萬黨員中，文盲、半文盲占69%，小學程度占27.66%，中學程度占3.02%，大學以上的占0.32%”。 加之經歷了長時間革命戰爭，黨內大多數干部缺乏全面、系統的理論學習，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存在理解不到位、認識不深刻等現象。“我們很多干部，甚至是負重要責任的高級干部，斗爭經驗豐富，可是理論水平不高”。艾思奇在《學習蘇聯，學習馬列主義理論》 一文中也指出：“除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許多具有著成熟了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的革命領導者之外，在我們極多數的干部中間，馬列主義的理論知識水平還是很低。”“1951年浙江省委黨校對入校學習的區級干部（區級組織委員、干事及一部分政治教員） 進行了一次政治測驗，參加測驗的干部共335人”。“這次測驗的政治性、政策性的11個題目的答案中，有9道題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人答得不及格，有兩個題目的答復是非常錯誤的”。 同年7月1日，時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的陶鑄在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寫的文章中指出，在廣西，“大部分黨的組織的政治理論水準很低，他們中有不少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至于我黨三十年來怎樣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發展與壯大起來，以及取得今天如此偉大的勝利的歷史與寶貴經驗，有些同志更是茫然無所知了”。 因此，亟須加強黨員干部的理論武裝工作，切實提升廣大黨員干部的政治理論水平。
（三）存在經驗主義傾向
新中國成立后各項工作百廢待興、建設任務繁重，但由于整體文化水平較低、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不足，這一時期出現的“輕理論、重實踐”傾向嚴重阻礙了理論武裝干部工作的推進。在黨員干部自身理論基礎薄弱以及經驗主義滋生等多重因素交織影響下，部分黨員干部因身處勝利、和平的環境中而產生了驕傲自滿等情緒，還有部分黨員干部在工作中因循守舊，缺乏應對新形勢、新局面的能力。早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安子文在給毛澤東的工作報告中就專門寫道：“經驗主義目前在黨內普遍大量地存在，因為很大數目的干部有相當長期的工作經驗和工作熱情，但卻缺乏應有的理論修養。” 1951年3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以下簡稱《決定（草案）》）下發，認為：“理論學習的不發展，經驗主義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黨內一部分干部對于黨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少堅定性和遠見，缺少對于新鮮事物的敏感，產生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事務主義傾向，以至功臣思想、蛻化思想的根本原因”。 因此，必須大力加強對于全體黨員干部的思想和理論建設，通過理論武裝干部工作，使黨員干部能夠以科學理論審視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想，糾正經驗主義傾向，更好地團結帶領人民群眾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推動各項工作順利開展。
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干部數量不足、整體文化水平偏低以及存在經驗主義傾向等問題，中國共產黨需要大力開展理論武裝干部工作，以便有效提升黨員干部的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
二、工作實踐
為確保理論武裝干部工作順利開展，中國共產黨在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寶貴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具體實際，從組織機構、核心內容、原則方法、制度建設等方面探索理論武裝干部工作的實踐路徑，構建起較為完善的理論武裝干部工作體系，回答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誰來開展理論武裝”“以何開展理論武裝”“如何開展理論武裝”等一系列理論武裝干部工作的關鍵問題。
（一）組織機構
開展理論武裝干部工作，離不開組織機構的設立及其職能的發揮，組織機構的建設情況及完善程度深刻影響著理論武裝工作的開展和運行效果。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設立了類型多樣、職責明確的組織機構開展工作，包括各級各類黨校、專業干部學校、干部業余理論學校等。
以黨的理論武裝全體黨員干部，中共中央是核心領導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工作組織者。一方面，中共中央在這一時期召開的眾多會議上都將“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提升全黨理論水平”列為工作重點，先后出臺了如《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干部學習問題的指示》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論教育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 等文件，為開展好理論武裝干部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導、政策支持和組織保障。另一方面，中共中央領導地方黨組織開展黨員干部的理論武裝和教育工作，從中選取優秀典型、先進經驗進行示范推廣。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作為理論武裝的重要途徑在這一時期受到高度重視，中共中央在這一時期健全了各級黨委宣傳機構和組織機構，分別負責理論宣傳和干部輪訓工作，為培養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員和宣傳員、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是建成高級、中級、初級黨校這一完整的全國黨校教育網。 相較于新中國成立前，這一時期黨校的規模更加龐大、體系更為完備，更加系統化、正規化和制度化。不同級別的黨校在培訓對象、教學內容、理論教員及教材配置上均有所不同，呈現出分工明確、各有側重的特點，為加強黨員干部的理論武裝、提升個人綜合能力與黨性修養提供了主渠道、主陣地。
二是建立專業干部學校開展干部政治輪訓、專業教育和理論輔導等工作。1952年前，專業干部學校主要采用短期政治訓練班的形式培訓干部，自1953年起，專業干部學校的職能主要轉變為對在職干部開展業務知識訓練和政治理論訓練等輪訓工作，“絕大多數干部經過訓練以后，在思想覺悟和政策水平上都有顯著的提高，因而進一步發揮了他們工作上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對工作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三是建立干部業余理論學校以及馬列主義夜校、夜大學等，組織在職干部開展理論學習。至1953年1月，“各地舉辦的干部業余理論學校（或名業余政治學校、業余黨校），據不完全的統計，已有八百四十二所，在其中學習的在職干部共達四十三萬余人（內華北十八所，一萬八千余人；東北四八二所，二十三萬六千余人；西南二四二所，十三萬二千余人；西北六所，一千八百余人；中南十六所，七千五百人；華東七十八所，四萬二千余人）”。 1955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關于召開干部理論教育工作座談會的報告》中指出：“逐步創辦多種多樣的業余學習的組織形式如業余政治學校、業余政治夜校、函授學校等，以便于在職干部自己選擇。” 干部業余理論學校使在職干部能夠在較為集中的時間內比較系統、全面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基本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成為這一時期在職干部開展理論學習教育的重要形式。“經驗證明，縣一級以上干部學習理論或文化的最便利易行的方法，是參加業余的黨校和文化補習學校（早校或夜校）”。
各級各類黨校、專業干部學校以及干部業余理論學校在中共中央的全面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系統性地開展工作，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理論武裝干部的重要陣地。
（二）核心內容
“以何開展理論武裝”是理論武裝干部工作的重要內容，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規定了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必讀的12本著作，毛澤東指出：“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全黨理論學習的重點，組織全體黨員干部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關于在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發出，同年3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下發，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任何形式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義世界觀。” 同時，中國共產黨結合這一時期的中心工作，組織黨員干部加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學習教育，要求“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經濟建設。對于經濟建設，我們要真正學懂”。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理論武裝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加強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1950年5月，習仲勛在西安干部大會上指出：“我們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武器。我們已經選定了一些文件，經過學習文件，教育廣大新、老干部迅速提高思想覺悟，用民主的方法，教育改造自己。” 1951年3月下發的《決定（草案）》指出：“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必須極大地加強起來。這是提高干部、改進工作的根本方法。” 對于不同文化程度的黨員干部，在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具體內容方面也有所區別。例如，對于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黨員，要學習毛澤東生平的事跡；對于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黨員，要學習毛澤東的理論著作。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和號召下，全體黨員干部掀起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熱潮。“毛澤東選集的出版，《實踐論》和《矛盾論》的重新發表，對于全黨、對于全國革命工作和理論研究工作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和辯證唯物論的學習，是一個偉大的推動力。” 通過學習，廣大黨員干部不僅對于不斷發展著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有所加深，在學習過程中黨員干部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1949—1956年理論武裝干部的核心和重點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將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相關理論作為重要補充，制定并頒布了相關指導文件。1952年11月7日，《中共中央關于組織高級干部學習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指示》強調指出：“這一著作對于馬克思主義是一重要發展，對于我國即將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有巨大指導意義，全黨高級干部即應組織學習。” 1953年4月23日下發的《指示》規定：“全黨干部理論學習的高級組和中級組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年半時間內，都學習《聯共（布） 黨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部分著作。” 毛澤東指出：“我們要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我們面前的工作是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夠的，因此，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我們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 組織全體黨員干部學習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的目的是通過“以蘇為師”，將所學理論運用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之中，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三）原則方法
理論聯系實際是中國共產黨理論武裝干部一以貫之的重要原則。1937年10月，毛澤東在《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中就指出：“加強黨內的馬列主義的教育，理論與實際的一致。”中國共產黨立足新中國成立后世情、國情、黨情的復雜形勢和變化，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以及這一時期黨員干部的實際情況，采取了有針對性、循序漸進的理論武裝干部工作措施；要求廣大黨員干部樹立求真務實的優良學風，扎實推進理論武裝干部工作順利開展。
一是邀請中央領導和著名學者及組織理論教員開展授課，發揮他們在理論闡釋、宣傳、教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如邀請周恩來到馬列學院講授《我國各民主黨派的狀況》、朱德講授《學習馬克思主義問題》、胡喬木講授《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還邀請艾思奇講授社會發展史、王學文與郭大力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楊獻珍講授西方近代史、張如心講授中共黨史等課程。在《中央編譯局關于1956年專家工作情況及聘請專家的意見向專家局的簡要報告》中也提到邀請了國外專家前來指導工作。如邀請蘇聯專家圖爾琴斯教授講授《資本論》以及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的內容介紹報告，邀請蘇聯專家克魯奇科娃講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兩個策略》《帝國主義論》《土地問題綱領》 等內容。中央領導和著名學者等的授課“不僅提高了學員的馬克思主義水平、豐富了科學文化知識，而且從教員身上學習到嚴謹的治學態度、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科學的思維方法”。
二是將黨員干部編為不同的班級或學習小組，進行集中學習和研討，在研討中交流心得、解答疑問、鞏固學習成果、提升學習效果。在1953年4月23日下發的《指示》中提到了小組討論這一方式；同年10月27日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論教育的補充通知》 中再次提出要開展集體學習活動，包括聽報告、上課、組織討論、考試測驗、集體自修等多種形式。 各地在開展集體理論學習討論時積累了豐富經驗，如中共陜西省委舉辦理論學習班時分為預習、聽講、復習、漫談、課堂討論、解答問題、總結等多個步驟，經過課堂討論使同學交流學習心得。 東北師范大學開辦馬克思列寧主義業余大學的實踐經驗證明，課堂討論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法，它能使教師和行政干部的理論學習深入一步。 這一時期干部業余理論學校在理論教育過程中還引進了蘇聯的“習明納爾”教學法。 通過開展集中學習和研討，廣大黨員干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形成了更為深刻的認識，這一方法在加強理論教育、深化理論學習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是組織黨員干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進行理論自修。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員文化水平整體偏低，黨的高級干部相對而言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論素養，因而具備理論自修的條件。中共中央出臺了多個專門性文件用來指導高級干部開展理論自修。如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關于黨的高級干部自修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頒布，規定了黨的高級干部進行理論自修的具體內容及方法。 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黨的高級干部自修馬克思、列寧主義辦法的規定中若干問題的修正和補充的通知》下發，對自修的課程和時間問題、學習內容和方法問題、考試問題以及關于離職自修的組織領導問題等進行了修正和補充說明。
在上述原則指導下，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理論武裝干部工作順利推進，全黨思想理論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
（四）制度建設
為了推動理論武裝干部工作更加規范、有序、科學地開展，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探索和加強了制度建設。
一方面，確立了干部輪訓制度以提升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文化、理論水平。1954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小平提出要實行干部輪訓制度和建立全國黨校教育網。他指出：“為了在不久后開始把全部黨員，包括黨政群財經文教政法各方面的黨員干部，分別由高級、中級、初級三級黨校，在若干年內輪流訓練一次，必須著手把各級黨校作適當的調整，建立高、中、初三級黨校并制定輪訓計劃”。 12月17日，《中共中央關于輪訓全黨高中級干部和調整黨校的計劃》下發，詳細規定了黨的各級干部參加輪訓工作的具體計劃與安排。 1955年3月21日，鄧小平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強調：“黨要求每一個高級干部經常地認真學習，并將實行按期分批把黨的各級干部調到黨校學習的制度”，再次表明中共中央對于干部輪訓制度的重視。195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關于全國省市以上各專業部門在職干部輪訓工作的報告》進一步健全了干部輪訓制度。 通過干部輪訓制度的運行，黨員干部的思想水平、理論素養以及專業能力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另一方面，通過實行學年制、考試制規范黨員干部理論學習的工作流程，提升理論學習的規范性和實效性。1951年1月25日，鄧小平在《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務》中指出：“組織干部學習運動，并建立經常、系統的學習制度，以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改進干部工作作風，加強工作效率。” 同年3月下發的《決定（草案）》中指出：“黨內現在的理論教育狀況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其中之一即“沒有全國統一的關于理論教育的制度”。因此，《決定（草案）》明確規定了學習時間以及相關工作安排。由于黨員干部文化程度和理論水平不同，中共中央根據實際情況將理論學習分為三級。同時，《決定（草案）》還指出：“為了保證理論學習之有秩序的進行，必須實施學年制和考試制。”1953年4月23日下發的《指示》進一步提出：“為了保證學習的健全地進行，定期的考試證明是一個有效的方法。考試可采取測驗、答問、寫論文等形式”。
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各地方黨組織有序貫徹落實學年制和考試制。例如，1950年初，河北全省的在職干部學習已走向正規。“從省級機關到一部分縣鎮，已建立了經常的學習制度，一般都能堅持每日兩小時的學習；省級和滄縣專區有些部門，還實行了干部學習的考勤、點名、評獎和考核學習成績等制度”。 同年，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發布《關于解決干部學習思想障礙，建立干部學習考試制度的決定》，指出：“十二種文件的學習，在某些機關內已基本展開，絕大多數干部的學習情緒很高；但一部分干部，甚至較負責的干部，對理論學習仍不夠重視”，“沒有把領導本單位的干部學習視為自己的責任之一”，因此，該決定規定了兩項工作，號召各地認真執行：“一、領導上應經常打通干部的學習思想，特別是克服老干部的自滿等不正確思想。二、將干部學習考試定為制度，所有干部每月考一次，月底舉行”。 1951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西南局關于在職干部學習實施辦法的規定》指出：“對考試成績優良者準許超越升級，及格者循序升級，不及格者留級。”
上述制度和安排，既體現了理論學習的層次性、漸進性，也使得理論武裝干部工作更具規范性；既滿足了理論水平較高的黨員干部的學習需要，也使不同理論水平的黨員干部能夠由淺入深、由表及里，層層遞進地學習，從而有效提升了全黨理論水平，保障了這一時期理論武裝干部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歷史經驗
黨的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武裝就要跟進一步。經過系統化探索與體系化建構，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理論武裝干部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不僅鞏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具有較高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的黨員干部。在這一時期開展理論武裝干部工作中積累的經驗，為新時代不斷強化理論武裝，加強思想建黨、理論強黨，培養德才兼備的高素質干部隊伍提供了寶貴經驗。
（一）堅持目標導向，圍繞黨的中心任務開展理論武裝工作
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理論武裝干部的歷史和實踐，始終堅持目標導向，服務于黨的中心任務并隨中心任務的變化而動態調整理論武裝的具體內容。如圍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展開的理論學習，結合土地改革等工作開展的學習土地改革相關政策法令活動，以及學習蘇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等活動。為確保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得以貫徹落實，中共中央要求廣大黨員干部系統學習總路線理論：“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必須加強全黨的政治思想教育，督促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學習黨的總路線和黨的各項指示。” 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習仲勛強調，黨的宣傳工作要緊緊圍繞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展開，要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黨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認真地有系統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必須認真地有系統地鉆研黨的決議和政策，必須切實改善過去不重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不重視學習黨的決議政策的狀況”。 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和任務，這一時期理論武裝干部工作的內容不斷完善，廣大黨員干部的文化和理論水平都得到了提高，理論武裝干部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新時代開展理論武裝干部工作，要繼續堅持目標導向，圍繞并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認真學習領會中共中央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理念，特別是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開展學習，在理論學習過程中要“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圍繞新時代黨的中心任務設置理論武裝的具體內容，增強工作的實效性。“持續用黨的創新理論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
（二）強化問題意識，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員干部來源廣泛且文化和理論水平普遍較低，中國共產黨堅持“理論不夠的學理論，文化不夠的學文化” 的原則，對不同層次和文化程度的黨員干部進行了有區分、有側重、有針對性的理論武裝，“使文化水平較低的干部，逐步提高到相當于高小以至初中畢業的水平，以便有效地學習政治理論，鉆研業務，完成各項工作任務”。 立足黨員干部實際，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理論武裝干部工作積累的一條重要經驗。
新時代深化黨員干部的理論武裝，必須“大力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緊密結合新時代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和偉大變革”，深刻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產生和發展的實踐基礎；客觀、全面地認識新時代黨員干部的實際情況，警惕黨內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危險，開展多形式、分層次、全覆蓋的理論武裝工作；著力解決在理論武裝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學風不純不正，學習不走心、不深入、不系統等問題，大力弘揚馬克思主義學風，教育全體黨員干部“堅持知行合一、學以致用，堅持聯系實際、立足崗位，從事什么工作就重點學什么，做到知其言更知其義、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在深學細照篤行中提高理論素養、堅定理想信念、升華覺悟境界、增強能力本領”。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中心環節，調查研究在克服主觀主義、樹立馬克思主義學風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要堅持問題導向、樹立問題意識、善于發現問題，使廣大黨員干部通過調查研究，對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形成更加全面深刻的認識，最終使黨員干部開展調查研究的過程成為其深化理解黨的創新理論的過程，從而努力實現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強化教育培訓和實踐鍛煉，提高干部隊伍現代化建設本領”，不斷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
（三）著力宣傳引導，堅持不懈用黨的創新理論鑄魂育人
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裝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領域異常紛亂復雜，總體上呈現出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格局。 面對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工作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中共中央對中央宣傳部及地方各級宣傳部門進行了機構調整和完善，召開了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各中央局理論教育處長座談會等會議，印發了《中共中央關于健全各級黨委宣傳機構和加強黨的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關于加強黨的宣傳教育工作的決議（草案）》等文件指導宣傳教育工作。這一時期，以中共中央編譯局為代表的馬列經典著作編譯機構、以人民出版社為代表的出版發行機構，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地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等一批經典作家的著作，充分發揮圖書、報刊以及廣播等媒介對于黨的理論的宣傳教育作用，為這一時期開展理論武裝干部工作提供了重要途徑。
立足新時代，要繼續加強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以新征程上黨內理論教育面臨的現實環境和形勢任務為參考，繼續發揮圖書、報刊等出版物以及廣播電臺、電視等媒介載體在理論宣傳方面的重要作用，為廣大黨員干部以及人民群眾提供了解、學習黨的創新理論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同時，要充分認識到黨校、干部學院等不僅具有培訓黨員干部的作用，還兼具理論宣傳、研究、闡釋功能，“黨校、干部學院、社會科學院、高校、理論學習中心組等都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必修課，成為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宣傳的重要陣地”。 在開展理論武裝干部的過程中“必須抓好互聯網這個主渠道，大力推動黨的創新理論網絡傳播，讓主流思想輿論始終主導網絡空間”。 深刻認識和把握數字信息時代下互聯網的傳播方式、運行邏輯、潛在風險及應對策略，科學把握新媒體傳播的特點及規律，從而發揮新媒體對于黨的理論的宣傳教育作用，不僅使黨的創新理論在新時代更好地實現網絡傳播，也使生活在網絡時代的黨員干部能夠全方位、多渠道學習黨的理論，強化自身的理論武裝。
（四）領導干部帶頭擔當作為，發揮“關鍵少數”的引領力
“黨要管黨，首先是管好干部；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 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領導干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要帶頭擔當作為，發揮“關鍵少數”的引領力。《決定（草案）》指出：“提高黨的理論水平的主要責任是在黨的高級干部身上，發展全黨理論學習的主要責任也是在黨的高級干部身上”。“黨的高級干部應當是全黨勤奮地鉆研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模范”。 1951年10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西北局宣傳部關于高級干部理論學習情況的報告》中強調：“在高級干部中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對于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的改進具有決定的意義，也是在全黨展開理論學習的中心環節。” 1953年8月22日，《八一雜志》第36期發表題為《把高級干部的政治理論學習堅持下去》的專論，指出，應當把高級干部的學習，當作全軍干部學習的重點。為了提高黨的高級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1955年7月4日頒布了《規定》，表明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對領導干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理論學習教育的重視，將其作為黨內理論教育的重點對象。
歷史和實踐證明，領導干部重視和帶頭學習是推動全體干部學習的關鍵，領導干部學習起來是最有力的動員和號召。進入新時代，要以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干部，要將領導干部列為重點教育對象，既要求黨的高級干部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升自身的理論素養和水平；同時，“領導干部要上講臺、講黨課，以身作則、以講促學。堅持以黨內教育引導和帶動全社會的學習，讓黨的創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 自覺發揮領導干部的示范引領作用，團結動員黨員干部群眾積極學習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將理論武裝干部的效果從“關鍵少數”向全體黨員拓展，切實提升全黨的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
（五）健全制度體系，常態化長效化推進理論武裝干部工作
制度與人類社會密切相關，“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推動理論武裝工作的規范化、有序化、長效化發展，需要以制度進行保障。制度治黨與思想建黨協同發力，貫穿于從嚴治黨的實踐之中，制度建設成為黨的建設中一項重要的著力點。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理論武裝干部的工作中探索形成了干部輪訓制、學年制、考試制等多種制度，推動了這一時期理論武裝干部工作的組織化、規范化建設，成為理論武裝工作的一條重要經驗。
為推進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2023年9月19日，中共中央發布《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以黨的理論教育作為培訓重點，其中特別指出“建立健全干部在職自學制度”， 以制度的形式規范新時代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加強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建立健全以學鑄魂、以學增智、以學正風、以學促干長效機制。” 新時代以制度建設保障理論武裝干部工作有序開展，從理論武裝的頂層設計、組織領導、具體實踐等全過程進行思考，在制度建設前要進行深入調研，廣泛聽取意見，使制度建設契合實際，增強廣大黨員干部對制度的認同感；在制度執行過程中，“要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不留‘暗門’、不開‘天窗’”，并且要建立制度反饋機制，對于理論教育制度建設及執行過程中存在的不適應實際情況、不滿足現實需要的措施及安排，要設置專門程序和渠道予以反饋，及時進行調整，不斷健全制度體系，推動理論武裝工作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實現新的更大發展。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新中國成立后，黨著重提出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的重大課題，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加強黨的建設、鞏固黨的領導。黨加強干部理論學習和知識培訓，提高黨的領導水平，要求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增強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自覺性。”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裝工作逐漸發展，黨在這一時期從組織、內容、方法以及制度等多個方面構建起較為系統完善的工作體系，不僅培養了一大批政治過硬、思想堅定、德才兼備的黨員干部，為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在開展理論武裝干部工作中積累的寶貴經驗，為繼續強化理論武裝、不斷推進理論建設、培養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黨員干部隊伍提供了有益借鑒。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