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整頓內河航運秩序工作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不斷深入，中國共產黨對水上社會的民主改革也提上日程。195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內河木船工作的指示》頒布，11月5日，《中共中央關于清理廠礦交通等企業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這些企業中開展民主改革的指示》下發，明確民船民主改革的方針和原則，各地陸續展開對內河民船運輸業的民主改革工作。關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水上社會變革和水域社會治理，已不是一個全新的議題，學界從歷史人類學、歷史地理學、歷史社會學等角度進行了考察，以鄱陽湖、西江、閩江、太湖等水域為中心，論述了水上民主改革的運作過程及其成效。四川作為長江上游省份，內河運輸發達，但袍哥會、船幫、水上保甲等組織和勢力對民船運輸的控制嚴密、滲透力強，“江湖”色彩濃厚，因而相較其他省份，民船民主改革遭遇的阻力和難度更大。本文以四川為中心，將研究視野聚焦于組織再造層面，從政治組織、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三個維度，分析“組織的力量”如何推動水上社會秩序重塑，探尋人民政權與水上社會深層互動的多重意蘊。
“江湖之遠”：水上社會組織的原初樣態
四川河流眾多，四季不凍，以長江干支流為航道的內河運輸發達。據1935年6月的統計，在四川內河航運中，輪船通航里程為1112公里，而木船通航里程則為6493公里。木船雖是一種分散落后的運輸工具，但適于長江上游險峻的水勢，憑借數量多、分布面廣、適應性強、運價低廉等特點，長期居于內河運輸的重要地位。當時，參與民船運輸的主要有三類人群：一是船民，自己擁有船只，以運輸為業、以木船為家，作為勞動者自家經營或合資經營；二是船主，作為木船所有者，主要依靠剝削獲取收入；三是船工，依靠自己的技術或體力受雇于船主，包括掌舵者、撐船者、拉纖者等。其中，不雇工或少雇工的船工船民占絕大多數，依靠或主要依靠剝削為收入來源的船主約占總人數的2%。
水上社會具有封閉性、隱秘性、流動性的特點，長期疏于管理。新中國成立前，內河民船運輸實際上被傳統封建組織和勢力所把持。
船幫構成了覆蓋水上社會、控制民船運輸的嚴密網絡。出于克服險峻水道帶來的航行危險、加強行船勞動中的協作互助、抵御流竄水上的土匪惡霸的敲詐勒索、應付地方政府的干預與征派等目的，水上民眾自發聯合結成船幫。但是日久弊生，封建把頭逐漸控制船幫，利用特權把持貨源、航線和碼頭，對船工船民巧立名目，抽收靠岸費、業務介紹費、船頭費、紅利錢等，還對違背其“禁令”的船工船民施以各種酷刑摧殘，如“拴船”“下錨”“抽腳筋”“坐水牢”等。船幫把頭通過具有封建剝削性質的幫規陋習對船工船民進行壓榨盤剝，使水上民眾長期置身“終日辛勞，不得一飽”的悲慘境遇。
袍哥會等秘密結社組織在水上社會影響廣泛。在長江上游，袍哥會組織分布廣、勢力大，全川袍哥總人數最多時約300萬人。其組織在沿江各碼頭形成網絡，據點通省星羅棋布，如“1949年，成都的袍哥公口連同分社、支社約計1000多個”。其活動場所稱“碼頭”“船艙”，首領稱“龍頭大爺”“舵把子”，可見與水上社會的關系緊密。這些秘密組織曾在一定程度上為勞苦船工船民等提供情感寄托和生活互助，但是，“這類團體帶有嚴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壞性，它們又往往容易被反動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所操縱和利用”。據重慶長壽一份有關封建把頭剝削事實的材料，其中列舉的12個“大把頭”均為袍哥大爺，他們利用權勢強制要求船工船民參加蘭交、拜碼頭、辦王爺會，借機收取會費。袍哥會憑借封建家長制的組織形式把持操縱權力而漸趨劣化。
民國時期，南京國民政府曾欲借保甲制度將管理深入到水上社會。例如，1935年，“航務處劃全川分為7區，岷江上游及各支流隸屬第一區，該區規定全區自是年10月15日起進行木船登記”；1936年，“華陽縣政府派員會同府河沿江團保曉諭船戶，船筏編號釘牌，規定船筏停放時間”；1942年，“省府頒布的《四川省船舶登記辦法》和次年頒布的《四川省各溪河船夫登記及檢定辦法》規定，‘川江航行（或久泊）之載重200擔以下的木船及其駕長、太公、水手，均應向水上警察局申請登記、檢定’”；1946年，“四川省水上警察局作出整編水上保甲、舉辦川省各河流船舶檢丈和船夫登記的規定”。在重慶，為加強對“水上特種戶口”的管理，專門設置水上區署和水上保甲，編排原則為“一船一戶，十戶一甲，十甲一保，編入常泊碼頭統一管理或按水系分縣編成管理”，并加緊對“流動船戶”進行身家調查。但是，由于南京國民政府腐敗無能，多數水上保甲長實際由封建把頭充當，故當時的保甲體系不僅未能有效統合水上社會，反倒被地方封建勢力利用，淪為其統治水上社會的工具。
以上種種封建勢力相互交錯，構成了對水上社會的控制網絡，直至四川解放初期仍然存在，阻礙著廣大船工船民的翻身解放，也嚴重束縛著水運生產的發展。
民主改革工作隊與水上公安派出所：推動水上政權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為促進內河運輸發展、適應國民經濟恢復的需要，人民政府結合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運動，對內河民船運輸業進行整頓，法辦了一些罪大惡極的封建把頭，打擊了水上封建勢力的囂張氣焰，激發了船工船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由于木船流動分散，加之水上管理機制尚不健全，許多封建把頭仍然潛藏水上，同陸上的逃亡地主、惡霸、慣匪、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封建殘余和反革命分子相互勾結，把木船作為活動據點，繼續進行破壞活動，暗中剝削船工船民。所以，船工船民“陸上有土改，水上也要有水改”的強烈呼聲，反映了民船民主改革的歷史必然。
1951年11月，鄧小平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所做《結合實際情況做好各項主要工作》的報告中提出：“認真進行工礦企業和行業的民主改革。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那些服務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舊企業，改變成為人民的適應于新民主主義經濟需要的新企業，其先決條件即在于實行工礦企業以至行業的民主改革”，“特別是在建筑、搬運、碼頭、木船等重要行業中，除個別外，都還沒有進行任何改革，以致大大影響國計民生，阻礙公私經濟的發展”。同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理廠礦交通等企業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這些企業中開展民主改革的指示》，提出要在民主改革中，有領導地放手發動和依靠工人群眾，揭露和控訴封建把頭制度，清除隱藏在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殘余勢力，把一批在群眾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職員提拔到行政和生產管理的領導崗位，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吸收工人參加工廠管理，實現企業管理民主化，使工人真正成為企業名副其實的主人。1952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在全省各江河開展水上民主改革運動，迅即成立了四川省委水上工作委員會”，“領導全省水上民改工作。接著各地委、縣委的水上工作委員會相繼成立”。1953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水上工作委員會在重慶召開了全省首次民船工作會議，制定了開展運動的方針政策，布置了開展水上民主改革運動的步驟做法。“運動的方針路線是：依靠船工和貧苦船民，團結一般船民和船主，堅決打擊反革命分子、封建把頭和走私販毒主犯，打倒封建把頭制度，使全體船工船民從政治上翻身，建立水上人民民主專政政治基礎，發揮民船運輸能力”。為加強對民主改革運動的領導，四川各地黨委和四川省公安廳抽調和選派大量干部，以民主改革工作隊（以下簡稱民改工作隊）和水上公安派出所等臨時的或常設的組織形式，有序而細致地推進民船民主改革的開展。
（一）民改工作隊的介入與推進國家政策的落實
在水上社會，各種傳統封建組織和勢力盤根錯節，民改工作隊以“先行者”的角色介入水上社會，為推動國家政策落實、打開民主改革工作局面創造了條件。
四川省首次民船工作會議后，“各地黨委從公安、工會、航管部門抽調干部2200余人，組成工作隊（組）深入各江、各港，民改運動全面開展”。根據“民改生產兩不誤”的原則，“工作組干部深入碼頭行船，采取隨來隨教和隨船隨教等辦法，廣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啟發群眾階級覺悟，培養積極分子8500余人”，有3500余人經過訓練成為運動的骨干。
民改工作隊雖非常設性的，卻適合深入流動性強的民船開展工作。在與船工船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過程中，民改工作隊對相關政策進行系統宣傳，指出了把頭的封建剝削性質，明確了船工船民實行民主管理的基本權利。船工們紛紛表示：“過去封建把頭剝削壓迫我們，我們不敢講話，怕得罪把頭就會失業，今天有政府替我們工人撐腰，我們再也不怕把頭了，堅決要打倒封建把頭”。
在廣泛深入宣傳政策的基礎上，民改工作隊經過調查研究、訪窮訪苦、組織串聯，發動船工船民參加控訴大會，揭發封建把頭的罪惡，檢舉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如解放前合川的金灘和丈八灘的灘工在趙奉章、趙云集等十幾個封建把頭的壓迫下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民主改革時1500多名灘工參加反封建把頭的斗爭，159個苦主上臺控訴，并將15個封建把頭送交人民法院懲辦。訴苦斗爭打擊了封建把頭，深刻啟發了船工船民的階級覺悟，激發了他們參加民主改革的積極性。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許多封建把頭假裝積極，企圖改頭換面混入黨政組織，借合法外衣繼續操縱水上社會，欺壓勞苦船工船民。民改工作隊通過切實的調查和考察，揭露并清除了隱藏的封建把頭，進而整頓航運工會，組織船民協會，召開船民代表大會，有效建立起民主改革的組織保障。
總之，民改工作隊通過宣傳和推進國家政策的落實，在打開水上民主改革工作局面、摧毀封建勢力體系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二）水上公安派出所的設置與基層治理整合
與民改工作隊相比，水上公安派出所是常設機構，更具穩定性。針對水上情況復雜多變、封建把頭四處流竄的問題，水上公安派出所負責維持和鞏固水上治安，是基層治理的基礎。
一方面，水上公安派出所深入基層維持內河治安。1951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內河木船工作的指示》指出：“為了肅清內河的反革命，為了維持內河的治安，應以內河航線為單位成立水上公安局”。在開展水上民主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1952年9月，四川省公安廳設立水上治安處，“管理全省水上治安工作（1954年省廳水上治安處撤銷，在治安處內設水上治安科，主管全省水上治安）。宜賓、樂山、內江、瀘州、南充、劍閣、遂寧、達縣、綿陽9個專署公安處內設水上科，重慶、萬縣、涪陵和江津專區的合川、白沙、綦江仍設水上分局。全省水上公安派出所調整為125個，干警達2000人”。
水上公安派出所通過摸底串聯、審查登記、搜集封建把頭罪惡材料，為確定斗爭對象并對其進行依法懲辦和財產處理提供可靠依據。一般來說，對罪大惡極的封建把頭提請政府依法懲辦，將其財產沒收以償還工人，對一般小把頭則采取在其坦白認罪后從寬處理的辦法。在此過程中，船工船民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如長壽縣的船工紛紛表示：“這些窮兇極惡的封建把頭不但剝削了長壽工人，更毒辣的是他們利用船幫的勢力對上至重慶、下至宜昌的工人也進行統治和壓迫，解放以后這些萬惡的封建把頭死不甘心，想繼續騎在工人頭上”，“為下一代鞏固民主自由，我們——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要打破封建把頭的牢籠，要求派出所堅決給我們撐腰，廢除以涂子虞、游書云、田吉三、林鳴岐為首吃人血的主兇”。另外，針對封建把頭等斗爭對象的反抗活動，水上公安派出所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建立了嚴密的檢查制度，同時利用群眾的力量布置監控網，為建立安全穩定的水上社會秩序排除障礙。
另一方面，推進治理最首要的舉措是加強基層管理。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談到治安行政工作時曾指出：“主要是警察問題。戶籍警的工作要做好，公安部門要在十年中把全國人口都調查清楚，完全掌握內部情況，不給敵人破壞的空隙”。水上公安派出所針對民船運輸流動性強的特點，通過隨船戶口登記，為船舶定港定籍，以實現水上編戶和加強運輸管理。在調查登記水上人口的基礎上，水上公安派出所積極開展普選工作。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在偽國大代表選舉時，水上選民的權利通常被漠視，任憑地方封建派系左右，甚至曾上演各保保長及保代表把持選票、私自填好投入票箱的丑劇。水上公安派出所的普選動員使水上民眾意識到：“從來沒有我們窮人的選舉權利，只有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才有我們這樣的權利，才能讓我們把自己真正認為滿意的人選去為我們辦事，我決定要愛護這個選舉權利”，這充分體現了水上民眾對新政權的認同，同時也反映了水上社會治理逐步走向縱深。
總之，水上公安派出所作為常設的基層組織，充分發揮了治安職能，其對戶籍、船籍、港籍的審查登記，實現了水上民眾及船只從“漂泊不定四海為家”到“定港定籍”“有所歸屬”的轉變。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積極探索基層治理的有效路徑。從民改工作隊到水上公安派出所，人民政權實現了對水上社會的直接管理，對流動分散的民船運輸進行了有效整頓，逐步建立起人民政權的基層組織。
內河航運工會與船民協會：基層群眾組織新紐帶的建立
在人民政權基層組織深入水上社會后，內河航運工會（以下簡稱航運工會）和船民協會等基層群眾組織，承擔起對船工船民的宣傳教育等職責，并保障其基本權益，推動實現人民政權與水上民眾的全面互動。
（一）增強船工船民的政治認同
舊時內河民船運輸領域存在兩種自發的群眾性組織：一種是小團體自治會，組織內部拉幫結派、各擁山頭，權勢人物掌握統治力量；另一種是家族碼頭船幫組織，體系嚴密、等級森嚴，用私法代替國法來實施管理。到民國時期，四川各縣船幫紛紛改名為“民船商業同業公會”，其后，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各地民船同業公會，按江區組成11個江區船業公會及船員工會，雖屢經改組，但把持者大多是地主、土豪劣紳、袍哥大爺、地痞惡棍之流，實為魚肉船工、壓榨迫害船工之工具。“革命必然要摧毀一切等級、同業公會、行幫和特權，因為這些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體相分離的眾多表現”。新中國成立后，在民主改革運動中，經各地、市、縣總工會派工作組重新組建工會，新工會的領導權才真正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1950—1953年，各地所建的工會名稱不統一，有“橈夫工會”“橈業工會”“海員工會”“長航木船工會”“短航木船工會”等。1953年，中華全國總工會頒發《中國內河航運工會組織章程》后，各地統一改稱為內河航運工會。航運工會成立后，在維護工人權益，對船工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安全生產教育，組織船工積極參加水上民主改革等政治運動，以及辦理船工、駕長調配，協助航管部門完成運輸任務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充分彰顯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與地位，強化了船工船民對人民政權的認同。
針對水上“還有不少群眾尚未參加任何組織”的情況，船工船民統一的群眾組織——船民協會的建立，有效地拓展了水上群眾組織的廣泛性。船民協會是船工船民的群眾組織，是在民主改革取得勝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1953年4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民船工作委員會通過的《船民協會組織通則》，通則要求“凡船只集中的港口、碼頭均設船民協會，為協會的基層組織。基層以上，可按水系設航線船民協會、省船民協會，以便對各港口、碼頭、航線的船民協會進行統一領導”。四川省人民政府據此成立了四川省船民協會，“各水系未成立航線船民協會，只在各港建立船民協會，全省建立了175個船民協會，吸收了會員76756人”。各地建立船民協會的方式與步驟不完全相同。“一種是原有工會組織的，經過整頓后由工會去串連勞動船民和一般船主，建立船民協會。一種是沒有工會組織的，先在船工中扎下根子，組織船工小組，再由船工小組去串連組織。另一種是直接組織船民協會，放松船工組織的建立和運用。根據各地的經驗來看，前兩種是比較恰當的，因為經過這樣的組織過程，才能形成船工在協會中的核心作用，才能避免船工船民間‘平分天下’、互不團結的現象。”民船民主改革后，全國約有40%—60%的船民參加了船民協會。可以說，航運工會和船民協會相互配合，將船工船民團結起來，從而強化了其政治身份認同。
由于航運工會和船民協會是并立的群眾組織，為解決領導不統一、步調不一致的問題，1954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做出了撤銷內河航運工會的決定，四川省工會聯合會與省交通廳發出了《內河航運工會與船民協會合并的聯合指示》，指出：“為了加強團結，思想工作步調一致，共同搞好安全生產，完成運輸任務，各地應分別情況逐步將航運工會與船民協會合并起來。首先航運工會與船民協會合署辦公，然后在適當時，再正式宣布撤銷航運工會組織。”此后，各地先后撤銷了航運工會，與船民協會合并。至此，四川內河航運只有船民協會一種群眾組織。
（二）彰顯新政權的人民性
解放前，遭受層層剝削的船工船民過著缺吃少穿、極其貧困的生活。解放后，船工船民的生活雖然有所改善，但正如1952年全國第一次民船工作會議的總結中曾經指出的：“解放三年來，除大部分船工和一部分船民生活有所改善外，大部分地區的木帆船還處在困難狀態”。航運工會和船民協會等群眾組織建立后，充分保障了船工船民的基本權益，發揮了其社會服務功能。
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民船工作委員會頒發的《船民協會組織通則》，船民協會的任務主要包括：一是“團結船上工人、勞動船民和在船上生活的船主，遵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進行反封建把頭制度的民主改革，保護船民利益”；二是“發動組織船民積極參加運輸，活躍城鄉物資交流，逐漸改善船民生活”；三是“保障船民的政治權利，展開愛國主義教育，提高船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在打倒封建把頭后，船民協會通過籌募會費，設立宿舍、食堂、醫務室、休息棚等福利機構，設置醫藥衛生、老弱救濟、因工致傷致殘致死等補助項目，開辦俱樂部、文化學習班、速成識字班和子弟學校等，同時組織增產節約等活動，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不同層面滿足了船工船民的需求。
“一聲春雷紅日現，解放軍進了大西南。改天換地大變樣，船工個個把身翻。碼頭先把工會辦，航運工人有靠山。清匪反霸搞民改，斗倒把頭掌大權。自從辦起航運社，職工干勁沖云天。精神面貌大改變，生產年年往上翻。勞保福利大改善，生活一年好一年。生瘡害病住醫院，治療護理多周全。共產黨把船工當人看，生產處處講安全。”這樸實的勞動號子，道出了船工船民生產、生活的大改善。經過民主改革，各種封建剝削名目被全部取消，船工船民的權益得到全面保障。
（三）培養勞動新人
船民協會協助航管部門將廣大船工船民組織起來，積極開展掃盲運動，開辦文化學習班。據全川43個港的統計，至1956年，共成立了64個船工掃盲小學，建立了17個文化站，配備了85名專職教師和2042名兼職教師，參加文化學習的船工船民達5萬余人，瀘州、樂山、合川、南部、犍為、南充等港還設立了子弟小學，免收或少收學費教育船工船民子弟，使船工船民及其子弟得到了學習文化的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船民協會注重對船工船民進行思想教育，革除陋規惡習。解放前，船工船民長期遭受封建剝削，加上無人管理和教育，因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陋規惡習是很多的，例如，船民中自私自利、欺詐偷竊、吃喝嫖賭的現象較嚴重，偷盜物資等事件時有發生。對此，船民協會積極協助人民政府和航管部門對船工船民進行愛護國家資財、對貨主守信用、船戶間團結互助、生活儉樸等經常性的思想教育。“通過這些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了船工船民的政治覺悟，有些陋規他們自動地取消了，偷盜行為顯著地減少了，對運輸物資的愛護大有改善，對船戶間的團結友愛也有增進”。例如，中共長壽縣委水上工作委員會在《長壽長航木船工作民主改革情況總結》中指出：“十個船戶九個賊的皮，這次民主改革給扒掉了”。經過船民協會深入地教育引導，水上勞動者逐步增強了對人民政權的政治認同，樹立了主人翁的意識，自覺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
總之，與解放前船工船民自發形成的幫會團體相比，民主改革中建立的航運工會和船民協會等群眾組織，連接起人民政權與水上民眾深層互動的紐帶，推進了水上社會治理的完善。
木船聯營社與航管站：水上勞動者經濟利益共同體的打造
民船民主改革期間，為徹底廢除封建把頭制度、推動民船運輸發展，先后成立的木船聯營社和航管站等組織，整合水上經濟資源，引導廣大船工船民逐步走向聯合，進而從更深層次重塑了水上社會關系。
（一）“管”“活”相濟：根本性的資源整合
解放前，內河民船運輸散亂，運力有限。新中國成立后，為解放生產力，促進內河運輸的發展，適應國民經濟恢復的需要，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對木船運輸業進行整頓，成立木船聯營社，取代封建幫會組織。
1951年，西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公布《西南區木船聯營社組織通則》，本著“有貨可運，有利可圖，平等互惠，團結互助，使之成為木船運輸業及船員的聯誼組織”的原則，對船只進行登記，承攬貨運，辦理運輸手續，調解業務糾紛。四川各地根據通則規定，“從實際出發，本著貨運習慣、碼頭分布、長途運輸、短途運輸、渡運等不同情況分別組織木船聯營社”。“如重慶組織3個木船聯營社；南充地區各縣成立長航木船聯營社15個，短途木船聯營社3個；涪江流域各縣成立了15個聯營社；沱江流域各縣成立了7個聯營社，區鄉碼頭成立分支機構等等”。木船聯營社的組建，使封建把頭難以壟斷貨源、運價和航線，同時，它將民船運輸資源加以整合，把流動分散、無組織的個體經營方式改變為有組織的聯營方式，不僅促進了運輸計劃的完成，而且也為民船運輸業務的管理和改革奠定了組織基礎。
木船聯營一要活、二要管，民船民主改革遵循“先活后改”和“先管后改”的總方針，以達到以“活”促“改”、以“管”助“改”的效果。“先活后改”，即“先從活躍運輸入手，先從解決群眾迫切要求入手。凡是貨源成問題的，要盡量設法組織貨源；凡是個別運價不合理的，要加以適當的調整；凡是檢查手續繁多的，要設法簡化，使運輸業務能夠趨于正常，船工船民生活能夠基本穩定”。“先管后改”，即“先把木帆船管起來。凡是水上航管與公安機構沒有建立的地方，必須建立，不健全的，必須加以整頓；凡是沒有固定碼頭的，必須先從固定碼頭入手，使船舶有所歸宿，便于管理；凡是沒有登記戶口的，必須搞好戶口管理工作，以便于控制反革命分子”。通過上述措施，木船聯營社實現了對船只的有效控制和有計劃調配，木船運輸業務趨于正常，運輸效能得到極大提升。
（二）編組編隊與“三統”：組織化的有序發展
針對民船運輸經營中船只無力維修、周轉率低、裝卸待時、調度混亂、運價不合理等問題，瀘縣、涪陵、宜賓、合川、自流井、內江、長壽、石橋等地試行木船編組編隊，按照“同一航線，噸位相等，自愿結合”的原則，把私營木船組織起來以加強內河航運管理。1952年12月，《重慶港長航木船編組編隊暫行辦法》試行，結合航線及裝載貨類，對港籍相合、噸位相似的船只，分期分批進行了編組編隊。重慶港長航木船共編為4個隊，16個組；北碚港統一編為5個木船中隊；合川港共編為18個隊，87個組；潼南港共編為11個隊，54個組；其他各港“亦進行了編組編隊，民主選出隊、組長，負責領導本隊、組的生產業務”。截至1953年8月，四川全省內河木船已有60%進行了編組編隊。應該說，“把私營木船組織起來加強了內河航運管理，促進了船民、船工之間的團結，使裝卸及工具周轉率普遍提高，事故減少”。
隨著內河民船運輸的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為進一步統一管理運輸業務，1953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水上工作委員會召開全省第二次民船工作會議，重點研究水上運輸生產業務改革與發展航運生產問題。會議認為，“必須徹底摧毀水上封建的組織與制度，鞏固并擴大既得勝利，進一步滿足群眾要求，各地要適時地取締木船聯營社及同業公會，業務由航管站統一辦理”。“會后即發出了取締木船聯營社及民船同業公會的通知，各地根據指示，對木船同業公會和柴幫、米幫、鹽幫、煤幫等30余種，共200多個封建行幫組織全部解散，全省71個木船聯營社亦宣布撤銷。派船、派載、結算運費等運輸業務，由航管站接辦，徹底取消了貨源和航線的封建把持”。4月，“四川內河航運管理局和四川省聯運公司聯合指示，由航管站接辦聯運公司水上攬貨業務，至此，水上全部運輸業務，統由航管部門辦理”。
為了加強運輸市場的管理，實行計劃運輸，從1952年起，四川各地實行“三統”管理，即通過統一貨源、統一調配、統一運價，推進民船運輸的有序發展。
在統一貨源方面，“大宗物資運輸，托運單位必須向當地交通航管部門報送托運計劃，交通部門本著‘保證重點，照顧一般’的原則逐月平衡銜接，下達給承運和托運雙方共同執行。零星物資的運輸，由承托雙方直接辦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民船運輸中商人投機、船民相互競爭貨源的現象。
在統一調配方面，民主改革前，民船運輸因調度混亂、無組織無計劃，“有船無貨，有貨無船”“上航貨少，下航貨多”“放空回空，浪費運力”等現象較嚴重，且運輸手續、結算票證等亦十分繁復。為解決上述問題，航管部門首先明確了船舶調度權，如長航船舶屬長航重慶分局，地方船舶屬省交通航管機構和省屬企業，地、市之間的調度屬四川省交通廳內河局。在此基礎上，各相關部門不僅建立起各港埠各航線的管理制度，包括航道建設及助航設備的統一籌辦、船舶停泊碼頭的統一指定、碼頭倉庫的統一管理等，而且在“全省41個較大港口，組織公安、航管、稅務、保險、工會、銀行、船協等部門成立了聯合辦公室，將十多種票據，合并為一種統一憑證，在一個辦公室內辦完一切手續”。通過以上措施，簡化了運輸手續，改進了運輸制度，運輸效率極大提高。
在統一運價方面，舊時封建把頭主要通過壟斷運價壓榨盤剝船工船民，據資料顯示，“黃牛”船行的中間剝削，有時達運費總額的20%—50%。在取締了封建把頭和行幫組織后，“四川省輪、木船運價由四川省交通廳內河局擬訂，報四川省物價委員會批準執行。運輸單位不得隨意定價”。通過統一貨源和統一調配，提高了運效，減少了成本，木船運價得以降低。“大河一般降低23.4%，小河也降低2.2%，在低利多運的情況下，爭取了貨源，增加了船工船民的收入，船工一般增加25%，船民也增加15%”，開始自覺抵制壟斷暴利思想以及討價還價風氣。
通過編組編隊和“三統”管理等改革措施，四川水上運輸基本建立了正常秩序，調動了船工船民的生產積極性，加速了船只周轉，提高了運輸效率，實現了組織化的有序發展。
（三）“翻身”與“翻心”：結構性的秩序重塑
民主改革前，封建船幫把頭壟斷運輸業務的經濟現實，決定了船工船民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思想上受控制的悲慘命運。木船聯營社初建時，曾有一些封建把頭佯裝積極進步，企圖竊取領導權，繼續實施其剝削的伎倆，因此有船工發出“把頭神通……改革不過是換湯不換藥，對工人有啥好處呀”的質疑。對此，木船聯營社明確其管理者必須是“過去沒有充當幫會代表與剝削把頭等惡劣行為者”，從而解除了船工船民對船幫把頭的依附關系。以船工船民為主體的木船聯營社，通過全體社員大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周會三種形式開展業務，其中全體社員大會每隔半年開會一次，進行半年社務討論以及確定下半年的重要計劃。船工船民在與封建勢力的斗爭中逐漸掌握了資源分配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水上社會得以逐步確立。
同時，為了回應船工船民“農民土改翻身，工人有地位是領導階級，我們既不是工人又不是農民”，“工人有《工會法》，農民有《土改法》，我們水上人們沒有什么法”的呼聲，民主改革中人民政府發布了《中國內河航運工會組織章程》《船民協會組織通則》等，廢除了封建把頭制度，確保了船工船民的權益，啟發了他們的階級意識和民主意識，實現了政治上的“翻身”和思想上的“翻心”。因此，有四川船民感嘆“毛主席的太陽這次照到了我們嘉陵江”。
經過民主改革，木船聯營社和航管站等組織破除了船幫把頭特權，對民船運輸資源進行整合和再分配，開啟了更有序的組織化管理，改變了內河民船運輸業分散落后的個體經營性質，進一步鞏固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
民主改革以前，水上社會長期處在疏于管控的狀態，特別是在四川，船幫、袍哥會等組織憑借其壟斷特權，殘酷欺凌和盤剝船工船民。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徹底廢除封建把頭制度，在民主改革過程中，一是重建水上社會的組織結構。民改工作隊的介入和水上公安派出所的設置，將民主改革的決策部署嵌入水上社會，推動了水上政權建設，奠定了水上社會治理的組織基礎。二是航運工會和船民協會等群眾組織的建立，加深了人民政權與水上民眾的互動，通過經常性地服務其生產生活、傳達其意愿要求，使廣大船工船民逐漸感受到翻身做主的轉變，并開始逐步投身于經濟建設中。三是木船聯營社和航管站對內河運輸業務的改革，引導廣大船工船民逐步走向聯合，進而從更深層次重塑了水上社會關系。民船民主改革中各種組織的建立和系統配合，促進了人民政權對水上社會的整合與治理，水上社會因此實現了從“江湖之遠”到“有所歸屬”的歷史轉變。
［作者簡介］張靜，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熊秋良，法學博士，教授，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為2022年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實踐創新計劃項目“水上社會秩序重構：新中國初期民船民主改革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