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趙春麗（1982- ），北京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 100048）。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歷史節點，民主的國際話語權爭奪顯然已成為當前中西方意識形態斗爭的焦點。近期，西方國家組織“民主峰會”企圖把中國排除在所謂“民主國家”之外，繼續在意識形態領域圍堵中國，占領民主話語的道義制高點。面對西方國家的圍堵，我們要敢于同西方國家搶奪民主的國際話語權。民主的國際話語權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民主理論、民主制度、民主實踐在國際范圍內占據輿論主導地位、獲得世界范圍的認同，并對其他國家產生價值和制度吸引力的狀態。“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不斷完善，人民民主實踐不斷豐富，人民權益不斷得到廣泛而充分的保障，在實踐發展的基礎上，我們黨不斷深化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中進一步明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論創新。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的繼承與發展，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實踐作出的新的理論總結，也是對長期以來占據民主話語權主導地位、壟斷民主定義權和解釋權的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的回應和超越，必將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一、提升中國民主的國際話語權是一個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
近年來，已經有學者開始關注民主話語權的問題，揭示了西方自由民主標準的意識形態偏見，提出要打破西方民主的學術壟斷，建構民主話語權，確立和提升中國式協商民主的國際話語權。但從總體來看，研究成果數量不多，對如何提升社會主義民主話語權還沒有一個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提升社會主義民主話語權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關系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治安全，關系我國國際形象的提升。
1.打破西方學術界對民主的定義、解釋和評價的壟斷是一個亟須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
近現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貿易、金融、政治、文化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都建構了標準和制度規范，確立了自己的“制度話語權”，在學術領域同樣確立了自己的“學術話語權”。這些標準和規范從根本上來說適應并服務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維護和追求壟斷資產階級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一段時間以來，西方的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規范、學術話語流行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部分學者套用西方學術范式和學術話語研究中國，很難提出獨創性理論，也難以闡釋中國建設和發展的成就與經驗。對此，習近平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不僅難以形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而且解決不了我國的實際問題。”中國飛速發展的經驗、特有現象還沒有成為國際學術界研究的主流問題，盡管西方一些學者也開始了對中國的研究，但主要是以西方視角開展的“中國學”研究。與此相反，西方學界研究的熱點往往迅速成為中國學者關注的焦點和前沿。“歐美學術界熱衷談論的問題，很快就在中國成為最前沿的學術問題，而中國社會自身的問題研究反而不被重視，這是一種非常值得警惕的現象”。
民主是政治學的核心話語，民主話語霸權是西方發達國家文化霸權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問題是現當代西方政治學界最重要的學術問題，在民主的學術研究中，西方政治學一直牢牢掌握著學術規范的制定權和學術話語權。民主的標準似乎是由西方學者“制定”的，民主的發展路徑似乎也是由西方學者“提供”的。在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西方學者研究和評判中國的民主發展和民主建設就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都是民主國家。實際上，這些結論嚴重不符合事實，更不科學，是對中國民主進步的漠視與偏見，如果不是有意為之，那么就是理論失真。在西方民主話語體系和民主研究范式的主導之下，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一些中國學者，都不看好中國民主發展，一些“公知”、個別學術精英甚至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在民主政治上似乎并無建樹。有部分高校教師、青年大學生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很不自信，還有一些人認為這個問題太敏感，不愿意過多研究、不愿意公開討論。實際上，不愿意談論、回避民主話題的“鴕鳥”態度，只能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陷入被動、挨罵的境地。在民主發展的問題上，我們不能用“放大鏡”看西方而用“縮小鏡”看自己。我們要在學術上講清楚中國的民主，打破西方學術界在民主問題上的學術壟斷，全過程人民民主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總結。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式民主道路、民主實踐和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的創新和發展。2019年11月2日，在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街道考察時，習近平明確指出：“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202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站在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唯物史觀高度，強調“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論斷準確表達了中國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實質和追求，“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是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又是一種民主話語創新，是對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的揚棄和超越，有助于打破西方的自由民主話語霸權。
2.提升民主話語權是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打破中國民主的國際話語權困境的現實迫切需要
發動“顏色革命”是西方發達國家顛覆別國政權的慣用伎倆，通過意識形態滲透向發展中國家推銷西式自由民主，把人們從“不自由、專制”的社會中解放出來，是冷戰后西方國家推行“顏色革命”的道義辭令。民主逐漸變成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維護霸權的工具，“民主推銷”不僅是冷戰期間的重要優先事項，也是冷戰結束后西方政界、學界和非政府組織對外交往中最熱衷的“事業”。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下，由西方在背后推動的“顏色革命”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成功實施，造成了這些國家的民族分裂、社會動蕩和經濟衰退，人民流離失所、生活困頓。當然，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爆發“顏色革命”，原因是復雜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西方媒體、學術界以及所謂的非營利組織機構對這些國家的精英和民眾長期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他們對自由民主進行了理論上的“花樣”包裝，極具迷惑性，對民眾尤其是青年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取得了世界范圍內的民主話語權。尤其是西方的主流媒體把西方民主渲染成一種福音書式的“政治雞湯”，配合西方政府進行全球營銷，把自己的“政治配方”兜售給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烏克蘭、敘利亞等，卻導致這些國家政治動蕩、民族分裂、民不聊生，這就是喝下這種“雞湯”的后果。西方國家對主流媒體的操控和利用極其純熟，各種“軟宣傳”和民主營銷手段極其隱蔽和“高明”，西方自由、民主概念逐漸取得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西式自由民主被神化。當合適的契機來臨，在西方媒體和民主輸出機構的煽動之下，以自由民主為道義大旗的“顏色革命”之火便燃燒起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一直沒有放棄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近年來，香港多起社會騷亂就是西方在背后推動的帶有“顏色革命”性質的所謂爭取香港自由民主的運動，引發香港長時間的社會動蕩。可見，民主話語權是關乎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重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要取得民主的話語權，要打破西方國家對民主理論、民主實踐以及民主評價的壟斷。
民主本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恩格斯指出，“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的國家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建立的第一個政權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是“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產物，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真正的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緊密關聯，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社會主義本身追求工人階級等普通大眾的平等、自由和當家作主，擺脫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分享國家權力和財富。然而，在冷戰中，為了能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競爭中獲勝，西方學者與政客把社會主義視為“通往奴役之路”，把共產黨“一黨執政”視為“威權”“專制”，把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錯誤等同于社會主義本身，把民主、自由等從西方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學術話語體系中剝離，建構了自由民主概念，這個概念的細化就是將民主去社會主義化。同時，他們把民主等同于資本主義，“民主漸漸地被看做一種與經濟結構和財富再分配沒有相關性的政治自由主義制度，民主內含的反資本主義特質被祛除了”。共產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在西方世界被嚴重污名化，西方民眾在長期的政治教育、媒體宣傳、政客鼓噪中逐漸接受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標簽化”認知，并形成了思維定勢和偏見。
中國共產黨歷來以追求國家和民族解放、人民當家作主為己任，持續不斷推進人民民主。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對民主的追求從未停止。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尤其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中國民主建設取得長足進步，中國民主制度不斷完善，人民實際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權利不斷拓展和深化，社會活力不斷增強，國家實力穩步上升。然而，中國的民主制度和成就并未獲得應有的國際認同和國際影響力，在民主的國際話語權方面處于弱勢地位。西方國家習慣以“專制”“威權”看待中國政治發展，并給中國貼上“非民主國家”的政治標簽，致使中國陷入民主的國際話語權困境。在中國民主的形象上，更多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他塑”而非“自塑”，中國真實形象和西方主觀印象的“反差”巨大。
二、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對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的回應和超越
西方自由民主有一套自己的話語體系，如“天賦人權”“競爭選舉論”等內容和“等級普世”“歷史終結”等思維方式。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話語范式，是對民主本質的復歸，即：當我們在談“民主”的本質時，民主是“人民的民主”，而不是少數人的民主；當我們談“民主”的程序時，民主是“全過程的”的程序民主，而不是選舉投票單個程序的民主；當我們談“民主”的建設時，民主是與國家治理緊密結合的“管用”的制度建設，而不是“民主輸出”的簡單的制度移植、徒有虛名的“制度框架”；當我們談“民主”的標準時，是真正以人類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作為判斷標準，以“八個能否”“四個要看更要看”等組成的檢驗真假民主的客觀性、現實性標準來判斷，而不是以一種或一國的政治制度作為判斷標準；對民主的評判是由人民來進行，而不是由少數人把持。
1.價值取向上以“人民民主”話語超越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真正體現人民意志、維護人民根本利益
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的統一，不僅有形式上的全鏈條、全過程、全方位、全覆蓋，而且有實質上的“人民當家作主”。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設計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價值訴求，體現了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本質，是以人民為主體的邏輯主導制度設計，與資本主義國家資本邏輯主導的民主制度設計不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實現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集中體現和反映了人民意愿，并通過民主集中制的運行機制，實現了黨的領導、人民意愿和國家意志的有機結合，既保障了人民群眾近期的、普遍的利益需求，保障了國家經濟發展成果為人民共享，又保障了國家和民族長遠的、根本的利益。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獨特優勢，在涉及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上，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凝聚共識，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保證了人民的意愿、意見被傾聽；在人民內部廣泛征求意見、商量溝通并達成共識的過程，就是實現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過程，就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過程。無論在政治發展、經濟建設，還是在社會民生、生態環保、文藝文化事業發展中，“以人民為中心”都有著具體的制度安排和實踐要求，是人民當家作主本質要求的生動體現。資本主義民主片面強調人的政治解放即政治民主，而實際上政治民主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只有經濟的解放即經濟民主才能真正實現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包括政治領域的民主，而且涵蓋了經濟、文化和社會領域的民主，同步推進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文化民主和社會民主，把民主落實到涉及人民利益的諸多領域，體現為生命權利的維護、經濟文化權利的保障和改革開放成果的人民共享等，體現民主的“全域性”，這與西方自由民主“天賦人權”話語的抽象理論假設和道德想象形成本質區別。
西方自由民主話語本質上是“資本”的自由民主，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利益。以資本換取權力是資本主義社會權力運行的典型特點，其根本目標是實現資本的人格代表即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民主。“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設計正是為了獲取更大的財富，它的存在使資產階級通過資本成功換取政治權力，然后再運用手中的政治權力獲取更加豐厚的財富，這是資本主義財富觀支配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質。”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的自由主義民主中，政黨為了獲得執掌國家權力的機會，把大量的金錢和精力用于獲得更多選票、政黨競爭與政治營銷。民主已經淪為可以操縱的“工具”，選舉成了“金錢游戲”和“政治娛樂”，變成一種獲取競選資金的政治交易和廣告與營銷行為，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競選公司，開展公司化經營和政治營銷。早在19世紀末期，恩格斯就批判美國民主的這種弊端。“在這個國家里，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后取得職位作為報酬。”這一現象至今未變，而且愈演愈烈，西方民主作為金錢民主、交易民主的本質不斷顯現。美國學者杰拉爾德·瑟斯曼指出：“選舉本身不能證明一個民主國家的存在。在美國，選舉實際上成為精英圈子內部有組織的職業性演習，這在很大程度上允許富有的個人和大公司以他們值得付出的價格來購買官員和政策。”西方營銷式政治選舉把公眾降格為政治觀眾和消費者，限制公眾真正、積極地參與政治，政客們并不關心民眾的權利、利益是否得到了真正的保障和滿足、民主的價值是否得到真正的實現，西方自由民主更加偏離民主的本質要求。2020年以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迄今為止，號稱自由民主典范的美國已經有超過100萬人因為感染新冠病毒而喪生。人民生命不存，如何當家作主？可以說，資本邏輯的主導使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徒具“精巧”的制度設計。全過程人民民主所秉持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和全過程實踐，體現了對于“真正民主制”的追求。習近平指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決不能依據地位、財富、關系分配政治權力”。這不是簡單的政治口號或政治承諾，而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民主價值的真實實踐。
2.民主程序上的“全過程”民主話語超越西方“選舉投票”話語，把過程與結果真正統一起來
2014年，習近平在會晤美國總統奧巴馬時曾深刻指出：“我們講究的民主未必僅僅體現在‘一人一票’直選上。我們在追求民意方面，不僅不比西方國家少，甚至還要更多……西方某個政黨往往是某個階層或某個方面的代表，而我們必須代表全體人民。”全過程人民民主就是把民主的形式與民主的實質真正統一起來的新型社會主義民主。“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注重民主程序和制度體系的全過程性而非一次性票決，是民主程序上的“全”和民主制度上的“全”，時間上是連續的，程序上是鏈式閉環的，體現為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貫穿于民主運行的每個環節，具備“完整的參與實踐”，保證了民主運行的全閉環，使民主權利的落實不會因為某個環節的缺失而落空。“在民主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具有與它本身的意義不同的意義。每一個環節實際上都只是整體人民的環節”，讓每一個民主環節真正成為“整體人民”能夠參與和掌握的具體過程，乃是人民民主發展的基本要義。同時，“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既指程序上和制度上的“全”，也指民主內容上的全方位、全領域、全覆蓋，是民主在多重領域的全面鋪開，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人們的權利和利益訴求均有相應的代表。民主的權利不單單體現為政治權利，也有經濟、文化與社會權利。多種民主形式和途徑并存，既有選舉民主，也有不同層次的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既有現實空間的參與渠道和途徑，也有虛擬空間的網絡群眾路線，在縱向時間和多維空間中享有完整行使民主的權利。
全過程人民民主超越西方自由民主“喚醒”與“休眠”交替的投票民主、形式主義民主，克服了西方國家公民民主權利間歇性懸置的弊端。在西方國家，公民民主權利的行使在時間上是間斷的，在程序上是非連續性的，民主的環節是不完整的，只重視投票環節，而選舉后的治理以及人民的有效有序參與則被忽略。“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人民的利益是否被表達、能否實現則無關緊要，一切交給選舉出來的議員、政客，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實際上被懸置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無法有效影響政府決策，資本利益不斷僭越民眾意志，所謂的民主實質上是大金融壟斷財團作主，無法真正體現人民的意志和維護人民的利益，“國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現實表現，它就變成了事實上的幻想”。今天，西方普選權仍然被濫用，“被當做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一次，來選舉議會制下的階級統治的工具”。當然，西方民主也有監督機制，但是這種監督往往是政黨之間的互相攻訐和惡斗，與人民民主權利并無直接關系；西方民主也有約束機制，只是由于民主運行環節的缺失，這種約束只能等“四年一次”的投票才能重啟。
3.民主建設上的“國家治理”話語超越西方“政黨競爭”話語，實現國家治理能力與民主建設的有機統一
民主建設上的“國家治理”強調建構“管用”的制度體系，克服西方自由民主實踐中的“治理失效、國家失能”的弊端。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有效民主，不是為了民主而民主的“裝飾品”，是“管用”的民主。2021年12月，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報告對中國民主效能進行了四個方面的界定：致善政的“治理型民主”，有活力的“效率型民主”，匯眾智的“動力型民主”，可檢驗的“系統性民主”，這是運用“管用”的制度體系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的基本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全過程人民民主運行的基本原則也是民主集中制。基于民主集中制而建構的人民民主制度是“管用”的制度體系，既充分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又保持了民眾的公共理性，避免了西方的民粹主義陷阱、民主赤字；既實現了人民民主權利，又保持了國家理性、國家能力，保障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發展，不會因為民粹主義而陷入國家發展的短視化陷阱。“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即“政治制度是用來調節政治關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動國家發展、維護國家穩定的”。民主不是抽象的價值觀，我們將發展民主與國家治理相結合，有效維護和發展人民根本利益，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解決中國人民渴盼解決的問題。我們將民主的價值追求與民主的治理績效相結合，不斷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保持了國家能力和國家治理效能的持續提升，“有效保證國家治理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中國經濟蓬勃向上、社會充滿活力的發展充分表明我們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優越性。全過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民主在實踐上造成的民粹主義、國家治理失效與失能現象，追求和實踐的是高品質制度績效的民主。
冷戰結束后，出于全球競爭和維護霸權的需要，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銷以“政黨競爭”為主要內容的民主制度。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沒有完成現代國家構建、社會整合的情況下，采用西方的兩黨或多黨競爭的制度模式，片面強調以“政黨競爭”的方式獲取和執掌國家政權。在政黨競爭模式下組建的政府不僅沒有能力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還造成了一些嚴重的“次生災害”，如種族或民族分裂與社會動蕩。實際上，單純的政黨競爭并不能說明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狀況，沒有強大的國家能力，政黨競爭往往成為一個國家分裂與動蕩的主要因素。“世界在政治上缺少的不是國家，而是有能力的、非人格化的、組織良好和能夠自主的現代國家”。割裂民主發展與國家治理能力辯證統一的民主化已成為阻礙一些發展中國家政治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過度強調政黨競爭而陷入了治理危機。由于以獲取選票為手段獲得執政機會，政黨與政客提出各種漂亮的競選口號來迎合選民喜好，福利只能升而無法降，造成“民主赤字”、債務危機等。國家的發展面臨嚴重的困境與危機，政黨與政客的主要任務與精力就是通過各種手段獲得選舉勝利，進行政治造勢和政治營銷，到處演講，根本不會把大量的時間、精力用于謀劃國家和社會治理。競爭的白熱化使得西方政治陷入“為反對而反對”的否決政治，不去關心國家與社會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這種陷入僵局的政黨惡斗使西方政府在推進改革時寸步難行，逐步走上“政治衰敗”之路。西方社會的民主赤字、民粹主義盛行、社會撕裂等現象都昭示著西方自由民主已經深陷治理危機。全過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治理危機，能實實在在解決國家發展中的問題，保障了民主建設與國家治理能力的平衡。
4.民主評價上的“多樣性”和“人民”話語超越西方“普世性”話語，實現對民主評價標準和評價主體的重大突破
民主的評價是民主話語權的核心問題，也是國際話語權爭奪和意識形態競爭的關鍵。掌握民主國際話語權必須取得民主評價的解釋權，必須在民主評價問題上正本清源，堅持只能由本國人民作出評價的根本立場和科學評價標準。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一些政治學者和民主研究機構、智庫等壟斷了民主評價標準的制定，設計了諸多復雜的“民主指數”來測評各國的民主化程度和自由度。在西方的自由民主話語里，民主只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是普世的、唯一的，如果不符合這個標準，就不是民主的。西方學者秉持歷史單一性思維，把民主假定為只有一種形式、一種“普世”的標準，把資本主義看成唯一可行的制度，認為歷史將終結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他們把這種民主標準“普世化”、絕對化，把民主定義為人民選舉政治領袖的單一維度，程序正義高于一切，抽空了民主的本質要求，并由此制作出一把“政治標尺”來衡量世界各國的民主發展程度，并在全球推廣。在西方國家的“促銷民主”之下，自由民主的制度標準像“時尚”一樣風行于世界，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目標，這是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發展上的“民主迷思”。正如有西方學者指出的，把民主定義為狹義的政治機制——選舉，使這個概念缺乏關于公共事務的任何政策效果和持續考慮。加拿大學者貝淡寧在他的《賢能政治》一書中提出，要將一人一票的選舉理想“拉下神壇”。他認為：“或許100年后，高層政治領袖應該依靠考試和考核低層政府政績的方式選拔產生或許成為人人皆知的常識，那時我們可能會感到納悶，人類怎么會傻到竟然相信一人一票是挑選政治領袖的唯一方式。”
到底如何評價一國制度？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曾經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2014年，在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提出了八個“能否”的評價標準：“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2021年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他又提出了四個“更要看”：“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什么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后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么樣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更要看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這種評價標準的哲學基礎在于唯物史觀，把人民看成歷史主體，把是否真正實現人民權利作為尺度，實現了對西方的民主評價本質上由少數人把持和操縱的突破。
全過程人民民主堅持唯物史觀的民主話語，強調人類文明的多彩性，尊重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多樣性和人民的主體性與創造性。一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堅持政治發展的多樣性，強調民主具體實現形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強調各國制度模式因各國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發展路徑的不同而形態各異，不存在唯一的標準。“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國國情不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但是世界各國的民主制度不只有西方自由民主一個“樣板”。二是由人民作為評價主體。人民是歷史的主體，人民是國家的真正主人。“民主制從人出發，把國家變成客體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一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同樣，一國制度如何也應該由人民來判斷，由人民作為評價主體。“民主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而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來評判。”人民對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否滿意、人民群眾是否真心擁護自己的政治制度才是根本的標準。民主不是一種定制品，也不是一個模板，歸根到底，評判民主的標準在于人民的選擇和判斷，在于人民是否真正實現了自己的民主權利。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民主模式上的多樣性，要由人民作為評價主體，超越了西方國家把“選舉”和“多黨執政”作為標尺、由少數人作為評價主體的所謂“普世”標準。
三、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創新提升中國民主國際話語權的主要路徑
提升中國民主的國際話語權，既需要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創新為抓手，從學術自覺、制度效能、媒體傳播等方面入手，也需要一個由內而外、從“制度自信”到“制度他信”、逐步提升國際認同并取得話語權的過程。
1.提升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創新的自覺意識，深化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的學術研究，提升中國民主的國際學術話語權
為了破除西方自由民主的話語權，就需要跳出西方民主思維框架和政治發展范式進行研究，樹立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創新的自覺意識，提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學理化高度，同時開展國際間學術對話和交流，并由此引領關于中國式民主的理論議題。當前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學術研究可以有以下幾種進路：一是從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高度研究全過程人民民主。如果說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孕育的代議制民主、投票民主成為資產階級政治文明的制度形式，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其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表現應該是吸收代議制民主優點基礎上的更高層級的制度形式，全過程人民民主是這一更高層級的政治文明的制度形式。二是基于唯物史觀的視角研究全過程人民民主。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來看，經濟基礎的變化從根本的意義上改變著政治上層建筑，奴隸制經濟基礎上誕生了古希臘民主制，在現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誕生了代議制民主，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則會發展出更高程度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形式。三是從技術發展的視角來研究全過程人民民主。在信息技術不發達的古代社會，民主參與是有限的，只能產生城邦式的民主形式；資本主義現代工業技術和大工業生產拓寬了人們的交往形式，但由于人口規模巨大，只能采取代議制的形式；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現代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更加具有技術的支撐。在未來的發展中，中國應當在民主政治領域順應智能文明所帶來的變革趨勢和內在要求，進一步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四是在中西比較的理論視野中探究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本源，充分發掘其理論實質和先進性。要全面、辯證考察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及其發展演進的歷史進程，看清其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本質屬性；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成就作出科學評價和判斷，從制度自身的健全與完善和制度績效即制度產生的實際成效等方面，確立民主制度的評價標準，建立更加成熟的基于唯物史觀的人民評價指標，并建立量化評價體系，打破西方關于民主評價標準的學術壟斷。
2.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中不斷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以治理績效提升中國民主制度的國際話語權
一國制度要獲得國內外的廣泛認同，具備較強的吸引力，制度本身是否有效至為重要，制度要先進，具有優越性，既要適應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和歷史文化特點，又要符合歷史進步的規律，能推動一個國家生產力和社會的進步。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優勢不斷呈現，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等方面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成就是提升制度自信、獲得制度認同的重要基礎。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我們的民主制度還處于完善的過程中，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運行中一些環節還不夠暢通，一些機制還沒有完全捋順，理論上的制度建構與實際上的制度執行還存在一定距離。一是要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中穩步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建設，不搞超越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實際的“制度烏托邦”。就西方國家而言，并不是自由民主制度帶來他們的國家富強，而是他們在國家富強以后才逐步發展民主制度的，經過了漫長的歷史進程，是國家富強以后經過人為的民主推廣和傳播才獲得話語權的。在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過程中，要讓制度落地有聲，落實落細，把人民當家作主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方方面面、體現到國家與社會治理的政策措施、體現到黨治國理政的方針政策、體現到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來。二是要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中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已經顯示出自身的制度績效和制度優勢，給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種民主道路的示范效應，展現出積極的國際借鑒意義。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我們不僅要主動地發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推動經濟融合，更應注重共同打造文化包容、政治溝通與互信的格局，提升中國政治發展和制度績效的影響力。
3.講好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故事，增強中國民主的國際輿論話語權
向世界講好中國共產黨追求民主、發展民主的故事是獲得民主話語權的重要方式。我們要做好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宣傳普及，做好對外傳播，推動中國民主創新理論和全過程人民民主觀更加深入人心、更好走向世界。一是要培養一批既懂網絡新媒體技術又具備較強政治學素養和傳播學素養的復合型媒體人才。要呈現專業性，注重時代性，體現國際性，具有針對性，培養一批傳播中國政治發展成就的傳播人才。尤其是需要一批既懂新媒體技術又懂民主理論、民主實踐，既掌握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狀況又能對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民主有著深入研究的政治傳播人才。二是要加強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和民主績效的國際傳播。積極開拓國際傳播渠道，加強中國民主建設和政治發展信息的海外傳播，利用媒體講好中國民主故事。要改變民主話語傳播形式，善于有說服力地利用形象化產品傳播全過程人民民主，闡釋好中國政治發展成就。要建設國際化的民主傳播網站和社交媒體平臺，實現傳統媒體、網站、社交媒體、智能媒體的多語種傳播，將其打造成面向世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傳播平臺。三是主動搭建國際民主論壇，積極參與引領國際輿論，并敢于同惡意抹黑中國制度的敵對力量作輿論斗爭。增進同西方學界和普通民眾的互動和交流。回應西方的民主質疑，在講好中國民主進步故事的同時，揭示西方自由民主的虛偽性。
4.加大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宣傳和教育，以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制度自信”提升“制度他信”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有關西方民主政治的著作譯介到中國，對中國學界和民眾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些人產生了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的心理。對此，我們要進一步做好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宣傳和教育，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認同，進一步增強制度自信。從學校層面看，要加大青年學生的民主教育，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以及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的相關課程中融入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等社會主義民主價值觀的理論闡釋與教育；要在中西民主對比的基礎上讓青年學生不斷認同社會主義民主，增強制度自信。從政府層面看，要進一步調動人民群眾實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熱情，以民主實踐推動民主教育。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主體，他們在基層生活中形成了豐富多樣的民主實踐，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和傳播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人民群眾民主參與的過程也是民主教育和民主傳播的過程。從社會層面看，要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宣傳教育。要依托中央主流媒體的信息資源和平臺優勢，開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宣傳和教育。在主流媒體和學術網站開辟社會主義民主研究和傳播專欄，采取集文字、圖片、音頻、視頻于一體的傳播模式，用及時、生動活潑、新鮮多樣的信息資訊系統展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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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