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現代化”是理解毛澤東思想的標識性概念之一。毛澤東對“現代化”概念的運用與闡釋是因應民族復興的不同歷史方位，在不同的革命語境中結合中國具體實際和社會發展要求，將這一抽象的舶來詞匯轉化為中國式話語的動態歷史過程。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毛澤東對“現代”語詞的運用從思想文化領域拓展到政治革命領域，形成初步的現代化思想意識，為促成“現代化”概念的中國化表達奠定了基礎。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將“現代化”的語義指涉從軍事領域延展到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使其具有明確的實踐指向和思想意涵，躍升為表達建設新中國宏偉愿景的重要概念。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將“現代化”概念的思想意涵進一步發展為“四個現代化”，把現代化宏偉愿景表述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形成全面發展與重點推進相結合的中國式現代化話語，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基本形態。
關鍵詞
毛澤東；現代化；革命；民族復興；概念史
從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大歷史觀看，毛澤東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中國式現代化當之無愧的偉大奠基者和開拓者。他在致力于把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改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新中國的開創性實踐中對現代化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理論，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中，深入發掘和研究毛澤東的現代化思想資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學術史看，伴隨著改革開放后對現代化問題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從經典文本出發，多層次、多視角地針對毛澤東現代化思想的體系、特點、貢獻等方面，發表了許多優秀研究成果。不過，傳統文本研究路徑在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時，也凸顯出一些成果雷同導致研究空間日益狹小的問題。尤其是習近平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命題以來，如何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溯源進行深入研究，必然追溯至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現代化的思想意涵揭示。基于此，學術界關于毛澤東現代化思想的研究成果需要提質增效，亟須超越“就文本論文本”的傳統研究范式，從概念史視角對于中國式現代化予以歷史考察。
概念史范式把作為話語核心構件的概念視為思想的出口，借鑒語言學的話語分析方法探討思想史命題，努力在政治和社會話語中把握時代轉型的內在機理。具體而言，應注重分析“現代化”概念在歷史語境中的意義生成，探尋現代化為何得以確立，維系著什么樣的想象空間，揭示什么樣的時代特點，黨的領袖以何種國家民族關懷將之納入政治話語，現代化話語如何走向社會公共領域，如何成為政治和社會實踐話語，其包含什么樣的未來建構理想。一定意義上看，毛澤東對“現代化”概念的運用與闡釋代表了一定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把握和立場。從既有研究成果看，嘗試運用概念史范式探討中國共產黨現代化思想的研究，均論及毛澤東作出的重大貢獻，具有學術創新特質。但相關研究尚呈現出兩點不足：一方面，研究時段不夠關注歷史的延續性。學界往往著重于論述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構建現代化話語的貢獻，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關注不夠，特別是忽視了毛澤東運用“現代化”概念之前的話語轉化過程，這與毛澤東畢生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奮斗歷程不相匹配。另一方面，不夠重視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學界往往停留于鉤稽文本中概念的演變，僅僅就“現代化”本身而論現代化，缺乏對具體時空條件的把握，這樣難以切實理解毛澤東運用“現代化”概念的動態演變與豐富內涵。總之，現代化概念史從來不只是“現代化”概念的歷史，必須從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獲取其本真意義。
縱觀歷史，毛澤東因應民族復興的不同歷史方位，在不同的革命語境中結合中國具體實際和社會發展要求，把“現代化”這一抽象的舶來詞匯轉化為中國式話語，以此作為指引社會變革和政治動員的重要工具，折射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篳路藍縷的艱辛歷程。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在全面系統地梳理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在“變”與“不變”的矛盾運動中分析毛澤東運用與闡釋“現代化”概念的歷史過程，以及“現代化”在文本意涵與革命語境之間的關系，深入考察毛澤東以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的歷史性貢獻。
一、“現代化”衍生于“現代”語詞
要理解毛澤東現代化思想，須首先分析毛澤東對于“現代”的理解，因為作為一個復合詞的“現代化”由“現代”衍生而來。從詞源考察，中文傳統語匯中并無“現代”一詞，其為英語詞匯“modern”的對應中文譯詞，比“現代化”早20年于20世紀初出現在中文知識界，在當時與“近代”“近世”等詞同義、互用。在近代中國歷史語境中，“現代”不僅僅是一個單純表達時間含義的概念，不是一種簡單的歷史尺度，更重要的是一種價值尺度，表征國家和社會在西方文明浸潤下逐漸發生轉化，指涉國人意欲追趕上區別于傳統的嶄新時代這一特質，寄托著當時的一種整體社會愿景。盡管毛澤東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才正式運用“現代化”概念，但他自青年時代起就對“現代”有著自己的理解、論說和求索，形成了初步的現代化思想意識，堅信“原有偉大的能力”的“我們中華民族”終將迎來“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
青年毛澤東成長于各種西方現代化思潮“你方唱罷我登場”“中國現代化向何處去”的年代。走出大山深處的毛澤東十分關心中國及世界的現實狀況，如饑似渴地認知現代事物與理論，思索救國救民的大本大源問題。1913年12月，毛澤東在《講堂錄》中強調了“重現在”和“重近世”的世界觀，“為學之道則不得不重現在”，“讀史必重近世，以其與我有關也”。四年后，他在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時首次接觸“近代”一詞——泡氏認為西方學者“以近代之特色”夸贊的“分業分科，及以機械之理證明生活狀態”等“今日之長技”無法改善人類精神生活。為此，毛澤東在批注中寫道：“泡爾生固注重內界修養者，所以挽救物質文明之弊。”可見，毛澤東理解“近代”及其指代的現代現象時，處于學習和反思西方的雙重語境。五四運動爆發后，新思潮對舊思想的沖擊更加洶涌澎湃，毛澤東在組織群眾性革命運動的過程中開始運用“現代”一詞。1919年7月，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表示，世界文學變革潮流表現為“由貴族的文學，古典的文學，死形的文學，變為平民的文學，現代的文學，有生命的文學”。這里明確指出“現代”一詞蘊含的“今勝于古”的進化論思想，顯現出一種對傳統的否定甚至決裂的態度。當時，毛澤東著重關注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談“現代”時多傾向于作為形容詞運用，對接一些表達人類活動域的概念，形成“現代學術”“現代人生”“現代政治”等研究現代問題的復合詞匯群，蘊含著以進化、進步、否定傳統等為標識的現代觀念，為其轉變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思想資源，也為以后將“現代”語詞運用到政治革命領域奠定了初步的思想與話語基礎。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澤東對“現代”的運用越來越鮮明呈現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現代觀的時代所指和思想意涵，逐漸與“革命”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概念相結合。1925年底，毛澤東在一系列文章中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析中國革命問題時，強調“現代”是全世界范圍內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和階級壓迫的時代，論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區別于舊式革命的特質。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將國民革命置于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背景下考察，認為“現代的革命本是一個，其目的與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為目的，同以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聯合作戰為手段，這是現代革命異乎歷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點”。毛澤東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中強調，與中外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比，“現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三個階級合作的革命”，“其結果是要達到建設各革命民眾統治的國家；其終極是要消滅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建設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聯盟”。毛澤東把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所決定的中國現代民主革命視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論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不可或缺的現代思想底色，為日后將革命話語與現代化話語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礎。國民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疾呼“現代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有槍桿子才能打倒反動派”，其話語運用重點轉向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深化了“現代”的實踐行動。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國共產黨及時調整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現代”語詞由此以更富有革命實踐指向性的思想意涵被毛澤東廣泛運用。1935年12月，毛澤東為瓦窯堡會議起草的關于軍事戰略問題決議指出，要使紅軍從游擊部隊轉變為執行運動戰的正規部隊，必須“迅速改變紅軍的技術條件”，“沒有這個現代的條件，要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又于1938年5月在《論持久戰》中提出：“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至此，毛澤東至少在軍事技術升級的意義上將“現代”概念轉化為“現代化”概念。全面抗戰爆發前，受國際國內因素影響，特別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所激發的民族意識覺醒，“現代化”在與“西化”和“歐化”等概念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為分析國家前途命運提供了更合適的話語選擇，建設“現代國家”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話題。而當時，國民黨乘機利用執政優勢，鼓吹建立“軍令政令之統一”的“現代國家”，企圖建構以自身為主導的話語霸權，壓制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民主訴求。為揭露這種借現代國家之名，行獨裁統治之實的行徑，毛澤東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批判國民黨所謂的“現代國家”。1936年8月，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鮮明提出“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必須秉持“抵抗外侮”“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發展國民經濟減輕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綱領，“如果要說‘現代國家’，這些綱領才是真正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國在現時代所要求的”。毛澤東對國民黨所謂的“現代國家”進行了既反映全國人民要求聯合抗日的普遍愿望，又擊中國民黨反人民反民主要害的話語重構，體現了鮮明的人民立場。
以往，學界通常認為毛澤東最早運用“現代化”概念是在《論持久戰》中。從現有文獻看，毛澤東早于1936年10月在同斯諾的談話中就運用了“現代化”一詞。毛澤東在憶及參加湖南自治運動的革命經歷時談道：“當時新民學會有一個爭取湖南‘獨立’的綱領，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于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實行現代化，所以鼓動同北京分離。”毛澤東的這段話立足于闡發擺脫軍閥統治、實現獨立自主對湖南發展的重要價值，表達了發展民主政治是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條件的思想，這與他對國民黨所謂的“現代國家”的批判性話語重構是一致的，表明了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是從進步的意義上運用與闡釋“現代化”的。
毛澤東圍繞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任務深入研究國家前途命運，將“現代國家”和“現代化”的人民性融入軍事和政治的豐富實踐。一方面，毛澤東在總結領導革命軍事斗爭的經驗教訓時，敏銳地意識到世界軍事領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趨勢。另一方面，毛澤東視民主政治為“現代國家”的核心要義，敦促國民黨執掌的全國政權實現政治民主化。毛澤東現代化思想為中國共產黨挽救民族危亡、促進抗戰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現代化”具有明確的實踐指向和思想意涵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現代化建設合為一體，謀求“中華民族之復興”。毛澤東倡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將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同現代化話語進一步融合，形成了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思想。基于抗戰形勢和國共關系的變化，毛澤東持續深化對“現代化”概念的認知，有意識地區分其多重面向和層次，將“現代化”的語義指涉從軍事領域延展到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使其形成明確的實踐指向和思想意涵，躍升為表達建設新中國宏偉愿景的重要概念。
全面抗戰初期，為增強全民族抗戰的信心和能力，毛澤東面向全國軍民，尤其是國民黨及其軍政領導層系統闡述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由此著眼于為戰略反攻提供必要條件，毛澤東經常運用“現代化”概念來論述軍事領域的發展意涵與行動邏輯。一方面，在器物層面上指涉軍事技術與裝備的升級。1938年7月，毛澤東領銜署名的《我們對于國民參政會的意見》指出：“為達到戰勝日寇，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國家，那末，首先在軍事上必須求得前線作戰部隊戰斗力之加強，敵人占領區域中人民游擊戰爭之大規模的發展及有現代化武裝之堅強部隊的創立。”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層面上指涉軍事素養的革新。1939年2月，毛澤東在《中國軍隊應當學習蘇聯紅軍的經驗》中強調，汲取“蘇聯紅軍戰斗的經驗教訓”，“使我們懂得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軍隊也要變為政治上具有正確方向的軍隊，也要逐漸具備新式的技術裝備，近代化的軍事素養，與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
在國共密切合作抗日的局面下，毛澤東呼吁國民黨重視民主與抗日的密切關系，實現符合民族革命實際要求的民主政治，從而匯集更強的全民抗戰能力。1938年7月，毛澤東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的談話中明確了“現代國家”的新民主主義性質，強調“中國的現代國家”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乃是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與不破壞私有財產原則下的國家”。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澤東開始深入思考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由此于1940年1月問世的《新民主主義論》為實現“現代化”語義指涉的延展打下了思想與話語基礎。一方面，鑒于國民黨頑固利用“現代國家”混淆視聽，毛澤東不再運用這一概念，將其與“資產階級專政”“一個主義”等詞語，一并歸為維護國民黨獨裁統治的“花腔”。另一方面，毛澤東明確指出，要建立“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表明了關于中國發展藍圖的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意涵。應當指出，該文的論說重點是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較少涉及經濟問題。在當時的斗爭環境下，毛澤東雖對經濟建設有過研究，但相較于政治、軍事和文化領域，要形成系統成熟的思想認識尚需進一步的實踐積累。
進入20世紀40年代，由于國民黨的嚴密封鎖政策，陜甘寧邊區面臨嚴重的財經危機。毛澤東下大力氣鉆研經濟建設問題，視發展經濟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領導開展大生產運動和實行新的財經政策，使邊區逐漸形成獨立自主的自給經濟體系。1942年12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將“現代化”的語義指涉延展到經濟領域，指導邊區的經濟建設。農業在各經濟成分中扮演著支柱型角色，毛澤東認為邊區尚不具備“實行現代化的大規模農業技術”的條件，要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久久為功。與此同時，邊區的工業建設也實現穩步發展，毛澤東對印刷工業推動經濟與文化融合發展的作用予以高度肯定，“我們的印刷工業是現代化的文化工具，大量書報賴其供給”。1943年7月，毛澤東審定的《評〈中國之命運〉》在論述中國近代思潮時提出，“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喜歡中國人保留中國各種舊東西，不喜歡中國人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近代化——就是說，不喜歡中國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進的東西，不喜歡中國人有科學有民主、有自覺”。這既將“現代化”的語義指涉延展到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又以唯物史觀關懷現代化的本質——人的現代化，鮮明顯示出多重面向和層次。只是，實踐表達必須分主次和輕重緩急，這就需要賦予“現代化”更為明確的實踐指向，從而輻射帶動整個社會的現代轉型。
1944年抗戰曙光初現之際，毛澤東開始研究戰后和平民主建設事業，延伸出對工業化問題的關注。這年5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工業會議期間點明，“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是“決定社會變化的”。至此，在毛澤東看來，政治領域的民主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和當務之急，經濟領域的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與遠景目標，而談論工業化就必須注重工業與農業的整體關聯性。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提出建立民主政治和工農業協調發展的思想：“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抗戰勝利伊始，毛澤東于重慶談判期間正式將“現代化”躍升為表達建設新中國宏偉愿景的重要概念，希冀“今后當為和平發展、和平建國的新時代”，號召各黨派協力“建設現代化的新中國”。面對國民黨悍然發動全面內戰，毛澤東強調通過革命戰爭徹底消滅反動勢力，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為開啟現代化建設排除障礙。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后，中國實現了從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為提高社會生產力創造了根本政治條件。1949年2月，毛澤東在同米高揚會談時指出：“戰爭一旦結束，我們不但要恢復生產，而且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隨后，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分析道，“現代性的工業經濟”僅占國民經濟的10%左右，而“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占比90%，要引導后者“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實現“中國經濟復興”。毛澤東現代化思想為黨實現工作重心從鄉村轉向城市后開展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積累豐厚的物質基礎奠定了基調。
三、從“現代化”到“四個現代化”
新中國成立后，為使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將社會主義同現代化相結合，力圖實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基于民主革命的成功經驗，現代化的基礎與推進方式主要通過政治動員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運動來實現，現代化與群眾性革命運動合為一體，成為革命式現代化。毛澤東在研判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基礎上，建構起旨在“使干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的社會主義革命話語，將“社會主義革命”融入“社會主義工業化”，在調適“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中相繼提出“科學文化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從而促進“現代化”概念的思想意涵進一步發展為“四個現代化”。
國民經濟恢復后，毛澤東認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在研究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的問題時將“工業化”界定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希望通過變革生產關系來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1953年12月，毛澤東審定的《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將“社會主義革命”融入“社會主義工業化”，并指出：“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可以促進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就可以建立和鞏固現代化的國防。”于此表達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主導并決定著“現代化”之意，為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出“四個現代化”的雛形做好了思想與話語準備。另外，毛澤東修改提綱時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這里把“技術”與“革命”融為一體，明確闡明了“社會主義革命”與“技術革命”的交融互通關系，體現著社會主義同現代化相結合的思想。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后，毛澤東強調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同時，社會主義革命的快速成功使他深信“社會主義制度加上群眾運動將是萬能的武器”，更加注重談論和建構社會主義革命話語。1956年1月，毛澤東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一并提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現在我們在革什么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叫文化革命”。同年9月，黨的八大判斷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正與“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意旨相呼應。1957年初，毛澤東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這樣就“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話語同現代化話語的交融互通，體現出毛澤東現代化思想從側重“社會主義工業化”向統籌“工業、農業和科學文化”現代化的轉變。
隨著“超英趕美”戰略構想的出臺，毛澤東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的過程中賦予“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愈加強烈的奮斗進取意蘊，號召“不斷革命”。1958年6月，毛澤東在針對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的一份批語中寫道，“沒有現代化工業，哪有現代化國防”，必須“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此時的“現代化國防”附屬于“現代化工業”，尚未取得相對獨立的話語地位。1959年12月，毛澤東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結合當時漸趨緊張的國防形勢，強調在“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的基礎上，“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就把國防建設從依附于工業建設的位置提升至事關全局的現代化發展戰略中。他讀到書中論述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時，引申道：“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1960年1月，毛澤東在傳達上述談話內容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使用了“四個現代化”概念。至此，“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與“四個現代化”相互補充，后者成為重大發展戰略，前兩者則是關鍵驅動因素。
毛澤東支持和推動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取得明顯成效后，開始考慮制訂“三五”計劃，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奮斗目標。1963年夏，毛澤東把“四個現代化”的具體表述調整為“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和現代化科學技術”。“一方面，農業”與“國防”在序列上更加靠前，這與重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以及嚴峻的國防形勢息息相關。另一方面，“科學文化”被替換為“科學技術”，體現出發展生產力指向，這與“文化革命”的核心意旨從強調發展文化教育衛生事業逐漸轉向意識形態領域密切相關。正如有論者分析道，在當時復雜的背景下，設計現代化戰略時不提文化，顯然不是對它的忽略或輕視，而是看得格外重要。在毛澤東看來，基于強調維護黨和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深切考量，沒有太多的必要把文化問題同國民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戰略混在一起了。1964年12月，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式宣布，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提出了先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再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兩步走”戰略。毛澤東在修改《政府工作報告》中“實行技術革命”一節時，專門加寫道：“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這一表述凸顯出社會主義同現代化相結合的強烈意識，承載著毛澤東對公正平等、共同富裕等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追求，規定了中國現代化的本質與方向。
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是極其艱巨復雜的，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既然是探索，就不可能一帆風順，很難避免這樣那樣的曲折。習近平指出，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也應看到的是，在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在特殊時期仍然取得了重要進展。大規模的“三線”建設的開展，不僅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國家工業布局不平衡的狀況，極大促進了西部地區經濟與工業的發展。“兩彈一星”等國防尖端科技不斷取得突破，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也為中國打開對外工作新局面提供了條件。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由落后的農業國初步轉化為工業國。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促進“四個現代化”概念“飛入尋常百姓家”、建構“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也正是基于對“左”傾錯誤的反思，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四個現代化”在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中的關鍵地位，制定了明確且急迫的時間表。會議強調，“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毛澤東現代化思想將“四個現代化”定格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現代化宏偉愿景表述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形成全面發展與重點推進相結合的中國式現代化話語，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基本形態。
四、結語
回顧百年黨史，重要政治概念的生成、調適和定型往往是成功實踐經驗和思想創新成果的鮮明標識。縱觀毛澤東運用與闡釋“現代化”概念的歷史過程，其不同階段蘊含著毛澤東現代化思想的歷史連續性和豐富性，與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篳路藍縷的艱辛歷程相輔相成，我們可以就其中一以貫之的不變因素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首先，圍繞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主題。雖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明確提出的概念，但其高度凝練了毛澤東終其一生致力于實現的宏偉目標，概括了他在不同歷史階段運用與闡釋“現代化”概念時所圍繞的共同主題。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毛澤東理解、論說和求索“現代”時，堅信“原有偉大的能力”的“我們中華民族”終將迎來“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抗戰勝利伊始，毛澤東將“現代化”躍升為表達建設新中國宏偉愿景的重要概念，著眼于“中華民族之復興”；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把現代化宏偉愿景表述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希望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時代以來，習近平明確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對毛澤東現代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其次，貫穿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主線。毛澤東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過程密切關聯、同步前進。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毛澤東在學習和反思西方的雙重歷史語境中研究現代問題，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指導思想；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倡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促進“現代化”概念具有明確的實踐指向和思想意涵；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強調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形成全面發展與重點推進相結合的中國式現代化話語。新時代以來，習近平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創新突破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最后，伴隨著現代化與革命交融互通的歷史語境。革命是毛澤東所處時代的重要主題，中國式現代化的奠基離不開革命實踐及其話語。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毛澤東在組織群眾性革命運動的過程中開始運用“現代”一詞，將其從思想文化領域拓展到政治革命領域；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將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同現代化話語進一步融合，將“現代化”的語義指涉從軍事領域延展到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將社會主義革命話語融入現代化話語，促進“現代化”概念的思想意涵進一步發展為“四個現代化”。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歷史方位，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為成功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了強勁的內生動力。正如習近平指出：“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但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總之，毛澤東對“現代化”概念的運用與闡釋兼具不斷豐富性和歷史連續性，直接而生動地表征了毛澤東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的奠基性貢獻。
（本文注釋從略）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共黨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研究”（21&ZD039）階段性成果。
作者：宋學勤，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李昊天，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