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文本自誕生之日起就經(jīng)歷了復雜的修改過程，其最終形成經(jīng)過長期積累和醞釀，是多因素綜合影響的產物。總結這一文本的修改過程、對比不同版本，對于深入理解毛澤東思想，深刻把握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思想的新思考具有重要意義。《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構成毛澤東關于矛盾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寶貴理論財富，對于今天學習毛澤東思想、推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更好指導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重要啟示。
[關鍵詞]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思想；文本闡釋；版本差異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是毛澤東根據(jù)他1957年2月27日同名講話修改而來。長期以來，圍繞該文的歷史溯源、現(xiàn)實價值、社會評價等，學界從社會主義建設史、黨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政治學等不同角度與學科出發(fā)進行了深入探討和分析，但對于《正處》修改過程的研究尤其是版本比較研究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筆者旨在探究這一文本的修改過程及原因，并對比不同版本，梳理分析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理論思考和思想變化。總結這一文本的修改過程、對比不同版本，對于深入理解毛澤東思想，深刻把握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思想的新思考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于新形勢下更好指導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具有重要啟示。
一、《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多因素綜合影響的產物
《正處》的最終形成經(jīng)過了長期積累和醞釀，是毛澤東不斷思考、探索的結果。
1956年被毛澤東稱作“多事之秋”。一方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重大危機。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致使東歐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出現(xiàn)動蕩局面。不久，《人民日報》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基礎上發(fā)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一文，作為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正式回應。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的報告“揭了蓋子”，揭示出迷信斯大林的謬誤，但也“捅了婁子”，導致各國共產黨的混亂。毛澤東強調，要拋棄斯大林消極錯誤的方面，維護斯大林有益正確的成就，客觀看待斯大林。同年6月和10月，波蘭和匈牙利先后發(fā)生反對蘇聯(lián)的政治事件，給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造成巨大沖擊，西方反共勢力趁機發(fā)動了一場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攻勢。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指出，要根據(jù)這一事件總結經(jīng)驗教訓：“矛盾總是有的，如何處理這些矛盾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通過波匈事件，毛澤東認識到新一代蘇聯(lián)領導人又一次犯了大國沙文主義錯誤，由此更加堅定要獨立自主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另一方面，我國在實踐探索中遇到了新問題和新挑戰(zhàn)，需要從理論上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指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部分城市經(jīng)濟社會生活出現(xiàn)了一些緊張狀況。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這期間全國發(fā)生多起罷工罷課事件，涉及兩萬多名工人和學生；一些農民對社會主義改造不滿，發(fā)生了退社和鬧社風潮；部分知識分子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尖銳意見，甚至還發(fā)表了錯誤言論。這些現(xiàn)象除少數(shù)屬于破壞分子搗亂和反革命分子干擾外，大部分屬于人民內部問題，因此，我們黨的態(tài)度非常審慎。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少數(shù)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劉少奇也強調，這些問題“主要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突出了，階級的矛盾降為次要的矛盾，這是新的情況”。可以說，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當時黨和國家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
那么，究竟如何正確認識并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早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期，毛澤東就指出，對待黨內同志的缺點錯誤要秉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能采取魯莽態(tài)度。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強調，對于人民大眾的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始終關注并強調這方面的問題。1956年3月31日，在與蘇聯(lián)駐華大使尤金會談中，毛澤東指出：“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任何矛盾、沒有思想斗爭、沒有任何殘余的社會是不正確的。”1956年12月4日，在給黃炎培的書信中，毛澤東首次明確區(qū)分了“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進一步指出“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jīng)基本上解決了，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1956年12月29日，《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一文發(fā)表。毛澤東指出，文章一開始就要提出如何正確區(qū)別和處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問題，并以此作為全文論述的基礎。因此，文章強調，敵我之間的矛盾是根本的矛盾，而人民內部的矛盾是非根本的矛盾，“必須首先解決這個根本立場問題”。從認識到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到進一步區(qū)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表明毛澤東在有關問題上的思考不斷深入。事實上，毛澤東把能否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看作社會大變動后黨的事業(yè)能否向前推進的主要問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毛澤東就先后談了處理、解決矛盾的問題。之后，經(jīng)過規(guī)模不等、成員各異的數(shù)次會議討論，在1957年2月27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發(fā)表了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的講話，系統(tǒng)闡明要區(qū)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以及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是一個總題目”。這里的“總題目”也是“總抓手”，意味著毛澤東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理解達到了更深層次，實現(xiàn)了對過去一系列探索的升華。這篇講話經(jīng)過整理并作若干修改與補充，以《正處》為題，于1957年6月19日公開發(fā)表。
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修改次數(shù)及原因
1957年2月的講話稿（《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基本思路。毛澤東從4月24日開始修改到6月19日正式發(fā)表講話稿，有學者將其總結為“兩個月講話，兩個月修改成文”。那么，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究竟對《正處》修改了多少次，為何要作出修改？對此，筆者采取歷史考證和版本分析的方法來探討。
（一）關于文本修改次數(shù)
從材料來看，有觀點認為修改了14次，也有主張認為修改了13次。例如，薄一波認為，《正處》從講話記錄稿到最后發(fā)表稿，歷經(jīng)15版，進行了14次修訂；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認為，經(jīng)毛澤東修改共有13稿，其中包括3次自修稿和10次征求意見稿；據(jù)《毛澤東年譜》記載，講話稿修改了14次；據(j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記載，從五月上旬到六月中旬，毛澤東共對講話記錄稿作了6次修改和補充。以上幾種說法存在差異，關鍵在于兩點：講話記錄稿是否等同于講話稿；屢次修改是否均由毛澤東本人做出。
事實上，2月27日的《正處》講話只有一個提綱，毛澤東的講話是在這個提綱的基礎上展開的。毛澤東指示葉子龍錄音、速記員做記錄。3月30日，胡喬木整理講話記錄稿后報送毛澤東。之后，胡喬木又根據(jù)毛澤東現(xiàn)場講述增添了十二個小標題，報送了第二個整理稿——正式修改稿的底本。4月24日后，毛澤東開始著手修改《正處》。《毛澤東傳》將4月24日至5月7日的修改稿均視為“自修稿第一稿”，而在《毛澤東年譜》中，只要做出改動便視為新一版。
按照以往分析，這篇講話稿經(jīng)過修改，最終在6月17日定稿。但是，據(jù)吳冷西回憶，6月17日下午，他收到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送來的《正處》定稿。6月18日下午，田家英又來電話，說毛主席吩咐文章可在第二日《人民日報》正式發(fā)表。田家英回憶說：“‘只是在第八節(jié)雙百方針中關于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之后，增加一句話，即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我告訴鄧拓同志后照辦了。這樣，毛主席這篇偉大著作，6月19日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了。”
由此，經(jīng)毛澤東修改的共計15次、14稿，再加上最初的原始記錄稿，一共15稿。學界之所以在修改次數(shù)的認定上存在差異，可能是因為對“修改稿”的定義有不同理解。
毛澤東對文章的要求一貫嚴格、審慎。周恩來說，毛澤東寫的東西“很多是幾易其稿的”，確有實際根據(jù)。在寫作過程中，毛澤東總是不斷征求他人意見，反復修改；文章由報刊刊載到出單行本、收入文集，每一步毛澤東都要慎重研究，對文章的不完善之處加以改進。在《正處》經(jīng)歷的十多次修改中，毛澤東調整了標題和結構，使文章更加清晰、凝練；依據(jù)當時社會形勢變化和思想動態(tài)，對文章內容進行了增補和潤色；刪除了一些不適應當時情況或可有可無的內容。此外，毛澤東還充分吸收了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等人的意見，力求使文章內容更加準確、完善。
（二）關于文本標題和節(jié)標題、順序調整
把兩份文本（第一次講話稿與最后正式發(fā)表稿）的標題和節(jié)標題一并列出，不難看出兩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指謂更貼切，與當時的國情更相符。例如，第二條將“資本主義改造”問題修改為“工商業(yè)者問題”，前者只在《正處》的講話提綱中出現(xiàn)過一次，其他的一些文件與報告則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來代替，如“中共中央對目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應注意的問題的指示”。不難理解，“資本主義改造”涵蓋的范圍更廣，涉及農業(yè)、手工業(yè)、工商業(yè)等領域，將其改為“工商業(yè)改造”，含義就更加聚焦。此外，這一改動還意味著將從事工商業(yè)的經(jīng)營者從“資本家”這一身份中解放出來，更好引導他們發(fā)揮積極作用，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中來。
第二，文中標題的順序發(fā)生了變化。相較于講話稿，發(fā)表稿提升了“少數(shù)民族問題”和“鬧事問題”的排序。講話稿中，少數(shù)民族問題的排序是十一，發(fā)表稿中提升到六；鬧事問題講話稿排序十，發(fā)表稿提升到了九。順序上的調整反映了黨中央對這些問題的重視程度。毛澤東向來關注少數(shù)民族問題，多次提到各民族要“講團結”“求平等”。李維漢在黨的八大批評有些同志“不重視少數(shù)民族工作，不愿意聽取和尊重兄弟民族干部的意見”，毛澤東反復強調要“互相信賴”“根除大漢族主義思想”。對于少數(shù)人鬧事的問題，由于當時出現(xiàn)了生產生活資料緊張的情況，短短半年間全國發(fā)生多起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事件，這就不能不引起足夠重視。
（三）關于文本內容的修改
毛澤東的講話稿提綱總字數(shù)約1800，正式出版的《正處》總字數(shù)則有20000多。從內容上看，兩份文本有刪改，也有增寫。改動之處與社會形勢的變化和毛澤東認識上的深入密切相關。根據(j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正處》的刪改內容主要涉及六方面：第一，刪去了對斯大林和蘇聯(lián)的批評；第二，刪去了對若干有“左”和右的傾向的文章的批評；第三，刪去了具體實例；第四，增加了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狀況的分析；第五，增加了“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論斷；第六，增加了區(qū)分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對于《正處》的刪改，體現(xiàn)和反映出毛澤東對矛盾問題的認識在深化，主要表現(xiàn)為：
第一，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矛盾。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是什么？這一系列問題關系到如何正確認識和怎樣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社會。1956年4月發(fā)表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一文指出：“有一些天真爛漫的想法，仿佛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會再有矛盾存在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也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中進行著的。”關于這個問題，當時存在兩種觀點：一是完全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在現(xiàn)實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亂；二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并以此來否定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對此，毛澤東在作《正處》講話時就強調，“必須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各種矛盾”；在《正處》自修稿第一稿中，毛澤東做了進一步補充：“正是這些矛盾推動社會繼續(xù)向前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況和性質罷了。”這表明，不能漠視或無視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也不能混淆不同性質的矛盾，而要根據(jù)客觀規(guī)律對矛盾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以推動社會的進步。
第二，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針對社會上出現(xiàn)的群眾鬧事現(xiàn)象，一些人試圖將人民內部矛盾說成敵我矛盾，將敵我矛盾說成人民內部矛盾。例如，當時部分干部身上有官僚主義作風，不時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造成黨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有了隔閡。毛澤東感到必須糾正這種錯誤傾向，因此在自修稿第二稿中特地改寫了一段：“為著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而發(fā)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許多時候就行不通……至于人們精神世界的問題……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強制方法了。”這就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提供了方法指導：調動人民群眾的力量，不能僅僅依靠少數(shù)人的強制命令，而要把多種方式結合起來，因事制宜。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提到要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向自然界開戰(zhàn)，發(fā)展我們的經(jīng)濟，發(fā)展我們的文化”。這句話很短，但非常重要，因為它意味著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心任務應當轉到經(jīng)濟建設上去。這就為日后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指明了方向。
第三，矛盾雙方可以相互轉化。在自修稿第三稿中，毛澤東補充了一段話：“互相對立的兩方面，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其地位。在這里，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斗爭著的雙方都不會轉化”。通過指出這個問題，毛澤東意在表明：如果處理不好人民內部矛盾，那么它可能在某種條件下轉化為對抗性矛盾，因此，在革命勝利后也不能漠視和無視人民內部矛盾，不能覺得它自然而然就解決了，而要時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
《正處》體現(xiàn)的矛盾思想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提供了重要理論和思想指導，有助于正確區(qū)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階段的矛盾，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推動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全面進步。正是在以往認識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各種矛盾，具體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兩類矛盾和主要矛盾，提出了完整的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這一學說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學說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科學指南。
在修改稿中，毛澤東還增加了批判修正主義的內容，強調了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斗爭的尖銳性。在《正處》自修稿第一稿中，毛澤東分析了社會思想狀況，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仍然會用各種辦法表現(xiàn)出來。在草稿（征求意見稿）第三稿中，毛澤東做了批示并改寫了一段話：“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已經(jīng)基本完成，大規(guī)模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jīng)基本結束，但是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斗爭，還是尖銳的，長期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現(xiàn)為一種你死我活的斗爭。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解決。”在這之后的幾天里，毛澤東根據(jù)情況的變化和發(fā)展，對這段話進行了三次修訂和完善。在草稿（征求意見稿）第四稿中，毛澤東在批示中提到“有一段重要的修改”，即增寫了一大段關于同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影響作斗爭的問題。后來再做進一步修改時，毛澤東又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為“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這一改動表明，舊社會知識分子的思想干擾不僅客觀存在，而且將長期存在。毛澤東還對黨內外思想狀況加以分析，認為最近幾個月人們在批評教條主義的同時放過了修正主義，指出“現(xiàn)在應當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在草稿（征求意見稿）第六稿中，毛澤東又作補充：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雖然在此之前——如1956年在討論《八大政治報告決議》草案時，毛澤東還說“三個主義不要平列，主要是主觀主義”。在修改過程中，毛澤東還提到，思想斗爭“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這說明，要做好思想斗爭工作，必須用理論武裝頭腦，以道理打動人心、化解矛盾，以從根本上實現(xiàn)統(tǒng)一和團結；廣大領導干部在工作中必須深入人民群眾，了解人民群眾的思想動態(tài)、生活狀況和實際需求，注重工作方法，不搞簡單粗暴的指示和命令，而要采取耐心細致的教育和引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
總之，《正處》的十幾次修改，反映出毛澤東抓住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方向和原則，體現(xiàn)出毛澤東的認識始終隨著思想動態(tài)和實際形勢的發(fā)展而發(fā)展，這就更加凸顯了《正處》的理論深度和實踐指導意義。
三、《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版本變化
《正處》亦反映出毛澤東相關思想深入人心的過程。《正處》的單行本約有120余種，其中漢語版10余種，涵蓋了不同出版社和年份；少數(shù)民族語言版20余種，包括藏語、蒙語、維吾爾語等；外語版80余種，涉及美國、蘇聯(lián)、日本、德國、意大利等20多個國家。此外，各種毛澤東著作集還收錄了不同版本的《正處》。這些版本都基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版稍做修改，內容大體無異。筆者主要側重考察不同版本在注解方面的變化。
第一，題解方面的變化。《正處》最初版的題解為：“這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一篇講演。現(xiàn)在經(jīng)本人根據(jù)當時記錄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補充”。上海《新民報晚刊》在同一天對《正處》全文進行轉載，配有工廠職工“聽毛主席講話”的現(xiàn)場照片。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發(fā)行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亦保留了文本來源的題解，表明該版本由毛澤東記錄、補充而來。1986年，收錄在《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的版本，闡述了當時的形勢，在題解中增寫：“講話公開發(fā)表前，反右派斗爭已經(jīng)開始，由于當時對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在講話稿的整理過程中加進了強調階級斗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同原講話精神不協(xié)調的論述。”之后，中央文獻出版社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刪去了這一內容，增寫了1957年5月上旬至6月中旬毛澤東對講話整理稿的修改以及一部分征求意見的重要批語。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的版本中，題解僅做簡要介紹，表明它由毛澤東對講話記錄做的“修改和補充”而來。1999年人民出版社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沿用了之前《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的題解，側重于介紹文本意義，稱它“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確方針的繼續(xù)和發(fā)展”。
第二，內容方面的修改，包括校正錯別字和標點符號。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做了詞語方面的訂正，將“歸根結底”改為“歸根結蒂”等。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改動了個別標點符號，如原來的“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xiàn)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一句，編者根據(jù)常識和之前修正稿的內容，認為“新的問題”后面的句號應當是逗號。
第三，注釋方面的修改。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對《正處》提及的一些歷史事件、典故和政策加以注解，補充了“匈牙利事件”“定息”等9項注釋，以此介紹毛澤東相關思想觀點或訂正某個說得不夠準確的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史料資源的豐富和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開展，研究者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繼續(xù)向前推進《正處》文本的注釋校定工作。1986年《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對原有的引語作了核查，增寫了“整風”“十七條協(xié)議”等注釋，同時編排方式也發(fā)生變化，所有選錄文章注釋均編排在書籍最后，更顯科學性。
第四，增加對文章刊印和版本情況的說明。交代刊印所據(jù)的版本或稿本，可幫助讀者了解著作發(fā)表情況，并對不同版本作對比研究。這些文本的刊發(fā)與解放思想帶來的學術繁榮密切相關，反映出學界對于黨史文獻研究的重新審視和重要探索。1986年《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版指出，其所收《正處》一文“根據(jù)《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刊印”。1992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版和1999年《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版本均交代了所據(jù)稿本：“根據(jù)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刊印”；前者還對主要版本情況作了說明：“已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毛澤東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1994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版在文章最后交代了：稿本“根據(jù)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出版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刊印”。除這幾個版本外，《正處》的幾節(jié)（第一節(jié)“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第五節(jié)“知識分子問題”、第八節(ji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第十二節(jié)“中國工業(yè)化的道路”以及“關于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和國際團結問題”的兩個段落）都被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或毛澤東文集。
由上述可知，《正處》的版本編纂與社會形勢變化息息相關。對于政治議題，過去一些版本的討論僅寥寥幾句，取而代之的是客觀說明編纂內容。但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版本中，編者均在序言提及要客觀評價《正處》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筆者認為，之所以會產生不同刊行版本的《正處》，主要有三點原因：
第一，滿足踐行毛澤東理念與主張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正處》不僅是一部理論著作，更是一部實踐指南，能夠指導人們在復雜多變的環(huán)境中堅持發(fā)展社會主義。自1957年6月正式發(fā)表以來，《正處》就受到海內外人士廣泛關注，因為它提出了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原則方法，論述了中國工業(yè)化道路發(fā)展等問題，是創(chuàng)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典范。在不斷變化發(fā)展的社會形勢下，對毛澤東著作進行修訂，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關于社會發(fā)展的認識不斷深入。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不同版本的毛澤東著作折射出新中國走過的光輝歷程，反映出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國內外重大政治事件所做的思考及形成的理論觀點。
第二，滿足廣大干部群眾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需求。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陸續(xù)出版了多部毛澤東著作，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社會熱潮。1978年以來，相關資料進一步豐富，因此需要不斷修訂和完善毛澤東著作，使之更加全面和準確。另外，田家英提出，早先版本的《毛澤東選集》不太適用于一般干部和群眾的學習，因此，后續(xù)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收錄了《正處》一文。總之，之所以會出現(xiàn)不同的刊行版本，因為有著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實際需要。
第三，滿足科學評價毛澤東思想的需要。《正處》發(fā)表以來，各類輔導學習《正處》的資料（如《學習“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參考文件》《不平凡的一年——學習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體會》等）不斷涌現(xiàn)，影響了經(jīng)典著作發(fā)行。20世紀60年代，中共中央決定修訂、重編經(jīng)典著作——1964年《毛澤東經(jīng)典著作選讀》（甲種本）和《毛澤東經(jīng)典著作選讀》（乙種本）就是這一行動的產物。之后，隨著人們認知的變化，又需要重新對這一文本做出客觀評價，既能認識到其理論貢獻，又能正視其不足。總之，刊行不同版本《正處》的重要動力來自科學評價毛澤東思想的需要。
自發(fā)表以來，《正處》就得到了海內外社會各界的積極評價。而在此后幾十年，這部著作一直為世人稱道。《正處》的理論貢獻不可磨滅，不僅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經(jīng)驗和教訓，而且根據(jù)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和規(guī)律，提出了一系列關于人民內部矛盾性質、內容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反映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刻領悟和對中國具體實際的準確把握。
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情況下，《正處》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我國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題，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發(fā)展了黨的八大提出的正確方針。吳冷西認為，《正處》發(fā)表稿同毛澤東2月27日的講話基調一致，主題“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總方向“還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修改補充后的《正處》中，“革命時期大規(guī)模的疾風暴雨似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jīng)由解放生產力變?yōu)樵谛碌纳a關系下面保護和發(fā)展生產力”的基本論斷始終沒有改變，體現(xiàn)出對黨的八大決議精神的繼承發(fā)展。
總之，應充分肯定《正處》在毛澤東著作中的地位。《正處》構成毛澤東關于矛盾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寶貴理論財富，對于今天學習毛澤東思想、推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當前，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特點已經(jīng)發(fā)生很大變化，形式日益多元，各方面相互交織，因此解決起來也越發(fā)困難。這就需要著眼于新形勢，加強學習，深刻認識和把握當下人民內部矛盾的特點和規(guī)律，探索處理矛盾的正確途徑和有效辦法，不斷提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本領。為此，我們更需要借鑒歷史。習近平指出：“五十年前，毛主席寫過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做《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意思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fā)，經(jīng)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半個世紀過去，偉人著作至今讀來，對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穩(wěn)定仍然很有啟發(fā)意義。”這正是今天重溫并學習《正處》的意義所在。
作者：張琳，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培訓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孫宇，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4年第1期
轉自“毛鄧理論研究”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