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植根于中國歷史文化沃土所結出的寶貴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實踐證明，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并蓬勃發展，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毛澤東最早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重大命題并圍繞“結合”問題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必然性、現實必要性和科學方法論展開了先行探索。縱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兩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結合”問題接續探索的新時代結晶，“兩個結合”既與“一個結合”一脈相承，又是對“一個結合”的理論升華。毛澤東關于“結合”的重要論述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推進“兩個結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
一、是什么“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是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明確提出的。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語境中，“結合”是一個根本性議題，“結合”在理論創新中的成色直接關乎馬克思主義在指導實踐中的成效。“當著我們沒有將它們結合或者結合得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受挫折、失敗；結合得比較好的時候，我們就勝利。”“結合”的主體和對象是什么，或者說，是什么事物之間的“結合”，這是關于“結合”的首要問題。毛澤東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實踐論》（1937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個別結論可以改變》（1959年2月）等文本中，較為集中地闡述了是什么“結合”這一問題，實際上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認識世界、變革中國的思想武器。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始終是我們黨的靈魂和旗幟。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既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我們黨的先進性決定的，也是由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的發展大勢和中國的具體國情決定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理論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能夠揭示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并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運用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鮮明地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這一論述，實際上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接受馬克思主義是經過長期艱苦探索和革命斗爭之后的一個歷史選擇。
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決定認識，認識對實踐具有反作用，正確的認識有利于推動正確的實踐。中國古人強調的“知行合一”，實際上也是對認識與實踐辯證關系的樸素表達。譬如，明代王夫之《禮記章句·中庸衍》中的“知行相資以為用”，意思是知與行兩者只有相互憑借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這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揭示的道理是相通的。近代以后的中國，面對內憂外患的艱難處境，各種救亡運動接踵而至。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卻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在救國救民的歷史背景下，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各種主義和思潮爭相登場一試身手，但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近代以后旨在救國救民的各種探索都歸于失敗，究其主觀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正確的理論為指導。為了拯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國社會，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理論引領救亡運動。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迅速而廣泛的傳播，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的洗禮，中國的一批先進分子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誕生后，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和命運。
“結合”本身是指人或者事物之間發生密切聯系的一種狀態，人或者事物是結合的主體和對象。毛澤東較早地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此后便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實際上決定了“結合”的基本架構。1929年12月，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毛澤東指出，糾正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錯誤的方法，主要是通過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政治化、科學化。要實現這個目標，一方面要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另一方面要通過對經濟社會等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來決定斗爭策略和工作方法。在這段論述中，毛澤東雖然沒有明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結合”問題，但其實際指向的，就是“結合”的兩個方面。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黨員干部要著重學習和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我們民族的歷史”“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這是我們黨指導革命運動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1956年8月，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這篇論中國化的經典文獻中更加明確地指出，“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應該接受，不接受是沒有道理的”，“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旗幟鮮明地闡明了“結合”的主體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象是“中國的革命實際”（中國具體實際），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之間的結合。
“結合”的一個方面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中國具體實際”，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后者內涵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化拓展的過程。1941年5月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使我們黨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結合”的內涵也隨之擴充。1942年2月，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學習和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全在于應用，中國共產黨人要真正做到理論和實際相聯系，就要善于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1943年，共產國際為順應國際形勢的變化，便于各國共產黨“從各個國度底具體情況及特殊條件出發”決定自己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提議并宣布解散。作為回應，中共中央在《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1943年5月26日）中，堅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時，我們黨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必將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這實際上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成了中國共產黨人不可推卸的歷史重任。
毛澤東本人在與外國記者的一次重要談話中，進一步闡明了“結合”另一方面的內涵包括“中國文化遺產”和“中國歷史”。1944年5月至10月，英國人斯坦因作為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重慶記者，參加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在延安期間他采訪了毛澤東。在回答斯坦因提出的“中國至上”還是“共產黨至上”這一尖銳問題時，毛澤東坦率地指出，“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通過這次談話，毛澤東向國人和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對于其他思想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從“結合”的視角觀之，這段論述清晰地表明了“中國文化遺產”和“中國歷史”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語境中，是非排斥性的元素。
國外毛澤東研究的著名學者本杰明·I.史華慈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考察與分析，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在某些問題的具體認識和行動上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所不同，但“我們依然主張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完整生動的原理”。換言之，這位域外觀察者認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信奉并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毛澤東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表述，更加簡潔明了。1957年3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不能違背的，“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
概言之，毛澤東對于是什么“結合”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結合”的一個方面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一點始終不渝；“結合”的另一方面是“中國具體實際”，其內涵由“中國的革命實際”逐步拓展為“中國的革命實際”“中國的歷史實際”“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遺產”等內容。因此，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具體實際如何變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始終是靈魂和命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能丟，丟了就會犯顛覆性錯誤。
二、為什么“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必要性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科學性和實踐性相統一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理論特質，內在規定了馬克思主義是行動指南而不是僵化教條，必須隨著時代要求和實踐變化而不斷發展。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矛盾論》（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上的講話》（1957年11月）等文本中，較為集中地闡述了為什么“結合”這一問題，實際上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必要性。
馬克思主義不是書齋里的學問，鮮明的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其他理論的顯著特征，甚至可以說，只有置身于鮮活的具體環境中，馬克思主義才能獲得具有生命力的完整定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馬克思恩格斯通過持續觀察各國工人運動和參與革命實踐，不斷深化對“基本原理”的認識。187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由于1848年以來大工業已有了巨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組織也跟著有了改進和增長，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后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這篇序言著重強調了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既要堅持其基本原理，又不能固守某一項具體結論，要根據時代條件和實踐經驗不斷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世界范圍內的工人運動也進入了新階段。列寧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和領導俄國革命的實踐中，注重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時代特征以及俄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對巴黎公社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巴黎公社歷史經驗。但是，列寧認識到，“我們要向1871年的偉大戰士學習的不是‘公社’這個字眼，不應當盲目重復他們的每一個口號，而應當明確地提出符合俄國情況的綱領性的和實際的口號”。事實上，列寧沒有照搬“公社”的政權形式，而是通過對“蘇維埃”這種最初由革命群眾在1905年俄國革命中自發建立的領導罷工的代表會議的研究和闡釋，最終用“蘇維埃”代替了被打碎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使之成為俄國十月革命后普遍建立的新型政權組織形式。十月革命就是列寧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成功先例。
從哲學層面來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要民族化和具體化，就在于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統一。馬克思主義認為，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共性）和特殊性（個性），共性寓于個性之中，個性中包含共性。毛澤東將共性與個性之間的辯證關系，視為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1956年8月，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指出：“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這實際上就是關于“基本原理”（共性）和“民族形式”（個性）的形象類比。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困境中摸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這篇著作中指出，要靠中國同志通過調查研究了解中國情況從而取得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這里面已經包含著共性與個性的辯證法。1937年8月，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演講中，毛澤東對唯物辯證法進行了系統闡釋。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而關于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于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毛澤東以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為例，指出兩次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毛澤東不僅通過俄國革命的歷史來闡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還善于將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歷史故事作為分析材料。在這次演講中，毛澤東引用《水滸傳》中宋江三打祝家莊的案例來說明通過調查研究從而掌握實際情況的重要性。他指出，宋江前兩次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情況不明，方法不對”，第三次之所以能打勝仗，就是因為“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來剖析中國古典小說里的經典案例，旨在從哲學層面指出研究和把握唯物辯證法的現實必要性。
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的充分彰顯，有賴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各國具體實踐的緊密結合。毛澤東指出，“各國應根據自己的特點決定方針、政策，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特點相結合”，“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就有許多不同。蘇聯是由城市到鄉村，我們是從鄉村到城市”。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勝利，極大地提升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影響力，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所謂“俄國人的路”是指俄國十月革命開辟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但是，“走俄國人的路”并不意味著亦步亦趨地照搬照抄十月革命和蘇聯發展的具體模板。毛澤東歷來主張依據中國的國情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十月革命所開辟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中國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點，估計到這些特點是完全必要的”。
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的實際環境中變得生動和完整，其普遍規律就必須與中國獨有的特征相結合。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頗有興趣的澳大利亞學者尼克·奈特指出：“毛澤東相信，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使得馬克思主義體系的完善成為可能，并且創造出真正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貶損馬克思主義作為歷史理論的普遍性地位。”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兼顧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和中國的特殊性，相反，“教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奉行“城市中心論”等錯誤主張，對中國的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損害。對此，毛澤東作出如下分析：“什么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這就是因為不從實際出發，從教條出發的原故。”這是我們黨在歷史上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深刻教訓。
教條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而且必然犯錯誤，就在于沒有在哲學層面上正確把握事物的共性與個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導致其在實踐中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和中國的特殊性結合起來。在1938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并強調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必要性和實踐緊迫性。毛澤東指出，“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應該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關系的總體性概念，包含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在中國具體化和中國實際必須馬克思主義化兩個方面，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強調的重點是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具體化，避免抽象空洞的說教。
從學理上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以及把中國經驗上升為科學理論，創造出符合中國實際、體現時代特征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實踐層面和理論層面的兩種不同形態。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化”中國以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兩個方面都作出了奠基性、開拓性貢獻。回顧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在長期復雜的革命斗爭中，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克服黨內曾經盛行的照搬馬列主義書本和別國經驗的錯誤傾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進行了理論概括，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從而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
三、怎么樣“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方法論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是什么“結合”是一個歷史必然性的問題，為什么“結合”是一個現實必要性的問題，而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從邏輯上看，只有解決了怎么樣“結合”這個“橋”和“船”的問題，才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內在貫通起來，從而形成一個創造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完整邏輯鏈條。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1944年7月）、《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1957年3月）、《應當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遺產》（1960年12月）等文本中，較為集中地闡述了怎么樣“結合”這一問題，實際上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方法論。
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結合”的前提。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主要有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這三個具有內在統一性的組成部分，涵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歷史、社會生活、人類發展等諸多領域。在這個龐大的理論體系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蘊藏著豐富的科學智慧和無窮的理論力量，一旦與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的生動實踐相結合，就會釋放和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是個別論斷，不是只言片語，而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具有一般規律性的結論。“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實踐一再證明，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領。“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僅要分別掌握其原理，而且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懂得它們之間如何在理論上在邏輯上相互支撐。”因此，廣大黨員干部只有系統學習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牢牢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切實用好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提高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當代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從而把中國式現代化宏偉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結合”的基礎。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史中，中國人民創造了璀璨的中華文明，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和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不僅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方法。毛澤東所言，實際上就是指既要關注中國今天的特征，也要繼承中國過去的特征。但是，這種繼承決不是不加區分地繼承，而是要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毛澤東強調，“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我們應當善于進行分析，應當批判地利用封建主義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中，特別要注意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然而我們中國有些人卻崇拜舊的過時的思想，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的中國不僅不適用而且有害。這樣的東西必須拋棄。”在“結合”的過程中，如果丟了中國的老祖宗，就等于割斷了歷史根脈和文化血脈，同時，只有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對傳統文化遺產加以批判利用，才能真正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基因。
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元素有機結合起來，是“結合”的要領。從文化形態上看，馬克思主義起源于西方文化，但是，馬克思主義內在的理論特征又決定了其在本質上不同于一般的西方文化。毛澤東關于“有機結合”的方法論，是從更為宏闊的中西文化交往匯通視角來呈現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排斥人類社會的其他優秀文明成果，一切真理性的認識都應該作為有益的養分用以豐富和發展自己。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在對待中西文化匯通和結合問題上，就有著“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的遠大理想和“挈其瑰寶，而絕其淄磷”的深刻思想。在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后，毛澤東的這一基本思路沒有改變，但在方法上更趨明確具體。1956年8月，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毛澤東從音樂、舞蹈、繪畫等中國藝術的創作原理和表現形式談起，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實際上系統闡釋了中西文化有機結合的方法。他指出，“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這種有機結合的方法不是機械的“拼湊”，也不是簡單的“嫁接”或無原則的“調和”，而是通過“批判地吸收”，最后達成深度“融合”基礎上的創新創造。對于這個過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進行了形象的描述：“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中西文化之間的“有機結合”，既不能是崇洋媚外的“拿來主義”，也不能是唯我獨尊的“復古主義”。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的和外國的，兩邊都要學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兩個半瓶醋變成兩個一瓶醋。”其中，“兩個半瓶醋”變成“兩個一瓶醋”是對中西文化在匯通過程中進行有機結合的深刻比喻。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兩個半瓶醋”通過有機結合變成“兩個一瓶醋”，改變的不僅是中國的面貌，馬克思主義也會獲得新的發展，這是一個互相成就的過程。事實正是如此，自從馬克思主義植根中國大地以來，古老的東方大國演繹出一幅壯美絢麗的嶄新畫卷，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也呈現出一派枝繁葉茂的蓬勃盛景。
堅定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是“結合”應有的態度。中華民族是具有強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世界歷史一再證明，有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我們黨一貫重視學習和總結歷史，善于借鑒和運用中國歷史經驗。西方知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斯圖爾特·R.施拉姆認為，“毛澤東確信中國文化是一個偉大的奇跡，而且或許是獨一無二的奇跡，歷史上的成就加強了他的民族自豪感”，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用民族傳統中的思想和財富來豐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自幼廣泛閱讀中國歷史文化書籍，包括經史子集、古典小說、詩詞曲賦等，這無疑增強了他的文化自信。然而，擁有文化自信并不等于驕傲自滿和盲目排外。1956年8月，毛澤東坦言，“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要把外國的好東西都學到”。但他又補充道：“學了外國的，就對中國的沒有信心，那不好。”這種信心和自信，并不是沉迷于中國曾經的輝煌歷史，也不是沉醉于過去的傳統文化，而是以自信自強的姿態創造出屬于當代中國的新文化新氣象。堅定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就要立足于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實踐和時代使命，既不照搬外國理論，也不盲從各種教條，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用中國理論指導好當代實踐。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毛澤東總結道：“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樣道理才能講通，也才不會喪失民族信心。”在“結合”的過程中，只有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守正創新，才能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
四、“結合”的理論升華：以“兩個結合”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回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我們黨一直強調“一個結合”，對“第二個結合”則沒有作出明確的理論概括。毛澤東最早明確提出了“一個結合”的歷史任務，并且創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有學者通過系統梳理毛澤東的閱讀史之后歸納指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歸結起來有三個來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原則和方法，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三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這個判斷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閱讀是獲取知識、增長智慧、形成思想的重要來源。從根本上看，毛澤東所提倡和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里的“具體實際”應該既包括當前的實際即“中國社會現實”的成分，也包括過去的實際即“中國歷史文化”的成分。
毛澤東受過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和熏陶，他對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通過改造中國傳統的思想和文化，使之適應于現代中國所需，成為他畢生追求的目標。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黨員干部的一項學習任務。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要求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其中，“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實際上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解讀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在批判的基礎上，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為對黨和人民事業有利的積極因素。
我們黨的創新理論從來不是憑空想象的產物，而是在既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回答時代之問和解決實踐之需，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思想層面進行的理論創造。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客觀地說，毛澤東的相關論述已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意蘊，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沒有在理論上明確提煉出“第二個結合”的概念，也沒有在實踐中把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我們黨的一項緊迫的現實任務。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關于“結合”的相關論述實際上為我們黨正式提出“兩個結合”新論斷奠定了思想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尊重和傳承，并不是頌古非今，而是尊古不復古。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他秉持“開卷有益”的理念，經常“手不釋卷”地在歷史中尋求治理國家的智慧，因此，毛澤東與人談話時經常“引經據典”。對此，毛澤東的同窗好友蕭三在20世紀40年代回憶道：“澤東同志直到現在作報告及演說時，常常幽默地引孔子孟子四書五經上的話。那是用新的觀點，借舊的辭句和歷史事實，來解釋新的事物，因為中國人特別是和他同輩，及較長的知識者，都知道那些經典，所以聽了覺得特別中肯有趣。”由此可見，毛澤東的“引經據典”不是簡單地重復歷史故事，也不是機械地照搬歷史經驗，而是善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文藝作品里和歷史中的某些事例，用以說明新的問題。
在“第二個結合”中，要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關鍵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著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從而在熔鑄古今中聚變出新的理論優勢。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闡釋和運用，正是在深入了解中華文明歷史的基礎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生動案例。“實事求是”經過毛澤東的闡釋，由一個中國的古典成語創造性轉化為馬克思主義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根本要求，并最終創新性發展為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這正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光輝典范。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堅持和推進“第二個結合”，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激活中華文明的優秀基因，立足現實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思想精華和時代價值，努力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創新和制度革新。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其理論特質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可以而且應該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內容。1959年2月，毛澤東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個別結論可以改變》中指出：“馬克思活著的時候，不能將后來出現的所有的問題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時把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加以解決。俄國的問題只能由列寧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解決。”面對日新月異的中國和世界，如果不能用黨的創新理論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馬克思主義不僅難以在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實踐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其自身也會最終失去說服力乃至生命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關系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新的科學判斷，有效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各種風險挑戰，從而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接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的歷史。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中，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和強烈的責任擔當，站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戰略高度，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不斷深化對“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規律性認識，明確提出“兩個結合”重大論斷并深刻闡明“兩個結合”的理論內涵和實踐要求，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的理論升華，極大豐富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
五、結 語
“兩個結合”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毛澤東帶領人民開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事業的賡續發展，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作為黨和人民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達到新高度的時代產物，“兩個結合”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筑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為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更加縱深的歷史文化土壤、打開了更加廣闊的創新發展空間。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是黨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任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回顧光輝歷史，我們黨在“一個結合”的實踐探索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展望光明前景，我們黨在“兩個結合”的科學指引下必將迎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歷史性飛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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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束錦（1980-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研究員（江蘇南京 210004）。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