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應當全面回顧國有經濟70余年以來的發展歷程，總結發展成就與經驗規律，加深對國有企業歷史特征和性質職能的認識，為當今推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有益借鑒。目前，關于1978年之后的國有企業改革史研究，已有大量成果問世。而1949—1978年期間的國企（當時稱“國營企業”），研究狀況相對薄弱，有待進一步加強研究，以助于理解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推動形成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理論。
既有關于這一時期國營企業的研究，多從單位研究的視角加以介入，討論作為“單位”的國營企業如何在社會管理和物資分配等方面發揮作用，相對遮蔽了企業的生產功能。本文認為，應當從企業史的角度理解國營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的作用，并將1949年之后國營企業的研究與近代企業史發生關聯，把握企業管理制度演變歷程的整體脈絡。此外，企業史研究還能夠拓展研究視野，開拓資料來源，使國營企業研究成為多學科交叉融合的領域。
一、單位研究：視角與問題
從1949—1978年，國營企業作為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修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在經濟社會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國內外社會學學者圍繞國營企業的資源分配、社會治理、控制整合等屬性加以分析，形成了“單位制”的概念命題，也就是將單位（以國營企業為主）視為基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結構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組織，認為單位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出面協調、庇護單位人的利益，滿足成員的實際需求。單位組織不僅是國家的行政機構，同時也是社會資產的占有者，既是國家對社會進行管理的組織手段，也是社會成員參與政治過程的主要場所。
社會學學者對單位體制的研究，首先是對單位的資源分配功能進行論述。學者普遍認為，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社會的整合，主要是通過單位（以國營企業為主）實現的。單位“是連接國家與社會的惟一橋梁。整個社會資源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都是通過單位這個中介來完成的”，構成“國家—單位—單位人”的聯結模式。個人的生存和發展，乃至社會身份獲得都需要以單位為依托，單位也承諾為其成員提供全方位的生活福利保障。這一時期，國營企業承擔著繁重的社會功能，包括職工住宅“三供一業”（供水、供電、供氣及物業），離退休人員管理，承辦教育機構、醫療機構和消防市政等方面。
其次是從勞動關系的角度展開研究。有學者提出，對單位成員的考核標準不只根據生產行為和效果，還與政治表現、道德品質、思想作風、群眾關心等因素相聯系，主觀評價的高度政治化是構建權威體系的重要基礎。
其三是從社會分層的角度加以討論。有學者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根據單位在資源分配體制中的地位高低，將資源有差別地分配到了各種各樣的單位當中，然后再由單位分配給其成員。單位成員社會地位的差異，有時不取決于職業地位和人力資本，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在單位的性質、級別、地位。即使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單位體制的影響仍未隨著社會轉型而減弱，社會成員所屬單位的所有制形態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職業聲望，這與單位文化持續穩定的作用密不可分。
其四是對單位體制形成原因的探討。研究認為，單位體制的雛形產生于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實行的軍事共產主義分配制度——供給制，這一制度在資源分配和社會控制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1949年之后，為了鞏固社會基礎，新政權在社會資源總量貧弱的情況下，通過國家力量推進社會現代化進程，實現新的社會整合。單位制就是新社會資源總量不足和新調控形式交互作用的產物，為社會管理機構對各種社會力量的調節提供新的制度架構。
其五是對單位體制延續問題的分析。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在現代企業制度逐步建立之時，在中央的各項文件中就已提到，要分離“企業辦社會”的功能，切實減輕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將社會服務機構移交地方政府統籌管理，有學者提出“后單位時代”的概念。但也有學者發現，單位仍是決定當今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和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是中國城市社會的極好折射，國有企業依然兼有推動經濟生產與維護社會穩定的雙重目標，因此不能輕易作出單位已經“遠去”的結論。
從單位研究的視角觀察國營企業，存在兩個較為顯著的問題。首先，單位研究關注企業承擔的“政治穩定器”或“社會減壓閥”角色，相對遮蔽國營企業的生產功能。無論如何強調單位的資源配置和社會整合作用，都不能忽視一個問題，即利用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進行生產，依然是這些組織極為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工作組成部分。有學者指出，“如果檢索國企內部的治理原則就會發現，生產勞動一直都是企業單位行動的重點”，企業多次調整社會管理和動員的手段，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激勵日常生產。這些觀點促使我們審視國營企業在生產方面的角色功能。
其次，單位研究為了保證結論的普遍性，趨向于將研究對象抽象化處理。但是，無論是企業組織還是內部成員，都不是千人一面的，而是各自具有特征。有學者指出，單位研究“忽視了普通行動者如何在單位這一特殊組織的各種約束條件下有策略地行動，從而產生制度和組織中獨特的行動結構，反過來對制度和組織的各種權力關系和制度安排產生巨大影響”。還有研究者發現，單位成員絕非單純的政策執行者，他們本身就有多元的工作動機，包括政治和道德因素、工作認同感、權力、威望、物質福利等，擁有完成工作任務以提升個人地位、獲得職業回報的強力激勵，體現出了“能動者”（agency）的相關特征。
二、缺失的生產視角與企業史的作用
有研究者指出，需要充分發揮制度優越性，集中資源刺激經濟增長，使后發國家趕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徹底改變貧窮落后局面。國營企業用盡可能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為社會生產量多、質優、價廉的產品和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生產職能一直是國營企業的基礎使命，需要通過計劃制定、勞動動員、任務攻關等方式提升勞動生產率。
如何才能將國營企業的生產功能在研究中加以揭示與呈現？我們需要調整研究視角與方法。本文認為，企業史的視角有助于我們理解國營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的作用貢獻，幫助我們深入企業內部，了解企業組織的運作過程與方式機制；還能夠將國營企業研究與近代企業史發生關聯，形成歷史的延續性，避免單位研究過于強調單位制度特殊性的弊端。
我們認為，前30年的國營企業，需要利用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進行生產，并為此進行經營管理和成本核算，因此可以將其視為“企業”加以討論。企業史是經濟史研究的一部分，涉及的是“在歷史情景下個體企業所采取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是關于企業經營和一般利益的研究”。企業史研究的重點，集中在“研究企業內部經營管理如計劃（決策）、組織、領導、控制、創新等過程的歷史演變，亦包括對企業決策者即企業家的研究以及可能影響企業內部經營活動的外部因素的研究”。既有從經濟史、企業史的角度研究1949年之后國營企業的成果相對較少。根據學者巫云仙的不完全統計，在主流經濟史刊物《中國經濟史研究》所刊登的300余篇企業史的論文之中，55%以上都是關于近代中國企業相關問題，相比之下，涉及1949年后當代中國企業史研究的論文約有46篇，集中在1949—1978年時段的成果不足10篇，以宏觀制度變遷過程為主，包括產業布局、產權改革、治理結構、工資制度、干部任用等，涉及企業內部微觀制度設計和實踐的論文很少，“這與當代中國企業蓬勃發展的現狀不太相稱”。
從企業史的角度研究國營企業，可以獲得以下方面的新視角。
首先，企業史的視角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國營企業在生產管理方面的作用，放大企業的生產職能。按原價計算，與1952年相比，1980年全國工業固定資產“增長26倍多，達到4100多億；棉紗產值增長3.5倍，達到293萬噸；原煤產量增長8.4倍，達到6.2億噸；發電量增長40倍，達到3000多億千瓦時；原油產量達到1.05億噸；鋼產量達到3700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53倍，達到1270億元”。企業成員的勞動生產率也從1952年的每人每年4184元，增加至1978年11130元，增長了近3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已基本形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從1950年的21%上升到1978年的49%。這些成就都與國營企業的作用有著密切而直接的關系，需要從企業生產經營的角度，深入討論組織決策、投入產出、成本控制、激勵約束、勞動力管理、技術創新相關的議題。
其次，企業史的視角能夠拓展研究視野，通過對歷史細節和典型案例的細致分析，規避單位研究過于注重通則性、抽象性的問題。有歷史學家指出，任何一個故事都是獨特的，具有經驗上的明顯差別。對于企業而言，由于所處地區、行業、部門、功能、勞動力結構等因素的不同，在經營過程中必然出現顯著差異，即使是在同質性較強的國營企業之中，這種差異也是存在的，需要在研究中加以識別。同時，對企業進行針對性的案例分析，能夠給研究者帶來接近事實的有效反饋，有助于更全面準確地理解企業管理特征。目前，已有一些關于國營企業較為成功的案例研究，如北京電子管廠、鞍鋼、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三線工廠等代表企業，工人作家、勞動模范、技術干部、青年工人等職業群體，以及職工福利、工資改革、勞動競賽、勞動保護等。當然，在進行個案研究的過程中，也應當將微觀闡釋與宏大景觀結合起來，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以小見大，“逐步從局部走向整體”。
其三，企業史的視角有助于將1949年后的企業研究與成果豐富的近代企業史發生關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近代企業史逐漸成為學界重點研究領域。既有微觀視角下的企業個案研究；也有對商會行會、商人社團、企業家群體的深入關注；還有從企業內部結構與治理機制、產權制度變遷、政企關系等視角研究近代企業的成果。這些成果基本將研究時段的下限置于1949年之前，也有部分研究跨越1949年，將兩個階段的企業經營制度加以勾連，如高超群關注近代企業興起的科學管理改革，認為這一改革對中國企業管理制度的發展和勞資關系的塑造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為1949年之后企業激勵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經驗?？傊?，1949年之后國營企業管理制度的形成受到之前各種歷史因素的影響，有必要在研究過程中不受時段限制，把握中國企業管理制度演變過程的整體脈絡。
三、走進企業內部：議題與資料
從企業史的視角進入國營企業，可以大大拓展研究視野，開拓資料來源，吸引經濟學、管理學的研究者共襄盛舉。這種學科之間的并行“大有好處，可互補互促，共臻繁榮”。進行中國特色的企業史研究，就應當充分發展本土經驗的企業史研究議題，包括中國共產黨與企業治理的關系、國有企業管理制度的歷史傳承等，同時也要實現“全球視野”與“中國經驗”的融合交匯，有意識地進行比較研究，這對于把中國經驗上升為中國理論將會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幾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略加說明。
首先，從政府—企業關系的視角出發，有助于推進對產業政策、條塊治理等宏大議題的深度研究。既有研究普遍認為，計劃經濟時期中國政企關系的最大特點是，中央多次調整企業的管理權限，國營企業的隸屬關系、利潤分成、物資分配、人事管理、計劃指標等內容在央地之間幾經周轉。從企業的角度出發，能夠從相對微觀的視角，自下而上地討論條塊分割、央地分權對企業制定計劃和經營活動的具體影響。已有一些個案研究，或討論部委、地方黨委、企業黨委三者之間的博弈關系，以及企業通過與上級“討價還價”來化解“條塊”帶給企業的實際影響；或論述在不同層級行政機構的互動中，央地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的關系問題。
其次，從企業管理制度的微觀視角出發，能夠深入了解企業層面生產活動的組織形態與發展特征。有學者表示，已有關于中國經濟故事的講述，幾乎不涉及企業的生產活動，缺乏管理學意義上的微觀基礎，導致不少研究成果陷入抽象的理論爭論之中，因此需要更深層地進入企業內部。例如對企業管理的黨政關系問題加以關注，分析黨組織嵌入企業管理、影響企業績效的機制方式，充分認識黨組織與企業決策、經營主體功能領域的差異邊界。從企業史的角度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將是構建中國特色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重要途徑。
又如企業生產的激勵機制問題。既有關于國營企業激勵制度與實踐的研究，認為這一時期的國營企業在外部資源匱乏的制約下，管理人員用“上下齊心”的思想動員，充分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為新中國的工業體系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以激勵制度為視角，尋找破解企業激勵難題的“鑰匙”，探尋國企成長變革的內在動力機制，既有助于推動該領域的理論研究，對于企業具體的發展實踐也具有借鑒價值。
此外，從企業理論的國別比較出發，有助于深化對中國企業經營管理特征的認識。企業史研究的重要學者錢德勒指出，比較研究是企業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要比對單個企業全部歷史的研究能夠提供更準確的解釋和更有意義的結論”。鑒于中國國營企業的制度設計在最初階段借鑒蘇聯經驗，但在實踐的過程中也出現不少調整改造，尤其是在成本核算和生產激勵等方面，因此有必要將中國國營企業與蘇聯（以及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管理模式進行對比，比較研究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管理方式的異同點及其效果，為我國企業管理實踐提供理論依據和經驗借鑒。
要深化國營企業的研究，需要借助大量資料的支撐。近年來呈現井噴狀態的一些議題和領域，正是借助對海量資料的發掘整理才得以推進。例如，目前學界對于三線建設的研究成果較多，據不完全統計已超過1000種，這與三線建設相關的企業檔案、口述資料不斷推出有關。通過資料搜集和人物訪談，研究者深入田野，進行人類學意義上的參與式觀察，使三線建設研究展現出細節飽滿、論述生動的特征，尤其是在企業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企業史研究所需的資料，一般分為企業檔案和個人資料。目前研究者常用的企業檔案多分布在各地檔案館，尤以上海市檔案館、天津市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最為豐富。同時，一些較為重要的檔案資料也以摘編的方式出版發行。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收錄、節錄、摘錄了有關生產關系變革、生產力發展、經濟體制演變以及生產流通、分配、再生產等經濟運行諸環節的主要檔案資料，共出版了31卷，約3500萬字，“為研究建國初期的經濟背景、經濟體制變革以及經濟運行提供了豐富翔實的學術資料”。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地編纂了大量的廠史廠志，由各企業相關職能部門組織編寫，將本單位零散量大的資料進行系統搜羅整理，進行歸類匯編，呈現企業整體的發展歷程、組織結構、成就業績、重大事件及主要人物等內容。這些資料具有原始、真實的史料價值，頗受企業史研究者的青睞。
上述提及的企業檔案，僅為檔案資料總數的冰山一角。總體而言，存留至今的國有企業一般較少將其內部資料公之于眾，改制的企業檔案或是歸檔到上級部門，或是破損散佚，難以使用或識讀，不利于研究者的使用。目前，不少研究機構建設企業史研究中心，努力收集企業檔案，新資料的發掘與整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著。企業檔案作為尚未被充分開發和利用的寶庫，將會為企業史研究的未來提供資料支撐。
同時，企業史研究既要見物，更要見人。既要關注對企業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領導人物、技術精英和骨干分子，也要關注默默無聞的普通職工、家屬以及其他相關人員，更要對不同群體有所側重，如外地移民、轉業職工、農轉非家屬等。群體及個人的思想觀念、風俗習慣、身份認同、社會關系、文化娛樂、家庭生活、生產消費等內容，都可以成為企業史的研究對象，使企業研究真正鮮活起來。這些研究需要更多“目光向下”的個體資料，如通過口述訪談或回憶書寫的方式，使歷史現場的見證人站到幕前。當然，如何保證口述及回憶錄的真實性，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通過回憶而被喚醒的記憶，容易出現無意識的變形或者差錯，必須進行史學方法的細致考證，才能將其作為資料來使用。此外，日記、書信等“非公共寫作”也是重要的資料來源，這些資料“多真率語”，“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深藏于心的行為動機，從中大到可以找尋歷史事件的線索，小到可以領略人物的性格和脾氣”，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廣為收集1949年以后的各種民間資料、口述實錄、檔案文獻等，尤其是50萬封書信資料與4000多本日記與工作筆記，為研究企業史和“企業人”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總之，跳出單位研究的“窠臼”，從企業史的角度重新進入國營企業，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的成就與創新，跨越企業研究的時段障礙，呈現前后貫通、內容飽滿的國企發展歷程，對于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和企業理論具有重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