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是我國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的行動綱領，對未來五年實現第一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筆者在去年發表的《從“小康社會”到“中國夢”》一文中曾指出：“從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以及后來在十七大、十八大一再被充實了內容的‘小康社會’奮斗目標來看，新的小康目標與‘總體小康’相比，一是水平更高，要從一個國際上中等偏下收入的經濟體向中等偏上收入的經濟體邁進；二是范圍更全，不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無所不包，而且農村不能拖了城鎮的后腿，西部地區不能拖了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后腿。”通過學習《建議》，筆者對“全面小康社會”的內涵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全面小康不單要看物的一面，也要關注人的一面，人的全面小康是全面小康社會的基本要義之一。《建議》為未來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新的目標要求：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理解，這五個方面的目標要求有個參照物，那就是要全面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亦即不但經濟發展水平（比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生態環境質量、制度成熟程度和國家治理水平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也要向中等發達國家看齊。若如此，聯系現實來看，對于新的目標要求來說，我們的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就明顯是“十三五”時期需要克服的“短板”中的“短板”了，需要花大力氣從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健康素質三個方面全力推進才可望達致，三個素質共同決定著人力資源的質量和全社會的文明程度，亦即小康社會在人的方面的實現程度。
一、樹立規矩意識，提升思想道德素質
“德，國家之基也”，思想道德素質是國民總體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首要標志，“德”、“智”、“體”三者中“德”為先。我們黨歷來重視人民思想道德建設，為提升國民素質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共十八大以來，更是在新的基礎上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提出要“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弘揚時代新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古人的這句話很好地詮釋了德治與法治的關系。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當下的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與全面小康的目標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素質低下、不文明的現象還比較普遍。2001年出臺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在肯定了我國公民道德建設的良好態勢的同時，明確指出：“我國公民道德建設方面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社會的一些領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惡、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時有發生，不講信用、欺騙欺詐成為社會公害，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必然損害正常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損害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應當引起全黨全社會高度重視。”應當說，十多年過去了，上述現象依然嚴重存在，阻礙著全面依法治國的實現，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局。
公民思想道德建設當然包括很多內容，但是筆者認為，這項工作要從基礎抓起，那就是要適應工業化、現代化轉型的要求，在全社會樹立起規矩意識。人是社會中的人，社會中的人彼此交往和在社會中生活是要有規矩的，“沒有規矩，無以成方圓”。社會生活中的規矩就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說話、做事所依據的標準，也就是所有社會成員都應當遵守的行為準則。社會活動是人的活動。人們在社會中活動的目的、動機往往各不相同，如果沒有規矩，人們各行其是，社會生活就會混亂不堪，就會像駕車在道路上行走沒有紅綠燈那樣，陷入毫無秩序的彼此沖突之中。所以，有規矩、懂規矩、守規矩十分重要。社會生活離不開規矩，久而久之，規矩本身就成為人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也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客觀地講，欠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主要的不是體現在物質技術方面，而是體現在國民素質、社會整體的文明程度方面，這當中最直觀的就是人們的行為舉止所體現的規矩意識。值得思考的是，人們私下里都說中國人不文明、不講規矩，但是這些年出境旅游的中國人在國外已經比其在國內言談舉止強多了，有排隊意識了，也很少隨處抽煙、隨地亂扔垃圾、隨地吐痰了，由此來看，規矩固然需要養成，環境也是很重要的一面，我們缺少一個講規矩、守規矩的社會氛圍。我們國家以前是個農業社會，工業化、城市化尚未完成，市場化的歷程更短，缺乏法治的傳統，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規矩還處在逐步養成之中，所以社會上通行的還不是照規矩辦事，而是靠關系，靠那些形形色色的潛規則，因而人們彼此之間的信任度很低，對政府、對官員也是如此，人們的心態并不平和，這樣的環境如果不能迅速扭轉過來，勢必導致風氣不正、腐敗叢生，社會矛盾多發易發、和諧度降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就很難在人們的心目中生根發芽。習近平當年在《擺脫貧困》一書中曾經深刻指出：“我們必須有意識地促使人們在商品經濟活動中逐步地認識商品生產的規律，學習和掌握商品生產經營的知識，逐步形成與現代生產和生活需要相適應的思想觀念、道德品質和生活方式。我們切不可物質上脫貧了，精神上卻愚昧了。我們需要的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2013年，他在浙江考察時進一步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有鮮明的社會價值導向，以此引領和保證全體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個社會有穩定的內在秩序。”共同的道德遵循最基礎的構件就是為人處世的規矩；依法治國的關鍵就是國民要有規矩意識，國民中的先進分子、帶頭人首先都能自覺地在日常的活動中有規矩、懂規矩、守規矩方面率先垂范，開風氣之先。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
二、推進教育公平，提升科學文化素質
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決定著國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習近平指出：“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強國富民，育人為先。”“教育決定著人類的今天，也決定著人類的未來。”“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人才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資源，教育的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歸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有鑒于此，《建議》提出未來5年堅持把提高質量作為教育改革發展的核心任務，更加注重教育內涵發展，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可靠的人力資源支持。
如何看待當前國民的科學文化素質？衡量的指標主要有人口文盲率（或識字率）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10年，中國的青壯年文盲率從2000年的2.80%降至1.08%；15歲及以上人口文盲率為4.1%，比2000年下降三成以上；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05年，比2000年提高了1.26年，表明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已經邁入高中程度。25歲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1990年為5.8年，與當時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2000年為7.4年，比當時世界平均水平6.8年高0.6年；2010年為8.6年，明顯超過當前世界7.4年的平均水平。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5年的10.9年提高到12.7年，短短5年就增加了接近兩年。在人口受教育結構方面，出現了小學受教育人口不斷減少、中等教育保持穩定、大專及以上教育人口快速增長的重心上移趨勢。有學者指出，從2010年起，中國進入人口紅利下降期，勞動年齡人口（16~64歲）占總人口比例從74.5%下降至2014年的73.4%。與此同時，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8.75%提高至11.01%。高中（含中專）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13.72%提高至16.35%，已經明顯超過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幅度，顯示教育紅利、人力資源紅利大大抵消了人口紅利下降的影響。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仍以2010年為例，同一時期美國25歲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為12.4年（相當于大學一年級水平），日本為11.6年（相當于高中三年級水平），分別比中國高出近3.8年和3年，中國的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依然偏低。2009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25~64歲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重為30.0%，相當于中國2010年水平的3倍多（9.7%）。中國科協公布的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中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為3.27%，也就是說100個公民中只有3名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比2005年的1.60%僅提高1.67個百分點。目前中國公民科學素養水平相當于日本、加拿大和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進入新常態后，中國經濟必須走上一條以創新驅動的增長之路。但是創新需要人才，中國的教育體系能否承擔起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重任，對未來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問題還在于，中國的教育發展和人口科學文化素質存在城鄉、區域、校際、群體之間的較大差距，盡管近年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全面免除城鄉義務教育階段所有學生的學雜費、為農村學生提供免費教科書、允許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繼續加大教育資源向中西部和農村傾斜、義務教育減負提質、完善高校學生資助政策、推進西部高校發展和人才培養等，但教育公平問題依然突出，“十三五”時期最需要著力補的“短板”，就是貧困農村地區教育事業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學習機會。有研究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文化背景對教育獲得的影響將隨著入學階段的上升而降低，而學校等級的影響將升高，因此早期教育的公平問題必須得到更多重視。相關的實證研究證實，城鄉教育不平等將會加劇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也會促使城鄉教育不平等的程度進一步加大。而獲得公平的受教育機會，是實現社會流動、增強脫貧能力的助推器。正像習近平指出的那樣，促進教育公平，必須解決好農村和貧困家庭孩子的教育問題。扶貧要扶智，治貧先治愚。政府要保障貧困家庭的孩子都能夠接受義務教育，并為他們提供進一步求學的機會；基礎教育資源要向農村傾斜，向邊遠地區、貧困地區、民族地區傾斜；進一步健全資助體系，想方設法解決貧困地區、貧困家庭孩子上學面臨的實際困難；等等。
三、加大健康投入，提升全民身體素質
健康無論對國家來說還是對個人來說都是最大的資本，人民身體健康是事關個人生活幸福和國家繁榮昌盛的一切事業的重要前提。《建議》提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對未來一個時期更好地維護國民健康做出制度性安排，凸顯了黨和國家對保護國民健康的高度重視和堅定決心。
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衡量人口健康水平的綜合指標，其他輔助性指標還有嬰兒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等。21世紀以來，中國的孕產婦死亡率從2002年的51.3/10萬下降到2011年的26.1/10萬，同期嬰兒死亡率從29.2‰下降到12.1‰，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從34.9‰下降到15.6‰。2010年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4.8歲，比2000年的71.4歲提高了3.4歲，增速明顯快于前20年。中國居民的健康水平已處于發展中國家前列，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據一些國際組織的數據，2007年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在193個國家按降序排列，中國排在107位，居世界中等水平，泰國（156位）、越南（126位）位次均好于中國。與“金磚國家”相比，孕產婦死亡率2008年中國明顯低于巴西、印度和南非，與俄羅斯基本相同，但仍然僅相當于美國1965年的水平（31.6/10萬）。201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為69.6歲，中國比中等收入國家高出近6歲，比高收入國家低5歲。總體上看，中國的國民健康水平還極不平衡，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尚不適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與發達經濟體的先進水平相比還有相當的距離。這方面人民群眾的訴求也很強烈，黨和政府也給予了高度重視，《建議》做出的制度安排就是以繼續深化醫藥衛生體制的改革為核心部署的。2014年12月13日，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就強調指出：“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醫療衛生服務直接關系人民身體健康。要推動醫療衛生工作重心下移、醫療衛生資源下沉，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真正解決好基層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筆者認為，在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方面，除了堅持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深入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完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不斷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和水平以外，也要加強公共衛生和重大疾病預防控制，特別是要有針對性地加大目前對國民健康威脅最大的慢性病的防治力度。2011年世界銀行發布報告稱，癌癥、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病已成為國人的頭號健康威脅，占死亡人數的比例超過80%，占國家疾病總負擔的比重達到68.6%。如果不加以有效的控制，慢性病不僅將會加劇預期的勞動力短缺，還會危及人力資本的質量，進而增加未來中國出現經濟減速的概率，并對社會構成嚴重的挑戰。報告指出，中國人當前的健康壽命（即沒有疾病和殘疾困擾的健康年數）僅為66歲，比二十國集團一些主要成員國少10歲；慢性病死亡率高于二十國集團的其他主要成員國：中風死亡率比日本、美國和法國高4~6倍，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死亡率約為日本的30倍。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遏制慢性病的蔓延趨勢，政府可大有作為：一是對國民進行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教育和引導，持續開展全民健身計劃，倡導綠色出行，增強體育鍛煉，減輕工作和生活壓力；二是要強化營養干預，矯正國民不良的飲食習慣和膳食結構，提高健康意識，禁煙、節酒、控鹽，推進膳食平衡；三是要切實加大環境污染治理力度，搞好食品、藥品安全，強化制度約束作用，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等等。總之，未來10年對于中國防控慢性病流行是一個關鍵時期。只要根據國情采取國際上證明有效的良好做法，中國大部分的慢性病負擔都是可以避免或控制的。如此產生的經濟效益也將是十分可觀的，據世界銀行測算，在未來30年（2010~2040年）內，如果中國每年能將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1%，所產生的總體經濟效益就相當于2010年中國實際GDP的68%，超過10.7萬億美元。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建議政府設立一個機構加以統籌協調，此外也可以考慮將上百萬的基層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充實到這項事業的隊伍中來。
總之，“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在這個關鍵時期，中國要真正躋身中等發達國家之列，不能只是關注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速度，而是要更多地著眼于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顯著跟進上來。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謀劃‘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全力做好補齊短板這篇大文章，著力提高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