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的時期，迫切要求文化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文化建設一方面探索新形勢下文化發展的新特點，解決新問題，另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向歷史尋求文化建設的有益經驗和思想資源。
黨史國史學界出現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將整體歷史觀融入研究當中，從對事件和問題的單向度微觀研究為主轉向對一定歷史時期的立體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將微觀研究置于大的歷史時空中進行，新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得到應用，推動了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文化史研究跳出從政治史視角以意識形態演變史代替文化發展史的窠臼，回歸到文化的歷史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收獲。
一、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和理論
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誕生于20世紀40年代，是對中國從晚清、五四運動以來一百多年中西文化論戰的科學總結，在觀察和分析20世紀上半葉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國情和世情基礎上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凝聚了中國共產黨對新文化的理論探索和局地實踐。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是毛澤東思想的文化構件。
新民主主義文化決定于并服務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觀念形式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1]決定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反帝、反封建的性質。新民主主義的實踐在共產黨執政以后雖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時間，然而，其“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等處理文化問題和文化建設的原則和方針，對社會主義文化不僅具有理論指導意義，更具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和方法論的意義。這一時期，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專題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中國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張聞天等人的文化思想在毛澤東文化思想中得到發展等方面。
二、社會主義文化思想和理論
正確的思想和理論是文化建設的指南。中國共產黨在漫長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總結。社會主義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文化的延續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思想和理論是黨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和理論合乎邏輯的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既包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20多年的探索時期，又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的文化思想，前后時期一脈相承。然而，由于前后兩個階段社會狀況發生了變化，文化理論和文化實踐必然也相應地發生變化。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研究主要圍繞鄧小平理論研究展開。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完善和成熟，黨對于社會主義文化的理論和實踐也日益成熟，知識分子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得到加強。90年代初，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后，面向科技主戰場的科技體制改革率先全面鋪開，科技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地凸顯出來，繼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重視知識分子服務于“科技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之后，1996年，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在強調“我們進行的精神文明建設，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同時，注意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將文化問題單列出來，在第四部分“積極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中，從六個方面比較全面地對文化事業的發展提出指導性意見。這就把此前精神文明建設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但更強調思想道德建設即更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調整為兩個方面并重。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在作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正確判斷后，把文化建設問題提到重要的位置。在第七部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不僅對文化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作了說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其主要內容來說，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貫倡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對于經濟、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對于物質文明而言?！边€對社會主義文化與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的關系進行了明晰的闡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它淵源于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薄拔覈幕陌l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建設的成就?！边@是繼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之后黨在正式文件中對社會主義文化問題的集中表述，表明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文化是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的傳承者和廣納海川的文化胸襟。十四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和十五大報告之后，文化問題成為黨的各次會議報告和決議中的重要內容，并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實踐提出的新問題而與時俱進、不斷發展，標志著黨的文化思想理論趨向成熟并不斷豐富。
這一時期，文化理論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概念的確立。在承認文化具有商品屬性、市場屬性和產業屬性的基礎上，黨在文化理論、文化政策、文化管理上，突破了過去強調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的認識框架，明確文化兼有意識形態和商品的雙重屬性，以及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是文化不同的建設和發展的層次，從而厘清了公益性文化事業與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區別。
1986年1月，中國提出恢復其GATT（關貿總協定）中席位的希望。90年代，中國與GATT進行多輪談判，其中的重點和難點正是文化產業問題。在國內被視為非經濟的文化事業，在國際慣例中大多定義為“產業”，被要求納入到對外開放目錄中。文化產業產業鏈長，投入產出高，被譽為無煙工業，七八十年代以后，已經成為一些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而此時中國理論界、學術界對文化產品的商品屬性一直存在爭論和分歧，很多理論和實踐問題困擾著文化管理者和從業者。因此，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都要求在理論上明確界定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概念和屬性。1992年，國務院辦公廳綜合司在提出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時，使用“文化產業”的概念。1998年，文化部增設文化產業司，在實踐層面確認了文化產業的市場主體地位。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在《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首次提出“文化產業”概念并將其列入國家發展戰略，從理論上確認了文化產業，終結了持續十余年的論爭。
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是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的實踐基礎上總結的新經驗。“八九風波”以后，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動蕩不安，1991年，蘇聯解體，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終結。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和政治孤立，中國再次面臨向何處去的嚴重危機。精神文明建設必須要解決人們思想上的困惑、理論上的無助，以及實踐中的軟弱。思想道德建設要著重解決價值觀、人生觀的問題，是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靈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一方面突出了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強調在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不能放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兩個文明建設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不成其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要求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經濟形式多樣化必然對原有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產生重大影響。隨著經濟、文化對外交往的增加，外部影響也與日俱增，精神文明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內在要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選擇，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992年2月，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對改革開放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中產生巨大爭議和困惑的市場經濟問題，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同時強調指出，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同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
黨的十四大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設，此后，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進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1994年1月24日，中央召開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講話中要求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針對80年代后期思想領域混亂、文藝創作中的種種問題，提出加強對文化工作的領導，宣傳思想戰線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發揮有力的思想保證和輿論支持作用。強調“團結鼓勁，正面引導，不搞‘大批判’，不搞無謂爭論”。但是，在事關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則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要旗幟鮮明，理直氣壯，毫不含糊”。[3]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規劃十五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藍圖，建議將精神文明建設納入總體規劃。指出，沒有社會的發展和精神文明進步，物質文明建設就沒有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經濟發展目標就難以實現。必須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作為統一的奮斗目標，始終不渝地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4]此后，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把精神文明建設正式列入《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
1996年，中共中央召開十四屆六中全會，專門討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議題，審議并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精神文明進行理論探索和全面部署，并首次對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進行部署。與1986年的第一個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相比較，第一個決議強調精神文明建設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體現了中共中央在改革開放初期基于經濟建設為中心、文化建設服務于經濟建設的要求；兩個決議雖然都強調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但第二個決議更
進一步提出精神文明建設也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把精神文明建設放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中考察，賦予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對獨立的地位與價值。
《決議》發表以后，學術界迅即掀起了闡釋和研究的熱潮，僅《黨史研究與教學》雜志1997年就發表30多篇文章，對精神文明理論內涵、歷史發展過程、理論和現實意義、長遠影響等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
四、黨的領袖人物文化思想研究
黨史、國史領域中的領袖人物研究，覆蓋面比較廣泛，往往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方方面面。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對新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最為深遠，其文化思想也始終是學術研究的熱點。90年代，隨著歷史檔案資料的大量披露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的研究也有新的進展。陳晉關于毛澤東的系列著作[5]從文化的維度全面解析了毛澤東的文化性格、文化思想和文化內涵，是關于毛澤東文化思想研究的翹楚。
90年代前期，文化研究中的毛澤東思想主要集中在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研究，對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的批評標準、文藝的大眾化等問題進行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爭鳴。[6]后期擴展為毛澤東文化思想研究，提出毛澤東有關文化的本質及經濟、政治、文化三者的關系，文化的人民取向，文化工作的“雙百”方針，以對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十二字方針的論述為核心的文化思想，為當今的文化建設提供了理論的基點與支撐。[7]
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理論也是研究的熱點。分析者梳理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知識分子的論述，研究了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特點的基本認識、思想改造的內容和方法、途徑，以及失誤及其原因，認為毛澤東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問題上盡管存在嚴重失誤，但這一理論及其實踐的主導方面并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并通過鄧小平和江澤民的發展，進一步完善和豐富了黨的知識分子思想和實踐。
鄧小平的文化思想是其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總結。鄧小平文化思想是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的繼承，又在改革開放的現實中實現了創造性的重大發展。鄧小平早在第二次復出的各項整頓中，就對文藝工作進行了調整，使一些被錯誤批判的作品得到解放?！拔母铩苯Y束以后，鄧小平首先著手解決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發表劃時代的講話，重申文化建設的“雙百”方針。此后，把文化藝術“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發展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把文藝服從和圍繞“以階級斗爭為綱”發展為服從與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90年代以后，隨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誕生，關于江澤民文化思想的研究也迅速展開。研究者認為，江澤民作為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代表，參與了鄧小平理論的創造。作為鄧小平理論發展的參與者之一，他的文化思想屬于鄧小平理論思想體系的一部分。[8]針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群眾在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變化，十四大報告中強調精神文明重在建設。1994年1月，江澤民在全國思想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并全面闡釋“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這一文化建設方針，以及“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文化建設的途徑和目標。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中還提出“提高人民群眾文化生活質量”的新要求。
經過80年代的撥亂反正和經濟社會的全面調整和初步改革，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文化建設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給予理論上的指導。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對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聯系和區別作出說明，闡述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內涵，“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并首次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薄熬C合國力的重要指標”的提出，充分表明黨在文化問題上的世界視野和文化思想的新高度。
五、知識分子問題
新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與祖國和時代緊密相連，與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緊密相連。經過80年代一系列貫徹執行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改善生活條件的政策，以及十二大把教育列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之一，十三大更明確地提出培養人才是實現四化的關鍵問題，黨的十四大召開前，基本形成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尚和政策環境。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黨的領導人的知識分子思想的研究也在這一時期廣泛開展。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問題研究，既有歷史縱深，又關注現實，成果豐碩。
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新中國歷史上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爭議最少最具共識的一段歷史。但是這一運動后期的一些做法，為此后愈演愈烈、對知識分子造成巨大傷害的一系列運動埋設了巨大隱患，因此，作為新中國知識分子改造的源頭，這段歷史吸引了眾多研究者。研究者對這段歷史進行多角度的闡釋，并擴展到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知識分子群體的性格、命運等縱深研究。
周恩來不僅是黨制定知識分子政策的主要參與者，正確執行知識分子政策的黨的領導人，而且以其人格魅力凝聚了大批愛國知識分子，并與他們終生保持密切聯系。周恩來的知識分子思想及其文獻，他在關于知識分子的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作用等問題也是研究的熱點，發表了不少成果。
而新中國成立以后20多年間針對知識分子的一系列改造、批判運動，不僅對知識分子當事人及其家庭造成諸多悲劇，也對社會上普通民眾對于知識、知識分子以及與其相關的文化教育的認知造成極大的偏差甚至扭曲。因此，知識分子問題的話題持續不衰，不少當事人撰寫回憶文章和書籍，一些知名知識分子的書信、日記，以及他們的傳記得以出版。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中，逐步觸及思想文化領域的深層次問題，也形成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將當代知識分子群體出現的種種不良問題甚至社會問題與歷史問題聯系起來，引發一些爭論。對此，黨史、國史研究者既要對其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也要關注和警惕所謂公知背后的經濟乃至政治利益訴求。
六、國外黨史國史研究中的文化研究
改革開放以后，國外對中共黨史、當代中國史的研究日趨活躍。毛澤東等領袖人物的研究長盛不衰，僅領袖傳記就有美國、德國、英國學者的多種毛澤東、周恩來傳記出版。劍橋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于20世紀90年代出版。書中對新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知識分子問題、教育問題等都有專門描述。國外學者進行文化專題研究的并不多，但在研究中卻較多地注意文化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的研究中，并非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史本身，而是關注當代史發生發展的文化背景，[9]這個背景，既包括傳統文化，也包括現當代文化。這對中國的研究者來說具有方法論的借鑒意義。比如在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十分關注傳統文化、近現代中西方文化對毛澤東思想形成時期的影響。但也有的研究有意無意地陷入文化決定論的唯心主義當中。比如風行一時的關于毛澤東是不是民粹主義者的論爭就是這樣。
七、新研究方法的應用
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中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是學界對新的研究方法的熱衷。作為研究工作的手段和工具，在一定時期和條件下，新研究方法的確能夠開闊視野，成為破解瓶頸、推動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推動力。20世紀90年代黨史國史研究，特別是國史研究，正是借助新的研究方法，開創了研究的新局面。
以往的黨史國史研究，重點領域往往集中在經濟、政治、外交。這一時期，文化史、社會史、思想史，甚至更細小的人口史、家庭史、城鎮史等研究領域不斷被開拓，并取得成果。而這些新領域的開拓，大多首先是借鑒新的研究方法。學科交叉、系統思想，以及數理統計等跨學科研究方法的應用和多維視角，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進步和應用，為新的研究方法如數據采集和數理統計等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和可操作性，都使黨史國史研究呈現出新面貌。
八、不足與啟示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需要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保障，還必須有社會層面與改革開放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和思想層面的文化價值觀念的整合與建構。經濟和社會的深刻變革，需要從觀念層面、哲學層面、文化層面進行理論闡釋和總結。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文化對經濟發展、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正反兩方面的作用都越來越突出，黨史國史領域文化研究得到空前的關注，研究范圍不斷擴大，研究成果不斷增加。但也存在著黨史國史領域文化研究對社會文化的關注和研究不夠，存在著理論建設前瞻性不足、歷史研究與現實研究脫節、宏觀性與微觀性研究各有缺失等問題，這直接或間接派生出新世紀以來文化闡釋缺乏歷史根基、歷史闡釋泛文化化和戲謔化、主流文化與社會文化整合困難等問題。
文化是經濟政治制度的產物，并反映著經濟政治制度的變遷。而文化一經形成，則會或深或淺、或隱或顯地影響和制約經濟政治的走向。因此，黨史國史領域的文化研究一方面要避免抽象空洞地分析文化問題，而是把文化問題置放于黨史國史發展的大背景中，追尋文化思想理論和實踐發展的深層動因，研究社會文化狀況如何影響黨的文化思想理論和政策，以及黨的文化思想理論和政策又怎樣引導和塑造社會文化生態。另一方面，在黨史國史的研究中，植入文化的視角，挖掘經濟社會發展中文化所發揮的深層力量，并隨著時代的發展，總結黨領導的文化建設為民族文化注入的新元素、新活力，推動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型和發展進步。同時，在黨史國史研究中加入文化的視角和維度，文化本身的豐富復雜性無疑會拓展和深化黨史和國史研究，不僅能夠豐富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為破解和闡釋黨史國史領域一些難點問題提供新思路。
?。ㄗ髡邽橹袊鐣茖W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5—656頁。
[2]《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頁。
[3]《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頁。
[4]《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5—1486頁。
[5]據不完全統計，這10年間，陳晉出版的關于毛澤東研究的著作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毛澤東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之魂》（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上、下）（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6]鄧超高：《研究毛澤東文藝思想應當采取科學的態度——析〈歷史無可避諱〉》，《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集刊第6輯，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該輯取名為《實踐、思考與追求》，所收文章均為1990年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紀念會暨學術討論會入會論文，其中多篇論文對否定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審美本性的觀點進行了爭鳴。
[7]王湘軍：《毛澤東的文化思想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沈陽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
[8]王建輝：《江澤民文化思想初論》，《湖北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
[9]周紹榮、黃長義：《從沖突到交融——國外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研究述評》，《社會科學動態》1996年第2—3期。［日］溝口雄三：《日本現階段的中國研究及21世紀的課題》，《國際儒學研究》（會議論文集），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