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后，文化領域很快進入對“文革”的反思和清算，文學、教育、科技、知識分子政策開始撥亂反正，隨著真理標準大討論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和國家實現工作重心向現代化建設的轉移，為文化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和文化建設的開拓創新奠定基礎。隨著形勢發展，中共中央不再提“文藝從屬于政治”的口號[1]，擯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化范式，確立了文化“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二為”方向，恢復“雙百”方針，同時在思想文化建設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完整思想體系和理論框架，科教文化各項事業迅速恢復，文化進入空前繁榮的新時期。
一、文藝政策的調整與“二為”方向的提出
粉碎“四人幫”后，作為“文革”重災區的文藝較早進行反思，開始推翻“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思想禁錮。1977年開始，文藝界對“三突出論”等文藝理論進行批判。10月，《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短篇小說創作問題座談會，拉開了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序幕。11月21日，《人民日報》編輯部邀請文藝界知名人士舉行座談會，會上控訴和批判了“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惡果，肯定“文革”前17年毛澤東革命路線在文藝戰線的主導地位。12月28日，人民日報社邀請在京的100多位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舉行座談會。文化部長黃鎮在會上提出，今后一個時期文藝界的中心任務就是深入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
1978年4月，文化部召開揭批“四人幫”大會，為受迫害的文藝工作者平反。5月27日，中國文聯召開三屆三次擴大會議，批判了“文藝黑線專政”論，決定恢復全國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和中國舞蹈工作者協會等。6月，被?？摹段乃噲蟆窂涂＝涍^一年多的清理、批判，文藝領域逐漸澄清了思想是非、理論是非。1979年5月3日，中央批轉總政治部《關于建議撤銷1966年2月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請示》的通知，決定撤銷《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對受《紀要》影響被錯誤批判、處理的人員和文藝作品，要實事求是地予以平反。[2]“文藝黑線專政”論被徹底否定。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總結黨領導文化工作的成敗得失，分析新時期中國文化事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基礎上，文藝政策作出重大調整。1978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認真調整黨的文藝政策》，在對“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闡釋上，只強調“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而舍棄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1979年10月30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致祝詞，他肯定了“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結束后文藝工作取得的成績，指出：“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辈⒓嘘U釋文藝與政治、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關系等問題。不再只重視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認可了文化的娛樂和審美功能，豐富了文化內涵。關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祝詞沒有提之前一直強調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祝詞總結文藝發展的經驗教訓，解決了文藝、文化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系列新的文藝政策，成為20世紀80年代文藝調整的指導方針。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明確以“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取代“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岸椤狈较蜃鳛槲乃嚱绲闹笇钥谔?，成為新時期國家文化方針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領域的撥亂反正，就是把過去提出的正確的方針原則恢復起來，把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并根據時代的變化，適時實現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化政策的重大調整。
二、教育事業的整頓和恢復高考
“文革”期間，教育遭到嚴重沖擊，極左思潮在學校蔓延，整個國家的教育秩序被徹底打亂。教育領域的撥亂反正從推翻“兩個估計”和恢復高考開始。
1977年8月4日至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關于教育，大家最關心“兩個估計”的是非問題，主張改革高等學?，F行招生制度，立即恢復文化考試。他明確指出：“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睂τ谥R分子問題，他認為“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他提出要尊重教師，“就今天的現狀來說，要特別注意調動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要強調尊重教師?！睂τ诟咝Ｕ猩鷨栴}，他提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盵3]招生的條件，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8月13日，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召開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出臺《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和《關于高等學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見》。10月12日，國務院批準這一意見，宣布恢復高考招生制度和招收研究生制度，當年立即恢復高考招生。
推翻“兩個估計”是教育領域撥亂反正的前提。1977年11月18日，教育部以大批判組名義發表題為《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的文章，公開批判“兩個估計”。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撤銷了“兩個估計”的文件，并要求由此造成的冤假錯案，尚未平反昭雪的，要抓緊解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錯誤打擊、迫害的干部和師生員工予以平反昭雪和落實政策，有效地醫治了內亂的創傷，調動起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
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就如何提高教育質量、提高科學文化的教學水平、加強學校秩序和紀律、教育事業如何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提高教師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達成共識。各學校普遍恢復了教師職稱評定工作。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2月，國務院批準了教育部《關于恢復和辦好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報告》，恢復全國重點高等學校88所。12月，又批準恢復和增設普通高等學校169所。為與世界直接交流對話，1978年，教育部恢復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做法，并根據鄧小平“要成千上萬地派”[4]留學生的意見，加大選派留學生數量。1978年和1979年中國派遣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及訪問學者在內2230人出國。[5]
教育界撥亂反正完成后，確立了新時期教育發展戰略。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全國應在80年代基本實現普及小學教育的歷史任務，有條件的地區還可以普及初中教育，推動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普及。1981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決定》發布，提出有計劃地實行全員培訓，建立正規的職工教育制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發展教育列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重點，要求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發展包括干部教育、職工教育、農民教育、掃除文盲在內的城鄉各級各類教育，培養各種專門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1983年，鄧小平為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6]，提出“三個面向”的教育思想，后拓展為整個文化發展的思想。
三、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
“文革”結束后，中國科技落后問題凸現出來。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召開，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號召。
8月4日至8日，鄧小平邀請科教工作者座談。他強調，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科學當然包括社會科學。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同一天，根據鄧小平的提議，恢復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方毅為主任，以統一規劃，統一調度，統一安排，統一指導協作。6月開始籌備全國科學大會?；I備工作期間，根據中央的通知，全國上下興起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熱潮。各地分別制定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整頓和充實科研單位的領導班子，建立和健全黨委領導下的所長分工負責制，取消院、所兩級的革命委員會；重新建立學術委員會；建立各類人員的考核制度；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恢復技術職稱，提拔了一批研究員、教授、工程師；對用非所學、安排不當的科技人員逐步予以調整；為保證“六分之五”的業務時間積極創造條件。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華國鋒主持會議。鄧小平作重要講話，宣布：中央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動員全黨全國重視科學技術，加速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他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強調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要努力培養一支浩浩蕩蕩的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大軍，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要向外國學習；明確在科研部門實現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他指出，黨委的領導主要是政治上的領導，為科技人員創造必要的工作條件，并表示自己“愿意當大家的后勤部長”。[7]華國鋒發表了題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重要講話。大會還表彰了826個先進集體和1192名先進個人，獎勵了7657項優秀成果。
大會討論并制定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對自然資源、農業、工業、國防、環境保護等27個領域和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兩大門類的科學技術研究工作進行規劃，作了全面安排，從中確定108個項目作為全國科學技術研究的重點。《八年規劃綱要》要求把農業、能源、材料、電子計算機、激光、空間、高能物理、遺傳工程等8個影響全局的綜合性科學技術領域、重大新技術領域和帶頭學科，放在突出的地位，集中力量，做出顯著成績，以推動整個科學技術和整個國民經濟高速度發展。規劃綱要確定了一個時期科技戰線的工作任務，推動了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隨著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和撥亂反正的推進，解除了舊的思想束縛，破除了精神枷鎖，提出了一系列科技發展戰略，并進行了廣泛動員，中國科技事業的春天真正來臨。
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文革”時期，存在嚴重的反智主義和歧視知識分子現象?！拔母铩苯Y束后，國家的發展急需對知識分子進行重新定位和政策調整。粉碎“四人幫”后，黨和政府對知識分子的理論與政策進行調整，核心是撥亂反正和落實政策。
首先是突破“兩個估計”束縛，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思想。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指出：“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薄耙欢ㄒ邳h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盵8]這是新時期知識分子政策的基本立足點。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首先需要解除知識分子的歷史包袱。8月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關于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的講話，指出：“應當肯定，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盵9]鄧小平不僅肯定新中國17年教育工作的成績和廣大知識分子的貢獻，而且恢復和強調“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這一觀點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時進一步強化。197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指出：“20多年來，我國廣大知識分子，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滿腔熱忱地從事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幫’嚴重迫害，工作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許多人仍然堅守崗位，表現出很高的政治覺悟。他們不愧是工人階級自己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隊伍”。
隨著“兩個估計”的突破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論斷的提出，知識分子也由被“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變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依靠力量。1978年10月31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召開的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上提出：現在我們的知識分子隊伍人數已有兩千多萬，整個知識分子隊伍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已經占知識分子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幾十年來跟著黨走，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工作，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提出的以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團結、教育、改造這個方針，現在已經不適用了。在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了，提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很容易造成對知識分子的歧視。1981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知識分子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出法律規定。
知識分子問題上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對又紅又專要有正確的理解、合理的要求。“文革”中鼓吹“知識越多越反動”，“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把既無知又反動的交白卷的捧為“紅?！钡湫?，把孜孜不倦，刻苦鉆研，為祖國的科學技術事業作出貢獻的誣蔑為“白專”典型。對此，鄧小平指出，白是一個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才能說是白。不能把努力鉆研業務和白扯到一起?！笆澜缬^的重要表現是為誰服務。”“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表示他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按政治標準來說，就不能說他是白，而應該說是紅了。我們的科學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致力于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作出貢獻，這固然是專的表現，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紅的表現。”[10]這就明確了紅與專的標準以及“紅”與“專”的關系問題。
中共中央在理論上正本清源的同時，抓緊落實政策。1978年10月、11月間，中組部先后召開兩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座談會，會后，中共中央以中組部名義發布《關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要求：一是對知識分子隊伍應當有一個正確估計；二是繼續做好復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錯案工作；三是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職有權有責；四是調整用非所學，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五是努力改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六是加強領導，改進作風。[11]1981年中共中央成立知識分子工作聯系小組，中組部和各地黨委組織部門成立知識分子工作辦公室，專門負責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檢查一次知識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檢查知識分子工作，認真落實中央關于知識分子的政策和歸僑政策，進一步消除黨內和社會上對他們的偏見。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并要求把政治覺悟高、業務能力強、工作干勁大、群眾關系好的知識分子（包括非黨知識分子），提拔到適當的領導崗位上來[12]。到1987年黨的十三大前后，撥亂反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政策落實工作基本結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發生全面的轉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觀念和社會風氣開始逐步形成。
五、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文化事業保駕護航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和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后，中共中央及時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戰略任務，明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不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時，在深刻論述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還強調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轉變社會風氣和端正黨風的極端重要性。實際上已經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些根本性問題。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的《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學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3]正式提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任務。中共十二大全面闡述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涵。胡耀邦在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14]并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分為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兩個方面，指出這兩方面又是互相滲透和互相促進的。
粉碎“四人幫”以后，思想理論戰線進行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改革開放初期，中共中央一方面鼓勵思想解放，以清除長期以來“左”的思想束縛，另一方面又防止矯枉過正，尤其防止思想在孕育、啟蒙、探索時脫韁，注意思想理論引導。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經驗教訓，討論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同時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后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1980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要求“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15]。20世紀80年代初，抓住一些典型事例以正面教育為主，解決思想認識問題。一是關于人生觀問題的大討論。二是對電影《苦戀》的批評。三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為進一步統一全黨全社會思想認識，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對新中國成立32年來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歷史事件作出總結。
精神文明建設理論發展的同時，大規模的群眾性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活動逐步開展起來。1981年2月25日，全國總工會等9個單位聯合發出《關于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倡議》，倡議開展以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和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為內容的“五講四美”文明禮貌活動。5月，全國總工會黨組、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黨組開展推動學趕先進活動，以“同先進比差距，拜先進作老師”的精神，引導和推動越來越多的人尊重和學習各條戰線的先進模范人物。1983年2月24日，中宣部等24個單位在繼續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的基礎上，增加了“三熱愛”?！叭裏釔邸奔礋釔圩鎳釔凵鐣髁x、熱愛中國共產黨。為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關于批轉〈國營企業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綱要（試行）〉的通知》《關于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關于改進和加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定》《關于改革和加強中小學德育工作的通知》等。這些舉措對改善和凈化社會風氣，提升人民群眾的道德素質，起到了積極的推動和促進作用。為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入開展，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研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實事求是地總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成就和不足，進一步明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和政策舉措，為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明了方向。
六、經驗啟示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共中央在文化領域采取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對文化進行了撥亂反正，并隨著時代發展采取了許多新的符合實際的舉措。這些措施的恢復和舉措的實行，促進了文化的恢復和發展，并及時開展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文化事業發展保駕護航?？偨Y新時期文化事業的發展繁榮，我們認識到：第一，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歷久彌新，永遠不會過時，永遠是指導文化工作和全國各項工作的常青理論之樹。馬克思主義關于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的經典論述，是對新時期中國文化事業繁榮與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實踐空前發展的最好注腳。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協調好二者的關系。第二，文化建設必須堅持與社會發展同步，在堅持被實踐證明正確的政策措施基礎上，要堅持理論創新，不斷用新的理論成果來武裝頭腦，用新的政策舉措來引導文化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第三，要處理好文化建設與思想建設的關系，文化建設有其自身發展規律，同時又與思想建設密不可分。處理和協調好二者的關系，才能保證二者協調持續發展。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和前提是必須與中國國情相適應，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框架內進行。
?。ㄗ髡邽橹袊鐣茖W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頁。
[2]《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頁。
[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8頁。
[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頁。
[5]參見［美］陸丹尼：《20世紀80年代中國留學政策的演變》，李喜所主編：《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頁。
[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頁。
[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100頁。
[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1頁。
[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頁。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頁。
[11]《知識分子問題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62頁。
[12]《知識分子問題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頁。
[13]《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頁。
[14]《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頁。
[1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