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黨在思想理論、文化宣傳戰線的領導人，改革開放初期，他協助鄧小平在思想文化戰線作了大量的工作，為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科學地闡述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促進黨的文化政策調整
文藝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核心問題。毛澤東在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明確作出回答：我們的文藝是為著“最廣大的人民大眾”[1]的，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他認為，“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2]“文藝從屬于政治”“文藝服從于政治”[3]。毛澤東的文藝觀及其引領下的文藝實踐有效地喚起、動員了民眾，為促進中國革命的勝利及推動文藝的普及，為新中國的文藝重建，為鼓舞人們建設國家、樹立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等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過分強調文藝的政治屬性，把文藝約束在政治框架之內，就出現了一些長期困擾中國文化發展的問題（如政治與行政干預過多，文藝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學術藝術、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時常混淆等）。[4]1957年文化界的反右派斗爭，采取行政手段和群眾斗爭的方式去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文藝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教訓尤其深刻。因此，如何調整文化與政治的關系是新時期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胡喬木對“文藝從屬于政治”提法進行了一分為二的重點闡述，推動黨的文化政策調整。
1979年8月29日，胡喬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同志談話時，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做出如下闡釋：“文學是上層建筑，政治也是上層建筑。但兩者性質不同，任務也不同，社會作用和作用的方式也都完全不一樣，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政治必然影響文學，但如認為政治能夠或應當決定文學的發展，那就是政治史觀而不是唯物史觀了”[5]，肯定了文藝的相對獨立性。9月18日，胡喬木、鄧力群致信胡耀邦并轉周揚，就周揚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文藝（征求意見稿）》提出，“全文的關鍵似在對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襲過去的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從屬于政治的等提法。過去的提法有許多講不通的地方，過于簡單化……還是要給以歷史的積極的解釋和估價，因為它是當時時代的產物，也發揮了積極作用（當然也產生了消極作用），但現在仍然因襲就不適當了。”[6]
在1979年10月30日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所作的祝詞舍棄了“文藝為政治服務”提法[7]，而是提出“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8]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社論，明確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9]的文藝指導方針。新的“二為”方向，是黨在文化建設指導思想上的重大調整。
胡喬木努力推動“二為”方向的貫徹。針對一些不贊成以“二為”方向代替原有方針的僵化思想，1982年6月25日，他在中國文聯四屆二次全委會招待會上指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提法“在表達文藝服務的目的方面，來得更加直接，給文藝開辟的服務途徑，更加寬廣。”這首先是因為“政治本身不是目的，政治是達到我們的目的的一種手段”，“政治的目的是為人民的利益”，“人民、社會主義是文藝服務根本目標，是非常廣闊的概念，把政治包含在內，但不單單歸結為政治。政治的正確性歸根到底要用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的利益來衡量和保證。”[10]為人民服務，就是我們的作品是反映人民的生活的，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團結人民，鼓舞和教育人民”[11]。執政黨要領導全社會，“我們的文藝作品，毫無疑問，它的思想內容的主要傾向是要擁護人民，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表現某些強烈的政治主題，這是我們提倡的。”但是，“這并不是文學藝術的唯一主題”[12]。其次，“為政治服務可以并且曾經被理解為當前的某一項政策，某一項臨時性的政治任務、政治事件，甚至為某一個政治領導者的瞎指揮服務。”[13]應該承認，為狹義的政治服務，在某種范圍內也是需要的（只要這種政治確是代表人民當時的利益），但是決不能用它來概括文學藝術的全部作用。而“為社會主義服務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只要有益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世界觀、理想、道德、品格、信念、意志、智慧、勇氣、情操和整個精神境界，都是為社會主義服務。”[14]
正確把握文藝與政治關系的關鍵是如何實現黨對文藝的領導。胡喬木明確提出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是指黨對文學藝術發展方向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方針政策的制定和貫徹上。他指出：“對于社會主義事業，我們黨承擔領導責任”，“但是，文學藝術方面的許多事情，不是在黨的直接指揮下，經過黨的組織就能夠完成的，而是要通過國家和社會的有關組織、黨和黨外群眾的合作才能進行的”，“有許多與文學藝術發展方向關系不大的事情，黨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干預。[15]1981年12月27日，他在全國故事片電影創作會議上講話中重申：對于文藝工作“無為而治”不行，“管得太具體”也不對。[16]
胡喬木對文學的黨性與文學家、藝術家中的共產黨員的黨性這一問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是非混淆的問題進行了區分。他明確指出：“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共產黨員文學家，首先是共產黨員，同任何共產黨員一樣”，“他必須有堅強的黨性”。因此，“共產黨員文學家決不可以把他所從事的文學藝術工作當作與黨無關的個人事業，而應該把它看作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決不可以因為是文學家就自視特殊，而應該把自己看作是黨的組織的守紀律的成員。這個問題、這些原則是不能含糊，不能有絲毫疑義的。”[17]至于文學的黨性，“是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思想傾向中所集中表現的階級立場、政治立場、黨派立場，這并不是一般文學作品所普遍具有的”[18]，不必要也不應該成為對所有的文藝作品的要求。“只要是合乎美學標準的，也能夠在一個方面起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作用。我們也要讓這一類作品充分發揮它們的積極作用。”[19]這一理念拓展了文學藝術的表現空間，是對文藝多樣性的包容與鼓勵，是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基礎，利于糾正以往長時期把文藝功能狹隘化的現象。
上述文藝與政治的相關問題，都是當時理論與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胡喬木條分縷析的闡釋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困惑，有利于“二為”方向的貫徹落實，推動政治與文藝間的良性互動。
二、實事求是地總結和評價毛澤東的文藝思想
文化領域在“文革”中是重災區。文藝領域的撥亂反正，如果不對毛澤東的文藝觀作出科學分析，就不能澄清人們的思想，真正完成撥亂反正的任務。“文化大革命”后，鄧小平主持下制定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沒有具體評價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胡喬木是《決議》起草工作的負責人，又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整理者、宣傳者，對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其實踐有深入的認識。
1981年8月8日，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胡喬木就怎樣認識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發表了意見。他指出，《講話》的根本精神，“不但在歷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導了抗日戰爭后期的解放區文學創作和建國以后的文學創作的發展，而且是我們在今后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的。”[20]《講話》的要點是：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的源泉。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地方，必須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間去，才能夠寫出反映他們的生活、符合他們的需要的作品。作家要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立場上，創造文學藝術的作品，來團結和教育人民，驚醒和鼓舞人民，推動人民為反對敵人、改造舊社會舊思想、建設新社會新生活而斗爭。胡喬木指出：“這些都是完全正確的。在今天的社會主義時代，黨中央提出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思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運用和發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動搖的。”[21]
同時，胡喬木提出：“對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也要采取科學的分析態度。我們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夠用一輩子’那樣的態度來對待。”“長期的實踐證明，《講話》中關于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提法，關于把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簡單地歸結為作品的政治觀點、政治傾向性，并把政治標準作為衡量文藝作品的第一標準的提法，關于把具有社會性的人性完全歸結為人的階級性的提法，“這些互相關聯的提法，雖然有它們產生的一定的歷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確切的，……這些互相關聯的提法，雖然有它們產生的一定的歷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確切的，并且對于建國以來的文藝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集中表現在他對于文藝工作者發動一種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批判上，以及1963、1964年關于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上。這兩個事實，也是后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遠因和近因之一”，“這個沉痛的教訓我們必須永遠牢記”。他還指出：“我們也要看到，毛澤東即使在晚年，對文藝問題也發表過一些好的思想。比方說，‘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戲曲改革，從原則上來說，也是正確的”。1975年，毛澤東“重新提出了‘百花齊放’的口號”。[22]他要求，“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正確的核心要堅決加以維護和發展，對于它的某些不正確方面不要重蹈覆轍”[23]，并提出“任何時候都必須全面地看問題”[24]。
對衡量文藝作品的標準，胡喬木進行了闡述。他指出：“對于一部作品，應該從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面去評價。從總體上來說，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政治觀點、社會觀點、哲學觀點、歷史觀點、道德觀點、藝術觀點等等”[25]，這就要求我們在衡量、評價一部作品的思想內容時，除了分析它所包含的政治觀點、政治傾向性以外，還必須分析它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內容，它對生活的認識價值，這樣才能全面地評價作品的思想意義。否則，勢必硬把作品變成某種政治觀點的圖解物，導致實踐上的簡單粗暴，妨礙文藝創作、文藝批評的健康發展，不利于文藝的繁榮。
實踐證明，在胡喬木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分析與判斷是比較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對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具有深遠的意義。關于文藝的標準討論，對營造寬松氣氛、推動文藝創作的豐富很有裨益。
三、以正確的文藝批評引導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文學藝術不斷繁榮發展，但也有人將四項基本原則污蔑為“四根棍子”，說發表反革命言論也享有“自由”，把“雙百”方針理解為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張無底線的“創作自由”。對此曲解，胡喬木指出：“雙百”方針的基本點，就是“在學術上實行民主討論，在藝術上實行自由競賽，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發展正確和先進的東西，糾正錯誤和落后的東西，用真、善、美來克服假、惡、丑，來求得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健康前進”，[26]不能把它作為發表錯誤言論的自由的依據。而且，“雙百”方針不是孤立的，是與“二為”方向、在一切社會政治思想領域中都要確立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批評和自我批評等一系列方針聯系在一起的。[27]
胡喬木堅持文藝批評的著眼點是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他指出：“正確的批評當然首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28]。對錯誤的思潮和作品一定要進行批評，“在社會主義中國，在我們的文學刊物上，對于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作品（這當然有各種各樣的情況），是不能寬容的。”[29]1981年8月，在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胡喬木對電影劇本《苦戀》和根據這個劇本拍攝的影片《太陽和人》進行批評，“就是因為它們歪曲地反映了我國社會現實生活的歷史發展，實際上否定了社會主義的中國，否定了黨的領導。”[30]不通過文藝批評使我們的文藝界、思想界和全黨受到教育，增強同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作斗爭的能力，我們的文藝事業和其他事業就很難保證自己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
同時，他反對批評的簡單、籠統和粗暴。他指出：“文藝批評是一門專門的科學”，認為“開展正確的批評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需要批評的對象，需要批評的人或事，或觀點，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第二，人民內部的批評，一定要有團結的愿望”；“第三，從以上兩個前提出發，我們的批評要既入理，又入情”。“入理是說切合事理，充分說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入情是說保持同志態度，準確理解和分析被批評者的心理狀態，動之以情，而不要不近人情”。[31]并且要允許反批評。
四、重視文藝的力量和社會效益
文藝是文化建設的內核，文藝作品是國家意識形態傳播的主要載體，在歷史轉折時期，胡喬木非常重視發揮文藝凝心聚力的作用。1980年3月28日，在紀念“左聯”成立50周年大會上講話時，他向文藝工作者發出號召：“讓我們攜起手來，放聲歌唱，用各種各樣健康的、對祖國和自己的前途充滿信心的歌聲來鼓舞全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戰士和廣大的革命青年，鼓舞他們建設和保衛我們的祖國，建設和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新生活！”[32]
改革開放初期，文藝政策的重大調整，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喚起了文藝家的創作激情及對藝術的探索、求新，但也出現了思想上的混亂。一方面，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懷疑、迷茫、失望甚至怨恨的情緒沒有散去；另一方面，隨著國門的打開，中國文化領域掀起一股翻譯、學習西方文藝理論和作品的熱潮。文藝創作中，一些人深受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熱衷于寫所謂的社會陰暗面，把歷史過程偶然化、虛無化，把現實世界碎片化、功利化，把人性挖掘欲望化、丑惡化。這種思想取向顯然不利于鼓舞人們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搞建設”。胡喬木主張進行積極引導：“文學藝術的讀者既然是廣大人民群眾，就不能不要求它用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社會主義思想來團結人民、鼓舞人民、教育人民。”[33]關于文藝作品怎樣對待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以及應怎樣對待“文化大革命”等歷史問題，他指出：“揭露和批判陰暗面，目的是為了糾正，要有正確的立場和觀點，使人們增強信心和力量，防止消極影響。”[34]他肯定了過去幾年大量出現的關于反右派、“反右傾”和十年動亂的揭露性作品對于認識歷史，批判“左”傾錯誤，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說明：“我們黨從打倒‘四人幫’以來，經過差不多五年的時間，給‘文化大革命’和建國以來歷史上的一些其他問題作了科學的總結，目的就是為了和過去的錯誤告別”，因此，他“希望全國的作家、藝術家能把創作活動的重點轉到當前的建設新生活的斗爭中來”。[35]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現在有，在一個很長的時間里還會有各種陰暗現象，但我們“一定要看清全局，看清主流，看清前途。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尤其是其中的共產黨員，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應該對黨和人民的前途、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抱著積極的態度。”[36]
胡喬木對片面宣傳現代派思潮也進行了批評。1983年6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部務擴大會議上講話中，他肯定“藝術的創新是永遠需要的”，但反對在“創新的名義下反對社會主義”[37]。通過分析中外文學藝術發展的大量歷史事實，他指出：“藝術的歷史說明，藝術不能離開生活。”[38]對于引起討論的文學自我表現的問題，他認為，作家追求自己的個性是對的，但文學藝術的自我表現“不要社會功能，不要社會內容，拋棄了社會利益，這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是不相容的。”[39]對當時文藝界一些人盲目推崇現代派的情況，他指出，現代主義在20世紀不會成為主流，反理性主義很難寫出好作品來，而“現實主義作品產生了許多文學人物、場景，提出了許多有社會意義的問題，道路很廣闊。現代派太不能與之相比了。”[40]而且，“如果在利用現代派技巧的幌子下來掩蓋反對社會主義的內容，那么我們是要堅決反對的。”[41]但他不排斥對現代派技巧的借鑒。王蒙是當時借鑒現代派寫小說的最有影響的作家。1981年，胡喬木讀了《王蒙小說創新資料》后，“對之很欣賞”，致信王蒙，并“寫了一首五律”，“表達他閱讀的興奮心情”。[42]他期待王蒙寫出更多反映現實、催人奮進的新作。
作為中央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負責人，胡喬木對作家和作品非常熟悉。他對郭小川的《廈門風姿》、茹志鵑的《百合花》、魏巍的《東方》、莫應豐的《將軍吟》、諶容的《人到中年》、陳祖芬的通訊《共產黨人》、從維熙的《雪落黃河靜無聲》和《北國草》都有很高的評價。他肯定《喜盈門》《牧馬人》《巴山夜雨》《高山下的花環》等電影作品，稱贊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著愛國主義熱情、富有民族風格和地方色彩的優秀電視連續劇”，“攀登上了電視藝術的高峰”，說明“不要一味跟在西方的現代流派后面追”，可以“制作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高水平的作品”。[43]他對優秀作品竭力推介，對作家關心備至。他讀黃永玉的散文和素不相識的作家從維熙作品，欣賞之情溢于言表，為求藝術的完美，他寫了長信，像老師批改作業般認真對文字、標點和語法進行訂正，不厭其煩。他讀韋君宜《病室眾生相》，不僅高度評價了這篇“文字清素而情致濃郁，韻在言外”的難得的散文佳作，而且還推介了韋君宜的長篇小說《母與子》，表示“深深地被這部真實的熱烈的小說吸引和感動”。他對所謂現實主義的“寫法太‘老’了”說法不認同，表示：“我不知道如果按某種新的寫法寫出能否還像現在這樣動人。”[44]他堅持原則，對錯誤觀點進行批評，對藝術家非常愛護，對新老作家謙恭而熱情。蕭乾回憶與胡喬木的交往時說，他給人溫暖，“常常希望讓每個中國人，不論其政治地位或者一時行情如何，都能發揮些作用。”[45]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歷史轉折時期，是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基礎上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轉型的初期，迫切需要進行思想引導、整合，構建與時代相適應的文化秩序與權威，為現代化建設導航、定向。在這種情形下，胡喬木以文藝為抓手，影響思想文化戰線，協助鄧小平作了大量的工作，他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既反對思想僵化，又反對自由化，堅持用說理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帶根本性的、尖銳及最有影響的重大問題，以加強黨的思想領導，堅持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作為歷史的見證人，楊尚昆指出：“在資產階級自由思想泛濫的時候，喬木又毫不猶豫地進行斗爭。雖然有各方面的非議，有各種各樣的壓力，他一點也動搖，表現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忠誠和堅定。”[46]胡喬木以其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素養，洞察新的歷史條件下思想文化對治理國家、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意義，努力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八九”風波的出現，從反面證明了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對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重要性。
[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頁。
[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頁。
[3]《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頁。
[4]楊鳳城：《中國共產黨90年的文化觀、文化建設方針與文化轉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5]《胡喬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頁。
[6]徐慶全：《名家書札與文壇風云》，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頁。
[7]徐慶全：《名家書札與文壇風云》，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頁。
[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頁。
[9]《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人民日報》1980年7月26日。
[10]《胡喬木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0~561頁。
[11]《胡喬木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3頁。
[12]《胡喬木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3頁。
[13]《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頁。
[14]《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頁。
[15]《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556頁。
[16]《胡喬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頁。
[17]《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7頁。
[18]《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8頁。
[19]《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9頁。
[20]《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3頁。
[21]《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3、519頁。
[22]《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517頁。
[23]《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6頁。
[24]《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8頁。
[25]《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頁。
[26]《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3頁。
[27]《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4頁。
[28]《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7頁。
[29]胡喬木：《更高高舉起社會主義文學旗幟》，《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5期。
[30]《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1頁。
[31]《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8~509頁。
[32]《胡喬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頁。
[33]《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8頁。
[34]《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8頁。
[35]《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8~519頁。
[36]《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9、521頁。
[37]胡喬木：《更高高舉起社會主義文學旗幟》，《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5期。
[38]胡喬木：《更高高舉起社會主義文學旗幟》，《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5期。
[39]胡喬木：《更高高舉起社會主義文學旗幟》，《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5期。
[40]胡喬木：《更高高舉起社會主義文學旗幟》，《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5期。
[41]胡喬木：《更高高舉起社會主義文學旗幟》，《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5期。
[42]《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頁。
[43]《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頁。
[44]《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327頁。
[45]《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頁。
[46]《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