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探索中，積累的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具有鮮明的特點。由于陳云是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親自開辟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他在改革開放中的理論與實踐，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治國理政的智慧。
一、善于運用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陳云認為，要把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對頭。只有思想方法對頭，才能不犯錯誤、少犯錯誤，少走彎路。他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特別注意并善于運用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思考重大的戰略性問題，牢牢抓住重點領域、關鍵環節。他在關于如何解放思想、如何認識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平衡、如何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等方面的理論與實踐，成為他運用科學的思想方法的典范。
既堅持解放思想，又注意立足國情、堅持實事求是，是陳云對如何解放思想的一貫主張。解放思想是推進改革的前提，陳云將解放思想置于十分突出的位置，并予以不斷強調。“文革”結束后，陳云積極支持并有力推動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全黨解放思想、沖破束縛準備了重要條件。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陳云強調要不斷學習新的東西，他在1992年7月說：“現在我們國家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1]
陳云的解放思想是建立在中國的基本國情的基礎上的。他從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把全國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當成大的政治問題。他指出：“一方面我們還很窮，另一方面要經過二十年，即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一個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四個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我們只能在這種矛盾中搞四化。這個現實的情況，是制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2]“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次偉大進軍，必須既積極又穩重。”[3]在這種對國情清醒認識基礎上，他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不斷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他主張大膽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先進的東西，但堅決反對照抄照搬，搞全盤“西化”。他認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要積極，又要穩妥。只要這樣做了，這次改革就一定能夠成功。”[4]他多次強調在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試驗要大膽，推廣要謹慎，改革要“摸著石頭過河”，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
在經濟建設中，陳云強調，要善于總結經驗，注意把握平衡，緩步而行，不能過于求快，“國民經濟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5]。陳云特別強調部門、行業之間要平衡，包括計劃與市場，農、輕、重，財政支出和收入，進口與出口，中央與地方，貨幣與市場之間的平衡等；基本建設與人民生活要平衡；長線（指五年計劃、長遠規劃）與短線（指年度計劃）要平衡；經濟建設“必須瞻前顧后、前后銜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損失。”[6]陳云指出：在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也要注意精神文明建設。他告誡人們：必須“兩個文明”一起抓，“如果忘記或放松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也不可能搞好。嚴重的，甚至會脫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這是很危險的”[7]。
陳云強調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他指出，經濟、政治、社會穩定了，人心才能安定，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在各種穩定中，經濟穩定是更重要的穩定，經濟穩定是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的基礎。同時，他又強調政治、經濟、社會穩定之間的內在聯系，提醒人們，決不能把各種穩定孤立化、絕對化。他反對為了穩定，過分強調整齊劃一、不允許有一點差異、不能有另類的聲音。他對經濟穩定與經濟發展二者關系作過精辟概括，強調穩定的目的是為了更好更快的發展，以改革發展求穩定。他指出：“人民向往四個現代化，要求經濟有較快的發展。但他們又要求不要再折騰，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8]陳云堅持量力而行是保持經濟快速而又穩定發展的正確原則，認為量力而行與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并不矛盾。能快則快正是量力而行、盡力而為的結果，不量力而行，盲目追求高速度，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加快發展。他提醒人們：新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片面重視經濟發展速度和規模，忽視甚至無視經濟穩定，導致經濟發展受挫、出現經濟負增長，“代價是重大的。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9]。在陳云的穩定觀中，穩定不是僵化固定，而是靈活變化，不是停止，而是發展，是與時俱進。
對于如何做到思想方法“對頭”這一問題，陳云特別強調了三點：一是要注意學習。他反復倡導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特別要學好馬克思主義哲學。1981年3月24日，他“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也要學點歷史”。[10]他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共產黨員樹立正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少犯錯誤的關鍵。他說：“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11]。二是要重視調查研究。重大決策之前，陳云總要作大量調查研究，聽取多方面意見。他說：“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12]三是要掌握和運用好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陳云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13]著名的十五個字，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具體化。他總結說：“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14]這十五個字，既是他在治國理政中長期積累起來的經驗總結，也是他在歷次風浪中始終能保持認識比較全面、比較正確，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錯誤的法寶。
陳云強調的思想方法，其理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認識基礎是中國的具體實際，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充滿了唯物辯證法的智慧。正是因為堅持運用科學的思想方法，陳云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無論是對中國國情的把握，還是對重要理論問題的認識，都比較客觀科學。
二、著力抓經濟抓民生
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是陳云始終高度重視的大事情。陳云把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提高到黨是否脫離群眾，事關人心向背的高度。他曾經指出：“當權的黨容易只是向群眾要東西，而忘記也要給群眾很多的東西。如果真是那樣，群眾就會把我們看成強迫攤派的命令機關。所以，我們不應該只知道向群眾要東西，更應該時刻注意為群眾謀福利。”[15]“黨脫離了群眾，就成了光桿子的黨，這樣的黨也是不能存在的。”[16]
新中國成立后，陳云主抓經濟工作，對新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云冷靜地分析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和所處的歷史階段，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中國要擺脫落后、趕上時代，就必須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要通過各項改革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只有改革，才能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發展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在領導經濟工作的長期實踐中，陳云形成了以穩中求進、活而不亂為核心的系統的經濟發展思想。
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只有經濟發展了，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增強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斷改善。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前提條件，但是，如果不能處理好吃飯與建設、發展與公平的關系，經濟發展又不必然帶來民生的改善。對這一重大問題，陳云在理論和實踐上給予了明確的回答。他在黨的八大就提出要建設一個“有利于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有利于人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所在，也是陳云經濟思想的主題。改革開放后，陳云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為了發展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17]他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經濟建設的最后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8]。因此，必須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礎上搞建設。計劃安排的順序應當是先保證民生，其次保證簡單再生產的需要，再次才保證基本建設。1981年底，他提出的著名的經濟工作的大方針是：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他不贊成建設擠生活，也不贊成消費增長超過生產增長。“文革”結束后，陳云從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強調指出：建國快30年了，還有要飯的，怎么行呢？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要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2000萬噸糧食，穩住農民這一頭，這是“大計”，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他強調指出：吃飯的問題如果老是不解決，“恐怕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就會帶隊進城要飯”[19]。考慮到我國農業人口眾多的特殊國情，陳云非常重視農業問題，尤其是糧食生產。他多次提醒大家：農業是國力的基礎，無農不穩、無糧則亂，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放松糧食生產；10億人口的吃飯穿衣，是我國的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日用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商業工作，與民生息息相關。陳云要求：“安排工業生產的時候，應該專門撥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產”[20]。他還特別指出：“商業工作天天同人民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鹽、柴、米。不要看不起這些，這是人民的大事。”[21]他將解決農民吃飯問題看成“是大計，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22]。
社會主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民富裕起來，共享改革成果。1979年，陳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設想：要用20年的時間，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數達到中等，少數可以先富起來。大體上差別不大，但是還有差別”[23]。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生產要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如果中國只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24]。陳云描繪了一幅共同富裕的愿景和一條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在陳云看來，共同富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實現生活水平多數達到中等”，“大體上差別不大”；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實現的，是少數人先富起來，最后實現大多數人的共同富裕。
在領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陳云提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經濟發展要穩中求進活而不亂、經濟發展要有利于人民、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緊緊抓住了治國理政中的關鍵問題，從根本上把握住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住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
三、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
改革開放的方向問題，是關系到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問題。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對于如何改革，確實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25]這兩種改革觀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個問題上。針對“資本主義化”的改革觀，陳云強調要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不動搖，尤其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黨的領導給予了更多的強調。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通過總結國際國內社會主義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經驗，陳云一方面肯定并強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須堅持，另一方面強調社會主義傳統體制存在嚴重弊端，必須改革。陳云明確指出：“現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26]改革只能改掉錯誤的地方和不完善的地方，而不能把社會主義根本的原則的東西丟掉。陳云要求在全黨要堅定和加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他明確指出：“要使全黨同志明白，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非常重要。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們國家現在進行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進行的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27]“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28]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不能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丟。“八九風波”發生后，陳云親自主持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堅定地表示：“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29]1989年后，正是陳云強調的這個常識問題，被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領導人置之腦后，結果是黨敗、國破、家亡。教訓慘痛，發人深省。
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陳云致力于黨的領導堅強有力和黨內團結統一。陳云認為：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的執政黨，“我們黨處于全世界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30]。這樣的黨必須要有中央權威，“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成大事，社會也無法穩定”[31]。中央的權威又表現在黨的領袖的權威，因此，維護黨的領袖的權威十分重要。陳云特別注意維護毛澤東、鄧小平等黨的領袖人物的崇高地位，維護黨中央的政治權威。改革開放后，他大力支持鄧小平提出的關于科學地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主張，堅持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1989年在動亂繼續升級、政局面臨動蕩、黨的高層出現分裂的關鍵時刻，他堅定地維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明確表示：“我們作為老同志，現在就是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首都黨政軍干部大會上的講話。同時，要主動地多做干部和群眾的工作。”[32]“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提法都是這時首先由他提出的，對政治穩定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1994年，陳云又發表談話指出：“要維護和加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33]明確支持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維護中央權威的重要性。
在改革開放方向問題上，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一直尖銳而復雜，陳云將堅守住意識形態陣地與他一貫重視的經濟工作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1980年7月，波蘭爆發全國范圍的工人罷工事件，陳云借此強調：“我們有沒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對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們經濟工作處理得不好，宣傳工作處理得不好，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34]“宣傳上要有人把關”。他認為：宣傳思想工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不論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執政條件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宣傳思想工作這個政治優勢都不能丟。宣傳思想工作必須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牢牢掌握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動權。他號召全黨理直氣壯地宣傳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錯誤思潮作斗爭，排除資產階級自由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干擾。要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重視和認真對待社會上存在的各種消極現象，抵御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努力使人民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他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人才隊伍建設，指示要“培養執筆的、寫文章的中青年，選擇的時候要特別注意，要特別謹慎。一是必須培養能寫文章的人，黨內沒有能寫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須培養既能寫，又有德，德才兼備的人”[35]。
四、始終將執政黨的建設擺在重要地位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在治國理政實踐中，陳云始終將執政黨的建設擺在重要地位，在思想、組織、作風、反腐倡廉方面形成了系統的思想。
在思想建設上，陳云提出：理想信念是共產黨員的精神支柱，必須毫不動搖。改革開放給黨和國家帶來了無限的生機和希望，與此同時，隨著黨內的種種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一些黨員的理想信念也發生了動搖，嚴重地影響了黨的威信和戰斗力。對此，陳云指出：“我們黨是執政黨，目前又處在新的發展時期，如何有效地進行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事關重大。現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忘記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36]他認為：抓黨風建設，首先要在全黨加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應當把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內容。”[37]
在組織建設上，陳云提出：保證黨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忠誠于馬克思主義的人手中是黨的建設中的一個核心問題。為此，陳云非常重視接班人的培養工作。他認為，黨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能夠適應現代化建設的干部隊伍，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陳云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諸如要堅持黨管干部、人事相宜等具體的原則和一整套干部教育管理的具體制度、培養選拔中青年干部的辦法措施，對“德才兼備”標準進行了具體化，提出了干部的四條標準[38]和操作性很強的十二個字的干部政策。[39]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他又主張實行集體領導制度，提出“一個人接班不行，要搞集體接班”；要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隊；要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提拔干部的標準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反對私人拉攏，搞個人派系；要注意大量提拔知識分子干部，等等。為了搞好中青年干部的選拔，20世紀80年代初，陳云建議中央組織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術干部局，支持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提出把在各級選擇合格的年輕干部作為書記處和全黨的一項重要任務。陳云還提出要大力加強干部的教育和培訓工作。1983年2月25日，他專門致信中央黨校負責同志，希望著重討論和解決培訓適應“四化”建設需要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黨政領導骨干問題，并認為這是黨校的迫切任務。他要求老同志對青年干部搞好“傳幫帶”[40]，要“扶上馬，送一程”。要允許青年干部在工作中犯錯誤。這些思想和措施，有效地改變了當時干部隊伍青黃不接的局面。
在作風建設上，陳云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41]陳云提倡恢復和發揚黨的民主傳統和作風，強調必須堅持、嚴格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他指出：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黨和國家要避免大的錯誤，要興旺發達，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必須提高執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他充分肯定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和發揚黨內民主等優良作風，認為“這是一件大事”，“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這樣做，安定團結、四個現代化才能實現。如果鴉雀無聲，一點意見也沒有，事情就不妙。”[42]他強調黨內要有民主空氣，應該允許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見，“在各級領導班子中，要充分發揚民主，傾聽各種意見，特別要注意傾聽不同意見。要照黨章辦事，不要一個人說了算。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過集體的充分討論，以便減少失誤，少走彎路，把事情辦得更好”[43]。發揚民主就是允許不同意見的爭論。“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44]要鼓勵黨內的同志按照組織原則和程序提出不同意見，誰是誰非，要嚴格按照集體生活的原則，開誠布公，以誠相見，正面地坦率地講出來。要對壓制不同意見的現象提出嚴肅批評。要擺正個人和組織的關系。陳云強調，民主必須有一定的制度保證，要立規矩。他說：“我們黨內要強調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時間開一次會，政治局多少時間開一次會，要立個規矩。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分開來開。這是黨內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堅持。經常開會討論，經常交換意見，就不至于出大的問題。”[45]陳云認為：要正確處理民主和集中的關系，民主是集中的基礎，“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說：“一個人說了算，一言堂，一邊倒，我認為不好。這是講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須要有集中，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否則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無成。沒有民主不好，沒有集中也辦不了事。”[46]陳云認為，黨風的好壞決定社會風氣的好壞，而好的黨風又決定于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的作風。因此，各級領導干部應當成為端正黨風的表率。只有黨內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風氣，恢復和發揚黨的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的精神，各級領導干部以身作則，黨的團結才有基礎，黨才有戰斗力，整個社會風氣才會跟著好轉。陳云強調：“要提倡堅持原則，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作表率要首先從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國務院的各位同志做起。1986年1月，他明確要求北京的黨、政、軍機關，要在實現黨風和社會風氣根本好轉中作出表率。
在反腐倡廉方面，陳云認為，對黨內腐敗現象必須一抓到底。改革開放后，一些黨政軍機關、黨政軍干部和干部子女，蜂擁經商，其中相當一部分，同一些違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結，相互利用，鉆改革的空子，出現了倒買倒賣，行賄受賄，走私販私，弄虛作假，敲詐勒索，逃避關稅，制造和銷售假藥、假酒，謀財害命，以至販賣、放映淫穢錄像，引誘婦女賣淫等丑惡事件，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形象，群眾十分痛恨。對此，陳云嚴肅指出：“‘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正在嚴重地腐蝕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我們搞社會主義，一定要抵制和清除這些丑惡的思想和行為，要動員和組織全黨和社會的力量，以除惡務盡的精神同這種現象進行堅決的斗爭。”[47]他要求，一方面，要提高全體黨員的思想素質，創造良好的思想氛圍，從根本上杜絕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在黨內的蔓延。要加強黨員干部的黨性教育，共產主義理想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提高干部隊伍的素質，為人民群眾掌好權、用好權，真正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另一方面，要對以權謀私的干部繩之以法。他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黨的原則和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他要求中紀委對黨內腐敗現象“全力以赴”，“抓到底”。對觸犯黨紀國法的黨員，進行嚴肅地懲處。他明確指出：“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并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48]“無論是誰違反黨紀、政紀，都要堅決按黨紀、政紀處理；違反法律的，要建議依法處理”[49]。
陳云的這些黨建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搞好黨的建設的重要理論武器。
陳云治國理政方面的貢獻，集中體現了他的非凡智慧和高超的戰略眼光，對撥亂反正，開創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影響巨大，對貫徹落實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四個全面”的戰略部署和五大發展理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1]《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頁。
[2]《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頁。
[3]《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頁。
[4]《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頁。
[5]《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頁。
[6]《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頁。
[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頁。
[8]《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頁。
[9]《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頁。
[10]《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頁。
[11]《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頁。
[12]《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頁。
[13]《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頁。
[14]《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頁。
[15]《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頁。
[16]《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頁。
[1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頁。
[18]《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頁。
[19]《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頁。
[20]《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頁。
[21]《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頁。
[22]《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頁。
[23]《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頁。
[2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頁。
[25]《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頁。
[26]《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頁。
[2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頁。
[28]《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頁。
[29]《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81頁。
[30]《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頁。
[31]《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510頁。
[32]《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81頁。
[33]《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510頁。
[34]《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99頁。
[35]《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頁。
[36]《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頁。
[3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頁。
[38]《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3頁。
[39]《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122頁。
[40]《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
[41]《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頁。
[42]《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頁。
[43]《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頁。
[44]《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頁。
[45]《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頁。
[46]《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頁。
[4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頁。
[48]《陳云傳》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8頁。
[49]《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