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始終圍繞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展開，始終圍繞社會主義本質進行探索。改革開放又反過來對上述回答和探索作出貢獻、發揮促進作用。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特點，也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然而，對于這一特點和經驗學術界注意得還不夠，總結得也不多。
本文擬以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進行的探索為切入點，探討它與改革開放起步與發展之間的關系。
一、前30年的挫折促使認識到必須探索社會主義本質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認識關系重大。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科技革命的大發展，生產和資本國際化的大發展，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大發展，以及核武器的大發展，使得世界政治經濟逐步進入維護和平與爭取發展的新階段。在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的刺激下，在不損害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資本主義對其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調整和改良，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各種危機，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從而延緩了滅亡的命運。
這樣，世界上就出現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共存的局面。局部戰爭和個別國家的革命雖時有發生，但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矛盾沖突趨向緩和，維護和平與爭取社會經濟發展逐步成了時代主旋律。各種制度和類型的國家，都在力圖適應科技革命所帶來的國內社會經濟和國際經濟關系的新變化，把調整經濟結構，改革政治經濟體制，穩定和加速經濟發展，努力改善民生，促進國際經濟合作，當作中心任務。一些國家和地區由此從廢墟中重新崛起，開始躋身于發達國家和地區行列。
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也開始借鑒吸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文明成果，但由于認識不深刻，把握不準確，行動不堅決，產生的效果也很不明顯。不僅如此，即使有限的改革也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引發激烈爭論，致使改革裹足不前，終究沒有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嚴重社會危機，共產黨最終喪失執政地位。
中國的做法跟上述國家很不一樣，結果也很不一樣。中國共產黨真正領導探索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從1956年開始的。這一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從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和鑒戒蘇聯經驗中提出要正確處理的十個方面的問題；同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明確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并確定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和執政黨建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第二年，即1957年，毛澤東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這些都標志著1956年黨的八大前后開始的探索有了良好的開端。
然而，此時共產黨人執政時間畢竟不長，對中國國情認識、對社會主義認識只是剛剛開始，很容易受國內外一些突發事件的干擾而偏離正確的軌道。1957年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打斷了1956年探索進程，改變了黨的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正確判斷，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此，階級斗爭被提到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問題被無限期推遲。
反右派斗爭雖然一度打斷了探索進程，但黨領導的探索并沒有停下腳步。然而，接下來的探索留下更多的是教訓。突出的有：
一是試圖依靠群眾運動搞建設。毛澤東就提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1]反右派斗爭之后，黨的領導人輕率發動“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給黨和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原本希望早些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卻出現了空前的災難。
二是通過狠抓階級斗爭建設社會主義。經受“大躍進”挫折后，毛澤東更多地強調搞階級斗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可以現在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進一步發展就走到了“文化大革命”，一步步將整個社會推入階級斗爭的旋渦。
三是通過建立人民公社等加快向共產主義過渡。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農村人民公社，特點被概括為“一大二公”，帶有濃厚的平均主義和軍事共產主義色彩，卻得到毛澤東的肯定。“文革”中毛澤東“五·七”指示信和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也都體現著對沒有差別、具有濃厚空想色彩社會的執著追求。
總之，經過近30年的探索，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社會發展逐漸陷入停滯不前狀態。鄧小平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反思。他認為：“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2]之所以沒有解決好，就在于對“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3]
二、對社會主義本質探索推動改革開放起步和不斷發展
“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就著力在什么是社會主義問題上推動思想解放，突出提出“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1977年12月26日，鄧小平振聾發聵地指出，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4]1980年，他明確強調：我們過去的那一套不適應今天和以后的任務，非改不行。[5]鄧小平的這些思想認識和黨中央相應的決策推動著改革開放大船揚帆啟航。
然而，改革開放起步并不容易。此時，廣大干部群眾仍是滿腦袋框框，手腳被束縛得緊緊的。要開好頭，起好步，就需要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然而，任何一種社會制度的本質都有一個逐步展示、實現的過程，人們對它的認識也有一個逐步展開、逐步深入的過程。此時，經過走出國門看世界，有了比較，有了鑒別，黨和人民開始對社會主義也有了新的認識。“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實現共同富裕”逐步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鄧小平最先將這些共識凝結成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容，有力地推動著改革開放實現一系列突破。
一是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現突破。解放近30年，廣大農村農民的生活沒有多大改變。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決策，為改變這一切提供了可能。農村首先出現包產到戶。1980年4、5月間，在農村改革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發表兩次談話，支持實行包產到戶改革。鄧小平強調，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會怎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這一談話以發展生產為武器推動了農村改革的突破。
二是推動在雇工問題上實現突破。在傳統觀念看來，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隨著農村改革、城市改革的深入，對外開放的發展，個體、私營等多種經濟形式逐步發展起來。這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阻礙著改革開放的發展。鄧小平幾次發表講話支持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在鄧小平大力支持下，1988年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這些規定確立了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快速發展。
三是推動在特區建設問題上實現突破。特區自1980年建立以后飽受責難和非議。在特區建設艱難推進之際，鄧小平于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視察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和廣州、上海。途中分別講到“珠海經濟特區好”，“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回到北京后，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充分肯定了特區的發展。在講話的推動下，中央作出進一步開放的決策，使特區建設和對外開放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在推動許多具體領域改革取得突破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黨在一些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上作出決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決策。這一決策大約分為以下兩步。
第一步，推動20世紀80年代作出第一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突破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混為一談的傳統觀念，提出“所有權同經營權可以適當分開”，并就增強企業活力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部署。由此，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
第二步，推動20世紀90年代作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發生政治風波，蘇聯東歐發生劇變，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挫折，中國改革發展需要實現新突破的情況下，鄧小平特別提出這一問題。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集中闡述了這一問題。他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鄧小平南方談話推動下，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改革開放在20世紀80年代奠定的基礎上邁出了更快和更大的步伐，開創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嶄新局面。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歷史任務就是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實現國家富裕、人民幸福，首先就需要發展生產力，進而改善人民生活。沒有生產力的發展，改善人民生活無從談起，其他一切也都成了空談。所以，鄧小平強調發展生產力是硬道理。基于這樣的深層思考，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了社會主義本質的首要內容。正是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等武器，成為黨領導推動改革開放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突破的法寶。
三、改革開放的發展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探索，有力地推動改革開放起步和發展。改革開放的發展，反過來又對深化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發揮了重要促進作用。
（一）首先把發展生產力納入社會主義本質范疇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曾經對發展生產力有過清醒認識。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6]然而，新中國建立后，由于多種因素的干擾，并沒有做到始終致力于發展生產力，黨的領導人花了太多的精力抓革命了。
鄧小平再次復出后，大力扭轉上述忽視生產力發展的錯誤認識和做法，強調必須高度重視發展生產力，并將發展生產力納入社會主義本質范疇。
1980年，在農村改革醞釀突破，經濟特區剛剛建立之際，鄧小平對發展生產力進行了集中闡述，即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本質概念。《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將這些闡述收集到一起以“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作為標題。他特別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7]這就將發展生產力與社會主義本質概念緊密聯系在一起。
在鄧小平支持下，農村改革率先突破，各項改革漸次展開，經濟社會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這一切，更加堅定了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的決心。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特別強調發展生產力問題。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作了10個方面的概括，其中第一點就強調“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8]。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1987年，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提出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
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經濟增長一度有所下滑。鄧小平很關心。他強調，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他更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就改變了建國后曾經一度忽視生產力發展的錯誤認識和做法，將發展生產力擺到優先位置。
（二）強調改革是解放生產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決策后，農村改革率先突破，其他改革漸次推進，經濟社會實現快速發展。改革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發展展示了美好前景。
鄧小平對改革在促進生產力發展方面的作用給予高度評價。1984年11月，他指出：“我們五年前確定改革從農村開始，我們叫改革，實際也是一場革命，是一場解放生產力的革命”。[9]1985年，黨中央又相繼作出關于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此，鄧小平明確指出，經濟體制、科技體制，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鄧小平還強調，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我們的經濟改革，概括一點說，就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是活了社會主義，沒有傷害社會主義的本質。[10]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他進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11]
同時，這些闡述也給正在進行的各項改革以強有力的支持。
（三）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
過去怕富，擔心富了變修，長期搞平均主義，結果共同貧窮。為了擺脫貧窮，鄧小平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指出：“在經濟政策上，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是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大政策。”這是全新的思想。由此，黨制定一系列政策，引導人民踏上致富之路。
在提出和制定這一政策之初，鄧小平就強調要共同致富。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部分人真的開始先富起來，社會上的議論也多了起來。鄧小平更加關注解決共同富裕問題。一方面繼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不搞平均主義。同時強調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12]并提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3]在此基礎上，鄧小平進一步提出著重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指出：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可以設想，在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上述思考和政策主張，一方面推動改革開放作出新決策，另一方面為完整闡述社會主義本質論作了很好準備。
1992年春天，乍暖還寒之時。從國內看，治理整頓結束、“七五”計劃完成，黨中央積極應對國際復雜局面，有效維護國內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同時，一些人對社會主義缺乏信心，也有人對改革開放產生懷疑，提出姓“社”還是姓“資”疑問。從國際看，冷戰結束世界出現大變動、大改組，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為我國加入全球性競爭與合作格局提供了機遇。能否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繼續推向前進，成為影響中國發展進步的重大問題。
在此關鍵時刻，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談話，科學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探索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
南方談話也完整回答了社會主義本質問題，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本質問題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根本問題，對這一問題進行完整闡述意義十分重大。正如黨的十五大報告所總結的，鄧小平理論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關鍵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歷史性轉變，就是逐漸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的進程。這個進程，還將在今后的實踐中繼續下去”[14]。
四、結束語
新中國建立后的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許多成績，但一度陷入“山重水復疑無路”境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通過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建設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新境界。撫今追夕，鄧小平在1978年發出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的警告猶在耳邊，它提醒人們思想解放的重要，改革開放的重要。
現在，我國進入發展關鍵期、改革攻堅期、矛盾凸顯期，推進改革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一點都不亞于30多年前。改革開放越往縱深推進，面臨的矛盾越復雜，為解決這些復雜矛盾、奪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在領導進行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必須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正如習近平同志強調的“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未來”。無論是改革開放，還是社會主義本質探索，都需要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二是必須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尤其需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氣魄、堅忍不拔的毅力推進改革，堅決沖破思想觀念束縛，堅決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堅決清除妨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同時，需要及時總結改革開放經驗。
三是必須繼續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鄧小平完整闡述社會主義本質已經過去20多年，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都有新發展。現在，國內外環境發生一系列深刻變化，改革來到新的重要關頭。改革開放要實現新的突破新的發展，需要在社會主義本質問題上繼續有新的探索、新的認識。
[1]《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頁。
[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頁。
[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頁。
[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頁。
[6]《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頁。
[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314頁。
[8]《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頁。
[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5頁。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頁。
[1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頁。
[1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頁。
[14]《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