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劉少奇指出黨內干部稱呼出現了問題。在1943年至今的70多年期間，中共中央發布一系列文件，確立并多次重申黨內干部稱呼的政治規矩、政治紀律、政治觀點。但是，在最近的30多年中，黨內干部稱呼問題亂象叢生，輿情不止。
一、黨內稱呼的優良傳統
（一）優良傳統的保持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里，歷來有一種好傳統，不論上級和下級、干部和群眾之間，都是互稱同志，或者直呼老張、老李。黨內稱同志，不稱官銜，有利于打掉官氣放下架子，有利于密切上下關系、干群關系，有利于防范領導干部產生官僚主義，有利于端正黨風。優良的黨風可以促政風帶民風，優良的黨風是凝聚黨心民心的巨大力量。
1929年5月，紅軍來到古田。這天，貧農廖大哥去幫紅軍做飯。晚飯開過好久，紅軍首長才回來。他一進灶房，看到廖大哥，就親熱地問：“辛苦了！老兄弟，貴姓？”廖大哥心頭一熱，半晌才回答：“小姓廖。”“啊，老廖同志！”首長又親切地問：“多大年紀了？”廖大哥答：“三十七了。”“呵，真巧，我們還是‘同年’呢！”關切親熱的話語，像春風吹開了廖大哥的心扉：過去，有錢人總叫他“討食鬼”、“老長工”；如今，紅軍首長卻稱他“老兄弟”和“同志”，還同自己認“同年”，真是寒冬炭火暖全身啊！他一問，這位首長就是毛澤東。[1]
張際春是我軍最早的政治工作領導干部之一，為創建紅軍政治工作作出了貢獻。[2]殷步實回憶說：有一次，他送去編好的部隊來稿中有“馬夫”、“民夫”、“俘虜兵”等詞，張際春副政委嚴肅地而又耐心地對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和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閥部隊語言、文字稱呼有著根本的區別。我軍的干部和戰士只是職務上分工不同，但在政治上官兵是平等的，我們應當在語言和文字上稱“伙夫”為“炊事員”，“馬夫”稱“飼養員”，“民夫”稱“民工”，國民黨軍隊放下武器自愿參加我軍的士兵應稱“解放戰士”。黨內和黨外稱呼也不一樣，在黨的會議上都是共產黨員，應稱同志，不應稱某同志行政職務，如某司令員、某政委就不對了。[3]周恩來曾對他的秘書、警衛員和炊事員說：“我在支部里是一名黨員，不是總理。你們不要叫我總理，就叫恩來同志。”[4]
（二）優良傳統的丟失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在陜甘寧邊區扎根穩定之后，在干部稱呼上出現了與優良傳統相背離的現象，劉少奇及時注意到這個問題。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劉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0月6日，他在會上發言中指出：我們“應該有意識地造成健全的布爾什維克傳統，……發言一律稱同志，不稱首長”。[5]
新中國成立后，一方面是同志稱呼迅速擴展到各行各業各領域，這是主流；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種支流，有些人看輕了同志稱呼，認為稱呼職務、官銜才是尊重對方。于是，不但行政部門稱張市長、王縣長，而且黨組織系統也出現了稱呼李書記、趙部長、孫常委等。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一種荒唐現象，叫什么胡黨員、周黨員之類。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這種稱呼上的混亂，誘發人們之間關系的混亂，同志之間的疏遠，上下級之間的疏遠，黨員和群眾之間的疏遠。稱職銜而不稱同志，是舊社會等級觀念死灰復燃的反映，是政治思想的模糊。這是件大事，絕非無關緊要的小事。[6]這個問題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59年他提出解決方案，但是從全國全黨的實際情況看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1965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黨所有支部下發文件，要求必須恢復和堅持黨內一律互稱同志的優良傳統，但是，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災難中，同志稱呼受到史無前例的巨大沖擊。“造反派”之間，互稱“戰友”，認為“一個戰壕里的戰友”是最神圣的稱呼，高于同志關系。在社會大眾之間，同志稱呼幾乎消逝，被“師傅”和“哥們”所代替。在黨員干部稱呼上，由于在“文革”期間黨內個人崇拜的錯誤現象急劇蔓延，所以對黨員干部以職務、官銜相稱的情況急劇鋪張開來，定格為廣泛遵行的稱呼慣例，黨內稱呼的優良傳統黯然失色。
改革開放以來，同志稱呼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戴高帽”的官銜、職務稱呼，甚至老大、老板等江湖化和商業化的稱呼屢見不鮮，黨內稱呼（尤其黨員干部稱呼）亂象四起，成為輿論熱點。這個問題點到為止，本文在第五、六部分將集中論述。
二、毛澤東高度重視解決黨內稱呼問題
黨內干部稱呼問題，1943年劉少奇提請大家注意，但是，沒有得到遏制和解決；到1959年，已經發展到比較嚴重的程度，標志之一是在中共中央會議簡報中已經突出地表現出來了。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2日至16日舉行的八屆八中全會，統稱為廬山會議。黨內干部稱呼問題，在廬山會議的每日簡報中的嚴重情況，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和重視。
1959年8月3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周恩來、彭真、楊尚昆[7]等中央領導同志的信中寫道：廬山會議簡報上“對于同志的稱呼不妥當，這種舊習慣應當改過來。建議：一律稱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稱毛澤東同志；總理，稱周恩來同志；林總，彭總，賀總，稱林彪同志，彭德懷同志，賀龍同志。其他，以此類推。如同意，請各組長在會上宣布一下。請尚昆告簡報編者，一律從四日起照此改正”。[8]
毛澤東為什么說廬山會議簡報上對于同志的稱呼是一種“舊習慣”？（1）主席、總理，這是對毛澤東、周恩來現任職務的稱呼，實際上也是他們革命生涯中的最高職務。（2）林總、彭總、賀總，雖然不是對這三位現任職務和最高職務的稱呼，卻是他們在革命戰爭年代叱咤風云的重要職務，所以，叫一聲“林總”、“彭總”、“賀總”，人們自然就聯想到三位開國元帥彪炳史冊的赫赫戰功。（3）可見，稱呼毛澤東、周恩來為主席、總理，稱呼林彪、彭德懷、賀龍為林總、彭總、賀總，都屬于就高不就低的“戴高帽”性質的稱謂。（4）這種奉承恭維之舉，實屬人所共知的舊社會的舊習慣，與中國共產黨人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毛澤東主張，共產黨人應該廢止“戴高帽”的舊習慣，建議無論職位多高功勞多大，一律稱同志。同志稱呼破除了中國幾千年剝削社會貴賤尊卑等級森嚴的舊觀念舊習慣，同志稱呼表明彼此是由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共同的革命任務聯結在一起的。
在解決干部稱呼問題上，毛澤東主張中央領導干部率先垂范，推及全黨。他主動提出從自己做起，從中央領導人做起，“以此類推”到所有干部。他建議：在簡報中將對自己的稱呼改正過來，不要稱“主席”，改稱“毛澤東同志”；周恩來、林彪、彭德懷、賀龍等其他中央領導人，不要稱總理、老總之類，一律稱某某同志；“其他，以此類推”，也就是說所有干部，也都一律稱同志，不能稱官銜、職務、老總，等等。
毛澤東主張解決干部稱呼問題，要公開宣示，雷厲風行，馬上改正。毛澤東在信中提出，如果大家同意糾正舊習慣而一律稱同志的建議，那么，請參加廬山會議分組討論的各組長在會上宣布一下，請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轉告簡報編者“一律從四日起照此改正”。這封信毛澤東寫于8月3日，4日就是第二天；也就是說，毛澤東要求中央有關方面當天議定，第二天就傳達，并付諸行動，不允許議而不決、決而不動、動而無果。
對解決黨內干部稱呼問題，毛澤東是高度重視的。（1）從信息傳遞形式上看，毛澤東不是讓秘書打電話傳達自己的看法和建議，而是以給中央有關領導人寫親筆信的形式提出問題及其解決方案。（2）從措施執行力度上看，可以用“雷厲風行”四個字來形容。毛澤東3日寫信，要求4日即第二天就公開宣布并全面實施，不允許拖沓延誤，不允許舉棋不定，不允許討價還價，不允許觀望變通。
三、黨內稱呼的政治規矩
毛澤東1959年8月3日信中的建議和要求，后來被中央作為重要文件在全黨推進執行，要求要大家互稱同志，改變以職務相稱的舊習慣，恢復我黨稱呼的優良傳統。但是，實際上，許多地方和部門一直沒有認真執行。在這種情況下，1965年中共中央專門發出了《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將黨內干部稱呼的政治規矩、政治紀律、政治觀點，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確定下來，下發到所有基層黨支部，并在所有黨刊上登載，以督促執行。
（一）黨內稱呼的政治規矩、政治紀律、政治觀點
中共中央《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確立了如下幾條重要的政治規矩、政治紀律、政治觀點，并且通告全黨、明令遵行。（1）確立了一條禁止性的政治規矩——廢止以官銜、職務相稱的舊習慣。（2）明確了一個政治觀點——以官銜、職務相稱呼，這是一種舊社會的腐朽習氣和官僚作風，同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格格不入的。（3）重申和明確了一條政治紀律——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互稱同志。這條政治紀律包括兩項政治規矩——其一是同志稱呼的適用范圍，包括“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其二是同志稱呼的一律性和唯一性要求，強調和明確“一律”二字，這意味著黨內只能稱同志，而不準使用官銜、職務、老大、老板等任何其他稱呼。（4）通告全黨，明令遵行。“此件發到所有基層組織——黨支部，并在所有黨刊上登載”，這就意味著一律互稱同志的政治規矩，在1965年已經公開通報全黨所有支部和全體黨員。
黨內一律互稱同志的政治規矩，作為黨內一件政治大事，在1965年就已經完全成熟、定型，并且，公開通告所有黨支部和全體黨員，明令一律遵行。這項政治規矩，中共中央也從來沒有宣布失效。
（二）黨內稱呼的重要性與適用性
對黨內稱呼政治規矩的認識和適用，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
首先，黨內稱呼不是隨性的小事，而是關系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抵制和克服舊社會腐朽習氣和官僚作風的政治大事。中共中央的這個政治觀點，非常明確地在《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中予以說明了。所以，對黨員干部的稱呼，必須嚴格遵循中共中央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一律稱呼同志，不得稱呼其他。這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其次，不是說對黨員領導干部在任何場合都不能稱呼職務，也就是說，這項政治規矩的適用是有限度的。（1）必須稱呼同志的情況。一般情況下，黨內同志之間相互稱呼時，不論職務高低，一律稱同志，不能稱其他。（2）可以稱呼職務的情況。在一些場合，公開亮明領導干部的職務身份是工作需要，這個時候這種場合就應該而且必須稱呼其職務。例如，我們在媒體中聽到看到“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職務稱呼，這是一種工作需要，并不是對黨內稱呼政治規矩的破壞。（3）為什么70多年來黨內稱呼問題解決不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區分這兩種情況造成的認識混亂，認為中央文件、領導講話、媒體報道中出現不稱呼黨員領導干部為同志而稱呼其黨政軍職務，就誤以為黨內稱呼的政治規矩只是說說而已，不是認真執行的。其實，這是由于人們混淆了這兩種情況而產生了誤解。
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和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重申政治規矩
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9]但是，實際效果依然很不理想。1979年5月《人民日報》刊文指出：關于黨內稱呼問題，黨的三中全會又一次明確提出黨內要稱同志，但是，很多單位的黨員和負責同志，在黨組織的會議上或日常接觸中，還是稱官道職。[10]
2003年，全國各地黨委都曾專門制定和下發《關于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黨內互稱同志優良傳統的通知》，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同志，不以職務相稱。例如，甘肅省的文件就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為同志，黨內刊物、文件和其他書面材料也要按此辦理；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要身體力行，帶頭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黨內互稱同志的表率；各級黨組織要制定完善相應的制度，并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整改，形成黨內互稱同志的有效機制。[11]
十八大后，中央對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進行了一次全面清理，2014年11月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再廢止和宣布失效一批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的決定》，在對新中國成立至1977年期間中共中央制定的411件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進行清理，160件被廢止，231件宣布失效，20件繼續有效。1965年《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被確定為繼續有效，這就表明，黨內一律互稱同志的稱呼規定，在十八大以后依然是中央明確的必須遵行的重要政治規矩。
五、干部稱呼，亂象叢生，輿情不止
1965年中共中央關于黨內稱呼的政治規矩，適用于所有黨員，全體黨員必須一律遵行。但是，從幾十年的實際情況看，問題沒有解決，輿情反應強烈。
（一）干部稱呼，亂象叢生
2016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69057部隊列兵向《解放軍報》反映情況說：在班里，新兵稱呼老兵都叫“班長”，“副班長”也被叫成“班長”；在連隊，明明是“副連長”，大家卻親切地稱呼為“連長”。軍隊組織條令規定，職務前面的“副”字不能省略。然而，在工作和生活中，這種“副職”被“轉正”的現象，無論在基層連隊，還是領導機關，都屢見不鮮。[12]陸軍第39集團軍的調查顯示，這種張口就給長官和領導“戴高帽”現象并非個例，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在稱呼上的這種“言語賄賂”現象，嚴重影響軍隊作風建設和軍事指揮，在官兵之中引起強烈反響。某特種作戰團政委張立元認為，一些領導干部抱有“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官本位思想，刻意突出自己的領導身份，對稱呼格外重視。[13]
對于黨政機關基層的許多官員來說，“逢長必叫，叫大不叫小”已經是相互稱呼時的慣例。在縣里，一個科級干部就很大了。一個局長其實是科級，但是人們都叫他局長。股長比科長還要小，可在縣里也已經好大了，也是一個長，也要叫出來。“叫大不叫小”的慣例不僅僅是基層的專利。一位資深媒體人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說：在一些部委，如果黨組書記和部長不是同一個人，下屬們也會叫黨組書記“部長”。正部級機構的領導叫主任或者局長的，他們的下屬會叫部長，害怕與低級別的職務混淆，因為部長級別高，而辦公廳主任也是主任。[14]
（二）在干部稱呼問題上，輿情不止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黨委系統、政府系統、軍隊系統以及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稱呼問題已經被普遍庸俗化、商業化、媚俗化。受此影響，中共黨內上下級之間的稱呼，也普遍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污染，下級稱呼上級老板、老大，副處長、副書記、副院長等一律稱呼為處長、書記、院長，“副”字無不被省略掉。中共黨員之間的稱呼，從同志到職稱到老板、老大等不斷變遷，各種各樣的迎合、巴結領導干部的稱呼花樣百出，由此演化出一門所謂的“官場稱呼學”，專事此類“話術”的投機鉆營。
在百度上搜索“官場稱呼學”，顯示出11.9萬條信息。“官場稱呼學”大行其道，越演越烈，已經成為一個輿論熱點。黨內稱呼問題看似不大，但是在社會上和群眾中的反響是普遍而強烈的，表現在網絡上就是輿情熱度有增無減。這個問題，每天都在群眾身邊發生和重復，人們很反感又很無奈。
習近平指出：“微腐敗”也可能成為“大禍害”，它損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眾獲得感，揮霍的是基層群眾對黨的信任。[15]黨內稱呼上的這種“言語賄賂”現象，雖不能說是“微腐敗”，但是，起碼可以說是中共黨員以及黨員干部思想作風的“微腐化”或“亞健康”，對黨的形象的損害不可低估。
（三）困擾中共70年的老大難問題
從1943年我黨首次明確提出黨內稱呼問題，至今已經70多年了，不但未獲得解決，而且稱呼亂象反而愈演愈烈。習近平指出：對那些“年代久遠的遺留問題、長期形成的慣性問題，要以燕子壘窩的恒勁、螞蟻啃骨的韌勁、老牛爬坡的拼勁，堅持不懈，攻堅克難，善作善成。”[16]
對黨員干部以官銜、職務相稱、“同志”反而叫不出口的黨內稱呼問題，經過1943年、1959年、1965年、1978年、2003年、2014年等多次糾正，不但依然慣性發展，而且竟然變本加厲起來。這個問題，好像已經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成為“年代久遠的遺留問題”、“長期形成的慣性問題”、屢攻不克的老大難問題，半個多世紀的頑疾，恐怕需要以習近平所說的恒勁、韌勁、拼勁才能攻克。
六、干部稱呼亂象的治理對策
第一，全面從嚴治黨，讓鐵規生威，鐵紀發力。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下全面從嚴治黨的軍令狀，研究了依規治黨這一重大課題，反復強調領導干部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著力解決管黨治黨失之于寬、失之于松、失之于軟的問題。習近平指出：“我們必須堅持不懈抓下去，使管黨治黨真正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17]黨內一律互稱同志就是黨內政治生態良好的重要指征，是黨的重要政治規矩。習近平指出，定了規矩就要執行，要讓鐵規生威，鐵紀發力。[18]
第二，堅定理想信念，把握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總開關”。黨內稱呼亂象，表面上只是在中共言語體系中打破了一個不起眼小的缺口，實質上擾亂的是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信仰，擾亂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擾亂的是中共的“四個意識”，擾亂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精神之“鈣”，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建設，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總開關”把握不好，各種各樣的出軌越界就在所難免。黨內稱呼問題上的種種亂象，思想根源就在于“總開關”出了問題，理想信念發生動搖，導致世界觀偏差、人生觀迷失、價值觀錯位。因此，我們應該以“兩學一做”為契機，鏟除稱呼亂象的生存土壤。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1]饒平：《山高水長同志情》，《人民日報》1979年7月14日。
[2]宋任窮：《張際春文選》序言，《人民日報》1990年12月15日。
[3]殷步實：《人民不會忘記您——際春同志》，《張際春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380頁。
[4]李志遠：《何時聽到稱“同志”的聲音？》，《人民日報》1979年5月22日。
[5]劉崇文、陳紹疇主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30—431頁。
[6]李荒：《同志頌——一個共產黨員的心聲》，《人民日報》1990年10月30日。
[7]彭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頁。
[9]《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頁。
[10]李志遠：《何時聽到稱“同志”的聲音？》，《人民日報》1979年5月22日。
[11]《中共廢止691件黨內法規“互稱同志”依然有效》（2014年11月18日），騰訊網，http：//news.qq.com/a/ 20141118/013727.htm。
[12]馬靜冬：《改一改這種變味叫法》，《解放軍報》2016年3月22日。
[13]海洋、張佳帥、向勇：《警惕！官兵稱謂中的“跑調”違規——陸軍第39集團軍對稱呼中“戴高帽”現象的調查與思考》，《解放軍報》2016年3月22日。
[14]鞠靖、孫甜甜、楊翹楚：《官場“稱呼學”》，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108。
[15]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3日。
[16]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3日。
[17]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3日。
[18]《習近平：從嚴治軍“讓鐵規生威鐵紀發力”》，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6-02/12/content_37773159. 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