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的初步開啟，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圍繞著問題與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問題展開了三次大論爭。通過這些論爭，馬克思主義者初步闡明和突出強調了以下基本原則：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些基本原則的選擇、確立和堅持，為中國共產黨后來科學概括和明確揭示“四項基本原則”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一、關于問題與主義之爭與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各種思潮、主義相互激蕩，時人開口閉口不離主義，一時間，社會主義成了最流行的話語。這讓信奉實用主義的胡適感到不滿，于是他違背“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承諾，于1919年7月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在文中劈頭就說：“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么東西”。他奉勸輿論界：“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在胡適看來，所謂“根本解決”的主張，“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1]胡適的指責并非毫無道理，在新文化運動中確實有一股不注重研究實際問題的空談之風。不過他批評的矛頭不在此，而是借反對空談各種主義之名，行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之實。他在后來憶及此事時明確指出：“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他說，這“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讓人不要“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2]
針對胡適的挑戰，李大釗公開宣稱：“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我總覺得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在他眼中，問題與主義有著不能分離的關系，一方面，研究問題要有主義作指導，“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必須“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另一方面，宣傳主義不能脫離實際的運動，“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這樣，李大釗不但闡明了主義的重要性，而且初步表達了主義要同實際相結合的思想。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改良思想，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闡明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加以解決的革命主張，指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都可以解決”。[3]
李大釗的文章刊出后，胡適并無休戰之意，又相繼發表文章，竭力為自己的觀點辯護。李大釗則進一步加以批駁。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參與進來。問題與主義之爭前后持續半年多時間。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歷程中的第一次重大思想論爭。在論爭中，胡適口口聲聲反對人們談論主義，實際上并非反對所有的主義。他所反對的，是主張“根本解決”的馬克思主義。對于實用主義，他不但不反對，而且大加宣揚。這時的李大釗、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上尚存不足，但他們運用新學的科學理論，批駁了胡適等人的實用主義觀點，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真諦。這場論爭的實質，與其說是問題與主義之爭，毋寧說是主義與主義之爭，是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爭，是用實用主義還是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之爭，是用改良方法還是用革命方法解決中國社會問題之爭。這場論爭對于提升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影響，推動人們運用馬克思主義探索和改造中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另一后果，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陣營開始分化。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他們以民主主義者身份掀起新文化運動、向著封建主義堡壘發動進攻的時候，他們曾經是并肩戰斗、志同道合的同路人。但是，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特別是隨著一大批民主主義者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逐步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自覺地運用它來研究和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時候，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逐漸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而以胡適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仍然在舊民主主義階段徘徊。他們因主義信仰的不同而分道揚鑣，也就成為必然的了。
二、關于基爾特社會主義之爭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基爾特社會主義是20世紀初在英國興起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主張在不改變現行社會制度的前提下，實行生產自治和產業民主，由國家負責產品的分配和保證全民的消費，實現勞資和諧和勞動者的解放。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羅素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積極擁護者和宣傳者。他于1920年10月應梁啟超之邀來華講學，大肆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羅素的講演引起張東蓀的共鳴，并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簡評，對羅素的觀點表示贊同。張文的發表，拉開了基爾特社會主義論爭的序幕。1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開辟“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專欄，集中了先前討論的文章，使得早前僅限于小圈子的議論一下子變成公開的熱門話題。為支持張的觀點，梁啟超發表《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一文進行呼應，并作了系統發揮。由于梁名氣大，他的參戰對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是莫大的鼓舞。
為了批判張、梁等人的言論，馬克思主義者以《新青年》《共產黨》《向導》《先驅》等進步刊物為陣地，紛紛撰文予以回擊。第一，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開發實業說到底就是發展資本主義。張東蓀認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如何開發實業？張東蓀指出：“最能速成者，莫若資本主義”。以社會主義理論家自居的梁啟超，認為：“生產事業，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諸‘將本求利’之資本家。”可以看出，張、梁開出的藥方如出一轍：求諸資本主義開發實業。針對上述觀點，陳望道指出，所謂“開發實業”的主張，實際上是“認定‘資本主義’作唯一的路”[4]。施存統認為，張東蓀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是主張資本主義底別名”，“因為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結果，勢必要去贊助資本主義，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蔡和森說：“我敢大聲喚破這種迷夢……任憑你們怎樣把你們的理想學說繡得好看，雕得好玩，總與無產階級的生死問題不能接近，不過在資本家的花園里開得好看，在資本家的翰林園內供他的御用罷了。”[5]在馬克思主義者眼中，基爾特社會主義說到底就是發展資本主義。
第二，社會主義是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本道路。張東蓀關于中國應該發展實業、增加富力的主張，馬克思主義者其實并不反對。馬克思主義者所反對的，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一手段不可能是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不合理，給勞動者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痛苦，其弊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經暴露無遺。陳獨秀說：中國若“采用在歐美已經造成實業界危機的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實業，未免太無謀了”。[6]如果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能解決中國人民的貧乏問題，那么什么才是改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呢？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只有社會主義才是拯救中國的根本道路。李達認為：“這里有一個最大的根本解決方法，就是社會主義”。[7]
第三，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張東蓀認為：“中國若想社會主義實現，不得不提倡資本主義”，所以“現在中國就要實行社會主義，似乎太越階了”。梁啟超也認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運動不可逾越之階段”。針對該觀點，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對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發展弊病的揭露，認為中國趁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的時候，為了避免它所帶來的惡果，應當立即走社會主義道路。李達指出，中國不需要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就可以步入社會主義，“據現時趨勢觀察起來，歐美日本的社會改造運動，已顯然向著社會主義進行，中國要想追蹤歐美和日本，勢不得不于此時開始準備實行社會主義。”[8]陳獨秀也指出：“中國此時才創造教育工業在資本制度還未發達的時候，正好用社會主義來發展教育及工業，免得走歐、美、日本底錯路”。[9]
基爾特社會主義之爭前后持續一年多。在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剖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揭示了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趨勢，指明中國的出路在于社會主義。通過論爭，馬克思主義者初步劃清了科學社會主義與種種“溫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社會革命與社會改良的原則界限，鍛煉和提高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水平。應該看到，馬克思主義者在論爭中暴露的最大不足在于，沒有正確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完全否定了資本主義在當時中國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進而提出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張。這反映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還不善于將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同中國國情緊密地結合起來，他們不懂得張、梁等人的錯誤不在于說中國現時還不能實行社會主義，而在于認為既然不能馬上實行社會主義，就不需要社會主義，不需要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者的這些不足，在隨后的革命實踐中逐步得到解決。
三、關于無政府主義之爭與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20世紀初，無政府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思潮被介紹到中國來。十月革命前，無政府主義的斗爭鋒芒主要指向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在反封建反軍閥方面起過一定積極作用。十月革命后，隨著十月革命影響的擴大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無政府主義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反馬克思主義一面。1919年5月，黃凌霜發表《馬克思學說的批評》一文，曲解和詆毀馬克思主義。1920年底，區聲白以通信方式，三次致信陳獨秀，鼓吹無政府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
無政府主義的基本思想是：主張個人絕對自由，反對一切權力和權威，主張建立無命令、無權利、無服從、無制裁的“四無”社會。無政府主義者矛頭直指無產階級專政，攻擊主要集中在兩點：（1）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不需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社會革命成功了以后，當然要把資產階級所私有的財產歸之于公，那么資產階級也變作無產的資產階級了，還怎樣謀復辟呢？”[10]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復辟的可能，無產階級專政自然沒有必要存在。（2）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必然會導致強權壓制自由、干涉個人的后果。他們斷言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是獨裁，是專制”；污蔑布爾什維克“是要以國家的權力來干涉個人，是要從物質上干涉個人到精神上”，從而導致社會退步。
面對黃、區等無政府主義者的挑戰，陳獨秀、李達、李大釗、施存統、蔡和森等馬克思主義者旗幟鮮明地進行回應。第一，揭示了國家的實質。針對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強權”的觀點，陳獨秀批判道：“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戰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11]施存統也指出：“我們底最終目的，也是沒有國家的。不過我們在階級沒有消滅以前，卻極力主張要國家，而且是主張要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階級一天一天趨于消滅，國家也一天一天失去效用。我們底目的，并不是要拿國家建樹無產階級底特權，是要拿國家來撤廢一切階級的。”[12]在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無政府主義者既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和剝削階級專政之間的根本區別，也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在消滅階級、消滅國家問題上的偉大歷史作用。
第二，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無產階級專政是對革命成果和統治地位的鞏固和維護。無產階級革命后不應該立即放棄政權，因為“無政權不能保護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階級倒而復起，革命將等于零”。[13]（2）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后，集中力量發展生產成為重要任務。“無產階級借政治的優越權，施強迫手段奪取資本階級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勞動者的國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發展全生產力。”[14]（3）無產階級專政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滅一切形式的政治統治，最后達到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完全管理社會經濟事業，把生產工具變為國家公產以后，則勞動階級的利益，成為社會全體的利益，就沒有奴隸制度，沒有階級差別，生產力完全發達，人人皆得自由發展。國家這種東西自然消滅，自由的社會自然實現了。”[15]
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場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者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與資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根本區別，說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揭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和主要任務。無政府主義由于理論基礎的貧乏和實踐基礎的薄弱，雖然對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批評一再表示反對，但終究沒有作出像樣的回答，甚至也沒有像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張東蓀、梁啟超那么撰寫過像樣的文章進行反駁，結果自然也沒有挑起像樣的論戰。這樣，馬克思主義取得論爭的完全勝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對無政府主義論爭的勝利，對捍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起了重要作用，給大批激進青年清晰地指明了改造社會的前進方向和正確道路，這就是：只能通過階級斗爭，同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四、三次論爭與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通過對問題與主義之爭、基爾特社會主義之爭、無政府主義之爭的梳理，馬克思主義者初步揭示和闡明了三大原則：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如此，在論爭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者同時揭示和闡述了第四大原則：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在基爾特社會主義論爭中，已經觸及中國要不要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張東蓀認為：“黨是代表那階級的，若他背后沒有階級，必不成立。中國現在離勞動階級的完成與自覺尚早……這是說真正勞動者的國家之組織尚早。”[16]在張東蓀看來，中國實業不發達，無產階級人數極少，更談不上階級的覺悟，自然缺乏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如果沒有具備俄國勞農革命的條件卻要進行勞農革命，這是逾越階段，只能是偽赤化。針對張東蓀的挑釁，陳獨秀說，中國經濟雖然落后，但無產階級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中國無產階級不但遭到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且遭到國際帝國主義的殘酷掠奪和壓迫，“這種狀態，除了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是無法挽救的。中國勞動（農工）團體為反抗資本家資本主義而戰，就是為保全中國獨立而戰。只有勞動團體能夠達到中國獨立之目的。”[17]在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者強調了在中國成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
在無政府主義論爭中，是否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問題再次成為論爭雙方的議題。由于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組建自己的政黨，陳獨秀在給黃凌霜的信中指出：“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無產階級非有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不可，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都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18]李達指出：“所以無產階級革命，應先由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組織一個共產黨作指導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柱石，是無產階級的頭腦，共產黨人散布到全體中間宣傳革命，實行革命。”[19]旅歐的蔡和森提出，必須建立一個“主義明確，方法得當和俄一致的黨”，“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20]從論述中可以看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十分堅決地主張在中國創建共產黨。
在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從理論上駁斥了有關中國不需要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論調，回答了近代中國革命運動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這一根本問題，論證了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在實際工作中開始積極投身于工人運動實踐，向無產階級灌輸關于組織整個階級力量、建立黨組織，奪取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馬克思主義思想，啟發無產階級覺悟，幫助建立工會組織等，使廣大無產階級團結在共產黨早期組織周圍，清除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對工人運動和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影響。如北京、廣東等黨的早期組織為保持自身隊伍的純潔性，在創建過程中將無政府主義者清理了出去，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掃清了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總之，伴隨著幾次論爭，以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進程的加快，在中國成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已經成熟。從1920年春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開始討論在中國籌建無產階級政黨，到馬克思主義者在國內外相繼建立起8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再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中間歷時一年多。這一時間跨度，適逢馬克思主義者與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酣戰之時。兩者看似巧合，實非偶然，它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既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和時代變遷提出的重大實踐課題，也是需要馬克思主義者從歷史和時代高度給予科學解答的重大理論問題，其中免不了需要直面非馬克思主義者乃至反馬克思主義者的各種不解、誤解和曲解。唯其如此，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中國新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于20世紀20年代初成立，其歷史必然性問題就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得到了最好的證明，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三大論爭結出的最大碩果。
五、結論
綜上所述，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歷程中的三次論爭，馬克思主義者初步揭示和闡述了四個方面的原則：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些原則為新時期鄧小平概括“四項基本原則”提供了最初的雛形。眾所周知，“四項基本原則”命題是鄧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首次明確概括出來的，他指出，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21]“四項基本原則”提出后，先后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全黨全國人民遵循的基本準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鄧小平說：“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22]這就是說，“四項基本原則”雖然是改革開放后才被正式提出，但其思想基礎在此之前就已經明確下來了。問題在于，這一思想基礎是何時奠定的？有研究者認為，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奠定了“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理論基礎。[23]這一觀點雖然具有啟發意義，但它不是問題的正確答案。通過對1920年前后有關問題與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論爭的考察與梳理，筆者認為，這一思想理論基礎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已經大體確立，三大論爭已經為“四項基本原則”的明確提出和正式確立作了最初的奠基。
（作者為安徽師范大學政治學院教授）
[1]蔡尚思：《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2、294頁。
[2]《胡適文集》第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頁。
[3]蔡尚思：《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189、191頁。
[4]蔡尚思：《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245、698頁。
[5]《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1頁。
[6]《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頁。
[7]蔡尚思：《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4頁。
[8]蔡尚思：《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5、247、712頁。
[9]《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頁。
[10]《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
[11]《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頁。
[12]王檜林：《中國現代史參考資料（1919—1949）》上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頁。
[13]《蔡和森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頁。
[14]《李達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頁。
[15]《李達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頁。
[16]蔡尚思：《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0頁。
[17]《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頁。
[18]《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265頁。
[19]《李達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134頁。
[20]《蔡和森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8頁。
[2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頁。
[2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頁。
[23]梁柱：《毛澤東奠定立國之本的思想理論基礎》，《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6期。
